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渊冲：忆锺书师
[table=98%][tr][td][align=center]许渊冲：忆锺书师 [/align][/td][/tr][tr][td][/td][/tr][tr][td][b]
进入专题[/b]： [url=http://www.aisixiang.com/data/search.php?keyWords=%C7%AE%EF%F1%CA%E9&searchfield=keywords][color=#0a64c9][u]钱锺书[/u][/color][/url] [/td][/tr][tr][td]● [b]许渊冲[/b] [/td][/tr][tr][td]
值得回忆的事是生活中的诗。 －威廉．赫兹利特
All that is worth remembering in life is the poetry of it. － W. Hazlitt
钟书先生仙逝已经 12年了。回忆 72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在山清水秀、四季常绿的春城昆明。在见到他之前，我早已听到不少关于他的传闻。据法国诗人雨果（ V. Hugo）说：传闻的真实性并不在历史之下（ Le genre humain a deux aspects: I'aspect historique et I'aspect legen-daire. Le second n'est pas moins vrai que le premier.）。而美国哲学家山塔亚那（ G. Santayana）则说：诗意盎然的神话传说使人更能忍受散文般平淡无奇的生活（ The poetry of myth helps men to bear the prose of life.）。关于钟书先生的故事，早已传遍清华联大。说他考清华时，国文英文都得了最高分，数学却不及格，是破格录取的。入学后他上课时五官并用，一面听讲，一面读课外书，结果考试成绩总是全班第一，因为课堂上讲到的书，他多半已经在课外读过，并且说要读遍清华图书馆的藏书。据说教他英文的叶公超先生对他说：“你不该来清华，而应该去牛津。”在出国留学考试前，很多外文系毕业生听说他报了名，都不敢参加考试了，结果他就是去了牛津。这样一个超群出众的奇才，而告诉我这些故事的同学，又是联大工学院博闻强记的状元张燮。工学院有一门最难考的功课，考试时全班有一半同学都不及格，张燮却只用了一半时间就交头卷，而且成绩是一百分。这样一个天才学生口中说出的天才老师，怎不叫人觉得是奇中之奇！
1939年钱先生给我们上“大一英文”，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讲课言简意赅，深入浅出，妙语如珠。如他解释怀疑主义时说：一切都是问号，没有句点（ Everything is a question mark, nothing is a full stop.）。用具体的标点符号来解释抽象的怀疑主义，而且问号和句点对称， everything和 nothing又是相反相成，使学生既得到了内容之真，又感到了形式之美，真是以少胜多，一举两得。物理系同学杨振宁先在钱先生这一班，后来调到叶公超先生那一班，叶先生讲到赛珍珠《荒凉的春天》那一课时，杨振宁发现有一个动词的过去分词不表示被动，认为这是异常现象，就提出了问题。这多少体现了钱先生讲的怀疑主义精神。而我自己在解释“博”和“精”的时候，用了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about something，更是学了钱先生用 everything和 nothing的解释方法。
钱先生在讲《一对啄木鸟》的科学故事时，用拟人化和戏剧化的方法，模仿啄木鸟的声音动作，把一个平淡无奇的科学故事变成了有声有色的艺术，使散文有了诗意。不单是在讲课，就是在写文章或做翻译时，也是一样。出名的例子是在翻译《毛泽东选集》时，金岳霖先生译到“吃一堑，长一智”这个成语，不知如何翻译是好，就来问他，他却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译成： A fall into the pit, a gain in your wit。原文只有对仗，具有形美；译文却不但有对仗，还押了韵，不但有形美，还有音美，使散文有诗意了，真是妙译！这点对我影响不小。后来我译《毛泽东诗词》译到《西江月．井冈山》时，下半阕是“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我看到中外的译文，都是散文味重，诗意不浓，就模仿钱先生“吃一堑，长一智”的译法，用双声叠韵来表达诗词的音美：
Our ranks as firm as rock,
The cannon roared on Yellow Block:
The foe fled at nightfall.
译文把“森严壁垒”译成我们的队伍像岩石一般坚强，用岩石（ rock）的具体形象来译“壁垒”，传达原词的意美，并且和“队伍”（ ranks）押了头韵，好传达原词的音美。“众志成城”译成我们的意志合成了新的长城，意志（ wills）和长城（ wall）押了头韵，“合成”（ form）和第一行的“坚强”（ firm）也是头韵，“更加”译成“新的”，第二行和第一行对称，传达了原词的形美。这样就用钱先生“吃一堑”的译法，来传达原词的“三美”了。但是第三行的“黄洋界”译成黄色的界石，有人认为不忠实，怎么办呢？我就写信向钱先生求教。 1976年 3月 29日，钱先生回了我一封英文信，非常重要。现在把《续忆逝水年华》第 97页的译文摘抄如下：
钱先生这封英文信用词巧妙，比喻生动，引经据典，博古通今，显示了他的风格。他称我为“许君”，内容大意是说：谢谢你给我看你成就很高的译文。我刚读完。你戴着音韵和节奏的镣铐跳舞，灵活自如，令人惊奇。你对译诗的看法很中肯。但你当然知道罗伯特．弗洛斯特不容分说地给诗下的定义：“诗是在翻译中失掉的东西。”我倒倾向于同意他的看法。无色玻璃般的翻译会得罪诗，而有色玻璃般的翻译又会得罪译。我进退两难，承认失败，只好把这看作是两害相权择其轻的问题。根据我随意阅读五六种文字的经验，翻译出来的诗很可能不是歪诗就是坏诗。但这并不是否认译诗本身很好。正如本特莱老兄说的：蒲伯先生译的荷马很美，但不能说这是荷马的诗。
读了钱先生的信，我觉得他告诉我的是：你在翻译中失掉了一些东西，你为了不得罪诗而得罪了翻译，你译的诗不错，但不能说是毛泽东的作品。
我看钱先生和我的矛盾，是求真和求美的问题。翻译要求忠实，重在求真；译诗要求传情达意，重在求美。无色玻璃般的翻译求的是真，有色玻璃般的翻译求的是美。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钱先生认为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他采取消极的办法，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记得朱光潜先生在《诗论》中说过：“‘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一切艺术的成熟境界。”我觉得也是译诗的成熟境界。“不逾矩”是消极的，说是不能违反客观规律，求的是真；“从心所欲”是积极的，说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求的是美。结合起来就是说：在不违反求真的条件下，尽量求美，贝多芬甚至说过：为了更美，没有甚么规律是不可以打破的。如果说我译的《井冈山》是有色玻璃般的翻译，失掉了一些东西，不能算是毛泽东的词。那么，其他中外翻译家译的《井冈山》有没有无色玻璃般的翻译？是不是也失掉了一些东西？能不能算毛泽东的诗词呢？下面就举“早已森严壁垒”的两种译文为例：
1. Already our defence is iron-clad,（ Boyd& Yang）
2. No one cracks through our forest of wall,（ Engle）
第一种译文还原大致是说：我们的防御已经是铜墙铁壁，比起原文的“森严壁垒”来，防御工事太散文化，铜墙铁壁又太形象化。第二种译文说：没有一个人能冲破我们森林般的壁垒，森严的形象译出来了，但是“无人冲破”又嫌加字太多。没有一种译文能像无色玻璃。所以我认为译者只能在不违反求真的原则下，尽量求美。这个问题钱先生约我面谈过一次，结果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从他译“吃一堑，长一智”的实践看来，他的译文是既真又美的。
1980年香港商务印书馆约我英译《苏东坡诗词选》，我阅读了钱先生的《宋诗选注》，读到钱先生说的“苏轼的《百步洪》第一首里写水波冲泻的一段：‘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四句里七种形象，错综利落……”我译成英文时，却把这七种形象译成是写“轻舟”的，是不是有误？就写信去问钱先生，得到他 6月 14日的回信说：“苏诗英译，壮举盛事……《百步洪》四句乃写‘轻舟’，而主要在衬出水波之急泻，因‘轻舟’亦可如《赤壁赋》所谓‘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放一叶之扁舟’……”钱先生同意七种形象是写轻舟，这是求真，但他认为“主要在衬出水波之急泻”，我觉得这又是求美，并且是“主要的”，因此，我看钱先生不但是在实践上，就是在理论上也不反对译诗要求既真且美，“从心所欲，不逾矩”。于是译苏诗时，我就还是把求真（不逾矩）作为消极要求，而把求美（从心所欲）作为积极标准。例如苏东坡最著名的西湖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如要求真，“潋滟” 和“空蒙”很难翻译，所以只好求美，翻译如下：
The brimming waves delight the eyes on sunny days;
The dimming hills present rare views in rainy haze.
West Lake may be compared to Beauty of the West,
Whether she is richly adorned or plainly dressed.
钱先生的《宋诗选注》中没有词的解释。《苏东坡诗词选》的注解是：“潋滟，水满的样子。”“空蒙，形容雨中山色。”连中文解释都不容易恰到好处，更不用说翻译成英文了。但若求美，却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说天气晴朗，波光水色，赏心悦目。在蒙蒙细雨中，阴沉沉的山色也会透露出奇光异彩。最后两行如要求真可以译成：
If you want to compare West Lake to Western Beauty,
Both plain dress and rich adornment become her.
这样的译文，钱先生会说是“壮举盛事”吗？其实，严格说来，这种译文不但不美，也不能说是真或忠实。因为原诗具有意美，音美，形美，如果译文只是达意没有传达原诗的音韵之美，格调之美，怎么能算是忠于原作呢？因为原诗是既真又美的，译文不美，就不能说是真或忠实，因为它不忠于原作的音韵和格调。
苏诗之后，香港商务印书馆又约我译《唐宋词一百首》。诗到李清照的《小重山》，发现有几句不好懂：“春到长门春草青，红梅些子破，未开匀。碧云笼碾玉成尘，留晓梦，惊破一瓯春。”注解中说：“碧云”指茶叶。我想，是不是指清照早晨饮茶，“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呢？没有把握，又写信请教钱先生了。得到他 11月 25日回信，摘抄如下：
我昨夜自东京归，于案头积函中见尊书，急抢先作覆，以免误译书期限。李清照词乃倒装句，“惊破”指“晓梦”言，非茶倾也。谓晨尚倦卧有余梦，而婢已以“碾成”之新茶烹进“一瓯”，遂惊破残睡矣。
钱先生的信使我恍然大悟，于是翻译如后：
When grass grows green, spring comes to lonely room,
Mume blossoms bursting into partial bloom.
From deep red to light shade.
Green cloudlike tea leaves ground into powder of jade
With boiling water poured in vernal cup
From morning dream have woke me up.
译文还原大致是说：春草青青，春天来到了寂静的闺房；红梅已经初开，颜色有深有浅，不太均匀。碧云般的茶叶碾成了一笼玉屑，用开水一泡，倒入泡春茶用的茶杯之中，把我从早晨的春梦中惊醒过来了。原文中的“长门”是指“冷宫”，汉武帝把贵妃阿娇贬入长门宫，从字面上讲是冷宫，实际上是说丈夫离家在外，清照一人独守闺房，冷静寂寞，只有梦中能见丈夫，偏偏好梦又给早茶惊醒了。所以译文不能译字求真，而要译意，才能既求真又求美。
宋词之后，香港商务印书馆再约我译《唐诗三百首》，北京大学出版社约译《唐宋词一百五十首》，碰到了双关语的难题。如刘禹锡的“道是无晴（情）却有晴”，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相思）方尽”，如何两全其美，而不顾此失彼？我先译刘禹锡的《竹枝词》：“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Between the willows green the river flows along;
My gallant in a boat is heard to sing a song.
The west is veiled in rain and the east basks in sunshine;
My gallant is as deep in love as the day is fine.
最后两句还原是说：西边笼罩在阴雨中，而东边沐浴在阳光下。情郎对我的情意就像天的晴意一样（你说天晴吧，西边在下雨；你说天雨吧，东边又天晴。情郎对我也是半心半意，就像天气是半晴半雨一样）。我把译文寄给钱先生，征求他的意见。他回信说：
…“ veiled”、“ basks”似乎把原句太 fleshed out，“ as... as”似未达原句的 paradox，但原句确乎无法译，只好 belle infidè le而已。
回信用的英文和法文都很巧妙。他说我译文中的“笼罩”和“沐浴”两个词有骨有肉，形象太具体了，说“情意”和“晴意”一样，也没有传达原文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说法。双关语的确不能翻译，所以只好做个不忠实的美人了。钱先生这里引用了西方的俏皮话：说忠实的妻子往往不美丽，美丽的妻子往往不忠实。这和老子说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有相通之处，不过西方的说法更有血有肉，更具体而已。怎么能使美人更忠实呢？我试把三四句修改如下：
In the west we have rain and in the east sunshine.
Is he in love with me? Ask if the day is fine.
最后一句问道：情郎对我是否有情？那就要问天是不是晴了？天晴就人有情，天不晴就人无情，天半晴天雨，人也就是半心半意。这个译文有没有解决信和美的矛盾呢？我看不一定比原译更好。
钱先生给我们讲过英国评论家阿诺德的《经典怎么成为经典？》，说经典并不一定受到多数人欢迎，而只得到少数知音热爱。我就来看经典中的说法。《论语》有一句名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就是说：知道不如爱好，爱好不如乐趣。应用到翻译上来，就成了翻译评论的三部曲：第一步，问译文能不能使人知道原文说了甚么？这是低标准。第二步，问读者喜欢译文吗？这是中标准。第三步，问译文能使人感到乐趣吗？这是高标准。两种译文都能使人知之，哪一种能使人好之或乐之呢？爱好和乐趣是个主观的问题。不是客观的科学真理，各人的答案可能不同。王国维说过：诗中一切景语都是情语。原译用“笼罩”来写雨景，用“沐浴”来写晴景，传达了诗人爱恶的感情，景语也是情语。读后使我能够自得其乐，所以我看还是原译比新译好。
北京大学出版社约译法文本《中国古诗词三百首》，其中有李商隐《无题》“春蚕到死丝（思）方尽”这句双关语，我的英译文是：
The silkworm till its death spins silk from lovesick heart.
译文把“丝”译成 silk，又把谐音“相思”译成 lovesick，而 silk和 sick既是双声，又是叠韵，颇为巧妙。但是法文能不能翻得一样巧呢？于是我又写信去问钱先生，得到他的回信如下：
李商隐句着眼在“到”与“方”，其意译成散文为： Le ver ne cesse d'è ffiler la soie qu'a la mort. 韵文有节律，需弟大笔自推敲耳。
经推敲后，我把“相思”译成 soif d'amour（渴望爱情），全句译为： Le ver meurt de soif d'amour, sa soie é puisé e.
这样， soif和 soie（丝）也是双声叠韵，全句是说：蚕丝吐尽，就相思而死了。虽把散文“诗化”，但为甚么会相思而死？并没有说明白。不过，译诗不是说理，而是传情，景语成了情语，也就差强人意了。
四川出版了我的《李白诗选》英译本，我寄了一本给钱先生，得到他的回信，他对我开玩笑说：“顷奉惠寄尊译青莲诗选，甚感。太白能通夷语，明人小说中敷陈其 ‘醉写吓蛮书’，惜其尚未及解红毛鬼子语文，不然，与君苟并世，必莫逆于心耳。”明人小说《今古奇观》中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蛮夷之邦用夷语来信挑衅，满朝文武都看不懂，只有李白生在西域，就用夷语回了一信，才把番邦吓退。钱先生说：可惜李白不懂英文，若在今天，定会和我无话不谈的。说来也巧， 90年代德国交响乐团来京演出《大地之歌》，第三乐章是根据李白的诗改写的，但是听众不知道是哪一首。诗中出现了“玉虎”字样。记得钱先生讲过，西方诗人喜欢中国象形文字，如日月为“明”，女子（男女）为“好”，我就想到：“玉虎”是不是“琥”呢？李白诗中提到“琥珀”的，有《客中作》，于是我就推断是《客中作》了，也许解决了一个难题。
总而言之，钱先生对我们这代人的影响很大，指引了我们前进的道路。他在联大只有一年，外文系四年级的王佐良学他，去英国牛津读了文学学士学位；杨周翰跟踪，学了比较文学，成了国际比较文学会副会长：李赋宁听了他的文学理论，主编了《英国文学史》；许国璋学他写文章，讲究用词，出版了畅销全国的《英语》读本，三年级的周珏良做过外交部翻译室主任，查良铮（穆旦）翻译了拜伦和雪莱的诗集。二年级的吴纳孙（鹿桥）在美国华盛顿大学任教，出版了回忆联大的《未央歌》；一年级的我出版了唐诗宋词的英法译本，还有工学院的状元张燮，理学院的状元杨振宁（后来怀疑宇称守恒定律，得了诺贝尔奖）。钱先生考试时要我们写作文，论“世界的历史是模式的竞赛”。我看联大的历史也可说是人才的竞起，不少人才受过钱先生的教诲，是他在茫茫大地上留下的绿色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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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专访][/color]译界狂才许渊冲：我的译文胜傅雷
[color=#800000]－－－“诗译英法唯一人”、“不是院士胜院士”，译界狂才是自信，还是自负？[/color]
[align=center][img=166,250]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5-08/03/xinsrc_492080203100054618211.jpg[/img][/align][size=2][color=#008000]许渊冲自称“书销中外六十本”，其身后的书架不单是放书，还起到了展览的作用（郭延冰摄）[/color][/size] [b] ■人物[/b] 许渊冲 1921年出生，江西南昌人，194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后赴欧留学。回国后在北京等地外国语学院任英文、法文教授，1983年起任北京大学国际文化教授。 许渊冲被称为将中国古典诗词译成英、法韵文的唯一专家。中文专著《文学翻译六十年》提出了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中国不朽诗三百首》由英国企鹅图书公司出版，英文回忆录《追忆逝水年华》被《纽约时报》评为“融诗情哲理于往事”。其他重要作品还包括《中诗英韵探胜》（英文）、《中国古诗词三百首》（法文）等，翻译了《诗经》、《楚辞》、《李白诗选》、《西厢记》、《红与黑》、《包法利夫人》、《追忆似水年华》等众多名著。 [b] ■记者手记[/b] 一张名片印着“书销中外六十本，诗译英法唯一人”，另一张名片上印着“不是院士胜院士，遗欧赠美千首诗”。听闻许先生之自负的传言久矣。 百闻不如一见：书架不单是放书，还起到展览的作用，译著一一地陈列在架子上，许先生指着它们说，看看，我至少已经是“前不见古人”了。 中国，不，世界上除了我之外，还有哪个人既能中译英、英译中，又能中译法、法译中？ “我不是自负，我是自信。自负是指出了10本书，偏要说成100本，我是出了60本书，实际地说我出了60本，其实现在何止60本？” 许先生说他之所以印制那些名片，目的是为了恢复中国人的自信。但令他愤愤且不平的是，外国人往往惊叹于他的成就，给予很高的评价，而国人却常常攻击他翻译得不忠实。 “不过，新一代的人才非常有潜力，譬如杨振宁的夫人翁帆，她的硕士论文是《论许渊冲的诗学翻译思想》，她认为我的翻译一字一字来看是不忠实，但整体来看是忠实的。” 在许先生看来，中国人是缺乏自信，没有自知之明。“几乎没有人知道，中国不仅是翻译大国，而且是翻译强国！无论是外译中还是中译外，中国都是世界第一。 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外国人出版过中外互译的文学名著，中国却有不少既能外译中又能中译外的翻译家。在翻译领域，已经可以说到了美国《新闻周刊》所描述的中国世纪。 [img]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5-08/03/xinsrc_4920802031000890108772.gif[/img] [b] 和杨振宁同一年获得“诺贝尔奖”[/b] 杨振宁是天才，我想我算不上。杨振宁4岁认字3000多个，我3岁开始学认字，4岁才学会300个；他5岁会背《龙文鞭影》，我5岁考上南昌最好的小学，7岁开始看白话小说，背《水浒》108将。只有画画我比他强，我7岁会画许褚战马超、唐僧西天取经，他用泥做的鸡却被他父亲误以为是一段藕。 我小时候一直认为自己是个一般人才，9岁因为和老师争辩“贺”字没有写错而挨了两个耳光，从此成绩沦为中等，10岁成绩开始回升，直到小学毕业才得了个第5名，考上江西省最难考的第二中学，但我对数理化全无兴趣，英文也只是按部就班地念生字，成绩一直都是中等水平。那时，我梦寐以求的就是穿上印着“二中”字样的运动背心和米黄色的方格短裤，但我年纪太小，个子太低，难以实现做运动员的梦想。刚好那时表姐从美国邮寄来奥运会的邮票，我就醉心于集邮了。结果玩物丧志，重考才升入高中。 直到高中三年级时，外文老师要我们背30篇课文，还要模仿作文，我一下子考了个第2名，自此才对英文发生兴趣，假如初中时我就这样背课文，真可以缩短三年学习时间。但我报考西南联合大学也无多少把握。杨振宁入西南联大时是2万人中的第2名，我是外文系的第7名。 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外文系的我与物理系的杨振宁同班在叶公超门下学英文，第一次小考我考了85分，这是我在中学时从未得到过的分数，杨振宁却考了95分。 他是天才且勤奋，我是天才不如他，勤奋也不如他。但我是没有兴趣则学不好，一旦有了兴趣便谁也比不上我。 在杨振宁得诺贝尔奖的那一年，我翻译了四本书：一本中译英、一本英译中、一本法译中、一本中译法。在我看来，能出版两种外语的中外互译作品，也就相当于获得外文界的诺贝尔奖了。 [b] 在充满竞争的西南联大找到信心[/b] 上大学时，我喜欢一位名叫林同端的女同学，她说她喜欢天才，对于那种一生用功只写出一本文学史的人，她是瞧不起的———这句话对后来的我影响很大。 杨振宁说我在大学时“冲劲十足”。我们当年一起跟着叶公超学习英文，大一的第一堂英文课，叶公超就迟到了，他站在门口询问这里是否某某英语教室，我就不知天高地厚地冲着这位当年的外文系主任用英语回答。 杨振宁认为叶公超教授的英文课很糟糕，他对学生不感兴趣。对此我很有同感，叶先生讲课之前先要学生朗读课文，读慢了，他嘲笑学生结结巴巴，读快了他又说：“你读那么快干吗？要赶到哪里去吗？”结果学生只得到批评，得不到表扬。有人偶尔问他一个问题，他就大喝一声：“查字典去！” 叶公超讲赛珍珠的《荒凉的春天》时，只有杨振宁发现be后面用了过去分词而不是表示被动，问叶先生是什么缘故，叶先生不但不回答，反而问他为什么goneare theday里面用了are？杨振宁为人清高，上英语课发讲义，他少了一页，我说你去找老师要吧，他却要我代他去索取。那一次，关于be的用法，叶先生一反诘，杨振宁也不再出声，我见此还站起来替他追问叶先生。 原先的我不见得自信，自信是慢慢培养起来的。西南联大当时相当于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大二时，吴宓讲欧洲文学史所用教材与当时哈佛大学的教材一模一样，这门课期末考试时，外文系第一名才女张苏生考了91分，而我居然比她还多两分，从此我信心大涨。 期末考试时，杨振宁物理得99分，微积分得100分，我是能够把俄文考出99分，法文考得100分，因此对自己的信心越来越足。当年西南联大的竞争风气很盛，校内的两个天才是理学院的杨振宁和工学院的张燮，他们在1944年一同考取公费留学美国，1957年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张燮在云南大学被打成右派，从此一蹶不振。 [b] 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胜过傅雷[/b]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陈纳德将军率领美国志愿空军来参战，联大外语系三四年级的男同学被拉去担任翻译。在欢迎陈将军的招待会上说到“三民主义”，中央大学来的翻译不知如何翻译，我站起来说：“ofthe people，bythepeople，forthe people”，大家才都恍然大悟。 其实，这是源于我在中学喜欢集邮的收获。当时我得到一张美国邮票，左边印着林肯，右边印着孙中山，上面便写着“ofthepeople，bythe people，forthepeople（民有，民治，民享）”。 我的自信不是说我觉得自己是天才，而是因为我有兴趣，有兴趣就能记住该记住的知识，而且会应用。上大一的时候，我看到一张英文报纸，上面有一句话说：“英国的士兵在前方面对硝烟，后方的女士却还在涂脂抹粉”。我记住了这句话，后来翻译毛泽东诗词里的“不爱红装爱武装”便用到了这句话。“红装”与“武装”相对应，我把“红装”译为“powder theface”，把“武装”译为“facethepowder”，正好表现了原文的“红———武”相对和“装”的重复。 罗曼·罗兰的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第十卷第三段的一句，我认为我对它的翻译胜过傅雷。傅雷的译句是：“我从你缄默的嘴里看到了笑容。”实际上这句话里有一个词“drink”，“drink”是饮用的意思，傅雷没有把它翻译出来，我译作“我在你无言的嘴上痛饮醉人的笑容”。若只是用一个“饮”字，会显得很奇怪，我巧妙地把它译作了“痛饮”。 毛泽东的“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别人都认为不可翻译，我则把杨柳翻译成树，说它们的灵魂都飞上天去了。上世纪70年代钱钟书受命翻译毛泽东诗选，我把我对毛泽东诗词的翻译邮寄给钱钟书看，钱钟书说我的成就很高，说我是带着音韵和节奏镣铐跳舞。 [b] 好论战，被骂“文坛遗少”、“恶霸作风”[/b] 第一次论战是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吕叔湘先生在《中诗英译比录》的序言中说：“初期译人，好以诗体译诗，即令达意，风格已殊，稍一不慎，流弊丛生。故后期译人，悉用散体为之，原诗情趣，较易保存。”他的意思是把诗歌翻译成诗歌不好，不如译成散文。 我在我的《唐诗150首》英文本序言里表示如果把诗歌翻译成散文，就会根本不存在原诗的风格，我说：“散体译文即令达意，风格已殊，慎之又慎，还会流弊丛生。”吕先生接受了我的意见，他约我重新合编《中诗英译比录》，原先这本书只收录外国人翻译的中国诗歌，后来把我的译作也收了进去。吕先生的学者风范，真是令人敬佩。 第二次论战是我与王佐良关于瓦雷里《风灵》的翻译。瓦雷里原诗的意思是灵感来无影，去无踪，就像美人换内衣露出胸脯的那一刹那。王佐良的译文是：“无影也无踪，换内衣露胸，两件一刹那。”我问了很多人，都没人懂那“两件一刹那”是什么意思。我的译文是“无影也无踪，更衣一刹那，隐约见酥胸。”王佐良说我的译文是鸳鸯蝴蝶派，我认为他是不对的，若用“胸部”，既可指女也可指男，一点也不美。可是论战结果是他对《中国翻译》说，以后若《中国翻译》登许渊冲的文章，就不要登他的文章。因此从1992年一直到1995年王佐良去世，《中国翻译》都不登我的文章，这次论战以我的失败告终。 另外几次是和江枫展开关于形似与神似的论战。江枫主张形似而后神似，我却认为在形似与神似统一时，译文可以形似，在二者有矛盾的时候，译文应该神似。 还有和陆谷孙讨论“紧声衣”和“发挥优势”的问题，和许钧讨论等值翻译和再创翻译，和冯亦代讨论陈词滥调的问题。 有人说我有时自负到了刻薄的程度，有人在研讨会上说我是文坛遗少、恶霸作风、自得其乐，是提倡乱译的千古罪人……他们这么说太不公平了！说我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那要看我的瓜甜不甜，如果瓜甜就不能说我是自吹自擂。如果我是乱译，怎么可能有两首译诗被国外的大学选作教材？我的书怎么可能受到国内外的欢迎？（口述/许渊冲 采写/刘晋锋） 他们，分担了中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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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1121X thx for sharing THX!
****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 许渊冲先生牛皮大了些，钱先生是从不会这样说自己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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