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一个作家的证词
[i=s] 本帖最后由 猪头猪智慧 于 2011-6-20 12:37 编辑 [/i][attach]44594[/att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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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代,对一个拉丁美洲的年轻人来说,能从事写作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文学是不能够当饭吃的一个工作。
好的文学,使得读者不满足。他不接受本来就是这样的这个世界。他觉得,世界应该更好,这个世界应该改变。这种感觉是非常重要的。我称之为“改变的发动机”。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阅读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方式,能把句子变成形象
在今天的讲座上,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一位作家的故事。75年前,我出生在秘鲁南方的一个城市,叫阿列基帕市。我非常喜欢自己诞生的这个城市,因为它有很多的故事。我1岁的时候离开这座城市,搬到玻利维亚去了,我10岁之前都在那儿度过。5岁时,我就开始阅读了。开始阅读是我人生的一个关键点,而且是非常棒的一个转折点。我认为阅读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方式,你能够了解单词的意思,把这些句子变成形象,通过这些形象你能知道其他人的生活,仿佛在时空中旅行,把我的生命融入到其他的令人惊奇的、非常棒的、神奇的生活中去。对我来说,这是一种伟大的发现。这些阅读,使我的少年时代充满各种各样的传奇。这些阅读中的冒险故事,现在我可能不记得了,但或许是天生的对文学的爱好吧,我读到这些少年时的故事时会做一些补充,比如有些结局我不喜欢,我就自己把结局给改了,母亲告诉我,这就是我最初的写作。对文学的爱好与天赋,很可能导致了我的早熟。我记得的是,从少年时代就开始的阅读,对我来说是一种热情、一种激情,就像阳光照亮了我的少年和青年时代,非常强烈地丰富了我的生命和生活,使得我产生了一些想法,成为了一个作家。
在那个时代,对一个拉丁美洲的年轻人来说,能从事写作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文学是不能够当饭吃的一个工作。你不能靠这个工作过活。我所知道的绝大部分的作家,是利用节假时间或星期天的时候写作。也就是说,他们是有自由职业的,有能糊口的工作,比如律师、公务员、外交人员或者大学教师。他们只是业余时间写作。除了工作时间之外,他们为自己留下一些时间写作。当时我也是这样的,我想找一个比较自由的职业来做,比如律师、教书或者是做新闻。但我的天赋给我的爱好是文学。所有我做的工作———年轻时我做过不少工作,我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周末时间、放假时间,进行写作。
诗歌只允许卓越,我发现我不能做得卓越,所以写散文
很多人写的都是诗歌,因为诗歌是最早的文学模式。正如其他所有作家一样,我也不例外,我开始写的也是诗歌。但是我后来发现,一个伟大的作家,阿根廷的博尔赫斯,他曾经讲过,诗歌只允许卓越。后来我发现我不能做得卓越,所以开始写散文。从那时起,我只读诗歌,但不写诗歌了。我觉得诗歌必须达到一种完美,这是在其他方面很难达到的一种完美。所以散文作家总是偷偷地在心里非常羡慕诗人,因为我们意识到你写再好的散文,也不能达到诗歌那种完美的境界,那种纯洁、连贯。
上世纪的50年代,很多阿根廷剧团在利马进行演出,阿瑟·米勒的戏剧《一个推销员之死》,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受到它的启发,我马上动笔写了一个小小的戏剧,叫《印加的逃逸》,然后搬上了舞台。但在当时的秘鲁,戏剧表现是非常罕见的,所以我就改而写我的故事,写短篇小说。在那个年代,拉丁美洲是非常不统一的、分割的,特别从文化角度来讲,在秘鲁,我们不知道智利、哥伦比亚等邻国有什么诗人或者小说家、戏剧家,不知道他们都有些什么样的创作。我们所读的,都是从欧洲过来的东西。在那个年代,我们认为自己还是秘鲁人,是哥伦比亚人,我们没有成为一个集体。那个时候我的梦想,是能够离开秘鲁到欧洲去,特别是到巴黎去。我跟那个时代很多年轻人一样,都梦想着能到巴黎去。巴黎给人的感觉是艺术,是文学的殿堂。很多年轻人特别是有文学天赋的、有艺术才能的人,都有那个天真的想法。成为真正的作家,一定要到巴黎去生活。因为在那里能够变成艺术家,成为作家。
我在巴黎发现了拉丁美洲,写了第一部小说《城市与狗》
大学读完后,我有幸在西班牙读了博士学位,然后到巴黎住了七年。这七年对我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从文化角度讲,我欠了巴黎很多东西。但我在巴黎发现了拉丁美洲,这是非常重要的。从文化角度讲,秘鲁只是一个省,一个非常大的拉丁美洲的社区的省。我发现很多拉丁美洲的作家就在巴黎,或者至少在巴黎逗留过。在那个时代,那里住过阿根廷的胡里奥·阿里特萨,还有卡彭铁尔、聂鲁达等。
我开始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拉丁美洲作家了。我发现拉丁美洲作家不光有一些共同的问题,还有语言、文化上的共同点,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历史,也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在那些年中,有很多小说家进行了非常深的革新,包括形式、技术、叙述的方式等,都发生了变革。那是充满热情的年代,是一个重新认识自我的过程。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写了第一部小说,叫《城市与狗》,讲的是一个少年在军官学校学习的亲身经历。很久以后我发现,从那时开始,我总是通过同一个方式在写作。这是和其他作家不同的。比如说他们写的是他们想象中的一个过程,而我的写作,一直都是从记忆中的影像出发。你尽管会有一些经历、会有一些记忆,但有些东西还是很神秘的,能激起你的想象与幻想,给你一些暗示和想法。
我在军官学校待了两年,有些经历可能是令人痛苦的,但伴随着丰富的情感。秘鲁是一个分割得很厉害的国家。比如地理上,海岸、山区、热带雨林地区,非常分割化。另外从社会经济角度来说,也是很分割化的,有的地区是非常繁荣的,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和西方化的秘鲁没有任何联系的。那个时候拉丁美洲也是这样的。我是资产阶级家庭出生的,我对秘鲁的印象是非常片面的。在我小的时候,我并不了解很多国家真正发生的事。
在莱昂士巴士官学校,当时有来自所有地区的人,各个阶层的人都有,有比较优越阶层的,让很反叛的孩子去受军训,有些希望成为军人,还有一些是农民,当时奖学金比较普遍,能使比较贫困的人进入这个军事学院。这个学院就阶层来讲就像一个小秘鲁。当然军事纪律非常严格。有偏见也好,仇恨也好,各种各样社会阶层的东西都在那里显现,有些很暴力化。这个经历回忆起来并不是美好的,并不开心,但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在那里,我了解了我出生国家的情况,暴力情况、分割情况、秘鲁的社会。对我来说,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我原先读的小说中的冒险情景,我曾梦想着哪天我写一部小说,写出我的那种经历。所以《城市与狗》就是根据我在那里的真实经历而写的,是在1958年到1961年之间写成的。我写故事,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写的。
对我来说,生活中的某些东西,某些影像,可能会在我的脑海里沉淀下来,某些神秘的影像能够激励我进行文学创作,进行幻想、想象,当然还要花很多工夫,譬如修改、写了再改、改了再写。这样一个小说就成形了。
我非常喜欢福楼拜和福克纳
我写小说是很花工夫的。刚开始的时候我很不自信。特别是写一个故事的时候,特别是开头部分,都是要努力使我确信自己是有能力的,能够自己克服困难,把这个故事完成。克服自己的这种不自信。我非常羡慕一些作家,不光他们的天才、他们独特的创作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同时他们也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比如19世纪法国著名小说家福楼拜,我在1959年一到巴黎就看了他很多书,福楼拜的作品我都读了。我非常喜欢《包法利夫人》。但是他的一些书信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这些书信是一天天发生的事情,福楼拜每天写的信,信里除了爱情之外,还谈到了他如何构建小说。给人感觉他好像不是一个天才的作家,而是通过努力、通过坚持,才造就了他的才能。他是非常执著的,而且是自我批判型的。通过这种努力,一部作品在开始时可能是非常贫乏的,毫无色彩的,但你逐渐将它完善,直到成为一部杰作、天才之作为止。
福楼拜的作品对我非常重要,对我的帮助很大。如果他没有天赋的话,通过努力、通过恒心也可以产生才能,福楼拜的这一点,对我来说,是非常基本的一个概念。所以我觉得他是最伟大的文学大师。
还有一个美国作家,我非常崇拜,他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他对拉丁美洲的影响,还有法国文学的影响,这就是威廉·福克纳,我简直被他迷住了,他的散文,他的故事的影响力和力量性,他作品的聪明的建构,都能让人了解它是真实的。我的第二部作品《绿房子》,从格式、形式来讲,就是受了福克纳的影响。我和人类学家一起去了秘鲁的热带雨林,去亚马逊河的印第安人部落,在那里旅行了几个星期。对我来说,那是新面孔,那里还有一些没有被驯化的大自然,有些部落可能还处在石器时代,只有很少的现代化的特征。但是非常漂亮,风景非常棒。回到欧洲的时候,很多影像留在我的脑袋里,特别丰富。
我的第二部小说《绿房子》之后,是《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还有《叙事者》,这三部小说都是和我的经历相关。这跟《城市与狗》非常客观的描述不一样,《绿房子》是很主观的,有不同的叙事者,你能看到散文的风格,通过散文的风格,能在小说中看到一个一个厚度,看到热带雨林中迷宫式的风景,还有跟过去相关的一些传奇。这个小说除了讲述热带雨林的一些故事外,还讲述了秘鲁其他的海岸地区、北部沙漠地区可能发生的故事。它能让人们了解多样性、复杂性。因为秘鲁这个国家是非常分割化的,是非常多样的。
我写《酒吧长谈》的时候,非常感谢一位安全局的局长
我的第三部小说叫《酒吧长谈》,是我写作所有小说中最花工夫的一部。在秘鲁独裁时代时,我还是个孩子,到我们成年有8年时间,所以这8年时间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独裁,是军事独裁。秘鲁的真实生活被消除掉了。所有政党都被禁止了,这8年中政治史变成一个坏的历史,没有合法的政治。出现的只有地下的政治。我就读的圣马可大学是秘鲁最主要的大学之一,那里有一个传统,就是要有反抗的精神,要有不服从的精神。我去那个学校读书,也是这个原因。我当时是很叛逆的,特别是在最后三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在这个大学中有抵抗运动,有些地下组织。共产主义读书会是中左翼的一个组织,还有很小的抵抗运动,和共产党相联系的,共产党被当时的独裁体制几乎消灭了。我和那个团体在一年中保持着关系。很有意思。尽管我们能做的事情很少,我们的人数也很少,但我们确实是以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以个人的方式、以一种抵抗的方式。当时警察都是扮成学生来监视我们,所以行事都要当心,讲政治的话必须非常当心。很多老师和学生被关到监狱里,或者被流放了、流亡了。
我写《酒吧长谈》的时候,非常感谢一个人,我就认识他才几分钟,他是奥德利亚,一位安全局的局长。他原先是卖葡萄酒的,独裁者可能是他的朋友,他就成了安全局的头。很多学生被捕,我们买了毯子送到监狱里去,监狱长不允许,说要批准才能送去。我们五个学生组成代表团到政府和他们谈,我们到内政部去,到内政部安全局长那里去,那是非常老的一个大楼,有一些非常阴暗的走廊。我们这么恨的一个人,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看着我们。根本没跟我们打招呼,像看昆虫一样的看着我们,我们都是站着的,他坐着。我们那个时候非常害怕。我们跟他讲了我们来拜见他的原因,希望把毯子带给被逮捕的学生。他看着我们,他把一个抽屉打开,拿出一些纸给我们看,是我们大学里印刷的一份秘密报纸,他问,这是什么?你到大学就是为了抨击我?骂我?《酒吧长谈》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构思的。一个干瘦的人物,手里拿着报纸,给我看。感觉到他是非常可悲的一个人物,却给人的感觉非常可怕———有这么多人被捕了,我想哪一天能写一个小说,写那个独裁年代,就是通过那个人物来表现政权、权力的中心。我最费工夫的就是这部小说。在这部小说中我想显示的是一个独裁的政府,把整个社会都给污染了、毁了。哪怕和政治无关的东西,哪怕家庭生活,哪怕爱情,都被它污染了。你的职业生涯因为都是和政治相关的,和腐败的政治相关,你需要让步也好,退让也好,你不管是不是愿意,为了生存,都必须在道德上做出一些让步。我开始写这些小的故事,怎样把不同的人物、不同地区的人,联系起来,开始的一年我很迷茫,后来选择了通过长谈的方式,两个人物谈话的方式,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方式。谈话本身,使得他能引出其他人和其他人的对话。所以就变成了叙述化的谈话。把所有的人物、事实加进去。
这本书写了很多年。如果要我选一本能够留下来的书,就是《酒吧长谈》。因为我花了太多的工夫才把它写出来。
我喜欢的不是写作,而是再次写作:修改
前三部小说的方式都是一样的,我经历过的一些记忆,逐渐产生一个胚胎出来,然后经过很多费神的工夫。写一部小说对我来说,并不是坐在书房那里花几个小时的写作。逐渐的,你把它包裹起来,哪怕几个小时的写作之外,你都把自己卷进去了。不是刚开始写的时候,而是整个故事开始成形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情况。最大的努力,是刚开始的时候,特别是草稿出来。草稿出来,第一个版本已经有了,还是比较混乱的。但我确定,这个时候我的工作开始令人愉快了,非常开心。所以我喜欢。我喜欢的不是写作,是再次写作,我非常享受很多小时坐在那里写作。不像刚开始我必须强迫自己坐在书桌旁那样。一个人,不管你怎么努力,总是求乎上而得乎中的。但你要意识到,当一个人已经不能再写什么或者补充什么的时候,进行修改是非常重要的。但有时候你的修改,也不能让它太过频繁。我感觉到不能继续下去了,如果继续下去这个小说质量就要下降了。这个节点是非常重要的。一本小说写作两年或三年,已经和你自己创造的世界完全联系起来了,你要和它分割开来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一本小说写完的时候,你会怀念它,因为你生活的一部分就此消失了。一部小说结束,为了让真空的感觉消失,我会马上进行创作。在做最后的修改时,我已经在构思下一部作品了。
我有一种必须写的感觉,就是《世界末日之战》
为什么你会把某些生活的经历变为动力?以非常强的动力来写作?其他的经历,就没有这样的激励,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和其他的作家也交谈过,他们碰到这样的情况也是很迷惑。这些动力,特别是从创作角度来说成为动力的一些经历,有些可能是对你人生产生创伤的东西,被你无意识地藏在内心了。但我要强调的是,我写一些东西,因为我经历过这些事情,我并不是蓄意地去找一个经历,然后把这个经历变成我的故事。从来没有。有些事情在我生活中发生过了,产生过了,不可抗拒的动力促使我去写作。
这种感觉确实很奇怪。比如,我从来没想过去写那些不是发生在秘鲁的事情。并不是说我有民族情结,我只能写自己国家的事情。用西班牙语写秘鲁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年轻时代给我留下的印象,不可避免地要求我在我的故事中出现。
有一天,我看了一本非常棒的书,一本关于拉丁美洲的书,想了解拉丁美洲的人都该看看这本书,是巴西作家达·库尼亚的纪实文学《腹地》,一部充满激情的作品。写的是在巴西东北部20世纪的卡奴杜斯内战。当时的历史背景非常令人惊喜。没有什么暴力,就变成共和制了。君主制已经不能再流行下去了。人们有这种爱祖国情绪,相信新的制度会带来公正,能够为国家的发展带来很大的推动力的这种改变。东北部地区一些农民揭竿而起,反对共和国,但是怎么可能呢?这个共和国建立就是为了穷人谋福利的。
国家派了一个连去镇压,但是失败了。巴西这时感觉很不安了。政府不知道穷人为什么会揭竿而起,反对共和国。知识分子发明了一个理论:并不是穷人开始反对共和国,而是阿根廷在葡萄牙流亡的君主派的人在引导他们到东北部叛乱。因为原先英国和巴西在君主时代很有关系。开始派一个军团过去镇压叛乱,最后被打败。共和国的英雄在那里死掉了。这个军队到前线,写了报告,能把真实的事件搞混乱,所有东西都是假的,讲到蓝眼睛的农民,他说是英国人假扮的。幻觉的东西和真实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叛乱最后以很多农民死亡而结束。
达·库尼亚讲到,我们做了什么?他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事情,巴西变成了两个世界,完全不同了,这是非常狂热的,两个世界不相容,不能互相理解,就只能通过屠杀来解决。这让我非常惊奇,能了解什么是拉丁美洲,什么不是拉丁美洲。突然之间,我觉得要写一部小说。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会去写不了解的国家,没有去过的国家,写历史事件。这个国家讲的语言并不是我所写的语言。但我有一种必须写的感觉,我急着去写另外一部小说,就是《世界末日之战》。达·库尼亚已经变成了主人公,他在书中是随军记者。
我也写过拉丁美洲标志性的一个元帅,1931年,他通过铁腕统治国家。1974年我到巴西去工作了8个月,我听了很多有关土米西列(音)的故事,而且好像是不真实的故事,它的残酷、它的腐败,给人感觉他好像一个小丑一样的,完全把整个国家变成一出闹剧。我需要把这个讲出来。有些东西完全就是戏剧性的。总统府里做的事情,都是戏剧性的。这些事情,我感觉到必须写一部小说,我把听到的很多轶事,写入了《公羊的节日》,一个有关独裁者的故事。
一个作家可以通过更精确的语言为政治作出贡献,或者给予更大的透明性
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写我不了解的两个国家:刚果和爱尔兰。也是阅读的时候产生的灵感,有个人叫约瑟夫·康拉德,是非常著名的小说家,写冒险家的故事。我几年前看了他的传记,他到刚果的时候认识了一个爱尔兰人,在那里已经住了8年,他大开了眼界。在比利时殖民时代,就像欧洲人一样,军队进去,有商业,有现代化,有这些殖民地是很热情的想法,认为殖民是好事。罗杰·凯斯曼他知道发生了什么,特别是刚果的橡胶园里,欧洲人完全无法无天。康拉德的小说我读了很多次,认为是20世纪的杰作。他也曾经到亚马逊、哥伦比亚、秘鲁考察过,他控诉的,最重要的是对印第安人橡胶园所做的一些暴行。因为他20年的努力,在欧洲以至整个全世界都兴起一个潮流,开始控诉,特别是殖民主义对橡胶园施暴行的控诉。我开始对他进行研究。我开始写一部新的作品,非常神奇的一个人物,并不光是一个民族的英雄,他也是很不幸的一个人,他有很多东西不为人所知。还有很多神奇的故事,并不是在秘鲁发生的,是在我不了解的地方发生的。为此,我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
我总结一下我的这些经历。写作对我来说,总是非常神奇的,而且是记录生活冒险经历的一种很好的方式。你在创作中,你发现了一个故事。他原先死了,可能很多东西使你能让他复活。你的文字让他复活,让他再生,非常令人鼓舞,给人感觉就像是传奇。经过这么大的努力之后,你得到了回报,这就是写作给你的感受。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福楼拜有一句话,是在他的书信里讲到的,写作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并不是坐在书桌旁写几个小时,或者用电脑打出字来；而是根据你的写作生涯安排你的生活节奏。也并不是说让你和全世界隔离起来,生活在一个幻想的世界里。可能有些伟大作家是这样做的。但我并不喜欢这样的方式。我希望和街上的人有交流,不光是在我的书房里。写每天发生的、在我身边发生的故事。这些故事可能不需要持续连续,它就是生活中的故事。所以你了解新闻,了解街上发生了什么,新闻专业的经历对我写作是非常重要的。新闻专业使我能和社会、和人民生活在一起。这已经不光是在文学方面,而是你作为一个公民以及你的道德方面的力量。
你对城市景观有兴趣,对国家发展有兴趣,你就应该发出声音。你觉得哪些选择是正确的,你要维护它。你觉得应该批判的时候,就应该批判。你能够贡献什么东西就贡献什么东西。作为一个作家,你是在臆想的世界中旅行的一个人,你可以通过更精确的语言为政治做出贡献,或者给予更大的透明性。政治语言都是一些呆板的东西,老生常谈,这会使事实混淆。这个时候,作家确实能做出一些贡献。在政治演讲方面,政治辩论上,你也能做一些工作。有幻想、有想象,包括人的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也都需要幻想、需要想象。因为你在面临大的挑战的时候,我们的时代让我们在这个方面也可以做出贡献。并不是说所有的作家都要做政治家。要看你有没有兴趣。有些方式的辩论、讨论,你应该参与进去。对所有公民都一样,我们没有例外,我们不能让政客去操纵它。否则政治就变成一件很糟的事。
所有公民都应该参与进来,在整个政治、生活中。这个参与,肯定会产生更好的选择方式。
文学并不是消遣文学有一种批判的精神
最后的一个问题,我所做的事情,我生命中所写的东西,有什么用吗?除了让大家非常快乐的过几个小时,看过我书的人,能在他生命中留下什么痕迹吗?我认为是这样的,有很深的痕迹留下。不但能了解一些事实的经验,还有一些很重要的,我称之为“后遗症”,在历史上会产生一些影响。这些后遗症和影响是什么呢?好的文学作品不可避免地会为我们留下好的感觉,是说服自己的生命和整个世界。现实并不是我所想的那样,并不是我想的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战争与和平》、《包法利夫人》、《悲惨世界》,我们回到现实世界一看,与我们创造的世界比起来,我们真实世界多小啊!这确实是能留下一点痕迹的。这种痕迹,是一种不满足。
好的文学,使得读者不满足。他不接受本来就是这样的这个世界。他觉得,世界应该更好,这个世界应该改变。这种感觉是非常重要的。我称之为“改变的发动机”。如果人类对现在的世界完全满意的话,我们就不会从山洞里走出来了,就不会去发现新的东西了。正是因为这种不满足,使得我们要求一个更完整的、更好的、更不同的现实社会。所以,文学并不是消遣。文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文明的组成部分,特别是人类发展的组成部分。所以在我们的学习中,对于培养人才和培养公民来说,文学应该是非常基本的。更何况,文学有一种批判的精神。用很多时间去看诗歌、小说或者戏剧作品,当然,是很享受,幸福感也很强烈。这同样也是文学做出了贡献的。你的这种思想,会让社会流动起来,由于这贡献,会让社会不断进步。———此文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于2011年6月14日上午在上海外国语大学逸夫会堂所作的演讲。
同声传译俞瑜陈芷整理姚云青
来源：南方周末
链接：[url=http://nf.nfdaily.cn/nfzm/content/2011-06/17/content_25597376.htm]http://nf.nfdaily.cn/nfzm/content/2011-06/17/content_25597376.htm[/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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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tr][tr][td][/td][/tr][/table] 作家功成名就后接受的访谈或演讲，大抵意思不大。此刻这位作家，心态已经与当年写作时大异其趣。
作家即使成功了，也不适宜像歌手那样接受掌声和鲜花。作家的写作方式是静默的，作家的心路历程往往是迂曲复杂的，它们并不适合通过演讲的方式传递给他人。
那些容易被人记住的来自作家的演讲，往往具有政治演说的品格（比如“站在鸡蛋一边”），这部分说明，演说是政治家的技艺，不是作家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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