居荃培：《河岳英灵集》不选杜诗的原因蠡测
居荃培：《河岳英灵集》不选杜诗的原因蠡测摘要：在众多的唐人选唐诗选本中，《河岳英灵集》影响最大。但殷璠不选杜诗给后人留下了千载之谜，引发了众多猜测。明人胡应麟、今人傅璇琮从当时的客观条件来解释原因，本文从选诗者的主观原因来加以诠释。
关键词：《河岳英灵集》；杜诗；风骨；兴象
据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十一《集录》的记载，唐人选唐诗有二十余种。选诗家们往往通过编选诗歌来表达各自的诗歌主张和艺术观点，反映不同的审美标准。在众多的选本中，“惟丹阳殷璠，优劣升黜，咸当其分。”[1]（P192）（孙光宪《白莲集序》）和其它选本比，殷璠的《河岳英灵集》可谓风格独具，他既评论诗人揭示其创作风格，又标举佳篇名目并摘引佳句来说明。见解精到，观点鲜明，体现了新的美学标准。因此，在众多的唐人选唐诗集子中，唯有殷璠的《河岳英灵集》成就最高，影响最大。
《河岳英灵集》的卷首有《集序》和《集论》各一篇，介绍编选此书的目的和宗旨。在《集序》中，殷璠说：“璠虽不佞，窃尝好事，常愿删略群才，赞圣朝之美。爰因退迹，得遂宿心。粤若王维、王昌龄、储光羲等二十四人，皆河岳英灵也，此集即以《河岳英灵》为称，诗一百七十首，分为上下两卷。起甲寅，终癸巳。论次于序，以品藻各冠篇额。如名不副实，才不合道，纵权压梁窦，终无取焉。”[2]（P68）由序言可知，编者编选目的是“赞圣朝之美”。选诗范围是甲寅即开元二年（714年）至癸巳即天宝十二载（753年）间24人的诗作170首。编选的体例为：全书分上下两卷，卷首有序、论，然后选录作品，并对每个诗人逐一进行品评。殷璠在序中特别强调“如名不副实，才不合道，纵权压梁窦，终无取焉”。说明他在选诗时是严格按照自己的标准的。
《河岳英灵集》不选杜诗，给后人留下了千载之谜，让后来的研究者猜测不已。明人胡应麟在《诗薮·外编》卷三中说：“《河岳英灵》不取拾遗，《间气》、《极玄》兼遗供奉，宋人谓必有意，非也。《英灵》集于天宝，杜诗或未盛行。《间气》俱中唐，姚大半晚唐。惟《国秀》盛唐颇备，而不及二公。总之，当时议论未定，如庄生道术不及仲尼，尊与？贬与？未可测也。”[3]（P164）胡氏认为殷璠不选杜诗，是因为当时杜诗尚未盛行，没有最后定论，因此不选。今人李珍华和傅璇琮先生认为这一缺憾的原因也是客观条件造成的：“一是因为杜甫那时刚入诗坛不久；二是由于当时的交通条件，使僻居江东丹阳的殷璠不能及时得到困居长安的杜甫的诗歌创作信息。”[4]（P31）他们的观点并不新颖，实际上也是强调当时的客观条件造成了殷璠不选杜诗的原因。
殷璠在《集序》中曾说：“梁昭明太子撰《文选》，后相效著述者十余家，咸自称尽善。高听之士，或未全许。且大同至于天宝，把笔者近千人，除势要及贿赂者，中间灼然可尚者，五分无二。岂得逢诗辄赞，往往盈帙？盖身后立节，当无诡随，其应诠拣不精，玉石相混，致令众口销铄，为知音所痛。”[2]（P67）这段话说明殷璠不仅对以前的选本不满，而且对当时先他成书的芮挺章的《国秀集》也颇有微词。他强调“璠今所集，颇异诸家：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俦，论宫商则太康不逮，将来秀士，无致深惑。”[2]（P71）可见他并非按照时人的议论，而是有着自己独特的选诗标准的。
由此推测，殷璠的《河岳英灵集》不选杜诗主要是因为杜诗不合殷氏的选诗标准，是殷璠的主观原因——选诗标准造成的，而非当时的客观条件。那么，殷璠的选诗标准是什么呢？
殷璠在《集序》中对自南朝到盛唐的诗歌发展作了论述：“至如曹、刘，诗多直致，语少切对，或五字并侧，或十字俱平，而逸价终存。然挈瓶肤受之流，责古人不辨宫商，词句质素，耻相师范。于是攻乎异端，妄为穿凿，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兴象，但贵轻艳。虽满箧笥，将何用之？自萧氏以还，尤增矫饰。武德初，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2]（P67）指责南朝以来不少诗歌形式华美、内容空洞，因此他在《集论》中提出了自己的选诗标准：“璠今所集，颇异诸家：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俦，论宫商则太康不逮。”并以此对入选诗歌进行评论。由上面的两段话我们可以推测，殷璠在选诗时是重“声律风骨”和“兴象”的。
“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俦，论宫商则太康不逮。”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声律风骨始备”一语的诠释。盛唐诗歌在风骨方面直追建安诗人，所以能与“建安为俦”；在声律方面又吸取了南朝诗人的研究成果，所以说“论宫商则太康不逮”。殷璠虽然称道盛唐诗歌声律风骨兼备，但在具体评论诗人时，却重风骨轻声律。如评陶翰云：“既多兴象，复备风骨。”评高适云：“多胸臆语，兼有气骨，”评崔颢云：“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胡震亨认为“殷璠酷以声病为拘，独取风骨”，[5]（P322）有扭转积习，体现盛唐诗风之意。罗根泽也认为：“殷璠选诗虽‘文质半取’，然实卑薄声律，谓‘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兴象，但贵轻艳’的诗歌，‘虽满箧笥，将何用之？’可见，他虽不轻视诗之美，但尤重视诗之用；固不轻视诗的艺术价值，但尤重视诗的人生价值。”[6]（P59）由此可见，殷璠在选诗时是重质轻文的。这一点与初唐的陈子昂倡导“风雅比兴”和“汉魏风骨”是一脉相承的。殷璠的《河岳英灵集》可以说是陈子昂诗歌复古革新理想在选诗中的体现。殷璠在《集序》、《集论》和对诗人的评论中，都不遗余力的标榜建安风骨，而对六朝诗风极为不满。这一点他是继承陈子昂的主张，而与李白的观点相通，却同杜甫肯定六朝，尤其是推崇庾信、何逊、阴铿、鲍照等人的主张相左。《河岳英灵集》主选古体诗，是与殷璠标榜建安风骨（古体），轻六朝声律（新声）相联系的。从这一点似乎可以看作殷璠不选杜诗的一个原因。
我们知道，杜甫虽然主张古律并存，但他伟大的成就却在律诗上。这一点，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说“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秾莫备”，[2]（P66）就是认为杜甫的诗歌过于讲求诗律而缺少风骨。杜甫自己也多次在诗中谈到他对诗律的推崇和重视：杜甫要求自己“遣辞必中律”，（《桥陵诗三十韵》）以达到“思飘云物外，律中鬼神惊”（《敬赠郑谏议十韵》）的效果，直到晚年还有“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之语，可见杜甫对于诗律是一直在不断努力的。“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将杜甫从开元二十五年到天宝十三载所存的86首诗作了统计，其中五古17首，七古19首，五律31首，七律5首，五排16首，七绝2首，共计古体32首，近体54首，其比例为37％和63％。”[7]可见杜甫的创作以近体诗为主，在《河岳英灵集》成书之前即天宝十二载之前，杜甫全部的五古诗还不到十三首，仅占其创作的十分之一强。而“《英灵集》入选的作品，古体最多，律诗、绝句较少，入选的律诗、绝句，其中有一部分又杂有古调。”[8]这一点或许也是殷璠不选杜诗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吧。
殷璠在强调风骨的同时，还重视兴象。“夫文有神来、气来、情来，有雅体、野体、鄙体、俗体。编纪者能审鉴诸体，安详所来，方可定其优劣，论其取舍。”[2]（P67）关于“气来、情来”，林继中先生曾有精辟的解说：“如果说‘气来’与‘慷慨言志’有关，那么‘情来’则与‘兴趣幽远’有关……殷氏总结王孟一派创作经验，提出‘兴象’说，更明确的强调了幽远的志趣以及由这一境界映射出的一种高逸甚至幽冷的情调，此种情调已非力主‘慷慨言志’的‘气来’说所能包举……‘情来’说的核心是‘兴象’。”[9]（P236-237）“兴象”是殷璠提出的一个重要美学概念，“它是指诗歌中完整的审美意象，不过，这种审美意象偏重于指主体比较隐蔽的客体形象，然而它可以极大地感发人的性灵，产生浓厚的审美兴趣，启发人们丰富的想象。”[10]（P278）殷璠在这里所说的“兴象”不同于传统儒家所言的“美刺比兴”之“兴”，而类似于钟嵘《诗品》中所说的“文已尽而意有余”。殷璠在评论中常常以“兴象”赞美某些诗人，并赞美他们的作品具有深远幽雅的意境。如评陶翰云：“既多兴象，复备风骨。”评常建云：“其旨远，其兴僻，佳句辄来，唯论意表。”评王维云：“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唯论意表”、“皆出常境”就是指诗歌中所体现的那种无法用语言文字来表达的境界。“以兴象见长的诗人，大抵擅长描写山水田园等自然景物，如常建、刘昚虚、孟浩然等均是。”[1]（P191）而杜甫他擅长的则是客观的、写实的“社会描写”，往往寄主观于客观，也就是将自己的主观意识、思想感情融化在客观的具体描写之中，缺少幽远的志趣和丰富的余味。可见，杜甫的创作倾向和殷璠的审美观相去甚远，这一点或许也是殷氏不选杜诗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吧。
殷璠选诗既重“风骨”，又重“兴象”。这一点恰恰与盛唐诗歌的两个重要诗派——边塞诗派和山水诗派不谋而合。边塞诗派以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人为代表，他们的诗作以“风骨”（慷慨言志）见长。山水诗派以王维、孟浩然、常建为代表，他们的作品以“兴象”（兴趣幽远）见长。而杜甫在盛唐时期的诗作恰好游离于两派之间，既不属于边塞诗，也不属于山水诗。难怪殷璠的《河岳英灵集》没有选他的诗。
闻一多先生也曾对盛唐诗选本不选杜诗的现象进行研究，他说：“奇怪的是盛唐诗的几种选本没有一本选过杜甫的诗，可见他的作风在当时就跟《箧中集》相近，只因那还是太平时代，这种社会描写不太被人重视。如果杜甫不长于其他各种诗体的话，他的诗很有可能被埋没。”[11]其实并不是杜甫的“社会描写不太被人重视”，而是当时杜甫诗歌所描写的内容与殷璠“赞圣朝之美”的编选意图大唱反调。杜甫在天宝十二载以前，指斥社会弊端的作品虽然不算多，但却锋芒毕露，一针见血，不加掩饰。如：《前出塞》九首就是反对大唐帝国的开边政策，《兵车行》直控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丽人行》则是讽刺杨国忠兄妹荒淫豪奢的生活，《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心怀国事，忧念时局，寄慨遥深。这些诗都表现了诗人在开元天宝盛世表象之下强烈的社会危机感。《河岳英灵集》入选的作品大都蕴含着隐居田园山水的心境与禅机，需要读者慢慢的领会，比如常建、王维、孟浩然、刘昚虚等人的诗作。即使有指斥社会弊端的作品，也是以“气来”见长的汉魏古体，如高适、崔颢、薛据等人的诗作，而且往往都经过作者的艺术处理。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选诗者“赞圣朝之美”的良苦用心。这一点或许可以理解为殷璠不选杜诗的一个次要原因吧。
参考文献：
[1]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2]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4]李珍华傅璇琮。河岳英灵集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92。
[5]胡震亨。唐音癸签[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6]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2。
[7]杨胜宽。从《河岳英灵集》不选杜诗说到殷璠的选诗标准[J]。杜甫研究学刊1994（1）。
[8]王运熙杨明。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9]林继中。释“神来、气来、情来”说——盛唐文评管窥之一[A]。古代文学理论研究（11）[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0]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1]郑临川。闻一多说唐诗[A]。闻一多选唐诗[C]。长沙：岳麓书社，1986。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