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兆丰：我理解的经济学原理
这个秋天我在北大教《经济学原理》，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教学大纲开门见山：“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的行为规律的学科。普适的经济学原理，不仅被用来分析包罗万有的社会现象，而且还深刻地影响了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本课程向从未接触经济学的本科学生演示和传授这种分析技能。”临开课那晚，翻出由阿尔钦（ArmenA.Alchian）和艾伦（WilliamR.Allen）所著、由阿尔钦12年前签名赠送的老课本《交易与生产：竞争、合作和控制（Exchange&Production：Competition，Coordination，&Control）》。扉页上是老人家85岁时的笔迹：“给兆丰：感谢你向独特的人群——中国人——传播经济分析原理；尽管它与我们从中国人那里所学到的所有知识相比，只占微不足道的份量。”
阿尔钦1950年的《不确定性、进化和经济理论》，为求索经济规律的事业，找到了坚实的理性基础；此后，他为“成本”、“租”、“产权”等主题所作的叙述，开辟了透过经济学理解世界的独特视野。不仅如此，他还致力于传授经济分析原理。阿尔钦的女儿告诉我，他当年还用磁带录音机来分析自己授课的效果。他的学生不仅有经济系学生和教师，还有大量的联邦法官，不仅影响了经济学的研究方向，还增进了美国司法界对产权和企业行为的理解。
老人家送我《交易与生产》一书时，正在修订该书的新版，而我则在并行作中译。我有空闲就翻译，有问题就电邮，而他往往当天就回信。如此良辰美景，持续了两三年，译稿达数十万字。遗憾的是，老人家八年前起记忆力衰退，出版计划被迫搁置。今天他仍健在，记得往事，只是不再写书了。
今天我上教坛，临门一脚，应该怎样踢？我想过好一阵，还是从阿尔钦开始。在他看来，不论各人怀有何种愿望，人类只有直面种种约束、选择这样或那样的竞争规则，才能存活和发展；而研究竞争规则的选择及其结果，就是经济学的目的。
显而易见，人类至少面临四项普遍约束：（1）东西不够；（2）生命有限；（3）人际依赖；和（4）需要协调。人类种种制度安排，一概是为了应付这些约束而衍生的。它们对应着三套规律：（1）需求定律；（2）利息理论；（3）产业理论；和（4）宏观理论，而这就是通过经济学看社会万象的视角。
第一项约束是“东西不够”。人类如何选择竞争的规则，如何解决资源争用的冲突？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先让同学们读法国巴斯夏（ClaudeFrédéricBastiat）在1850年发表的名文“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WhatIsSeenandWhatIsNotSeen”）。人类一切活动都事关选择，而经济学者的特长，是去看见那些一般人所看不见的代价，否则就无法合理地评估选择所引致的得与失。
接着是介绍斯密（AdamSmith）眼中的人性。许多人以为，斯密将市场与道德对立起来，说他先写了《国富论》，后来又补充了《道德情操论》。其实，斯密先出版了《道德情操论》，而过了整整17年才出版《国富论》。在斯密看来，人人都有同情心，自我的感受永远是他猜想中的别人的感受的函数。无奈的是，同情心既走不远也靠不住，而人类无时不刻需要友侪的协助，所以只有依靠商业，才能使那些默默无闻的人们随时得到帮助。
有了上述两点铺垫，就可以讨论阿尔钦的雄文了。先介绍“不确定性和生存进化”的框架，然后是解释不同的竞争规则会引致不同程度的社会浪费，最后咬紧“成本”的定义，冷静地剖析“物质主义”、“环保措施”、“中间商的作用”、以及“义务兵制与志愿兵制”。
在详细讨论阿尔钦关于“产权”的论述后，我们引入科斯（RonaldCoase）的贡献。在存在交易费用的世界里，个人的权利与他人的权利必然存在冲突，而警句“每个人行使权利应以他人权利为限”却缺乏任何指导意义，只有科斯的洞见才为调和冲突指明了方向。不消说，需求定律和价格管制的理论分析，是这个一般化框架下的核心技术了。
第二项约束是“生命有限”。由于没有人是长生不老的，所以世事的不确定性就会深刻地影响人的行为，而由此产生的“不耐（impatience）”便成了“真实利率（realrateofinterest）”的决定因素。这是说，较有耐心者用“现货”与较无耐心者的“期货”交换，其比价便决定了利率。这个机制，不仅影响了人们究竟是生产草房还是砖房、吃饭还是酿酒、种树还是砍树等决策，而且为货币银行体系和金融投资市场，打下了深刻而广阔的根基。
第三项约束是“人际依赖”。人不得不与他人为伍，而只要社会上超过一个人，人与人之间就必然存在知情不告、尔虞我诈、过河拆桥和互不信任等现象。于是乎，各种合约安排、组织结构和防范行为便应运而生。环顾我们的社会，法庭、警察、家庭、企业、学校、协会和政党，婚姻中涉及的钻戒、礼金、嫁妆，朋友之间的喝酒、聊天、讲粗话，企业主对员工往往具有较大的酌情控制权……种种现象，无一不是为了防范“人际依赖”的隐患而衍生出来的生存对策。
第四项约束是“需要协调”。三个人制砖，两个人砌墙，本来合作得天衣无缝。后来一位砌墙的因为熟能生巧而提高了速度，五人的合作便出现了“失衡”，砌墙的劳动力出现了“闲置”或“失业”。要摸索出新的“和谐模式”，不论是让一位砌墙的人转业去帮助制砖，还是改造制砖设备以提高生产率，都需要花费时间和资源。种种宏观经济理论试图刻画、解释和调节的，不外乎是这种因为需要协调而产生的困境。
在课程的每个环节，我们一以贯之地遵循“在约束条件下、通过平衡边际、来取得最大化”的思路；与此同时，“人权”、“道德”和“良心”等社会规范，也不再被视作开天辟地时“天赋”的内容，而将被理解为人际重复博弈后“人赋”的结果，而且它们也必将随着生产力和技术的变革而缓缓演化。
关于经济学对人类世界观的贡献，经济学家德姆塞茨（HaroldDemsetz）曾经总结道：自斯密以后、一个半世纪的经济学成就，就是“建立了高度分权的抽象模型，其中没有人可以控制价格或其他重要的市场指标。”不论是谁，对这句话的理解越深，世界观的变化就越大，而这既是我所理解的经济学原理，也是我授课的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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