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郁：当知识分子遭遇政治
谁是不负责任的知识分子？1952年8月法国著名的《现代》杂志第82期上发表了阿尔贝·加缪和让-保罗·萨特之间交流的信件以及文章，随后立即演变成了一场著名的争论。无疑，作为外人看来一向是同道中人的加缪和萨特在哲学形而上学的立场上是相近的，他们都相信上帝已经死亡，时间万物需要重新被赋予意义，但是在某些具体的问题上，以及通过这些具体的问题引发的对世界真实的认识上，却表达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认识方式。如果非要举出一个具体问题的典型例子的话，无疑就是：对于20世纪中叶的众多法国知识分子而言，对苏联和共产主义应当采取何种态度？当时两人虽然都承认在东西方两大阵营中均存在着罪恶，但加缪希望揭露两大阵营各自的罪恶，而萨特却认为，在不否认东方阵营的现实情况下，只揭露西方阵营的罪恶。争论由此而生，而后的结果也是众所周知，两人不欢而散，从此分道扬镳。萨特这位法国最大牌的明星式的知识分子继续对共产主义和苏联大唱赞歌，而加缪在随后的阿尔及利亚战争问题上保持了沉默。开口和沉默，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两种不同气质的知识分子跃然纸上，孰优孰劣，谁是谁非，哪种是“不负责任”的知识分子，哪种是“负责任”的知识分子，我相信只要你读过托尼·朱特的《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一书的话，内心中自然会作出自己理性的评判。
托尼·朱特的思路
托尼·朱特教授在《责任的重负》一书中主要提到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的中期，“三种形式的集体和个人的不负责任互相重叠、交叉，塑造和损毁着法国的公共生活”：首先是政治上的不负责任，即君主主义者代表的所有党派都显得极度的无知，仅仅知道代表险隘的各自党派利益；其次是道德上的不负责任，这点尤其体现在30年代的反法西斯主义上，大批知识分子放弃了自己基本的道德操守，向纳粹投怀送抱；但是如果说以上两种不负责任还仅仅体现在20世纪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中，“一种独特的知识分子式的不负责任充溢着我所考察的整个时期”，“这种不负责任与其说和知识分子所作的公开选择，或基于选择而陷入的道德混乱有关，不如说与‘知识分子’这一行本身从事的工作———学者、作家、小说家、新闻记者等等选择思考、选择设法去理解的东西———有关”。
我们看待西方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时候，总是把“理性”、“自制”、“无畏”、“具有批判精神”、“追求正义和真理”等类似有些空洞的标签一股脑的贴到上面，对于这样的知识分子一向只有赞扬和追捧，从没有想过对类似的堆积到知识分子身上的符号进行过反思。托尼·朱特教授就对此提出了自己反思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群体的一个很好的思路。在中国学界声誉渐盛，风头直盖数年前的萨特的另一位法国人雷蒙·阿隆对法国知识分子的特性分析得十分透彻：容易醉心于思想观念，对政治制度却漠不关心；热衷于毫不留情地批评政客们的私生活，却拒斥在政治方面进行理性的思考。阿隆甚至一针见血地指出：法国人是口头上的革命派，行动上的保守派。法国的知识分子热切的喜爱革命，拥抱革命，“乃是因为他们沉迷于这样的幻想：延长或再现往昔（法国大革命）的荣耀”。法国知识分子的这种“文人涉政”特性，虽然为“政治介入”提供了有力的条件，但同时也隐藏着重大的危机。他们幻想革命，但是革命到来了，却害怕了，退缩了：鲁迅先生的话看来仍然是对的。托尼·朱特教授在把加缪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保持沉默作为个案分析后，指出加缪“最厌恶巴黎知识分子的地方之一，是他们自信可以对一切事情发表看法，而一切事情也都可以缩减为他们想说的那些东西”，但是在加缪看来，“知识分子的责任不在于采取一个立场，而在于在不存在立场的地方拒绝采取立场”。如果知识分子对任何问题都能发表头头是道的言论，他们该是无所不知的上帝了。对不可知者保持沉默，对无法抉择者不急于作出选择，在加缪看来就是一种“责任”。
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方式
在《责任的重负》一书中，如书名所显示，托尼·朱特选取了法国知识分子中他认为三个负责任的代表，除了加缪这个“不情愿的道德主义者”外，还有莱昂·布鲁姆这样“被遗弃的先知”和雷蒙·阿隆这样“局外的当局者”。当然，虽然书中没有强调那些不负责任的知识分子，但是以提倡“政治介入”闻名的这个当年法国知识分子圈中的灵魂人物萨特无疑是最为突出的代表，或者说是本书的假想敌。在我看来，萨特虽然持着“政治介入”的理论受到了托尼·朱特的批评，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介入”没有任何的意义。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扑朔迷离。知识分子该不该介入政治？如果应该介入政治，以何种方式介入政治最为合适？知识分子和政治之间的距离该如何区分？这些其实都是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以《责任的重负》中的三个正面形象为例。布鲁姆是直接参政，甚至在第三共和国晚期担任过法国的总理，但是他仍能在肮脏的政治漩涡中保持自身的清明，可谓令人钦佩；加缪是以作家的身份登上法国历史舞台的，后因投身新闻业才参与到政治，所以加缪是以议政的方式在外围和政治发生关系，因此更多的显露出道德的色彩，文学家的激情，以及理想主义三者之间的平衡状态；而对于阿隆而言，他是天生为政治而生的人，是惟一一个能真正做到深入政局中，同时又能做一个理性而自制的政治的“局外人”。
托尼·朱特教授在《责任的重负》中用莱昂·布鲁姆、阿尔贝·加缪、雷蒙·阿隆作为负责任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提供了三种不同的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方式，为我们的选择提供了审慎的参照。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是否还有其他的方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在“文人涉政”的过程当中知道肩上“责任的重负”，从而学会理性的抉择。
《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 [美] 托尼•朱特 章乐天译 新星出版社 2007 “托尼·朱特教授在把加缪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保持沉默作为个案分析后，指出加缪“最厌恶巴黎知识分子的地方之一，是他们自信可以对一切事情发表看法，而一切事情也都可以缩减为他们想说的那些东西”，但是在加缪看来，“知识分子的责任不在于采取一个立场，而在于在不存在立场的地方拒绝采取立场”。如果知识分子对任何问题都能发表头头是道的言论，他们该是无所不知的上帝了。对不可知者保持沉默，对无法抉择者不急于作出选择，在加缪看来就是一种“责任”。 ”
——这话，听来头头是道。
只有政客才有责任“在不存在立场的地方”热烈地表达立场。 政客也可以同时是知识分子！
如果可以选择，我宁愿知识分子来做政客而不愿是文盲们……。 加缪所说的知识分子，应该同时还是“业余者”（“业余者”也是萨义德提及的概念），如果其职责要求他必须承担某种责任，他当然也得勇于担当，而不能轻巧地说什么“对不可知者保持沉默”。比如法官面对一件疑难案件时，就必须积极研索，知难而上，而不能随便撂挑子。 书呆子、女人从政，悲剧啊，女书呆子从政，惨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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