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和元：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不长进的凯恩斯主义的反思
瑞典皇家科学院10月10日宣布，将2011年的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瑞典银行经济学奖(TheBankofSwedenPrizeinEconomicSciencesinMemoryofAlfredNobel)颁发给纽约大学的托马斯·萨金特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以表彰“他们在宏观经济学中对成因及其影响的实证研究”。消息一出笼，各路媒体和学者就此做出各方解读。其中许小年教授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他在其微博中这样写道：记者问：萨金特获经济学诺奖有什么现实意义？我不客气地答：别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天下事，学术就是学术，不问现实意义。前两天颁出物理学奖，获奖人证明宇宙在加速膨胀，有何现实功用？胡适早就说过“短见的功用主义乃是科学与哲学思想发达的最大阻力。”一句“学以致用”，害得中国没了学术[1]。
对于许小年教授上述观点，我是严重同意的。说实在的，对于这个奖项我真认为别那么功用才好。但我们却并不能够因为赞同许教授的观点而就无原则的盲从于他，事实上在该观点上，许小年教授就有罔顾经济学史而信口开河的嫌疑。
虽然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主席克鲁斯尔对法新社表示，全球目前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但他们的决定不会受到任何政治或新闻事件的左右，而纯粹从学术研究及其贡献的角度来考虑。但问题是，真如克鲁斯尔和许小年所认为的那样吗？我看事实恰恰相反。
2008年经济大崩溃时为何该奖颁给了保罗·罗宾·克鲁格曼？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现实需要。虽然在授奖评语中，瑞典科学院赞赏他创建的新理论回答了有关自由贸易的问题。评语说，克鲁格曼借此整合了先前完全互不关联的国际贸易和经济地理这两个研究领域。克鲁格曼的研究基于规模经济使一些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更便宜为前提。与此同时，消费者需要各种各样的商品，致使针对当地市场的小规模生产为供应全球市场的大规模生产所取代。
但我们知道，在学界克鲁格曼更为著名的是其凯恩斯主义的捍卫者这一身份。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尼尔·弗格森在其2007年发表于《金融时报》上的一篇题为《毫无长进的现代凯恩斯主义者》的文章中这样写道：“那些将信心比作童话中的‘仙女’的经济学家，如<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也未能从数十年有关预期的经济学研究中汲取教训。他们似乎也还没有意识到，本轮危机中学术界最大的赢家是那些行为金融学的支持者，而人类心理的波动就是该学科研究的核心内容。”可惜的是，克鲁格曼和他所代表的凯恩斯主义却成了当时学术界、政界乃至社会的最大赢家。回顾历史，二战之后，只要碰到经济衰退，克鲁格曼所持的凯恩斯主义哪次不被视之为医治不景气的良方呢？凯恩斯在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主张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事实上早在2007年初，次级贷款的问题开始变得明朗化，房市开始逆转时。克鲁格曼的同门们就从凯恩斯那里疯狂获取着他当年的疯狂之念——通过货币和财政予以大力刺激。于2007年9月，美联储开始大手笔降息，企图以此来刺激消费避免经济衰退。但经济还是不可避免的陷入了崩溃的边缘。对于这一境况，一些添油加醋者这样描述到“在2007—2008年，当全球经济被次贷危机百般蹂躏时，整个人类世界如坠深渊。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全球经济活动雪崩的景象唯有当年大萧条或可比拟”。
为了应对这种局面，克鲁格曼所代表的凯恩斯主义一改以前遮遮掩掩的态度，而是浓妆艳抹的粉墨登场了。于2008年12月16日，美联储将利息降到了地板上，0-0.25%的利息降无可降。在这一常规货币工具弹尽粮绝的时候，于是美联储继2009年3月18日宣布购买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和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证券。紧接着，于3月23日又推出银行“解毒”计划，以处理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问题。其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释放流动性，使货币政策的重心向“量化宽松”政策倾斜。而中国则是在降息的同时辅助以超过4万亿的大刺激予以应对。
世界各国的克鲁格曼们坚持认为，正是由于他的同门们以超常规的市场干预手段，而终于挽狂澜于既倒，避免了金融体系的崩溃，从而避免了“大萧条”的重演。但他们在做上述表述的时候，却并没有将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明白的告诉大家。那就是2008年的危机，事实上已经将之前，因为庞大泡沫所掩盖的结构性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做了过度的开支、发展中国家则对出口过度依赖、国际货币体系的先天不足，这让债务和国际贸易严重失衡的问题——暴露出来，而他们——各国政府与中央银行，却采用了一种“眼下先顾增长，问题留待日后[2]”的策略。他们并没有着手去解决结构性问题，只是试图用刺激政策复苏经济。正是在美国两轮的量化宽松和中国的4万亿这两剂强心针的积极刺激下，全球经济才又开始“生龙活虎”了。但这种“来源于传统的流动性驱动型复苏，而不是缘于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经济的驱动，这种复苏注定是不可持续的、是脆弱的。[3]”
事实上路德维希·米塞斯早在1934年就明确指出：“信用扩张确实能导致一时的繁荣，但这种繁荣迟早会归于破灭，导致新一轮的萧条。财政和货币把戏只能收到表面的一时之效。从长远看它肯定会让国家陷入更深重的灾难。[4]”这一观点纵然于现在来看，其大趋势无疑还是正确的，当然随着凯恩斯主义的诞生，有些情况也的确起了一些新变化。
凯恩斯主义主导的人为刺激，之所以能够被广泛接受（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政客，现在大家都喜欢标榜一下自己的凯恩斯主义者的身份：IamnowaKeynesian）。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人们有种错觉——凯恩斯主义将美国从大萧条的深渊里解救出来，从而拯救了世界经济。这一成果无不像人们昭告着，政府采取的人为刺激这一积极应对是有效的。
但事实是那是一场莫大的误会，或者说其本身就是一场弥天大谎。读读罗斯福总统的传记我们就知道，那场危机的最严重的时期是在1937-1938年之间，而这个时点，凯恩斯的那本《通论》已经出版了，他的观点已经被罗斯福所采纳了，哪点看的出来呢？对预算的态度，在1935年凯恩斯没有向总统先生推销他的主张以前，总统采取的是均衡预算，而到1936年后采取的却是大幅度的赤字预算，而赤字预算正是凯恩斯的认为干预的精髓。但真相却是，大量的政府投资，加剧了原本已经恶化的供需结构，使得本来严重过剩的产能更加过剩。为此，罗斯福总统不得不承认，1938年的美国“消费者购买力薄弱的令美国经济因消费者需求不足陷入困境！”但罗斯福很幸运，凯恩斯也很幸运，随着战争的扩大，各交战国的物资需求，终于让美国的那些过剩产能得到了利用。深陷战争的英国、法国、中国和日本（日本之所以要与美国交战，原因就在于美国拒绝再为他提供物资，日本认为美国的这一行动伤害到他的利益）的购买力取代了美国国内那薄弱的消费力，而令美国经济因消费者需求增强而走出困境！
而到了1990年代，日本也爆发了经济危机，日本严格的遵照凯恩斯路线，采取大幅度的赤字预算，扩大公共支出来干预需求面，同时辅以零利率这样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正如我们所见和日本人所能够感受的到的，那就是成绩乏善可陈，日本也为此失落了20多年[5]。
从这个角度来解释，我们可见凯恩斯从来就没有胜利过。但他的干预需求面，人为的刺激经济的手段倒是一次又一次的祸害人间。六十年代末期，美国在越南战场泥足深陷，苦战无功，消耗了以百亿计的资金，令经济内伤，虽然由于政府不断注资，经济未陷衰退，但通货膨胀从战后二十余年平均年增幅约1%急升至5%强[6]……事实上这也是拜凯恩斯学派的需求面干预哲学之“福”，短短数年间，因积极地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功，终于为美国乃至世界人民，带来了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的双高的苦果。
在凯恩斯主义者看来，只有实现了充分就业，才可能导致需求过度，进而引发通货膨胀。也只有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才会导致生产的萎缩，进而引发经济危机。也就是说，根据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根本是互不相容的。在经济危机的时候绝对不可能出现通货膨胀的现象，而在通货膨胀的时候也绝对不可能出现经济衰退的现象。
在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经济虽有起伏。但在凯恩斯主义的指导下，采用的是需求管理政策，在财政支出和货币扩张的刺激下，衰退的确得到缓解，经济的起伏的确要比战前平稳得多。在这时间段，其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为4.6%，生产率年平均增长为3.2%；就业情况也有了改善——50年代的平均失业率为4.5%，60年代虽有下降，但也一直控制在5%以下；消费物价指数的年平均上涨率更是低到2.5%。以致于有人将这一时期称之为美国经济的“黄金时代”[7]。
但进入70年代，一切为之改变，各国开始陷入“滞胀”局面：一方面，生产过剩产品积压企业破产工人失业经济停滞不前；另一方面，物价持续上涨而且涨幅较大。面对这种局面，若要刺激经济增长，就要遵照凯恩斯的办法——扩大财政开支和货币发行，增加社会总需求，但这无疑会加剧通货膨胀。而如要想控制住通货膨胀，其必然的手段就是缩减财政开支和货币发行，以此来控制社会总需求，但这无疑又会加深经济危机。
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现实使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不攻自破，在实践中处于两难境地。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显然也已无法自圆其说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旨在以理性预期方法说明凯恩斯宏观经济政策无效性的理性预期学派应运兴起。1960年代初，约翰·穆思在一篇题为《理性预期和价格变动理论》的杂志文章中，最初提出了“理性预期”（Rationlexpectation）的概念，在这篇论文里穆思假定：人们在进行预测时，总是以自己尽可能收集到的信息作为依据。这一假定被一些青年学者接受并传播其理论。穆斯的理性预期假说理论在当时曾被用于金融市场动态行为的分析，但从未被作为宏观经济动态分析的前提，所以对一般经济思想并未产生广泛影响。直至70年代，经济学家卢卡斯发表了《预期与货币中性》一文，首先将穆斯的理性预期假说同货币主义模型结合起来分析。之后，卢卡斯又和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金特、华莱士(Wallace)等人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对理性预期假说作了进一步阐发，同时把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模型，并且用于理性预期整个理论体系的分析，以卢卡斯为首的理性预期学派也就此形成。
1981年，萨金特写了一篇题为《四次大通胀的终结》（TheEndsofFourBigInflations）的开创性论文。在这篇论文里，萨金特认为西方政府历尽磨难方才明白，赤字救不了他们。面临两位数的通胀和失业率的攀升，唯有施以猛药才能治愈顽疾。回顾了中欧上世纪20年代又一个战争导致债务激增的时代的局面后，萨金特证明，只有果断的“体制变革”才能带来稳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改变通胀预期。
通过对上述经济学史的回顾，我们不难发现，当前之所以将该奖颁于萨金特，跟2008年将其颁发于克鲁格曼一样，何尝不是现实的需要呢？何尝不跟我们当前正面临的滞涨风险相关呢？面对2008年的经济危机，瑞典科学院的那帮老爷子试图想通过对凯恩斯主义的张扬，来实现对经济的拯救，但结果却是今天这种滞涨的局面。对此，诺贝尔奖今年似乎要反思过往而改弦更张，将这个奖颁发于麻烦制造者凯恩斯主义的反对派，坚信“国家干预经济的任何措施都是无效的。要保持经济稳定，就应该听任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的理性预期学派的萨金特了。从这点而言，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可谓意味深长。
[1]http：//weibo.com/1721825977/xs8l2iEl2
[2]史蒂芬.罗奇.美国救市的后患【N】.金融时报，2009-03-17.
[3]韩和元.世界经济正步入正面Q时期—未来一年世界宏观经济前景展望【R】.2009-10-15.参见：http：//www.chinavalue.net/Blog/445172.aspx
[4]【奥】路德维希.米塞斯著.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05.
[5]韩和元.“凯恩斯”救不了世界.经济与财富通讯.2008(23)，转引自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opinion/200812/1219_23_929854.shtml
[6]魏加宁.反思美国20世纪70年代滞胀的成因与对策【R】，国研网.
[7]张忆东，范妍.美国70年代滞胀研究【R】，兴业证券研究报告.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