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文雅的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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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纳森
我有时对书有一种深深的厌恶。从本质上说，书，就像货币一样，是中性的，它只是一种载体，它可以引向深邃，也可以代表荒唐。当书作为人类简单的制成品和附属物时，它能为我们所利用，也受我们的驱遣。然而，就像货币一样，当书在数量上达到一个相当的规模，它就会反过来影响人、折磨人、宰制人。有守财奴，就有书奴；有暴发户，就有用书装饰墙壁的人；有囤积居奇的奸商，就有如饮狂泉的藏书家。钱多到一定程度，它就变得抽象了，同样地，书多到一定程度，它也抽象得必须以金融投资那样的数目字方式去管理了。当书的数目超过了个人所能掌控的水平，量变就会引发质变，书的原始属性就剥离了，就像房地产商、不动产掮客眼中的房屋那样，它不是住的了，书也不是读的了。这时，书的价值往往只剩下它作为商品的价值了：珍本书商眼中的书，跟一位普通读者眼中的书，没有太大的交集；你跟图书馆馆长谈某一本书多有意思、多有启发，可能没有什么意义，他对书的思考是在多少万元能购入多少万册这个数量级上进行的。小的是美好的，大到一定程度，一切都变得不那么美好了。我对书有具体的爱和抽象的厌恶。
在尼古拉斯·A·巴斯贝恩的《坚忍与刚毅》（中译本拆分为《为了书籍的人》、《永恒的图书馆》两册，似无必要）里，我们就发现书变得抽象了，变得陌生了，好像看着小时候一起玩泥巴的伙伴摇身一变，成了风投公司的经理。巴斯贝恩提到了许多具体的书，书名号满天飞，可是，他似乎在哪里都停不下来，似乎没有哪本书有足够的吸引力能让他从容盘桓玩赏，他必须不断赶路，书商、书店老板、藏书家、图书馆馆长一个个飞速掠过，书逐渐以数目字的方式呈现：有多少册，值多少钱；有多少钱，能买多少册——说来也简单，当一切都归结为货币，世界好像的确更有秩序了。
《坚忍与刚毅》是一本在大数量级上谈论书的书，各种挥金如土，各种暴殄天物，唯独跟“坚忍与刚毅”这种斯多噶式的品性无关。在这本书里，我见识了一个个被欲望驱动、负着“贪婪”之罪的人，也见识了一个个刚愎自用、颟顸愚蠢的人。所谓的“爱书人”只在我记忆里留下淡淡的影子，因为他们的爱也无非是未加省察的纯朴感情，经不起推敲，相反，那些书籍世界里的冒险家、独裁者和官僚们，让我感怀，令我难忘。
藏书家科姆斯托克跟作者巴斯贝恩聊到后者之前出版的那本有名的书——《文雅的疯狂》，他质疑说：“收集图书当然是一种疯狂的行为，不过它一点也不文雅。它是一场肉搏战斗。”在这个星球上，任何资源的非常态聚集，都与疯狂有关，都要经过搏斗。1953年的当地报纸报道，一个名叫罗兰·科姆斯托克的16岁高中生在斯普林菲尔德闹市区开了一家旧书店，理由是“他想清除掉一些旧书，再买一些他想要的新书”。科姆斯托克的这一亮相，就不同凡响。在巴斯贝恩采访他时，他的藏书已有5万册，而且他迷恋作家的签名，他经常“打飞的”到世界各地参加签售会。他最不可理喻的行为是妓院恩客式的：英国作家克雷斯（Jim Crace）的处女作《大陆》虽然获了几个小奖，但销路很差，科姆斯托克听说了，“把未售完的1085册全部买下来，从英国运到密苏里的家中，整齐地存放在三层楼库房的书架上。他此后又多次与克雷斯见面，两人建立了横跨大西洋的友谊”。有钱人总是容易表现出慷慨，因为对我们来讲是豪掷，对他们来讲，可能只是一次不审慎的消费而已。“虽然1085册《大陆》在科姆斯托克的藏书中创了纪录，但是他还买过另一位作家的800册作品，又一位作家的400册作品，还有许多作家的几十册作品。”假如这不是囤积居奇，就只能是消费欲的满足了。在这种“疯狂”里面，我的确没看到一丝“文雅”。
藏书家如此，书店做的事情就更有意义？巴斯贝恩到纽约最有名的旧书店——斯特兰德（Strand）书店采访，且看他是如何写的：
英国小说家鲍威尔（Anthony Powell）说过：“书籍可以装饰房间。”这是一种美学的现实，精明的装饰家绝不会忘记，它可以创造文雅的气派。有迫切需要的顾客可以租赁或购买一批年代古老的图书，一律以英尺长度论价。（斯特兰德书店主管）南希说：“价钱各不相同，有的每英尺10美元，有的每英尺200美元。有人要古书，有人要新书或新旧混合的书。如果他们要皮革装订的书或非常专门的某类图书，价钱就要贵得多。不久前我接受了迈阿密海滩一批顾客的订货，他们要‘鲜艳粉红’、‘鲜黄’、‘紫红’之类的东西。不论需要什么，都是说要就要，越快越好。我不断收到各种紧急需求，特别是在曼哈顿北部居民区里举办聚会的一些人。”
其实，我对迈阿密海滩和曼哈顿北部居民区的这些人还是很有兴趣的，我想仔细地看看他们的脸；当然，确切地说，我是想看看他们的灵魂是什么样的，不过我知道灵魂这东西是看不到的，只能看看脸了，也许脸上能多少浮现出一些与精神气质有关的东西呢，也许，完全没有。斯特兰德书店的旧书在许多电影里充当过布景，比如《马语者》、《电子情书》、《沉睡者》、《大老婆俱乐部》等等。这当是书籍的一个蛮不错的功用，值得深入开发。你要相信，名流也是读书的，导演斯皮尔伯格就曾请斯特兰德书店主管南希·巴斯和她的助手“收集了4000册有关艺术、戏剧、电影、文学、历史方面的名著，支付了预算的3万美元”。所以，你如果有幸到斯皮尔伯格家参观，就别试图从他书架上的书推测他的阅读品位了，那是书店店员的品位。
假若你嫌《坚忍与刚毅》五百多页的篇幅太大，没有耐心从头读到尾，我建议你一定要把《永恒的图书馆》分册中的第二章“过去与未来的图书馆”读完，它是这本书的精华所在。假若你之前将图书馆视为人类文明的圣地，那太好了，读完这一章，你可能会“呸、呸、呸”。这一章讲的是旧金山公共图书馆十几年的改造过程，它是有关图书馆到底该是什么样的、该为谁服务这一理念的肉搏战。战斗的一方是“未来派”的馆长道林和他的手下库尔特，他们信奉科技，认为图书馆不是存放图书的仓库，于是在拨款1.05亿美元建设的新馆中，“一个带着玻璃房顶的拱状前庭被安放在大楼的中央，其声响效果似乎更适宜于举办音乐表演，而不是用作阅览室；主要楼层的许多小房间对于私人鸡尾酒会是理想的场所，却绝不够安置这个城市的大量藏书”。战斗的另一方是“保守派”的读者，其中，作家尼科尔森·贝克是急先锋，1996年他控诉道：“我对本市的图书馆长道林先生感到忧虑。他在1987年来到这里，我相信，自从地震灾害以来，他对于大量图书的毁坏负有责任——不是两万册，不是五万册，不是十万册，不是十五万册，而是有系统地把图书送出去填埋掉，至少有二十万册图书馆藏书。”当然，事后证明，确有藏书被垃圾车偷偷运走填埋掉了，具体数字恐怕没有二十万这么夸张，不过，“大规模抛弃图书至少延续了九个月”。战斗以“未来派”失败告终。“1999年7月16日，新主馆向公众开放三年多之后，一个独立的监督委员会完成了一份‘迁入后评价报告’……（完成这份报告）耗去市政府经费24万美元……在2000年1月发表的最后报告中，委员会计算将花费2830万美元来重新改造图书馆。”巨大的损失、巨大的浪费，在公众看来触目惊心，但对技术官僚来说不过是谈笑间的数目字游戏。是有人因此下台了，有人因此颜面扫地了，但花出去的钱是泼出去的水，毁掉的书更是连一缕青烟都没留下。这一丑闻真给中国人长脸，因为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看看，不止我们这里有这种事吧，你们美国不也有吗？
事实上，我不是书籍的怀旧者，我认为图书馆的确不应该只发挥图书存放这一个功用，我对藏书的淘汰也抱持相对理性的态度，因为“剔旧”本是图书馆的常规流程之一。但是，任何恣意妄为、鲁莽灭裂的行径都会招来厌憎、引发义愤。这种义愤，并不因为对象是书，便具有绝对的正确性了；这种义愤是一种普遍的、对于人的自私自大所能达到的程度的愤慨。
论文采，巴斯贝恩乏善可陈，论内容，又有点细大不捐，比如探访翁贝托·埃柯那有名的藏书处，足足有一页半的篇幅在扯跟藏书毫无关系的闲话，显然是把给报刊写的采访记未加剪裁放进了书里。他的长处在于勤谨，不惮跑腿、发问、收集信息，大量硬邦邦的事实砌在那里，不漂亮，没有大理石的光泽，但自有一分结实。我感激巴斯贝恩，因为他没有帮着编织那蒙在书籍之上的温情面纱，他让我们看到了书籍这个小世界里的一点真相：这真相庸俗、丑陋、荒唐，与在别的小世界里看到的，并无不同。
《为了书籍的人：坚忍与刚毅之一》，（美）尼古拉斯·A·巴斯贝恩著，杨传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版，35.00元。
《永恒的图书馆：坚忍与刚毅之二》，（美）尼古拉斯·A·巴斯贝恩著，杨传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版，28.00元。 有趣的故事。
可惜纸质书籍大概真是要变成不合时宜之物了。据说这次伦敦骚乱中，不被打劫的店铺就是书店。 基本认同。
有时候一本旧藏书就是为了引起你的一个心思，当你遍寻不得时，你会坐立不安，当你找到时，如释重负，书里的内容往往不会提供你什么，却会引发很多烟花一般的幻象，人有时候需要这些东西。实体书在这个意义上的作用，电子书似乎达不到。 “ 事实上，我不是书籍的怀旧者，我认为图书馆的确不应该只发挥图书存放这一个功用，我对藏书的淘汰也抱持相对理性的态度，因为“剔旧”本是图书馆的常规流程之一。”
——俺也这样。与往年相比，这两年最大的变化是，我新买的书，不及扔掉的书多。我希望家里的书，以每年5%的降幅下滑。最终，像叔本华说的那样，保留1500本书，颇为明智。 比如木匠所在的学校，图书馆号称300万册藏书，实际上里面藏的最多的，是1949以后出版的书，当时书的种类少，一种书一进就进20本，现在放在架子上积灰。早就该处理光，保留一两本做史料足够了 乔纳森，也即刘铮，买书读书那是相当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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