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为什么能够向全世界发债？
法治如何赶上专制的动员能力？融资耳。融资之大宗，债务也。一
[债务与法治]“宪”来源于债务。1、债务能令将军变奴隶、令老板变雇员；2、债务，尤其是滚转型的债务或多或少有“饮鸩止渴”的含义，创造了“套牢”效应；3、债务的跨期偿还的特性，给了即期决策者更大的透支自由度，使得他可以将决策的代价成本推迟到下期支付偿还（这点非常重要）4、债务使得现任可以透支后任，这赋予了渐进的债务累积以质变的力量，债务的约束逐渐从敬佩末座进阶成登堂入室，占据支配和主导的地位。5、现任的透支降低了继任的净现值，这个不断降低的过程，有时剧烈到继任的剩余索取权很不值钱，这意味着变革的成本非常低了，这时，限权或行宪反而能提高继任的净现值。这意思是说，行宪是一种债务重组的安排，它能提高债务人的净现值，也提高了债务债权人双方的联合净现值。一句话，行宪是避免进入破产程序的妥协安排。这从财务的角度补充了巴泽尔关于法治的起源的理论。债务走向法治有一个前提是非终身制。可以推断的是终身制的现任，除非迫不得已，是债务厌恶的。也可以推断，债务的累积会导致终身制的放弃；终身制的放弃是走向法治的肇始。终身制的放弃提高了在任者的融资能力和它的净现值。
二
[“既无内债，也无外债”]这是典型的对债务的疑惧。法治缺失之下，债务是毒蛇猛兽。法治，是这么一种催化剂，将债务从毒药变成能量。那么，走向法治的路径是什么？将法律条文完备？代议？这些都是形式，现实的也是最给力的动力就是发债。发债倒逼法治。
有个老段子，大意是说，中国老太临死时高兴了，因为给孙子攒够了买房的钱；美国老太临死时高兴了，因为把房子的债务给还清了。其实，段子的后半部分还是中国老太思维，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前半段是不敢负债；后半段是负债要还。这是典型的非法治思维。法治思维是信任债务，是债务可以不朽。
债务可以不朽。这是法治的奥秘。同样是债务，非法治下，债务需要隐形维稳成本的保证，这个保证成本远高于名义利息；所以，非法治的政府不情愿负担债务，希望追求顺差。而法治国对债务常常怀有巨大的信任，更奇妙的是，是非法治国对法治国的债务更有信心。
有集权、高税收；无债务、不法治。集权之下，债务必须还本，还本是税收的义务，债务是政府的紧箍咒；法治之余，债务只需偿息，税收是偿息的担保，债务是私人的甜甜圈。
三
外部冲击是法治缺失的政府面临的另一种困境，在外部冲击下，外部信息的大量涌入会改变财产的估值，尤其是财产预期的估值，创造财富的手段也不断创新，法治缺失的政府不得不对新增财富进行妥协性分配，这种妥协性的安排往往是最重要的制度演进，是向法治转型的关键。
法治缺失会向法治演进的根本是在资产负债表的破产压力下（无论这压力来自内部或外部），对新增财富的妥协性分配方式逐渐硬化为成文不成文制度，当新增财富不能被简单线性税收所测量和征收时，政府与臣民的权力对比也在逐渐变化，最终曲折反映为终极讨价还价基点向法治方向的迂回前进。
1 不能被税收覆盖的灰色收入是调整臣民与政府权力的重要安排；2 地方债务的增长会成为资产负债表收敛的硬约束条件；3 持续的新型财富创造所推进的妥协性分配的制度硬化会进一步调整双方的权力对比。
四
[法治与法制]法治之下，是有限责任合约的最大化；法制之下，是无限责任合约的最大化。有限责任提高了私人产权的价值；无限责任减损了私人产权的价值。
[“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为什么？]这就是法制与法治的区别。法制，是权谋、行政、德化之类的补充和制衡，也就是说，法制之外，后门多多、前门也多多。法制之法倾向于从严，主要是制衡潜规则。意思是说，法向左一点，抵消了各类后门、潜规则向右的趋势。有矫枉必须过正的意思。
法制是法制社会的佐使；法治是法治社会的君主。法制必过头；法治尚容忍。
[有限责任与道德]与法制下的道德相似的是，法治下的道德当然也有增强私产的效果。与之不同的是，法治之下，最高质量的道德是法人道德；法制之下，最高质量的道德是私人道德。
[东方的道德缺失与西方的法治红利]（匿名交易中）亚洲国家的道德缺失----通过昂贵的单位交易中的金融沉淀（较高的交易保证金）作为中介----创造了西方的法治红利。这解释了西方法治红利的较大部分。由于道德缺失的修复是一个数十年为期的过程，所以，西方的法治红利是不易灭失和可持续的。
[中式道德与匿名交易]中式道德难以超出熟人圈子，失去了道德协助的法治在处理匿名交易时是非常低效的甚至不可执行。于是，需要昂贵的财富堆积（失去流动性的储藏）、偏高的储蓄率来替代道德在匿名交易中的缺失----这意思是说，道德缺失下的匿名交易有昂贵的金融浪费。“道德缺失”比“法律缺失”更本质
[中式道德与西式道德]从两种道德与法治的关系看，中式道德是熟人间履约的主要保证，优先于法庭，优越于法庭；西式道德有助于陌生人之间的履约，是法庭的补充。中式（熟人）争议的解决，可以枉法，不可缺德；西式争议的解决，法庭高于一切。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式道德是私德；西式道德是公德。
[法制道德与法治道德的冲突：人人都是陈世美]这类冲突，一个典型的体现是婚姻。法制下的婚姻，双方是无限责任，这是海枯石烂生死不渝死去活来陈世美秦香莲的背后原因；法治下的婚姻，双方均是有限责任。于是，合乎法治的陈世美同时也是被法制惩罚的陈世美。陈世美现象：一个无罪的罪人。
五
[法治与庇护]法治国的前哨是富有趣味的。它的缘起是维护与宗主国的合约贸易，可它超越性的发展却是来自嵌入国的资本与人力流入----许多时候，流入的资本与人员是赃款和罪犯----按嵌入国的标准。正是从维护嵌入国的犯罪和罪犯的意义上，法治创造了不同的私人空间----这个差异，就是实践意义上的自由
[法治:岛屿与城市]法治发轫于岛屿与城市，不是偶然的例外。原因在于城市依赖于贸易，而贸易依赖于法治、远程贸易更依赖于法治，法治是合约贸易的支架。这个支架向两个方向生长，嵌入到非法治区域的前哨，法人化交易的债务。前哨变迁成租界，债务衍化出金融市场。
[岛国或城市国家]这类国家发展出法治(预期管理的一种)，很大程度上是吸引周边的资金(租金)——这类因法治而起的租，法治租是法治城市国家发展和繁荣的关键。周边的腐败是法治城市的养料。
[法治也是租]印尼大亨的数千亿美元的离案资金是新加坡的法治租；全球大亨的匿名账户是瑞士的法治租；维京群岛的离案注册费是英国庇护下的法治租；城市国家的法治租是其繁荣的燃料，目标是离岸大亨手里的钱。在这个意义上，法治已以腐败为养料。
[法治：维护另一个世界的罪犯]这个维护增强了法治租。加拿大对赖氏的处理也当如是看。
六
[债务与法治]地方债务貌似技术问题，实则牵连根本。法治出自债务处理。不债务，无法治。并不过分的说，现代西方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是围绕债务运转的。债务是法治的最强体现。没有法治，就没有债务；同时，没有债务，也没有法治----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发展地方债券市场的背后的含义。
[地方债开闸为何如此重大？]乍看起来，为经适房发债，无非是将土地财政改成土地债券财政，债券好像只是中介的作用。但债券一经发行，是很容易获得不死之身的----发新换旧几乎是必然，这个不断的展滚，是可以轻易地滚雪球的，尤其对运作良好的债券，有时甚至能够成为较劣债券的基石。
[地方债开闸为何如此重大？]债务滚雪球的初期，极大地增强了主政者的财政能力，主政者是非常愉快的，尤其主政者是较短的任期下，这进一步加速了债务的扩张。这个扩张的量是会轻易超过中央政府的影子支付能力的（这使得地方债务的约束变硬）。硬化的债务对地方的继任者形成了越来越强的约束。
[地方债开闸为何如此重大？]这个硬化的债务约束会从很多方面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可以预期的是，会增强政府善待投资者的倾向，会削弱政府对宏大的标志性公共建筑的投资，会增强政府运作的透明度----总体上，会加强法治的权重。
[地方债开闸为何如此重大？]几乎不可避免的，如此庞大的债务或迟或早地会遭遇或轻或重的支付危机。如果债务约束硬度足够（无法赖债），那么法治的进程会加速，法治的地位会更形巩固。地方与地方之间会形成更多的债务关联和交叉，甚至出现嵌入式的“飞地”，这进一步加强了法治的生长。
七
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通常倾向于偏低的定价；法治缺失程度越高，偏离市价的幅度相应也越大。偏低的定价加上对供应的垄断，能有效地加强政府的权威，来填充法治缺失的真空。
［质量与消费侧甄别成本］当消费侧客户对产品和服务的甄别成本高企时，供应侧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容易向下轨靠拢。进一步看，法治程度还是起关键作用。法治程度从价格和测量两部分起作用。法治程度提高了价格信号代理质量信号的效用；法治也提高了未被量度属性的效用。
[旅游的质量：向上看齐与向下看齐]同档次的旅游，北欧诸国的质量是接近质量分布的上轨的；而俄罗斯的质量是接近质量区间的下轨的。决定其中差异程度的直接因素是私人产权的发达程度；间接因素是法治的缺失程度。广义质量定律：法治条件下是“良币驱逐劣币”；法律缺失下是“劣币驱逐良币”。
八
[为什么矿难不允许矿主与受难者私了?]法治必须兼容和利用传统的社会资本，才能降低自身的运作成本、提高运作效率。实质正义是传统社会资本里的大宗，比如“杀人偿命”等聚点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与之相逆的法律抉择，常常会降低法律的执行效率和执行范围，甚至会降低法庭执行与长期关系执行的竞争力。
[为什么矿难不允许矿主与受难者私了?]法庭对矿难的介入，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维护法治体系自身的有效性。换言之，这类介入是一种投资行为，好比进修是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法庭对矿难的介入是法治对自身的投资。
商业发达，产权细致----实质正义的法律体系与之不相符，要求转型成程序公正的法律体系----这就是马克思说的，先进的生产力需要先进的生产关系与之相副。实质正义，是法制而不是法治；程序公正，就是法治了。
法治也需要聚点的支持，但与法制相比，依赖的聚点的数量要小得多；与法制类聚点天然性不同，法治类聚点还需要较高的学习成本；法制类聚点离本能较近，可以“近身取譬”，而法治类聚点需要专业的律师队伍。
九
[法治与法治缺失的差别]在法治缺失的情形下，观点皆有背景，皆是捆绑合约；应对者不问来龙去脉，有被耍之险。无法可依，不得不求助于声誉。这个资产的维护应方更重视----这就是鲁迅“不惮以恶意揣度中国人”的道理。
法治缺失下的声誉与法治下的声誉，其运作机制也不相同。法治下的声誉可以放在机构法人上；而法治缺失下的声誉常常需要个人做抵押品。而个人作为抵押品，瑕疵实在太多----“议事蜕变成攻人”司空见惯。法治缺失下，声誉的庇护者多吝啬自身声誉的支付。
十
[自杀：讨价还价]鸣冤式的自杀，本质上是就合约条款进行的讨价还价行为。这类行为的有效与否，其实是一个社会法治实施程度的量度。这类行为能够有效，反面就是法治失灵。
以死相胁频发说明的是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许多地方许多人还生活在中古时代；以死相胁频频得手说明的是法治的缺失，说明的是向法治进化的拉锯----希望不是退却。
十一
贸易、尤其远程贸易（不仅需要跨地域、也需要跨期）是“善待陌生人”的原因。基督教之被选中，是因为它有助于“善待陌生人”，而不是相反；城邦国家选择法治、约束本地人侵害外乡人，是拿明天来约束今天。一句话，“善待陌生人”，是一种跨期、跨地域的交易安排。
“善待陌生人”，这点日中差别很大、根子上不同。如何处理一次性交易，是分野。善待熟人，背后受制的是长期关系的多次博弈；善待陌生人，需要整个社会新交易机会的期望值远高于零，需要相应的法治基础设施的投入，于是才会有善待陌生人的聚点均衡
美英是一个组别，相较于银行，他们的资本市场发达；德日中属于另一个组别，相较于资本市场，银行更主导。这个差别的深层次原因，是法治类型的不同。合约的治理机制上，德日中更依赖于长期关系。
十二
在法治缺失环境下，雇员守纪是有对价的，雇员的守纪是他的租值（雇员对丢失损坏货物拥有产权），于是，雇主不得不与之签订承包或分成合同----物流公司的雇员名义上的工资合同，暗含了分成。这是分成承包合约为什么流行的道理。
十三
[跪着的思想:牺牲与酷吏]以法制的眼光来看，法治之下皆庸常。法制之下，有崇高、有牺牲，也有酷吏。牺牲与酷吏，受者与施者隐隐的有款曲暗通之意，受者：“天降大任、舍我其谁、舍生取义、非牺牲不足为后世范”；施者：“以我之明察其之奸、以我之清诛其之鄙”。
[站起的腿脚与跪着的思想：法制向法治过渡时期的现象]随着法治的增强，一个后果是转型时期，大量的认知冲突或疑惑出自这样的原因：对有限责任框架下的治理，责备以无限责任框架下的预期——法治之下的法制思维，不客气的说法就是，腿站起来了，思想还跪着，并且——这跪着的思想还常常以战斗的姿态出现。
十四
民主与法治不是对子。独裁与法治才是对子。从法治的角度看，民主是减少法治被独裁接管的必要成本，虽然这个成本非常昂贵。民主是法治保护自己所缴的价值不菲的保险费，并且需要常年缴纳，故而法治要负担的起，就必须足够富裕----贫穷，民主是奢谈。
法治之下才有自由。民主常常与自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追求实质正义的民主常常是自由的危险的敌人。换言之，民主倘若不能驯化成保障自由的工具，那么，民主对自由的威胁丝毫不亚于独裁和极权。
民主与私产的关系是曲折的正相关。从直接的关联看，民主要求的是有中介的匿名的再分配，这不可避免地支持了间接的剥夺，进一步，这就是民主走向集权和极权的土壤----从这个意义上，民主需要法治的制衡。
民主会促进法治吗?证据并不那么的显豁。教科书说，民主通过降低独裁的风险，从而加强了法治。这里的意思，往右边一点的翻译就是：“民主是法治的一种对价”。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法治是共和的直接投影。共和是直接地讨价还价，它对法治和私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民主和法治的配对，某种意义上，就是、还是民主与共和的配对。
[法治]有时是很笨拙的，[独裁]有时是高效率的，这是事实。但[法治]仍然应当是终极的、至上的，这是因为[独裁]的副作用----剥夺自由的危险，实在是代价太高了。
有一个常用的对子叫“实质正义”与“程序公正”。“程序公正”的隐含意思是裁决依赖第三方可验证的信息，这就是法治的含义，由于这类信息的收集和使用成本很高，就会引致，宁可漏判，决不可错杀；而“实质正义”的人心所向就会越过第三方可验证，就会引致独裁----极端的情况就会是宁杀勿阙。
裁决争议所依赖的信息是法治和独裁的区别所在。裁决争议所依赖的信息仅局限于第三方可验证的，就是法治；依赖的信息不完全是第三方可验证的，就是独裁。前者比如辛普森案的无罪释放；后者就是我们的包青天模式。
十五
关系治理对法治的战争随处可见。
以日本为例。战后美国在日本建立了规范的法治。可日本的株式会社仍然成为主导，株式会社就是合约治理的非法治方式。一般而言，非法治社会向现代社会转轨中，关系型治理与法治治理之间的共同治理，会催生关系治理演化出显著的特色，这才是各类特色的本原。
简单一句话。承包的安排，降低了对法治的需求。削弱了法治与经济起飞之间的联系。更深来看，合约治理会选择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合约治理方式。法治与关系始终既竞争又合作。即使你建立了规范的法治，在实际操作中，法庭的治理也并非你唯一的选择，甚至是主要的选择都谈不上。
这三个方面构成了关于中国奇迹的一种解释。一是“高增长低通胀不崩溃”与“人口红利”；二是“低消费高投资强国企”与“信贷方舟”；三是“强行政弱法治高腐败”与“关系治理”。“人口红利”缘于计划生育政策；“信贷方舟”来自居民补贴企业；“关系治理”起于文化，加强于政府，固定于合约类型。
“强行政，低法治，高腐败。”这是另一个组合。也是中国奇迹中问号最大的部分。有形之手愈小愈好，市场需要法治，这些天条似乎都遭遇了中国式挑战。这是合约执行机制范畴的问题。合约执行机制，是对履约的保障。它可以是法治，也可以是长期关系，在现实中，一张合约的履约保障常常需要这两者的组合。这个组合是关键。是的，强的关系，弱的法治，合约照样能被执行。但，这种组合中，某类特别的合约样式会占优势。如张五常观察到的，中国承包式合约的盛行就是。很多时候，政府的大量介入和干预，是企业主动邀请的----这并不奇怪，政府的介入有一个作用，是对法治效果的模拟。
“市场兴起，道德沦丧。”为什么？奥秘在合约的执行方式。非市场，道德是占主导地位的执行方式，而市场，更需要法治作为执行方式。换句话说，市场化的过程，使得道德的作用和地位降低了，不那么值钱和宝贵了，不依道德行事的成本降低了。
法庭之尺有其短，好例是秦之二世而斩——法治治商胜于治农，宗法治农有其长。
十六
[法治程度被系统低估了]被低估的承包加上被低估的终身制废除，很可能意味着，我们的法治程度被系统地低估了。县官现管博弈已经内生了向法治演进的动力，很可能我们需要的更多的是耐心和时间，而不是建构和推倒重来。
＂县官不如现管＂。关键。在实际租值的争取和分配上，县官（代表的规制）是上级的交易成本，现管是下级的现实利益分割，这个分割鼓励了新资产新财富的生长。于是，这个层层向上的现管缩小了国家的运行范围；现管所容纳和鼓励的增量财富缩小了臣民与政府的权力差距；法治就在这个县官现管的张弛进退中进步。
来源：高利明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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