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江野老之趣——读《现代学林点将录》
[b][color=#ff0000][size=6][url=http://www.zgsf.com.cn/viewthread.php?tid=35873]http://www.zgsf.com.cn/viewthread.php?tid=35873[/url][/size][/color][/b][b][color=#ff0000][size=6]荒江野老之趣 明心见性之学
[/size][size=4]——读《现代学林点将录》[/size][/color][/b]
[size=4][b]李廷华[/b][/size]
一
[size=3] 胡文辉著《现代学林点将录》（下简称《点将录》），出版前曾连载于报章，是适宜广泛读者之普及性学术著作。如今出版物海盈山积，一本煌煌六百页厚书想让人读完，除却为博士论文之撰写，或学术职称之取求，非使读者自觉有益有趣莫能。《点将录》串缀诸多学人逸闻，近掌故之学；评论自具一家之眼，且纵横间每见幽微，会心处可撩识者掀髯，对现代文史学术有兴趣者，甚至可为索引之用。昔人汪辟疆撰《光宣诗坛点将录》，尝自谓：是撰刊布于《甲寅》杂志之前，已将某些“肆为讥弹之词”，稍微更易，怕的是其中人物多为故识，以后见面难为情。其作刊布后，果然有不少予其点录者发表了意见，如陈衍不满意被列为地煞之首，自以为当在天罡之列；康有为自许诗才不在苏黄之下，且学术开创之功可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对汪氏评其“伤摹拟”耿耿于怀。点评当世人物，反响盈睫，为撰文著书之便宜，而物议纷然，又易生杯葛。《点将录》之所以能够先在报刊连载又得出版，尽兴达意之倾，显然也注意到尽量避免麻烦。其所选大多为已逝人物，少数在世者穿插其间，若王先谦与裘锡圭，二者年岁相距近一百年，天上人间，因距离而得自由。《光宣诗坛点将录》中有杨锺羲、沈曾植、叶昌炽、王国维、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诸人，也在《现代学林点将录》之列，如同两封上将，只是，前在天罡的沈曾植，后列地煞；东海学问当年为翘楚，诗仅为其余事，前后列名之殊，显见点将者观念之不同；又将胡适、王国维、傅斯年、陈寅恪列为前四名，章太炎虽列“托塔天王”之显位，作者却明言“似扬而实抑，盖亦要将他摒于现代学林的正榜之外也。”此可证作者尊重新方法之观念，缘于此，若黄侃、章士钊等，虽大名煌煌，竟未登其录。此书写法取浅易文言，笺短墨珍，于具体人物评鉴中显一代学术之端倪，不言体系，而条贯自在，隐约间有钱锺书为文意味，又于每篇后以七言绝句为结，提纲挈领而居片言，庄谐互见悉来心气，才士风雅，实称难能。
二
《点将录》作者之选将论衡，不避臧否，以王国维与章太炎两篇比较，一保皇党，一革命家，为现代旧学两大宗主；《点将录》扬王而抑张，谓章氏于学术之影响远逊，显然取“学术本位”，然于王氏具体评价时亦言明其作为保皇党之落后，“若无一池昆明水，或恐追随到满洲”。即王国维若不死，以后亦恐难免为郑孝胥之俦。参阅杨钟羲一篇，同为“南书房行走”而感“君恩”之深，不同赴汤蹈火亦难矣。陈寅恪悼王国维谓其“为中国文化所化之人”，此文化，亦当包括行为，即性格逻辑。然生活之偶然多歧，每造成命运及历史之殊样别解，《点将录》谈余英时一篇不遗其乘火车由广州往北京时一念之转，返身南奔香港，倘非此变，则现代中国学术又生参差矣。作者以盖棺论全人，又不忘分段忖度，若在罗振玉一篇之注释中云：“故世无王国维，罗振玉仍为罗振玉；而若无罗振玉，则至多仅有文学史家之王国维，必无古史学家的王国维矣。”一条注释，可抵一篇大论。
十余年前，言学人掌故之书当以张中行《负暄》诸话为显鸪，发橥旧籍，撷采见闻，聊补学界寂寥，兼资坊间贫乏，一时谓为书篓文宗。以《点将录》较之，即腹笥之储，亦晚秀不逊前修，更莫论《负暄》话渐疲沓，竟成人情搪塞，终落口耳咳唾。《点将录》作者年仅四十出头而远绍穷搜，甫出手即显学人心魄，是可以谓某人去则某学亡之说可以休矣。
《点将录》几于每篇均比较连类，掬显多方。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广被人口，余英时“著书唯剩颂红状”，自有机杼，《点将录》附议之余，点出周发高于陈寅恪心思发撷又在余英时前，孟森篇拈出其《横波夫人考》，以为“颂红妆”又在陈寅恪之前。如此等类，非以撼动陈寅恪、余英时学术地位也，仅以学术言学术，更增学术趣味及幅度也。陈寅恪平生坚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堪称当代知识分子精神之擎天铁柱（拟之入云龙公孙胜，固再难有近譬，若以隋唐英雄拟之，惟举千斤闸之雄阔海仿佛），《点将录》中敬意自在，然于诸学人介绍间，亦不避讳与陈寅恪之分歧。唐长孺一篇中，既引述陈寅恪对唐之青眼有加，亦不遗唐氏对陈著《桃花源记旁证》之不同意见，又张荫麟、黄永年等晚辈学人亦见相类文字，引述后迳言：“盖重道尤要于尊师，不能以师长之是非为是非；治学者固有师，而学问本身岂有所谓师耶？”，俞平伯、钱仲联、钱锺书、徐梵澄、严耕望、刘大年等多家皆曾对《柳如是别传》有訾议，作者引论间亦以为“考辩流于烦琐拖沓，疏漏亦所不免，已不复壮年气象矣”。此可为义宁当年奠观堂：“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 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之继踵。以此种态度言学为文，自然眼界宽禁忌少，与读者心绪近致益多。近闻王水照先生有云：“对钱锺书先生的任何质疑都是缺乏自尊与自重。”此实为钱先生屡致不屑之“拜倒”说，对照《管锥编》再版例言对多位提出批评者之感谢，又不啻欲夺先生之笔耶。学术批评中有论难，有求证，有献疑，亦有砸场起哄，当辩别分析，对“任何质疑”一概否定，则与学术研寻之根本异趣耳。
晚近去世之学人，最有社会影响者，当数启功、季羡林。《点将录》于二氏之学术均有高尚评价，于启功，云其《论书绝句》为“中国传统文化在二十世纪的最高结晶之一”；于季羡林，则比较陈寅恪学而难用之遗憾，谓其所得东方古典语言文字之学，是惟一可与西人抗衡者。读者倘平心诠衡，想不会对此评价有异词。然作者又直言启功在“兰亭论辩”中所为，“阿世”之谤虽未必，“曲学”之议却难辞；季羡林晚岁在“国学”鼓噪里被奉为大师，老人郑重逊辞，可见其清醒一面，然而又“以考据家的素养侈谈义理问题”，鼓吹“２１世纪将是东方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世纪”则近乎“老人的胡闹”。语甚苛酷而道理犹在。不过，窃意季老之谬，倒不因其为考据家，真考据家“例不十不为言”，立论之前，亦必反思复忖。现健在的周有光老人，其年寿高过季老，为学专业亦非义理思想之畴，同样谈新世纪世界文化大势，其明晰洞达则高过无数胜流。看来衡世立论，人不分老壮，学不分畛域，还当以“实事求是”为旨皈，以“正心诚意”为自律，方经得起时间考验和万众琢磨。《点将录》对现实学术状态之意见，亦多于学人介绍间流露，若邹衡一篇，为其不预“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首席致不平，继又为之庆幸，明言：“此工程意在张大民族主义，动机不纯，牵强为之，实为‘不可能的任务’”。数言实振聋发聩，又岂可以文字游戏视之。
三
当代学术史在很大成分上是学人思想改造史和精神扭曲史，《点将录》于此关节，颇能着墨。以启功为例，若欲了解启功学术思想之变衍，与其师陈垣联系，更得明晰。陈垣由显宦而学术，为历史学界泰斗，堪与陈寅恪南北望，然心气之差，迥若霄壤，其致杨树达函，劝其“不法高邮法韶山”，实以自谓谓人。陈寅恪闻之对杨氏戏言云：自家出生长沙，倘攀缘亦有自也。狂狷之气必显。亦可反衬援庵夫子及门下虽与时俱进，终难免白首之羞。
《点将录》于冯友兰之学术成就，谓为“哲学界一人”，对其人生“四重境界”说则侃切论之：“设论固可谓道貌岸然，玄之又玄，然而反观冯氏自身的人生实践，亦不过随波逐流之辈，一生更不脱‘应帝王’情结。则其人去‘道德境界’尚远，犹在‘功利境界’中也。”“名实双行”于吾华文人渐成风习，名班大老岂任无咎？于兹更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之可贵。作者立论，固以著作成就为标准，人格道义之价值，亦不悬置。如吴宓，抗战期间在华西与陈寅恪、李方桂、萧公权同称“四大名旦”，作者以为四人学问成就不可同日而语，又在注释中说：“惟吴氏在学问虽无足道，但其日记，诗集于世事与心事皆能直书无忌，实为现代知识分子最宝贵的精神档案。”吴宓之学问是否“无足道”还可商量。余英时谓五十年代以后，大陆学者坚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者当首推陈、吴二公。钱锺书晚年最后文章乃为《吴宓日记》写序，深情感慨，为其一生文字仅见，不亦可参乎？作者注重《吴宓日记》之价值，亦当有会心之发焉。
言雷海宗，介绍其中国文化分期说，礼赞其宏观史学素养，在注释里列举史学界“四大右派”向达、雷海宗、荣孟源，陈梦家，又不惮举引批判此四人者及其文章名目，不啻为欲详察此段历史者作一索引，而批判者中之童书业、齐思和亦为《点将录》中人物，于齐思和一篇，指出其上古史研究本来为学界翘楚，但中年以后改治西洋史和近代史，成绩平平。故以“天退星”名之。作者广搜学人逸闻，以馈读者，其中取舍，固已甚大胆，于某些人物，似还有手下留情处，比如汤用彤，其《魏晋南北朝佛教史》之价值，学界故无异词。作者说汤用彤因患脑溢血而“得免与世周旋”，观《吴宓日记》，汤氏之不幸去世，因医院外街头游行队伍高喊口号，老先生在病床上跃起跟随高呼，急症而不治。可谓周旋到底也。凡此，皆堪谓时代哀歌，学人痛史。
四
《点将录》于学人比较评述间，亦梳理脉络，以见世纪文化流向。若钱穆以考据家而不满考据，转趋义理，而梁启超学术节律恰相反。将余英时列于三十六地煞星之首，可见推崇之意。余氏学术，实于考据、义理二途融汇为之。乾嘉以来，考据之学大盛，多论以清学为宋学之反动而径庭。余氏则详为辨析，认为清学亦宋学之继承，此虽在前人已有道及，然泯宋学与清学于无迹，得考据与义理为一身，余氏实得其大观（余英时撰《方以智晚节考》，对任道斌之《方以智年谱》资料详尽却不能点出方氏自沉乃出抗清心志，竟直斥任著为“有眼无珠”）。 考据、义理皆不能尽其意，余氏又经常对社会话题公开发表意见，盖出学人终必尽社会责任之义也。人的生命各层面，似亦可考据、义理、词章三者形容：人生长途里的知识积累辨证反复，岂非考据？仅有知识而无思想，岂非走匠行工？在思想知识基础上之行为激荡，或近词采华章？昔年余英时从陈寅恪诗中推测其心态，义理得而证据未确，多年后《点将录》作者为其寻得铁证，此又可证义理终与考据不悖也（参观余英时《陈寅恪研究的反思与展望》）。余氏与乃师杨联升均为通才之学，杨自谓“开杂货铺的”，然“超级市场”之宏富，又岂非放大之“杂货铺”欤？读余英时篇，与刘子健篇联系，又可见其人治学方法对余氏之影响，再联系徐复观，又可对政治学术“两栖人物”得认识。《点将录》以人为篇，而其中颇有“转连环”之意趣。
谈李方桂，《点将录》谓其学与王力为“海内外最有影响的两大古音体系”而李更为“精审”。点睛之余，又施渲染之墨，言其岳父徐树铮之不凡（冯玉祥《我的生活》自叙对徐杀之不足，更加痛骂，似为一不赦之巨奸）。《点将录》引述罕见之籍谓徐氏“仅率一旅之孤军，迫使外蒙古取消自治，承认中华民国主权，一时震动朝野”，并有著作《建国诠真》等，显然徐氏非一赳赳武夫，其中底细，有兴趣者还可探究。然搜书不到海外，又岂能得其大观？《点将录》以穷搜而遍览，广读者以见闻，又叙朱家骅委托傅斯年邀李方桂出任中央研究院拟设之民族语言研究所所长，李氏回云：“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此回答之精彩堪比陈寅恪回答中国科学院之请。读书至此，忽思及“阳谋”时期上海有位作家曾说：“一流人物搞创作，二流人物搞理论，三流人物搞行政；行政领导理论，理论领导创作。”语妙较李氏又转进一层。不同处是，李氏面折傅斯年，傅唯唯：“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某作家则因此语而喂猪去也。
言钱仲联，明言其《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以政治标准为取舍，较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价值为低，并揭橥钱氏曾与汪精卫唱和及沦陷期间任“伪行政院参事、监察院监察委员”等多项显职（昔年美术界曾有论者以为刘海粟、蒋兆和皆有“汉奸”嫌疑，瑕疵实难与巨癍并论）。谓钱氏几十年间以紧随时风而至著作等身，真“当年越右此时越左”之表见，此又可与冯友兰、陈垣等参观。同为选诗之业，钱锺书《宋诗选注》于文天祥《正气歌》亦弃诸，即主“艺术标准”，虽落“两间不架”，亦隐然得窥“心劲”。故二钱龃龉，可从“选学”发其隐也。钱仲联晚年主编《清诗纪事》，作者诗谓之“惟有钞书销党见”，不以人废言。以梦苕庵“历史问题”之赫然，享寿近百龄之安然，较之当世学人多辈之惨然，亦奇矣。
作者自谓《点将录》“非吃猪肉乃看猪跑”之属，其意即在多见笔下学人之状态，故于每人生命关节处多为点染。百年学人身经板荡而意态多殊，各人表现真难为论，具列其事，由读者，也由时间去仔细品评可耳。且再观《点将录》所录多士行状：
容庚在沦陷期间任职伪北大，胜利后傅斯年坚不聘请，谓若聘请此等教授即无以对流离大后方者，其说广被人口。而容氏亦不示弱，发表公开信认为“政府无力撤退全体沦陷区人民，就得宽容其生存”。女作家苏青文字被援例，亦具同理。以后，学府大批胡适、傅斯年、曾经真正落水之周作人亦跟随痛骂，而容庚则教育学生对傅斯年学术成绩不可忽视，文人之所谓“骨气”，固须观性命转折处之大概，亦当从一生终始考量幽微。
童书业批顾颉刚之前，顾已批胡适。胡谅解顾，谓之“他们已经丧失自由意志，我还忍心责备他们吗？”顾闻童之言行则谓：“此是渠等应付思想改造时之自我批判耳，以彼辈与《古史辩》之关系太深，故不得不做过情之打击”。半世纪学界文坛之人整人，多不过此等情形，然其中个人品性又自见。童书业命运悲惨，惊疯后先乃师而丧，顾颉刚以老病之身，帮助出版遗著，潜德幽光，可以见矣。
余嘉锡在辅仁大学时，利用陈垣得选院士，可谓学术之余，亦谙名利之窍，然其于１９４９年因“封建”罪名革除教职，至１９５５年在重病孤独中为馒头所噎而死。民国时期有蒙文通、林公铎、刘文典等教授被大学辞退，胡适、朱自清主其事自有其理由，然不平则鸣，被解聘诸人亦各为抗议，且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诸人以后也终得笔墨余生。惟余嘉锡以辅仁大学中文系主任兼前中央研究院院士之身被解聘，实为罕例。且此时举国一体，何处可逃？观《点将录》一百零九条华夏好汉之数，虽有叶得辉饮弹、王国维投水在前，而余嘉锡于凄然无告间，看侪辈兴高采烈而立雪无影，向隅独伤，应为最孤独凄凉一人也。
闻一多于西南联大时云：“在今天抗日战争时期，谁还热心提倡写旧诗，他就是准备作汉奸！汪精卫、郑孝胥、黄秋岳，哪一个不是写旧诗的赫赫名家？”此真可谓偏激之至。当时国民党于右任、程颂云等，共产党毛润之、朱玉阶等、社会贤达郭沫若、柳亚子等，无不作旧诗。浠水造论，何其不留余地邪！闻氏先学美术，曾为北京艺专教务长，后转治古典诗歌，又关心政治，思想由右趋左，不幸遇难后联大师生悼念捐款，吴宓拒捐，因其与闻氏素不睦也。此《吴宓日记》中亲述，可参观。
张五常为《点将录》中之纯粹经济学家，“开口弗里德曼，闭口科斯，似目无余子”，拟之地狂星甚宜。作者又说：“然其狂为疾俗之狂，虽狂而不妄，终是性情中人也”（张氏交游甚广，爱好甚多，亦涉书法，曾为香港再版之沈从文《边城》题款。某次偶遇于上海，渠问余当世人物最精彩者谁属，回云钱锺书如何，张颇不以为然，谓钱锺书成就不胜己，余与其大辩三晚，张氏终叹服“我要有他的学问该写多少好文章呀！”其天真直率又可见矣。参观２００４年７月２４日《美术报》副刊）。
《点将录》以钱锺书青年时期对老师的“弄笔取快”与李傲辈并论为狂生，颇不伦也。默存才高一世，而终身不离艺文学术，谓自保弥灾则有之，谓希谀邀进则全无，至晚岁更显悯世悲怀，其《容安馆札记》刺及现代多人，亦当以学术眼光衡之，一如其观古人矣。
周汝昌一篇，正文有谓“周氏能贯彻胡适的考据方法，将其‘自叙传’的红楼观发挥至极致，可谓考据派红学的集大成与最高峰，而亦因此，又使红学偏离文学方面，而完全倒向历史方面。”，于注释则补充言之：“周氏后期在方法上提倡‘悟性’，在实践上往往有如索引派的‘猜苯谜’”。可见对周氏红学研究之评价甚多概括，亦注意其发展（《点将录》出版之后，有刘再复于《书屋》刊文，谓周为“中国文学第一天才的旷世知音”，其评价高过所有评周文字，内中多有文学内容，可为参照）。
一书之中，议论明赅，材料丰富之外，倘字里行间更呈现可以深入之学术话题，则读者呼快矣。胡道静对沈括《梦溪笔谈》之推崇，以为较司马迁《史记》更有价值，为宋代则惟一。《点将录》认为“推崇因至过当”，这就给读者继续寻绎宋代文化学术之成就很大空间，如沈括与苏轼之比较，或即可破胡氏之论。又如，吴梅以曲学擅名，拟之“铁叫子”至为恰切，将吴梅之学与王国维比较，连类书画等学术门类而谓吴梅之学为本色当行，其价值即不同。又于注释中引述其日记，说明在溥仪立满洲国，及日本于全面侵华前分割华北等问题，远离政治之吴梅均有其独特看法。“此真是世俗所谓‘汉奸’论调矣，以其出语奇兀，世所罕知，特附见于此”。学术、读书最终以无禁区为尚，多年来读书人眼光逐渐开阔，也逐渐细微，纷纭历史逐渐清晰，也愈加复杂。辩幽索微永远是学术之责任和动力，也是学人之兴趣及功课。《点将录》于兹会心多，亦引读者解颐频。
五
作者于二十一世纪之初为现代学林作宏观文字，其知识基础及文化眼光已不同昔人，百年来国外“汉学”大炽，中国学人亦多有受外邦学术影响者，此中关系，岂能疏忽？《点将录》以《水浒》“后传”众英雄招安后征伐河北田虎得降将十九名为契，列述外邦汉学家十九名，以高本汉为首。敦煌学为现代外人研究中国学问之热门，而敦煌等处文物之流于外邦，久遗国人之愤。作者所介绍与中国文物收藏有关之诸人，无一人以文物谋私兴利，其所得，尽用于学术研究，其所归，皆在设备完好之博物展览馆。于兹亦可谓：战乱贫困时期之文物得此转徙，虽国家之耻，亦学术之幸耶。十九“降将”中，多为世界闻人，亦不乏可为谈助之事，若日本人新城新藏，本为京都大学校长，为日本学界泰斗，侵华战争期间，在日本外务省辖下之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任所长，对中国故宫博物院和南京中央研究院文物均加以保护，其人之学术亦本“实事求是”之箴，不随风气之转。作者比较中国现实学术中“主题先行”、“以材料就我”之类风气，颇深致慨，又可证钱锺书所云“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东海西海，心理悠同”非虚言也。
现代百年，意识形态战争风云震荡，言学术岂能无视马克思主义之影响，《点将录》中述德国裔而后入美国籍之魏特夫，可见一脔。介绍魏氏之经历学术，指出其代表作《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乃“理论先行，将错就错，强史实以就我”，又从另一角度赞许其“深具思想雄心，包举四海，在学术史上终属难能。”不啻一篇精警之导读，可引读者对此关涉百年人类纷争之大问题作深入研寻。
六
前已言及《点将录》作者有钱锺书笔法，盖默存先生以博学独步斯世，每涉笔命题，必“充类至尽”以惬己意，亦大快朵颐而享读家，虽不免“炫博”之讥，实未离为学之旨。当下文风浇漓，强不知以为知者多矣，一书之著，以知识丰富而益读者，应为基本道德，《点将录》于知识之丰富性即学习钱锺书，论列间不吝连类举引，且看：
言及自杀诸人，除王国维、吴秋辉、黄季刚、吴梅诸老辈各有千秋，其后傅乐焕、李平心、许政扬、翦伯赞、吴晗等，则众途归一。王重民在五十年代大批胡适时不发一言，自见风骨，１９７５年仍不肯违心曲学，然精神已不能坚持，竟自缢于颐和园，是可谓“中锋在黎明前死去”，现代文人之自杀，较历史任何时代为剧烈，仅此题，有心人即可为专著。
谈叶昌炽因其《缘督庐日记》钩稽清末“四大日记”（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记》、王闓运《湘绮楼日记》）。若再庚延，或又可以《胡适日记》、《顾颉刚日记》、《竺可桢日记》、《吴宓日记》为民国以来“四大日记”也。其中《吴宓日记》，钱锺书序之谓“为日记文学自开生面”。另若吴梅日记显风流文士之孤心，均堪称好看之书。
因吕思勉而及为秦桧翻案诸学者：胡适、周作人、夏承焘、谢兴尧、林瑞翰等；并连类钱大昕、赵瓯北等前人议论，而陈登原在此问题上前后不同，或时移势易致笔舌更张，此话题亦不妨深入讨论。
现代学人研究自然科学而能为旧诗者竺可祯、胡步曾，石声汉、梁家勉等，诸人诗集难遍觅，作者藏书而用，又为一得。
文人间以意见不合而至老拳相向者诸人，吴梅、黄侃，柳亚子、林庚白，傅斯年、刘半农，熊十力、废名等（另若吴宓编辑《大公报》文学副刊时与助手浦江清撕挝，为雨僧日记自道；钱锺书对同居单元之林非下手，有多人传写，亦可凑泊尔）。
借书不还者诸人，若谢国桢、郑振铎，皆为藏书大家，或因其大而不捐细流也（余行香港，闻饶宗颐昔年亦曾借人佳本而不还。《点将录》谓此类为“风雅贼”，与孔乙己之寒窘固不类也，可为补苴）。
因岑仲勉著《隋唐史》对陈寅恪批评，拈出当代学术界之“酷评家”诸人，如鲁实先责董作宾，徐复观诋胡适，夏志清诘唐德刚，何炳棣究张光直，陈启云难余英时。此又与前述对陈寅恪之批评分别而论矣。
著名学者曾经为中学教师者如钱穆、陈垣、吕思勉、邓之诚、朱希祖、蒙文通、徐中舒、谢国祯、陈乐素、聂崇歧、戴裔煊、牟润孙、刘永济、鲁实先、吴梅、郭绍虞、唐圭璋、缪钺、罗常培、季羡林、启功等，在今无一不膺“国学大师”之誉，其中多位在中学教师任上已多建树，可见当时中学教育之不乏名师。诸人以后均为大学教授，又可见不拘一格用人材非为孤本（倘再放眼，仅当年浙江上虞县春晖中学便有朱自清、朱光潜、丰子恺、夏丏尊等，济济多士，或亦“民国范儿”之一瞥）。曾做家庭教师者，则叶昌炽、余嘉锡、董作宾、翁独健、孙楷第、徐中舒、唐兰、唐圭璋、启功，其最著者当数馆于梁启超家之谢国桢及为胡适家庭教师之罗大纲，二人均为弟子帮老师教育子女，又继续学业，自成一家者。
此外，尚有以官吏而学术诸人，以军人而学人诸人，旧八旗子弟而成文化名人诸人，学术成绩昭彰行政亦有建树诸人，学人能兼新文学创作诸人，学者而兼收藏家诸人，因作序而成专著诸人，可称掌故家诸人，为影射史学诸人，为民族主义史学诸人，为趣味考据诸人，父子、兄弟、夫妻、翁婿各为学术诸人，名家名著疑有抄袭之嫌著人（作者又于《文汇报》专文广之），以诗以画以金石以服饰以小说以僧录等不同方面证史诸人，如叶德辉死于暴动诸人，著名学者曾严厉批判雷海宗、向达者诸人，以老年而入共产党诸人，“文革”后成名之学者诸人……，以上或于正篇论列，或于注释罗致，繁简未定一律，臧否容有参差，然于读者均可为索引之用，此又为它著之莫见也（昔者钱基博先生撰《中国文学史》，每予论列之人，皆读其全集，以瞻博精审而馈读者，《点将录》作者自谓写每一人，必参考书籍二十种以上）。
以梁山泊好汉之绰号形于现代学人，恰切者少而难配者多。若以中箭虎拟陈梦家甚切，以丑郡马谓周祖谟亦洽，他若因善雕刻而拟闻一多为玉臂匠，以研曲而位吴梅以铁叫子，以善书而称启功圣手书生，以能研究能创作誉钱锺书双枪将，均似得其拟，余者则多难凑泊。 女将三员，只得冯沅君一人膺母夜叉之位，一丈青则遗芮逸夫，母大虫赠汪宁生，此虽玩笑细故，无从认真，然现代学人，果不能再寻绎女性二人而充梁山泊快乐之场乎？是所以作《点将录》亦勉为其难也。
七
清末至民初，古国新机必显，中西学术交汇，乃中华文化发展一特殊时期，以后学术因政治意识而强分两造，聚讼至今，百年纠结，已显“层累”，纷纭话题，各见用心。《点将录》每论列一家，必将有关之意见尽量附及，以便读者得其大观，更待群论辩其周详。有学者钱理群近年提出“双重反思”，即在三十年来对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思想、文化弊端的反思同时，也当反思在此反思过程里出现的新的偏颇。这样的学术心理，谨重之间，恐亦趋于早经陈平原言说之“学术的自私”。其实，在老辈学人心路历程间，亦可见相似痕迹，若《点将录》中提示，梁启超早年以思想家著称，至晚岁却究心于考证之学；徐复观曾猛烈抨击胡适一派学者以考据为基本方法，自己到晚年亦渐趋考证。连类之间，又予读者问题：学者之书斋探究，究竟于社会生民有何意义？于纷纭波荡世纪风云有何知见？“双重反思”或使思考更加冷静深入，但矛盾徊惶之下，是否也有消解基本判断之危险，落入“测不准”困境，而学界众生又沦为尸位素餐、如含瓦石之犬儒？此附议而存疑，亦待智识者多为献发。
《点将录》作者言明，此书以历史学者之介绍评论为主要内容，其中又以胡适为代表接受现代学术规范者为主，它日或再以思想者哲人为内容再行点将。也可以说，此书是当今知识分子研究中“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之滥觞。其文言，其旧体诗，实亦为用而非为体也。
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一代亦有一代之遗憾。《点将录》中英雄，无论清末民初，皆在四、五十岁便卓然成立；后续之人，六十年前学子，今已垂垂老翁，而能入《点将录》者曲指可数，是何故焉？当今学校之发展，学人待遇之优渥，非昔贤敢望，然多具高头讲章，使人闻而思睡，形象攀比成风，名实双行至远。多见捉襟现肘之博导，招摇过市之大师，书籍出版呈汗牛充栋，学子谋生反束书不观。《点将录》作者以大学本科未获毕业之身，屏弃冠冕，博览群籍，研寻之间，意趣琳琅，堪谓当今读书人之真收获。
原载于《书屋》杂志五月号[/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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