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人生的边上——杨绛先生百岁答问
[url=http://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1070838962.html]http://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1070838962.html[/url]坐在人生的边上——杨绛先生百岁答问发布时间:2011-07-08 11:35 作者:[url=http://21ccom.net/plus/search.php?typeid=11&keyword=杨绛&starttime=-1&channeltype=-1&orderby=sortrank&kwtype=1][color=#0000ff]杨绛[/color][/url] 字号：[color=#0000ff]大[/color] [color=#0000ff]中[/color] [color=#0000ff]小[/color] 点击: 2480次
[table=98%][tr][td] 摘要：杨绛先生近年闭门谢客，海内外媒体采访的要求，多被婉辞；对读者热情的来信，未能一一回复，杨先生心上很感歉疚。朋友们建议先生在百岁生日来临之际，通过答问与读者作一次交流，以谢大家的关心和爱护；杨绛先生同意，并把提问的事交给了年来投稿较多、比较熟悉的《文汇报·笔会》。我获此机会，有幸与杨先生作了以下笔谈。 ——本报记者 周毅
1
笔会：尊敬的杨先生，请允许我以提问来向您恭祝百岁寿辰。
您的生日是1911年7月17日。仔细论起来，您出生时纪年还是清宣统三年，辛亥革命尚未发生。请问，7月17这个公历生日您是什么时候用起来的？
杨绛：我父亲是维新派，他认为阴历是满清的日历，满清既已推翻，就不该再用阴历。
他说：“凡物新则不旧，旧则不新，新旧年者，矛盾之辞也，然中国变法往往如是。旧法之力甚强，废之无可废，充其量不过增一新法，与旧法共存，旧新年特其一例而已。”“今人相问，辄曰：‘汝家过旧历年乎，抑或新历年乎？’答此问者，大率旧派。旧派过旧历年，新派过新历年。但此所谓过年，非空言度过之谓，其意盖指祭祖报神……今世年终所祭之神，固非耶教之上帝，亦非儒家之先圣先贤，不过五路财神耳。此所谓神，近于魔鬼，此所谓祭，近于行贿。”
7月17这个公历生日是我一岁时开始用起来的。我一岁时恰逢中华民国成立。我常自豪说：“我和中华民国同岁，我比中华民国还年长一百天！”7月17日是我生日，不是比10月10日早一百天吗？
笔会：您从小进的启明、振华，长大后上的清华、牛津，都是好学校，也听说您父母家训就是：如果有钱，应该让孩子受好的教育。杨先生，您认为怎样的教育才算“好的教育”？
杨绛：教育是管教，受教育是被动的，孩子在父母身边最开心，爱怎么淘气就怎么淘气，一般总是父母的主张，说“这孩子该上学了”。孩子第一天上学，穿了新衣新鞋，拿了新书包，欣欣喜喜地“上学了！”但是上学回来，多半就不想再去受管教，除非老师哄得好。
我体会，“好的教育”首先是启发人的学习兴趣，学习的自觉性，培养人的上进心，引导人们好学，和不断完善自己。要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教育，让他们潜移默化。这方面榜样的作用很重要，言传不如身教。
我自己就是受父母师长的影响，由淘气转向好学的。爸爸说话入情入理，出口成章，《申报》评论一篇接一篇，浩气冲天，掷地有声。我佩服又好奇，请教秘诀，爸爸说：“哪有什么秘诀？多读书，读好书罢了。”妈妈操劳一家大小衣食住用，得空总要翻翻古典文学，现代小说，读得津津有味。我学他们的样，找父亲藏书来读，果然有趣，从此好（hào）读书，读好书入迷。
我在启明还是小孩，虽未受洗入教，受到天主教姆姆的爱心感染，小小年纪便懂得“爱自己，也要爱别人”，就像一首颂歌中唱的“我要爱人，莫负人家信任深；我要爱人，因为有人关心。”
我进振华，已渐长大。振华女校创始人状元夫人王谢长达太老师毁家办学，王季玉校长继承母志，为办好学校“嫁给振华”贡献一生的事迹，使我深受感动。她们都是我心中的楷模。
爸爸从不训示我们如何做，我是通过他的行动，体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训的真正意义的。他在京师高等检察厅厅长任上，因为坚持审理交通部总长许世英受贿案，宁可被官官相护的北洋政府罢官。他当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时，有位军阀到上海，当地士绅联名登报欢迎，爸爸的名字也被他的属下列入欢迎者的名单，爸爸不肯欢迎那位军阀，说“名与器不可假人”，立即在报上登启事声明自己没有欢迎。上海沦陷时期，爸爸路遇当了汉奸的熟人，视而不见，于是有人谣传杨某瞎了眼了。
我们对女儿钱瑗，也从不训示。她见我和锺书嗜读，也猴儿学人，照模照样拿本书来读，居然渐渐入道。她学外文，有个很难的单词，翻了三部词典也未查着，跑来问爸爸，锺书不告诉，让她自己继续查，查到第五部辞典果然找着。
我对现代教育知道的不多。从报上读到过美术家韩美林作了一幅画，送给两三岁的小朋友，小孩子高高兴兴地回去了，又很快把画拿来要韩美林签名，问他签名干什么，小孩说：“您签了名，这画才值钱！”可惜呀，这么小的孩子已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价值观的教育难道不应引起注意吗？
笔会：您是在开明家庭和教育中长大的“新女性”，和钱锺书先生结婚后，进门却需对公婆行叩拜礼，学习做“媳妇”，连老圃先生都心疼自己花这么多心血培养的宝贝女儿，在钱家做“不花钱的老妈子”。杨先生，这个转换的动力来自哪里？您可有什么良言贡献给备受困扰的现代婚姻？
杨绛：我由宽裕的娘家嫁到寒素的钱家做“媳妇”，从旧俗，行旧礼，一点没有“下嫁”的感觉。叩拜不过跪一下，礼节而已，和鞠躬没多大分别。如果男女双方计较这类细节，那么，趁早打听清楚彼此的家庭状况，不合适不要结婚。
抗战时期在上海，生活艰难，从大小姐到老妈子，对我来说，角色变化而已，很自然，并不感觉委屈。为什么，因为爱，出于对丈夫的爱。我爱丈夫，胜过自己。我了解钱锺书的价值，我愿为他研究著述志业的成功，为充分发挥他的潜力、创造力而牺牲自己。这种爱不是盲目的，是理解，理解愈深，感情愈好。相互理解，才有自觉的相互支持。
我与钱锺书是志同道合的夫妻。我们当初正是因为两人都酷爱文学，痴迷读书而互相吸引走到一起的。锺书说他“没有大的志气，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这点和我志趣相同。
我成名比钱锺书早，我写的几个剧本被搬上舞台后，他在文化圈里被人介绍为“杨绛的丈夫”。但我把钱锺书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价值。我赖以成名的几出喜剧，能够和《围城》比吗？所以，他说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不仅赞成，还很高兴。我要他减少教课钟点，致力写作，为节省开销，我辞掉女佣，做“灶下婢”是心甘情愿的。握笔的手初干粗活免不了伤痕累累，一会儿劈柴木刺扎进了皮肉，一会儿又烫起了泡。不过吃苦中倒也学会了不少本领，使我很自豪。
钱锺书知我爱面子，大家闺秀第一次挎个菜篮子出门有点难为情，特陪我同去小菜场。两人有说有笑买了菜，也见识到社会一角的众生百相。他怕我太劳累，自己关上卫生间的门悄悄洗衣服，当然洗得一塌糊涂，统统得重洗，他的体己让我感动。
诗人辛笛说钱锺书有“誉妻癖”，锺书的确欣赏我，不论是生活操劳或是翻译写作，对我的鼓励很大，也是爱情的基础。同样，我对钱锺书的作品也很关心、熟悉，1989年黄蜀芹要把他的《围城》搬上银幕，来我家讨论如何突出主题，我觉得应表达《围城》的主要内涵，立即写了两句话给她，那就是：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
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意思是“围城”的含义，不仅指方鸿渐的婚姻，更泛指人性中某些可悲的因素，就是对自己处境的不满。钱锺书很赞同我的概括和解析，觉得这个关键词“实获我心”。
我是一位老人，净说些老话。对于时代，我是落伍者，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轻的朋友，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吸引、支持和鼓励，两情相悦。我以为，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能做知心的朋友，也该是能做得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门当户对及其他，并不重要。
笔会：您出生于1911年，1917年即产生了新文学革命。但您的作品，不论是四十年代写的喜剧，还是后来写的《洗澡》《干校六记》等，却没有一点通常意义上“现代文学”的气息。请问杨先生，您觉得您作品中和时代氛围的距离来自哪里？
杨绛：新文学革命发生时，我年纪尚小；后来上学，使用的是政府统一颁定的文白参杂的课本，课外阅读进步的报章杂志作品，成长中很难不受新文学的影响。不过写作纯属个人行为，作品自然反映作者各自不同的个性、情趣和风格。我生性不喜趋时、追风，所写大都是心有所感的率性之作。我也从未刻意回避大家所熟悉的“现代气息”，如果说我的作品中缺乏这种气息，很可能是因为我太崇尚古典的清明理性，上承传统，旁汲西洋，背负着过去的包袱太重。
笔会：创作与翻译，是您成就的两翼。特别是历经“大跃进”、“文革”等困难年代、最终完成《堂吉诃德》的翻译，已是名著名译的经典，曾作为当年邓小平送给西班牙国王的国礼。很难想象这个工作是您47岁自学西班牙语后开始着手进行的。您对堂吉诃德这位骑士有特别的喜爱吗？您认为好的译者，有良好的母语底子是不是比掌握一门外语更重要？
杨绛：这个提问包含两个问题。我先答第一个。
我对这部小说确实特别喜爱。这也说明我为什么特地自学了西班牙语来翻译。堂吉诃德是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眼前的东西他看不见，明明是风车的翅膀，他看见的却是巨人的胳膊。他一个瘦弱老头儿，当然不是敌手，但他竟有胆量和巨人较量，就非常了不起了。又如他面前沙尘滚滚，他看见的是迎面而来的许多军队，难为他博学多才，能数说这许多军队来自哪些国家，领队的将军又是何名何姓。这等等都是象征性的。
我曾证明塞万提斯先生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所以他的遗体埋在三位一体教会的墓园里；他被穆尔人掳去后，是三位一体教会出重金把他赎回西班牙的。虽然他小说里常有些看似不敬之辞，如说“像你妈妈一样童贞”，他也许是无意的，也许是需要表示他的小说不是说教。但他的小说确是他信仰的产物。
现在我试图回答第二个问题。
“作为好的译者，有良好的母语底子是不是比掌握外语更重要？”
是的。翻译是一项苦差，因为一切得听从主人，不能自作主张，而且一仆二主，同时伺候着两个主人：一是原著，二是译文的读者。译者一方面得彻底了解原著；不仅了解字句的意义，还需领会字句之间的含蕴，字句之外的语气声调。另一方面，译文的读者要求从译文里领略原文，译者得用读者的语言，把原作的内容按原样表达；内容不可有所增删，语气声调也不可走样。原文弦外之音，只能从弦上传出；含蕴未吐的意思，也只附着在字句上。译者只能在译文的字句上用功夫表达，不能插入自己的解释或擅用自己的说法。译者须对原著彻底了解，方才能够贴合着原文，照模照样地向读者表达，可是尽管了解彻底未必就能照样表达。彻底了解不易，贴合着原著照模照样的表达更难。
末了我要谈谈“信、达、雅”的“雅”字。我曾以为翻译只求亦信亦达，“雅”是外加的文饰。最近我为《堂吉诃德》第四版校订译文，发现毛病很多，有的文句欠妥，有的辞意欠醒。我每找到更恰当的文字或更恰当的表达方式，就觉得译文更信更达、也更好些。“好”是否就是所谓“雅”呢？（不用“雅”字也可，但“雅”字却也现成。）福楼拜追求“最恰当的字”（Le motjuste）。用上最恰当的字，文章就雅。翻译确也追求这么一个标准：不仅能信能达，还要“信”得贴切，“达”得恰当——称为“雅”也可。我远远不能达到这个目标，但是我相信，一切从事文学翻译的人都意识到这么一个目标。
2
笔会：钱锺书先生天分、才学过人，加上天性淘气，臧否人事中难免显示他的优胜处。曾有人撰文感叹“钱锺书瞧得起谁啊！”杨先生，您为什么从来不承认钱先生的骄傲？
杨绛：钱锺书只是博学，自信，并不骄傲，我为什么非要承认他骄傲不可呢？
钱锺书从小立志贡献一生做学问，生平最大的乐趣是读书，可谓“嗜书如命”。不论处何等境遇，无时无刻不抓紧时间读书，乐在其中。无书可读时，字典也啃，我家一部硕大的韦伯斯特氏（Webster's）大辞典，被他逐字精读细啃不止一遍，空白处都填满他密密麻麻写下的字：版本对照考证，批评比较等等。他读书多，记性又好，他的旁征博引、中西贯通、文白圆融，大多源由于此。
钱锺书的博学是公认的，当代学者有几人能相比的吗？
解放前曾任故宫博物院领导的徐森玉老人曾对我说，如默存者“二百年三百年一见”。
美国哈佛大学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哈里·莱文（HarryLevin）著作等身，是享誉西方学坛的名家，莱文的高傲也是有名的，对慕名选他课的学生，他挑剔、拒绝，理由是“你已有幸选过我一门课啦，应当让让别人……”。就是这个高傲的人，与钱锺书会见谈学后回去，闷闷冒出一句“我自惭形秽。”（I'mhumbled!）陪同的朱虹女士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所知道的一切，他都在行。可是他还有一个世界，而那个世界我一无所知。”
钱锺书自己说：“人谓我狂，我实狷者。”狷者，有所不为也。譬如锺书在翻译《毛泽东选集》的工作中，就“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他乖乖地把自己变成一具便于使用的工具，只闷头干活，不出主意不提主张。他的领导称他为“办公室里的夫人”，他很有用，但是不积极。
人家觉得钱锺书“狂”，大概是因为他翻译《毛选》，连主席的错儿都敢挑。毛著有段文字说孙悟空钻到牛魔王的肚里，熟读《西游记》的锺书指出，孙猴儿从未钻到牛魔王的肚里，只是变了只小虫被铁扇公主吞入肚里。隐喻与原著不符，得改。
钱锺书坚持不参加任何党派，可能也被认为是瞧不起组织，是骄傲。其实不然，他自小打定主意做一名自由的思想者（freethinker），并非瞧不起。
很多人有点儿怕钱锺书，因为他学问“厉害”，他知道的太多，又率性天真，口无遮拦，热心指点人家，没有很好照顾对方面子，又招不是。大家不怕我，我比较收敛。锺书非常孩子气，这方面就像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但钱锺书也很风趣，文研所里的年轻人（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对他又佩服又喜爱。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辑出版的《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几十篇文章的作者，都是对他又敬又爱的好友。
笔会：钱锺书先生拟写的西文著作《<管锥编>外编》当初是怎样构思的？为什么没有完成？有没有部分遗稿？
杨绛：钱锺书拟用西文写一部类似《管锥编》那样的著作，取名《<管锥编>外编》，起意于《管锥编》完成之后。这种想法并非完全没有基础，他生前留下外文笔记178册，34000多页。外文笔记也如他的《容安馆札记》和中文笔记一样，并非全是引文，也包括他经过“反刍”悟出来的心得，写来当能得心应手，不会太难，只有一一查对原著将花费许多精力时间。锺书因为没有时间，后来又生病了，这部作品没有写成。
钱锺书开的账多，实现的少；这也难怪，回顾他的一生，可由他自己支配的时间实在太少太少，尤其后半生。最后十来年干扰小了，身体又不行了。唉，除了遗憾和惋惜，还能说什么呢？
笔会：在您翻译的四部作品中，《斐多》是您的跨界之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而进入哲学，苏格拉底面对死亡“愉快、高尚的态度”令人印象深刻。这本对治忧愁的译作，有纪念钱先生的特别意义吗？
杨绛：1997年早春，1998年岁末，我女儿和丈夫先后去世，我很伤心，特意找一件需要我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的工作，逃避我的悲痛，因为悲痛是不能对抗的，只能逃避。
我选定翻译柏拉图《对话录》中的《斐多》，我按照自己翻译的习惯，一句句死盯着原译文，力求通达流畅，尽量避免哲学术语，努力把这篇盛称语言生动如戏剧的对话译成戏剧似的对话。
柏拉图的这篇绝妙好辞，我译前已读过多遍，苏格拉底就义前的从容不惧，同门徒侃侃讨论生死问题的情景，深深打动了我，他那灵魂不灭的信念，对真、善、美、公正等道德观念的追求，给我以孤单单生活下去的勇气，我感到女儿和锺书并没有走远。
应该说，我后来《走到人生边上》的思考，也受到《斐多》的一定启发。
笔会：听说《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二十册即将出版，是吗？
杨绛：这个消息使我兴奋不已。我要向北京商务印书馆内外所有参加这项工程的同志表示感谢。《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依据钱锺书手稿影印而成，所收中文笔记手稿八十三本，形制各一，规格大小不一，因为年代久远，纸张磨损，有残缺页；锺书在笔记本四周和字里行间，密密麻麻写满小注，勾勾画画，不易辨认。锺书去世不久，我即在身心交瘁中，对他的全部手稿勉行清理和粗粗编排，此中的艰难辛苦，难以言表。此次商务组织精悍力量，克服种种困难精心编订目录，认真核对原件，核对校样，补充注释，工作深入细致，历时三年有余，成效显著，这怎使我不佩服和感激莫名！相信锺书和襄成此举的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德炎同志地下有知，也会感到欣慰。
《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2003年出版时，我曾作序希望锺书一生孜孜矻矻积聚的知识，能对研究他学问和研究中外文化的人有用；现今中文笔记出版，我仍这样想。私心期盼有生之年还能亲见《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出版，不知是否奢望。
3
笔会：杨先生，您觉得什么是您在艰难忧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质，最值得骄傲的品质，能让人不被摧毁、反而越来越好的品质？您觉得您身上的那种无怨无悔、向上之气来自哪里？
杨绛：我觉得在艰难忧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质，是肯吃苦。因为艰苦孕育智慧；没有经过艰难困苦，不知道人生的道路多么坎坷。有了亲身经验，才能变得聪明能干。
我的“向上之气”来自信仰，对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赖。总之，有信念，就像老百姓说的：有念想。
抗战时期国难当头，生活困苦，我觉得是暂时的，坚信抗战必胜，中华民族不会灭亡，上海终将回到中国人手中。我写喜剧，以笑声来作倔强的抗议。
[/td][/tr][/table] 我们身陷上海孤岛，心向抗战前线、大后方。当时凡是爱国的知识分子，都抱成团。如我们夫妇，陈西禾，傅雷，宋淇等，经常在生活书店或傅雷家相会，谈论国际国内战争形势和前景。我们同自愿参加“大东亚共荣圈”的作家、文化人泾渭分明，不相往来。
有一天，我和钱锺书得到通知，去开一个不记得的什么会。到会后，邻座不远的陈西禾非常紧张地跑来说：“到会的都得签名。”锺书说：“不签，就是不签！”我说：“签名得我们一笔一划写，我们不签，看他们怎么办。”我们三人约齐了一同出门，把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扬长而去，谁也没把我们怎么样。
到“文化大革命”，支撑我驱散恐惧，度过忧患痛苦的，仍是对文化的信仰，使我得以面对焚书坑儒悲剧的不时发生，忍受抄家、批斗、羞辱、剃阴阳头……种种对精神和身体的折磨。我绝对不相信，我们传承几千年的宝贵文化会被暴力全部摧毁于一旦，我们这个曾创造如此灿烂文化的优秀民族，会泯灭人性，就此沉沦。
我从自己卑微屈辱的“牛鬼”境遇出发，对外小心观察，细细体味，一句小声的问候，一个善意的“鬼脸”，同情的眼神，宽松的管教，委婉的措辞，含蓄的批语，都是信号。我惊喜地发现：人性并未泯灭，乌云镶着金边。许多革命群众，甚至管教人员，虽然随着指挥棒也对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挥拳怒吼，实际不过是一群披着狼皮的羊。我于是更加确信，灾难性的“文革”时间再长，也必以失败告终，这个被颠倒了的世界定会重新颠倒过来。
笔会：能谈谈您喜欢的古今作家吗？
杨绛：这个题目太大了，只好作个概括性的回答。我喜欢和人民大众一气的作家，如杜甫，不喜欢超出人民大众的李白。李白才华出众，不由人不佩服，但是比较起来，杜甫是我最喜爱的诗人。
笔会：杨先生，您一生是一个自由思想者。可是，在您生命中如此被看重的“自由”，与“忍生活之苦，保其天真”却始终是一物两面，从做钱家媳妇的诸事含忍，到国难中的忍生活之苦，以及在名利面前深自敛抑、“穿隐身衣”，“甘当一个零”。这与一个世纪以来更广为人知、影响深广的“追求自由，张扬个性”的“自由”相比，好像是两个气质完全不同的东西。这是怎么回事？
杨绛：这个问题，很耐人寻思。细细想来，我这也忍，那也忍，无非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内心的平静。你骂我，我一笑置之。你打我，我决不还手。若你拿了刀子要杀我，我会说：“你我有什么深仇大恨，要为我当杀人犯呢？我哪里碍了你的道儿呢？”所以含忍是保自己的盔甲，抵御侵犯的盾牌。我穿了“隐身衣”，别人看不见我，我却看得见别人，我甘心当个“零”，人家不把我当个东西，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个透。这样，我就可以追求自由，张扬个性。所以我说，含忍和自由是辨证的统一。含忍是为了自由，要求自由得要学会含忍。
笔会：孔子“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那一段话，已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成为一个生命的参照坐标，不过也只说到“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期颐之境，几人能登临？如今您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觉吗？能谈谈您如今身在境界第几重吗？
杨绛：我也不知道自己如今身在境界第几重。年轻时曾和费孝通讨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懂，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时间跑，地球在转，即使同样的地点也没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现在我也这样，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每天看叶子的变化，听鸟的啼鸣，都不一样，newexperince and new feeling in everyday。
树上的叶子，叶叶不同。花开花落，草木枯荣，日日不同。我坐下细细寻思，我每天的生活，也没有一天完全相同，总有出人意外的事发生。我每天从床上起来，就想“今天不知又会发生什么意外的事？”即使没有大的意外，我也能从日常的生活中得到新体会。八段锦早课，感受舒筋活络的愉悦；翻阅报刊看电视，得到新见闻；体会练字抄诗的些微进步，旧书重读的心得，特别是对思想的修炼。要求自己待人更宽容些，对人更了解些，相处更和洽些，这方面总有新体会。因此，我的每一天都是特殊的，都有新鲜感受和感觉。
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
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
笔会：有人认为好性情只能来自天生，但您的好性情，来自您一直强调的“修炼”。您大部分作品是70岁以后创作的，堪称“庾信文章老更成”的典范。您认为“人是有灵性、有良知的动物。人生一世，无非是认识自己，洗练自己。”您看重曾参所说，“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在《走到人生边上》的自问自答中，您得出的结论是“天地生人，人为万物之灵。神明的大自然，着重的该是人，不是物；不是人类创造的文明，而是创造文明的人。只有人类能懂得修炼自己，要求自身完善。”“这个苦恼的人世，恰好是锻炼人的处所，经过锻炼才能炼出纯正的品色来。”对您这些话，我没有疑问，也不求回答。在此复述一遍，只为给您一个响应。
最后问一下，您和钱锺书先生作品收入所得设立的“好读书奖学金”是怎么运作的，运转得好吗？
杨绛：由钱锺书和我的作品收入所得、于2001年建立的“好读书奖学金”，设在我们的母校清华大学。截至2011年5月为止，基金已由起初的72万元，增至929万元。为268名品学兼优的清华学子颁发了奖学金，获奖的学生中有的也是我和钱锺书作品的读者。他们手写书信给我，谈谈自己的成长和校园生活，我由此得知现代大学生的一些状况和心态。有的同学说我与清华同岁，邀我百年校庆时回校与清华同过生日。我曾请获奖同学来家作客。大家说说笑笑顶高兴。他们争着翻阅钱锺书批注的韦氏大辞典，对老学长的精深细致惊叹不已。
“好读书奖学金”由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管理，他们运作很好。我们的信托协议中有约：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在享有钱杨作品的财产权利的同时，有保护钱锺书、杨绛作品著作权及其人身权利的义务，我对基金会认真履行约定感到满意。
“好读书奖学金”在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众多的项目中，基金数额不是很高，但他们很重视这项奖学金的人文含蕴和它背后的故事，我们合作愉快。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会长贺美英女士是贺麟先生的女儿，我们住干面胡同时的邻居小友，她和基金会的同志对我很关心，常来看望，大家成了朋友。钱锺书逝世十周年，基金会请来锺书在社科院的同事罗新璋、薛鸿时先生演讲，介绍钱锺书的学术人生。夜晚，同学们聚集大草坪，用烛光、朗诵和提琴演奏追思他们的老学长。我年老，未能身临其境，但深为他们的真诚感动。
4
笔会：亲爱的杨先生，我曾写过一篇短文，赞美您有“种子之性”，柔弱，又坚韧，深自敛抑，且一生有少女相。我的几位师友看了，觉得文章还少了一层意思，那就是“种子的信仰”。我现在把他们特意找出来的梭罗的这首诗抄在这里，献给您，真的算恭恭敬敬为您拜一个寿——
Though I do not believe
that a plant will spring up
where no seed has been,
I have great faith in a seed.
Convince me that you have a seed there,
and I am prepared to expect wonders.
——Henry David Thoreau
我不相信
没有种子
植物也能发芽，
我心中有对种子的信仰。
让我相信你有一颗种子，
我等待奇迹。
——梭罗
恭祝您健康快乐，智慧平安！
杨绛：我一向把理解我作品的读者当成知心的朋友，感谢朋友们多年对我的关心和鼓励。我现在很好，很乖，虽然年老，不想懒懒散散，愿意每天都有一点进步，better myself in every way，过好每一天。
我从年初开始，再次用毛笔练小楷，抄写锺书的《槐聚诗存》，一天写几行。练练字，也通过抄诗与他的思想诗情亲近亲近，今天（6月19日）凌晨两点，全部抄完。
我有时也写点小文章，多属杂忆与杂写之类，等将来攒到一定数量，当结集出版请大家指教。
来源: 文汇网 | 来源日期：2011-07-08 | 责任编辑：程仕才 每读杨绛，像读一本人性启示录。生命的向上过程，竟然可以持续到百岁，而且，貌似还得来全不废功夫。神奇。 ****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 这对夫妻真是绝配。 现代版的李清照与赵明诚。
天作之合，志同道合，甘苦与共，伉俪情深，是为绝配。 有些名老人活成精，让人生厌，杨先生却依旧清清爽爽。再过几天她就满满百岁了，真是难得。 感慨。还是感慨。 真正意义上的名媛。 better myself in every day
这话记下了。
看一遍杨先生的话就有收获。 杨绛先生今日迎来百岁生日
[img=15,16]http://www.dfdaily.com/images/s-logo_14.gif[/img] 作者 中国广播网 发表于2011-07-17 11:382011年7月17号，是著名的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文学大家钱钟书先生的妻子——杨绛的百岁生日。
[align=center][img=475,315]http://image.dfdaily.com/2011/7/17/63446499452501000007.jpg[/img]
杨绛先生（资料图） [/align] 中广网北京7月17日消息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今天是2011年7月17号，我们在这里要祝福一位老人的百岁生日。她，就是著名的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文学大家钱钟书先生的妻子——杨绛。
对亿万读者来说，杨绛的名字代表着《堂吉诃德》的经典翻译，代表着小说《洗澡》的心灵文字，代表着《我们仨》的温暖回忆。（“诃”音同“喝”）
百岁生日对人生来说实在难得，但杨绛先生的亲友告诉我们，遵从老人的意愿，不搞仪式和特殊化，这一天，一如往常的每一天。中国之声记者走访多位杨绛先生的亲友，用特殊的方式送上一份对百岁老人的生日祝福。
这是北京的市中心，小区却很安静，果然，杨绛先生的家是楼群中唯一一个没有封闭阳台窗户的。
记者：请问这是杨绛先生家吗？ 应答：对，请问您哪位啊？她太累了，让她休息休息吧。
[align=center][img=384,500]http://image.dfdaily.com/2011/7/17/63446499086829125008.jpg[/img]
杨绛与钱钟书早年留影（资料图）[/align]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按响楼下的门铃，“先生一贯拒绝采访”也立刻得到印证。
薛鸿时：她每天自己下楼已经有点困难了吧，就在房间里头锻炼身体什么的，时间表跟我们不一样，她往往到凌晨一点了才睡觉，六点多起来，吃完午饭后再睡个午觉，每天都写字。说话的薛洪时是杨先生早年的同事，也是工作中的后辈，杨绛先生身边的人说，常去家里探望的亲友特别多，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偶尔借着工作的名义去拜访，给杨先生带的她最喜欢的礼物，是网上文章打印出来的文字资料。
李昕：我给她带了一打材料，她说你等等啊，这一打材料一会儿功夫，有时候是上万字啊，当着我的面全部看完。她读完后还可以给你讲中间的东西，她一边读还一边常常会心微笑，我们常常坐在那儿在欣赏她在阅读。
亲友们说，杨绛先生至今坚持写作，近些年耳朵不好，但当面见到她，总能感到她兴致很高。今天是杨绛百岁生日，钱钟书先生的堂弟钱钟鲁昨天提前到堂嫂家里为她祝寿。
钱钟鲁：今天她特别带了助听器跟我们讲话，她对我两个孙女去特别高兴，她说你给我带来了福气，我说你给我带来福气。她的100岁，我们一定要让她开开心心的，所以今天我们带了蛋糕一起祝贺她生日，她说非常高兴，一起照了点相。
去探望的人们都说，家里的花篮已经多得放不下，书桌还是整洁布置。
李昕：精力允许的话她会陆陆续续的会把《洗澡》的续篇写出来，而且她还给我说她还在搞《红楼梦》的研究，谈到她会写一些有关《红楼梦》的随笔，最后可能会结集出版。人们期待她的作品，92岁时，她的散文集《我们仨》出版，创下自己散文作品集印数新高，那时的达观，今天仍在。
杨绛：很多人关心我的，有的人说我们喜欢读你的书，看了我的书挺欣赏就是我的朋友啊，我就谢谢你们大家！
期待一位百岁老人新的创作，这并不是神话，因为她是杨绛。她的译作《堂吉诃德》可以不朽，长篇《洗澡》还待续篇，多年来，读者通过她的作品认识杨绛，而她的事业也成为很多共事者的记忆。杨绛先生百岁，我们祝福一位老人的同时，更感佩学术的长青。
《干校六记》、《杂忆与杂写》、《将饮茶》，从上世纪80年代起，杨绛不断有新作，直到新世纪的《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读者眼中的杨绛，已不停留于《堂吉诃德》和《洗澡》，而她和钱钟书两人因此产生的稿费，却早已不入自己的账。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说，这笔钱已经攒了近千万。
李昕：他们的稿费实际上他们自己都不领的，我们每次去看杨先生实际上只带一张稿费通知单，给杨先生报一个账，告诉她你又有多少多少稿费了，但这些稿费我们已经全部给您转到清华大学“好读书”基金会里去了。 最让人羡慕的是，准备好，清清爽爽地回家。 [align=center][img=385,327]http://image.dfdaily.com/2011/7/17/63446499241360375010.jpg[/img]
杨绛文集（资料图）[/align] “好读书”是杨绛和钱钟书夫妇早年就商量好的奖学金名称，“好读书，读好书”，这是类似家训的句子。在很多人看来，“读书人”也是他们最好的写照。杨绛先生工作时的伙伴董衡巽一直把她尊为自己翻译的导师。
董衡巽：钱先生也很推崇杨先生的翻译，按钱钟书的标准，她在翻译上达到了化境，既神似又形似，就是出神入化的化，这在翻译上是非常难取得的成就。
《堂吉诃德》中译本作为国礼被赠送西班牙贵宾时，亲手送出的邓小平并不知道，杨绛是在翻译之前才学的西班牙语。上世纪80年代初，薛鸿时曾经作为钱杨夫妇的助手，在工作中密切接触，他把这比作“难得的至宝”。
薛洪时：开始的时候的文章开头in brief我就说“总之”，杨先生就说“总之”是用于总结上文的，一开头就是“总之”是不对的，因为这是对别人对他的提问的一个书面答复，意思就说你所问我的问题，扼要的说，brief是“扼要”的说。
这个字句的点拨，薛老记了三十年。
[align=center][img=300,227]http://image.dfdaily.com/2011/7/17/634464993249072500011.jpg[/img]
钱钟书一家三口（资料图）[/align] 对于一个百岁老人来说，不问收入、不计名利，杨绛的写作，果真如她自己所说，是“做自己想做的事”。采访一位百岁老人身边的人，在这些后辈眼中，杨绛既教学问，也教做人。
薛鸿时：他们两个人在清华相识之初的时候钱先生就说我志气不大，只想做做学问贡献一生，杨先生也是这样，他们俩个属于志趣相投，他们两个人的感情确实是非常非常深厚非常难得的。
作为这对夫妻早年的助手，薛鸿时在谈话中反复讲着他们给予的“做人”指引。身边的普通同事，杨绛都要一一在生活上关照到。
薛鸿时：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每月工资只有六十多块钱嘛，生活都是捉襟见肘的，但是每年三节，就是春节，五一，十一杨先生就给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小辈每家都要给我们红包的。她连那个玻璃瓶罐头也洗干净的，拿了一大书包让我带给当时住在大院的那个人家。
80年代搬到现在的家，杨绛多次在不同场合表达对自己寓所的喜爱，“有个安稳的地方”似乎已经让她满足。杨绛：我没有订牛奶，每天给他们亲手做豆浆。要打得非常非常细，我还会做杏仁酱，那个杏仁酱好吃着呢，我自己做豆浆，我还发明花生可以搁在里头，核桃也可以做。
[align=center][img=276,400]http://image.dfdaily.com/2011/7/17/634464994082041250g.jpg[/img][/align][align=center]杨绛和钱钟书1934年在北平（资料图）[/align] 杨绛先生珍贵的访谈录音里，找到最多的内容也还是对生活的小满足。说这些话时，她已经年过九旬，女儿和丈夫都已经从生活中远走，她把一家人的“失散”描绘成书中一个梦境。钱钟书的侄女钱静汝曾在北京读书，多次到家中做客，她说，亲近杨绛的人都明白，她内心的坚韧。
钱静汝：我觉得我都受不了了，我看了《我们仨》，有的时候用一些鬼，一些梦啊，一些想的东西，实际上都是很现实的，可以看得出来，揪心的痛，不是说一般的痛，你想想一个人活到100岁，女儿走了，丈夫也先走了，她一个人能这么挺下来，不容易的。
但说起杨绛，乐观还是要占主流，她给予别人的记忆，也大多如此。
钱静汝：他们讲话非常有人情味的，他们经常逗我弟弟的，我弟弟那个时候讲话有点不太清楚，因为讲上海话，他说你讲不清呀，我们给你买大饼油条吃，他们特别喜欢孩子。
2007年，商务印书馆再次采用简洁的封面出版了杨绛的新作《走到人生边上》，她在书中说：“我站在人生边上，向后看，是要探索人生的价值。”一百岁生日，对于她，对人生，或许也算不得什么耀眼的里程碑。
杨绛：1997年早春，阿瑗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做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人生一世，无非是认识自己，洗练自己
只有人类能懂得修炼自己，要求自身完善。
这个苦恼的人世，恰好是锻炼人的处所，经过锻炼才能炼出纯正的品色来。
---------------------------------
:61tb:54tb 祝贺杨先生百岁生日，转一首杨绛先生翻得兰德的诗
生与死
On His Seventy-Fifth Birthday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
I strove with none, for none was worth my strife,
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
Nature I loved, and next to Nature, Art;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I warmed both hands before the fire of life,
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It sinks, and I am ready to depart.
——Walter Savage Landor兰德/杨绛(译) 勇者寿
日期：2011-07-17 作者：邵燕祥 来源：文汇报
■邵燕祥
杨绛先生：您好！
向您拜寿！按中国民间算法，您今年已是101岁大寿，一到7月17日，您就迈进第101个年头的门槛了。
读到您在《文汇报》上的答问，超强的记忆力，清明的理性，暮年而葆有朝气，给人温暖和欣慰。
多年来，我从您做人和为文中，读到您生命力的坚韧，并为您感到骄傲，您不忌讳这两个字吧，您是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柔能克刚的那一类型。
但同时，我也感到微微的怅惘：像您这样的人不会再有了。
您这个“人”，是百年沧桑和您自己家世身世阅历通过您的个性研磨造就的。在您身上，我才懂得了“学养”两个字。一般的“博学”“审问”，有自觉的努力可以做到，“慎思”“明辨”就不那么容易。这里有您天生的悟性，书香的熏陶，尤其是亲经几乎空前甚至绝后的得天独厚的时代剧变（谁还能重历一遍辛亥、五四、抗日、内战和1949年后的光影斑驳），您以好奇、探询、思考为生活，包容东西方文明形成的教养玉成了您的一生。说您“世事洞明”，自然当之无愧，而您更达到了超越世俗的人生（不仅是人生边上的）智慧。
这是难得的通达和透彻（不是机巧和小聪明）。现在媒体经常炒作所谓“达人”，真正意义上的达人在您这里！
我和谢文秀向您再拜，祝：仁者寿，智者寿，并勇者寿！——您虽低调处世，但在在表现了仁者智者之勇，您是百年人生中的胜利者，不是吗！？
钱先生和钱瑗都会赞同我这一说法的，我有这个自信。
邵燕祥上
7月12日，2011年 薛鸿时：我所认识的杨绛先生
标签： 杨绛
● 薛鸿时
1979年，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后不久，就在董衡巽学长的推荐下，拜识了钱、杨两位先生，并成为他俩的“助手”（其实，不过是借借书、跑跑腿、偶尔查抄一些资料而已）。当时正值“文革”结束、学术领域百废待兴之际，钱、杨两位先生工作繁忙，所里同事都不敢去打搅他们。可是，我们这代学人，长期受运动干扰，读书少，学殖欠厚实，是普遍现象。因此，大家在阅读经典和从事研究、翻译工作时，总会遇到查遍工具书和参考书也难以索解的问题。于是，许多人就利用我常去钱、杨家的机会，托我把问题带去问两位先生，结果总能使疑难迎刃而解。
起初，我在外文所当编辑，主要从事中文工作。后来，学长发现我英文水平还可以，便向我约稿。有一回，《世界文学》的李文俊主编要我译一篇美国作家门肯的散文。我译成后没有把握，惴惴地请杨绛先生替我把关。杨先生欣然同意，挤出宝贵时间看完了我的译文，还详细地写下书面意见。原文第一句我用“总之”开头，心想正好与原文“in brief”对上，但杨先生教导我说，“总之”只能用于总结上文，而原文是对别人提问的书面答复，意思是“你所问我的话，扼要地说……”，如按我原来的译法，第一句的主要意思就不醒豁了。我照她的意思修改了文章的开头。文章发表后，我接到素不相识的、《作家》杂志王成刚主编的来信，称赞这篇译文给了他“极大的艺术享受”，后来还有多位专家把它选在几种外国散文选里，这是我始料未及的。这是杨绛先生为我“点石成金”的生动事例。
杨绛先生以她丰厚的学养和翻译经验，写成《试谈翻译》（后改写成《翻译的技巧》）一文，被从事翻译工作的我等视为宝典。她指出西方语文与汉语的构造大不相同，用释道安的话来说就是“胡语尽倒”，“要把西方语文翻译成通顺的汉语，就得翻个大跟斗才颠倒得过来”。她创造出“翻译度”这一术语，认为，翻译度不足就仿佛翻跟斗没有翻成而栽倒在地。她举出最适当的例子指明，在翻译西方语文的长复合句时，必须把原句拆开，按照各成分的主次、从属关系，用地道的汉语，重新组合，不能有所遗漏，也不能增添。内容不可增删，语气不可走样，好的译文还要能传达原作者的弦外之音和含蕴未吐的意思。杨绛先生看到我译出的长篇小说后，写信鼓励我说：“你的词汇和表达力都足以对付……你何不接着翻一本Dickens呢？”就这样，我从此走上了研究和翻译狄更斯的道路，我感到幸福的是，多年来我在这条道路上一直受到杨绛先生的教导和扶持。
杨绛先生回忆她和钱锺书先生在清华园相识之初，钱先生对她说，自己“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她听了很高兴，因为他俩志趣相投。他们都淡泊名利，在生活中给自己普通人的定位。然而，他们正直、善良，有原则、重操守，守住了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在一段时间，在知识分子中曾展开过多次错误的批判运动，当时是要“人人过关”的，谁也休想轻易躲开。然而，他俩竟能做到从不对人落井下石而得以全其首领。更了不起的是，杨绛先生在“文革”中，不顾自身处境危恶，给两位蒙受不白之冤、想要轻生的年轻人以鼓励和帮助，扭转了他们的命运。两位先生不管环境险恶，仍做到大节无亏，令后辈钦敬。
杨绛先生早就和钱锺书先生商量好了，用他们一辈子的积蓄，在他们的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基金，用以资助贫困家庭的优秀子弟，帮助他们完成学业。该奖金已于2001年开始正式颁发。要知道，他俩不做生意、不炒房地产、不以权谋私，每一分钱都是他们智慧劳动所得啊！据我所亲见，他们处处节俭，自奉至薄，家里从来没有装修过，一张纸，连背面还要用一次。玻璃罐头瓶，洗净了重复用。记得有一次，杨绛先生让我把一大书包玻璃瓶带给住在大院四号楼的同事，供他们腌制咸菜。当时我们每月都只有60多元收入，往往捉襟见肘，但每年三节（春节、五一、十一），杨绛先生都要托我给好几家送红包。我和董衡巽也在其列，我俩一算，不得了，每逢过节，两位先生反倒要过苦日子了。因此，当我俩分别被评上正副高级职称后，就把他们给我们的红包婉辞掉了。
今年七月是杨绛先生的百岁华诞，这位可敬的知识分子除每天仍在笔耕不辍（最近又完成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外，还时时以祖国的命运为念。不久前，杨绛先生与我谈话时，还深为当前社会奢靡之风痛心。她拿出她父亲杨荫杭先生写于1921年的文章《说俭》给我看，文章说，奢靡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的精神追求。而共和之精神，则力求俭朴，“孟德斯鸠论共和国民之道德，三致意于俭，非故作老生常谈也”，“世人皆言文明增进，生活之程度亦增高……然欲求生活程度之增高，当先求人格之增高”，决不能“生活程度高而人格卑”！社会风气奢靡，会直接加剧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歪风邪气！杨绛先生说，这篇近百年前写成的文章，应引起我们严肃的思考。
本文责编：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url]http://www.aisixiang.com[/url] ) ，栏目：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大浪淘沙
本文链接：[url]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268.html[/ur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报》，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