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舒立对话约翰·泰勒：货币政策以何为纲
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经久不衰，一再将各国的货币政策推到风口浪尖。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此前长时间的宽松货币政策，被视为金融危机的根源。正本清源，应该如何着手？进一步而言，各国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是否应该遵循一定的统一规则？这听起来匪夷所思，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界似乎找到了答案——决策者有意无意地按照某种规律制定政策，而当政策利率长期偏离规则水平时，经济增长与稳定很可能反受其害。发现这一规律的正是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泰勒（John Taylor）。
他提出的泰勒规则被世界各国中央银行和金融市场分析师所采用。泰勒规则的基本概念是，基准利率应该基本等同于1.5倍的通货膨胀率与0.5倍的国民生产总值缺口（实际GDP与潜在GDP的差额）之和加1。
泰勒本人曾表示，泰勒规则是一个简化了的指导性模型，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的时候，不能局限于机械化地遵循这一规则。根据本轮金融危机爆发前若干年的观察，在经济状况较为稳定的时期，美联储的决策基本上符合泰勒规则所描述的模式。
在1984年加入斯坦福大学之前，泰勒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任经济学教授。他在1968年以优异成绩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73年获得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除了潜心研究，泰勒一直参与公共政策决策。1976年至1977年，他出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资深经济学家，1989年至1991年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1995年至2001年，出任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经济顾问小组成员。泰勒教授目前是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1996年至1998年他也曾担任该职。2001年至2005年，他担任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
当此全球经济面临二次探底风险之际，财新《中国改革》记者带着诸多问题专访泰勒，谈金融危机，谈货币政策，谈当前的经济困境和解决之道。
——主持人
货币政策脱轨
财新《中国改革》：本轮金融危机发源于美国，而美国的货币政策多年暗合泰勒规则，在此情况下，如何理解泰勒规则？
泰勒：泰勒规则是央行制定利率的准则。通货膨胀上升时，央行应加息，当经济陷入衰退，或增长放缓时，应降息。泰勒规则不仅指明了利率调整的方向，对于利率需要调整多大的幅度也规定得非常明确。
泰勒规则的构想始于20世纪80年代，我是在1992年的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的。之所以相隔这么久，是因为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最终才明确地提出这一理论。研究表明，对于许多央行来说，泰勒规则是一条非常好的准则。
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到不久以前，美联储的决策与泰勒规则总体上是一致的。这并不是说美联储只是简单地遵照泰勒规则办事。实际上，遵守泰勒规则并不是套用一个公式，然后就万事大吉。央行需要作出决定，担负重大责任，有时还需要变通，这就更需要有泰勒规则这样一个指导性原则。
财新《中国改革》：你说过，危机是由错误的货币政策导致的，财政政策对于恢复经济而言并非那么有效，为什么？
泰勒：本次危机由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席卷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而楼市动荡的根源正是货币政策偏离了泰勒规则，过于宽松而导致货币泛滥。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两码事，但是，二者经常拥有共同的特点。
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到最近一段时间，美国根据规则建立了一套货币政策，但美国没有货币政策的权宜之计，在萧条期内没有制定刺激方案。于是，我们只是稳步前进，而进展也相当不错。
如果你观察一下美国在经济危机中的表现，就会发现，不仅货币政策貌似脱轨，利率长时间过低，而且财政政策过于积极。我力图表明，财政刺激政策只是举债行为，透支的是将来，并未在实际上刺激经济。
财新《中国改革》：但是，如果财政上什么都不做，政治上可行吗？
泰勒：这很难，虽然有时这是最佳做法。因为我们的财政政策会对经济做出自动回应，例如，当失业增加时，会发放失业补偿金；同时，人们交的税没有以前多，所以，税收收入还在下降。财政政策具有自动稳定器的作用，经济衰退时，政府支出自动上升，税收自动下降。这就意味着已经在采取措施了，而且无需经过立法。
但是，危机期间人们想采取更多措施。例如，1992年，美国刚刚经历过经济衰退，美国第41任总统布什时期，人们呼吁政府制定大型刺激方案，但是，国会并未批准。1993年，克林顿总统想颁布刺激方案，国会也没有批准。有些时候，人们理解，也更愿意不采用刺激方案。但是，你的问题很重要，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家很难开口拒绝，不采取任何措施。
财新《中国改革》：学术界有一些修改泰勒公式的尝试，比如在系数上。你不大同意这些调整。为什么？
泰勒：我坚持原始的泰勒规则。系数是在研究的基础上确定的，行之有效。当央行接近泰勒规则所建议的轨道时，一切运转正常；严重偏离时，就会出现问题。
现在有人说，“那好，让我们基于央行在特定时期的做法来重新算出系数。”那样的话，泰勒规则就成了“描述”，而非“推荐”。这会产生误导，因为你描述的政策可能并不是好的政策。原始公式中已经做出妥协，为此，我们应当对此予以坚持。
财新《中国改革》：本轮危机发生后，许多人在谈论，央行仅关心通胀是不够的，可能还需要考虑资产价格。在你的公式中有没有把资产价格变化考虑进去？
泰勒：没有。大多数通胀的计量没有明确突出股票价格或大宗商品价格，而是经济中商品和服务的平均价格。过去曾经有过一个阶段，在今天看来利率过低。如果利率高一点，我们仍然保持那样的经济繁荣，才需要讨论是否应当还考虑通胀以外的因素。大多数时候，资产价格会成为推动经济或价格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泰勒规则这样的政策就可以自动调整适应。
如果对资产价格做出回应，始终存在一个严重的误导作用。有时股票市场会暴涨，然后下跌。如果调高利率，股市可能会更不稳定。有人说，只要将资产价格、股票市场、外汇价值套用泰勒规则，就能够解决问题。这会造成利率过于波动，我宁愿不采用这种反应方式。
在某一个特定时期，例如1987年，美国股票发生崩盘。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降息，使利率略低于泰勒规则。之所以会采取这种措施，是股票崩盘使得他们做出了超出泰勒规则所建议的调整。
财新《中国改革》：泰勒规则也适用于中国经济吗？
泰勒：这么多国家都应用泰勒规则，对此我总是感到非常惊讶，因为我原本只考虑了美国的情况。许多其他国家觉得泰勒规则有用，包括新兴市场国家，比如巴西和印度。它的应用之广，可能超出你的想像。尤其对中国来说，中国的金融体系还在发展，央行制定存贷款利率。毫无疑问，泰勒规则应是中国人民银行的考虑因素，但也要看到，中国的情况要复杂得多。
注资救市成败
财新《中国改革》：金融危机中，你更倾向于通过不良资产处置计划将资本注入银行，而并非收购全部不良资产。为什么？
泰勒：因为不良资产处置计划的提议是收购不良资产，实际执行起来却缺乏良好的机制。原始提案没有给出有效的或者在足够短的时间内可执行的方法，导致很多不确定性，各国不知道该怎么做，市场上也缺乏对此方案的了解。所以，这些国家转而注入资本，以明确将要执行的措施，这就将事态明朗化了。
财新《中国改革》：那么对于注资救市的结果，你满意吗？
泰勒：不满意。
我认为总的来看，“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并未取得成效，因为这个计划名字开头就是不良资产，这让大家感到疑惑。一旦实施起来，这个计划是有建设性作用的，一切恢复如初。但是，现在有很多负面情况，人们坚信存在“大而不倒”现象。这降低了政府的信誉，因为美国人认为这不公平，所以对救市政策深感不安。
财新《中国改革》：说到量化宽松政策，你是持反对态度的，为什么？
泰勒：我们可以历数一下这一政策的影响。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是购买抵押证券，如果考虑到风险的变化，会发现这并未改变按揭利率。
对于美联储退出的时机，如果等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自动到期，这需要很多年，资产负债总规模下降就过于缓慢，风险非常大。相反，就意味着美国将要采取其他措施，比如上调利率。这实施起来并不容易，但相比于资产负债表上资金过于庞大还是不得不做。难题是，退出太快也有风险，可能给银行带来混乱。无论如何，量化宽松置美国自身于危险境地。
财新《中国改革》：有人认为，欧洲政府并未让银行承担损失，所以这些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并不干净，你怎么看？
泰勒：是的。这涉及一个国家借债太多时的救市问题。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国家也曾经历过这个问题，比如说巴西、土耳其、俄罗斯、阿根廷。在当时，人们会说“银行持有这些国家的债务，所以不能让这些国家倒台，否则，银行就会受到损失”。
欧洲正在发生同样的事，例如银行持有希腊的债务，各国不希望银行受到损失，所以在对希腊救市。这种做法具有破坏作用，因为救市打消了这些国家停止过多借债或者减少赤字的动力。
财新《中国改革》：这些欧元区的外围成员国能够避免违约吗？
泰勒：希腊可能会债务重组，几乎是难以避免的。“违约”不太准确。这些国家还有很多债务尚未偿还，可能不得不在某个时候将债权人集中在一起，找到方法从而减少支付金额。
财新《中国改革》：它们制定了新机制——欧洲稳定机制，这是否有助于未来欧元区的财政统一？
泰勒：各国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更多地激励各国避免过度借贷。此前，各国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规定了稳定和增长方案，可是后来各国都偏离了这一规则。这也是我一直主张的：“偏离规则会带来麻烦”。现在各国做出了新的努力，要加强这一规则。我不能确定这是否行得通，但是肯定应当对此思考。
财新《中国改革》：现在，欧元区各国至少都制定了财政紧缩计划，而在美国正陷入了僵局，出路何在？其他国家是否还应当保持希望？
泰勒：应当对此保持希望，局面出现了积极的变化。
有些人不愿意削减开支，因为他们需要这些项目，他们想维持既得利益，所以会提出一切反对理由。但是，美国需要解决债务问题。现在我们取得了一些进步，如果你看看正在通过的议案，就会发现虽然有所争议，但是总的来说事态取得了进展，在今后的几个月中将会付出更多努力。
联邦债务上限虽然得到提高，但是，在大多数人看来，这并没有充分解决债务问题和赤字问题。所以，现在国会不得不制定新提案，如果制定得合理、严密，就会表明我们正在前进。
全球通胀目标
财新《中国改革》：一方面，你并不同意伯南克关于储蓄过剩和过度消费的逻辑；另一方面，你也说到仍然需要恢复平衡。应当如何理解？
泰勒：美国在重新实现平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应该做的。再平衡意味着美国不得不削减预算赤字，这是其中的一部分。有关再平衡的对话有助于实现这一点，对话的一部分就是要强化一种观念，即各逆差国应当扩大储蓄，这种做法是富有成效的。
但是，要回答你的问题的另一方面，储蓄和投资的不平衡并不是导致危机的原因，货币政策才是。如果你想解释一下2007年到2009年的危机，或20世纪90年代在新兴市场出现的危机，我不会去观察资金流，而会去观察货币政策。
再平衡不仅涉及货币政策问题，而且涉及财政政策，要实现稳定，两者都必不可少。
财新《中国改革》：现在面临通胀挑战的新兴市场出路何在？
泰勒：新兴市场面对危机的表现比预想的要好很多。本轮危机起源于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受到了严重冲击，然后迅速反弹。这是因为这些国家更加遵循传统的政策，已经解决了很多的预算赤字问题，更关注实现通货膨胀目标，例如，巴西、土耳其、印度等。如果观察一下这些国家，就会发现它们的政策更好。
财新《中国改革》：你谈论过全球通货膨胀目标，这具有多大的可行性？
泰勒：特别确定的目标可能还不太可行，起码是在现在。但是，我们处在全球经济中，各国之间有很多联系。一国央行的政策可能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于是有了“外部性”，这就需要更多的协调。
现在如果考虑将价格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就应当考虑全球的价格稳定。有的国家汇率自由，有些国家关注自己的政策。如果想到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2%的通胀目标，各自的政策就会比较趋同。这是得到广泛认可的，最终各国决策者会遵循这样一个原则。
财新《中国改革》：还需要改变国际货币体系吗？自由汇率是最合适的吗？
泰勒：这就要看情况了。我想，会有更多的国家加入欧元区。很多国家都遇到了麻烦，但欧元区将会扩张。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会出现更多的集团，更多的国家加入不同的集团。很难预测出事态的发展趋势，但是，全球货币改革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将全球价格稳定作为一个目标，这将会减少冲击，巩固稳定。
胡舒立为财新《中国改革》执行总编辑
约翰·泰勒为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 欧元区的建立和逐步扩大，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民主制度不断统一和扩张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欧洲相关国家建立起了更加统一和一致的价值判断标准，经济和社会行为规范，以及相关性更高且更多的共同利益，从而根本改变了国家和民族之间靠流血战争来解决利益争端的人类历史发展道路，人类文明进化到了一个更高级的水平。欧洲一体化和欧元区的建立，与中国大陆政府在国际交往中坚持的所谓多元化，中国特色等理论是相冲突的。二战以后，美元作为被广泛接受的国际支付和结算工具，已经空前地促进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民主制度在全球的普及，欧元区的建立，更加深刻地拓展了相同性质的进程。坚持所谓中国特色，肯定是没有出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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