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哈耶克与米塞斯：私人友谊
在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家中，米塞斯（Ludvig Edler von Mises）和哈耶克承是前启后的两位重要人物。从思想史上来看，奥地利经济学派曾经历了三期发展：从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的《经济学原理》1871年的发表，到庞巴维克（Eugenvon Böhm-Bawerk）和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的著述，这一时期创生了奥地利经济学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米塞斯、哈耶克以及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和马赫卢普（Fritz Machlup）等第三第四代传人的发展，奥地利学派的经济社会理论达致鼎盛。20世纪70年代后，以罗斯巴德（Murry N. Rothbard）、柯兹纳（Israel Kirzner）和加里森（Roger Garrison）为代表的一些主要在美国一些大学教书的当代经济学家，则代表了奥地利学派的第三期发展。在奥地利学派的所有三期发展中，应该说哈耶克和米塞斯最为著名，且在人类思想史上乃至当代世界的经济社会的运作中，他们二人所做出的理论贡献也最大。
米塞斯与哈耶克，作为奥地利学派第三、第四代传人，亦师亦友，在经济与社会理论和政策主张上有许多相同之处，在思想方法和学术见解上也有一些差异，甚至完全相反。尽管一些差异还是根本性的，但二人却尽量绕开和予以回避。
米塞斯1881年9月29日出生在奥匈帝国的伦贝格（Lemberg，现为乌克兰的Lvov）的一个犹太人家庭，长哈耶克近18岁。米塞斯1906年获维也纳大学法律博士学位，曾参加过庞巴维克（曾任奥匈帝国的财政部长）的讨论班。1913～1934年间，米塞斯担任过维也纳大学的编外讲师（privattdozent），并曾任奥地利商会的经济学家和奥地利政府的首席经济顾问。1934年，为了躲避纳粹势力的可能迫害，米塞斯移往日内瓦国际问题研究院，并在1940年后移居美国，任纽约大学的访问教授。在纽约其间，米塞斯多年坚持在大学里举办讨论班，著书立说，吸引了一批自由主义的仰慕者。米塞斯的主要著作有《货币与信用》（1912）、《社会主义》（1922）、《自由主义》（1927）、《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1933）和《人的行动》（1949）等。米塞斯1973年在纽约逝世，终年92岁。
在维也纳大学读书期间，哈耶克曾听过米塞斯的一两次课，但他与米塞斯的关系开始并不是太密切。1921年，哈耶克为完成自己第一个学位的学业而决定找一份工作。哈耶克的导师维塞尔写信给米塞斯，向他推荐“这位前途无量的年轻经济学家”。维塞尔的极强推荐信，加上哈耶克本人会德语之外的法语、意大利语和英语三门外语，使米塞斯接受了哈耶克，给了他在自己工作的“清偿局”（一个临时政府机构）里一份工作，从此之后，二人才真正开始结识。
在哈耶克一生中，应该说有两个人有知遇之恩：一个是米塞斯，一个则是后来的伦敦经济学院的院长罗宾斯（Lionel Robbins），后者在1931～1932年间邀哈耶克去伦敦经济学院做客座教授，并随后被聘为该学院的图克讲座教授。但是，没有米塞斯的影响和帮助，可能哈耶克在维也纳还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年轻小伙子。因此可以认为，米塞斯在先的帮助促成并确立了哈耶克在维也纳学界的地位，为罗宾斯对哈耶克的“伯乐一顾”和提携创造了条件。
米塞斯不但给了哈耶克一份工作，而且给他一份非常不错的与通胀挂钩的薪水。在清偿局就职不久，哈耶克的薪水就随通胀从月薪5000克朗上升到100万克朗。之后，米塞斯有一个机会把哈耶克推荐给了美国经济学家Jeremiah Jenks，并与熊彼特一起，促成哈耶克从1923到1924年去美国访学14个月，还为哈耶克美国之行提供了资金支持。哈耶克到美国后，成了美国纽约大学有奖学金的注册学生，认识了当时许多美国的经济学家，并有机会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去听美国制度经济学的名家米切尔（Wesley C. Mitchell）和克拉克（John B. Clark）的课。
1924年5月从美国回到维也纳后，哈耶克在米塞斯的支持下建立了商业周期研究所，并任第一任所长，随之与米塞斯建立了“比较深厚的友谊”。对此，哈耶克晚年回忆道：“我还在奥地利工作的时候，头五年，他是我的顶头上司；然后，他帮我创建了经济研究所，我当所长时，他则是副理事长。”
比生活上和事业上对哈耶克的帮助更为重要是米塞斯对他在社会思想和经济理论上的影响。与米塞斯的交流以及参加米塞斯的“私人研讨班”，对于哈耶克的思想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学生期间，受其授业导师维塞尔的影响，哈耶克开始有着很强的费边社会主义的信念。从美国回到维也纳后，参加了米塞斯的讨论班，开始接受米塞斯的自由主义思想和理念。到晚年，哈耶克回忆道，米塞斯成了他的思想发展的“主要领路人”和良师益友，他的学术兴趣曾受到米塞斯很大影响：“对货币和工业波动的影响，对社会主义问题的兴趣，都是在他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哈耶克还公开承认，只是在读了米塞斯在1922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分析》一书后，才彻底改变了他早年的费边社会主义的倾向。为此，哈耶克在为1978年再版的这本书所写的序言中曾说：“《社会主义》一书在当时震惊了我们整整一代人，而且我们只是渐渐地和痛苦地才相信了这部论著的核心命题。”
尽管在学术思想上受到了米塞斯的很大影响而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且在生活道路上受到米塞斯许多帮助和恩泽，但后来他与米塞斯的关系，用哈耶克自己的话来说，一直是“古怪的”。一方面，他从米塞斯那里获益很多——哈耶克一生中多次表明这一点，另一方面，他常常觉得与米塞斯交往有些“不太舒服的感觉”。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米塞斯是一个非常好斗的人，他的学术观点和性格都常常会引起人们强烈的反应：其赞赏和追随者往往把他偶像化，视他为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而他的对手则往往看不起他。了解米塞斯的人，大都觉得他非常固执，是一个无可救药的“自由主义者”（libertarian），而且性格刻薄、好斗，容不得不同意见和观点。很多与他接触的人都觉得他的“性格令人讨厌”，因而得罪了许多人。米塞斯逝世后，哈耶克曾说，他“总是有点教条主义”，“很容易冒犯别人”，并说“我相信自己是他的学生中唯一没有跟他吵过架的人”。哈耶克还特别提到，“米塞斯非常不喜欢被自己的学生批评”，曾对马赫卢普和哈伯勒因批评他而发过火。在1965年的Mt Pelerin Society的年会上，马赫卢普一次惹米塞斯生了气，并他自己也发了点脾气，结果，米塞斯有好几年都拒绝与他说话。对此，马赫卢普在米塞斯逝世后曾说，由于米塞斯固执己见、刻薄寡恩，“难怪……那些干预主义者、货币扩张论者、社会主义者及劳工党成员都抵制米塞斯，甚至憎恨他”。哈伯勒早在维也纳时代就认识米塞斯，是他讨论班的学生，还曾是米塞斯的证婚人，但后来也却因为与米塞斯有意见分歧而导致关系破裂。
相比而言，尽管哈耶克在学术观点和社会思想上也非常坚持和执着，但性格却温和得多。有一次，熊彼特甚至说哈耶克为人“太君子”了，并责备他显然没办法“给对手任何教训，除了指出其知识上的错误外”。
正是因为哈耶克的这种性格，加上他一生从米塞斯那里获益甚多，他一生以“忍让”为上并“以和为贵”，努力保持了与米塞斯这种亦师亦友的“古怪”友谊。晚年的哈耶克曾说：“我当然知道，他的结论通常是正确的，但我对他的论证并不十分满意。我想，这种感觉伴随了我一生。我总是受到米塞斯的答案的影响，但不是十分满意他的论证。我承认这些论证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所以才付出巨大的努力去改进这些论证”。
多年来，国际经济学界和学术各界对米塞斯膜拜者有之，更不乏批评者甚至蔑视者。尽管如此，我想米塞斯夫人对他丈夫以下的评价应该是客观和公允的：“他最显著的特征是不可改变的诚实，毫不迟疑的真诚……他决不屈服。他永远义无反顾地对他认为是正确的东西提出自己的看法。假如他略微‘克制’一下，假如对那些流行却可憎的政策所进行的抨击没有那么激烈，那么他就会获得最有权势的职位。但是，他没有妥协。这种坚定不移，使他成为那个时代最与众不同的人物之一”。
在当今世界，人们大可不赞成米塞斯的性格和为人处事方式，但无疑却应该坚持并弘传米塞斯和哈耶克所共同发现的人类经济社会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更加应该学习他们在探讨人类经济社会运行基本法则上的执着精神。人无完人，思想则可永存。 ****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 [url]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xzsuibi/20111209/5240565.shtml[/url]
韦森：哈耶克与米塞斯 社会主义大论战2011年12月09日 07:43
来源：财经网 作者：韦森字号:T|T1人参与0条评论打印转发
【内容提要】20世纪初，米塞斯唤醒了沉迷在社会主义幻梦中的哈耶克。哈耶克最终意识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所需要的价格信息只有通过市场才可以获得，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央计划经济的非可行性。
在《通向奴役之路》中，哈耶克曾深刻地指出：“在社会演进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这句话非常值得我们今天深思和玩味。
20世纪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验证了哈耶克的这句话。在20世纪20年代，由列宁所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刚刚成功，随之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相信社会主义或中央计划经济会必然取代市场经济，当时是西方许多思想家的坚定信念，计划经济也构成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这其中包括像罗素、维特根斯坦这样的大哲学家和爱因斯坦这样的物理学巨擘。在20世纪初各国的经济学界，更不乏对社会主义和中央计划经济的赞美和同情者，包括像帕累托((Vilfredo Pareto)这样伟大的意大利经济学家以及后来的熊彼特。
然而，就在苏联十月革命后的第3年，米塞斯于1920年春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国家(commonwealth)的经济计算》的短文，从根本上怀疑乃至彻底否定在中央计划中有实行经济计算和合理配置资源的可能性。尽管该文篇幅不长，却言简意赅直指计划经济的核心问题，从而引发20世纪20～30年代在世界范围的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可行性的大论战。
米塞斯的这篇石破天惊之作，曾惊醒了年轻的哈耶克，使他从早期费边社会主义的迷梦中醒悟过来。在晚年，有人曾问哈耶克，哪些书对他影响最大，哈耶克回答说，“无疑有两本书，就是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和米塞斯的《社会主义》。”1978年，哈耶克在为米塞斯新版《社会主义》撰写的前言中也曾写道：“《社会主义》第一版出版时，其冲击是深远的。它逐渐但又从根本上改变了很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返大学校园的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的世界观。我很清楚这一点，因为我就是这样的青年人。我们当时觉得，生养我们的文明已经崩溃了。我们决心建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正是这种重新构造社会的愿望，使我们中的很多人去研究经济学。社会主义许诺会满足我们对一个更合理、更公正的世界的期望。就在这时候，这本书问世了。我们的希望被击碎了。《社会主义》告诉我们，我们所期望的改革完全是搞错了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不但作为米塞斯的学生和战友哈耶克对这本书有极高的评价，就连作为他的论敌和对手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也认为，“使社会主义者系统地研究中央计划经济的经济核算和可行性问题的功劳，应完全属于米塞斯教授”。兰格甚至主张，米塞斯教授的肖像应当风光地挂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央计划局大厅的一个显要位置上”。
在这篇著名的论文中，米塞斯指出，在私有制的经济体制中，合理经济计算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用货币计量单位所表现的价格构成了这种计算的必要条件。由于在当时所设想社会主义体制中不存在这种以货币表现的价格机制，因此无法确定某一种产品是否需要，因而也不能确定生产它的过程中劳动和原材料是否有浪费。他认为，尽管在当时理想的社会主义联合共同体中可以设想利用货币手段来进行消费品的交换，但由于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不能用货币来计量，因此在经济计算中货币就实际上起不了什么作用。米塞斯还指出，在一个静态的社会中可以放弃经济计算，而静态的经济体系却是从来没有的；在一个动态经济中，由于中央计划者没有市场经济调整的价格信号，也就没有所能凭以做计划的经济计算手段，因而只能采取一种在“黑暗中摸索的”试错办法。由此他断言，社会主义就意味着对经济合理性计算的抛弃。针对一些当时的一些社会主义者提出在计划体制中可以通过建立生产资料的人为市场来解决经济计算问题的看法，米塞斯指出，这些人没有看到要把市场和它的价格形成功能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在其后的《人类行动》一书中，米塞斯又进一步指出：“一个有市场和有市场价格的社会主义体制这一观念，如同一个有‘三角的四方形’的观念一样是自相矛盾的”。
米塞斯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这篇论文和专著一发表，立即遭到了当时许多经济学家的反对和商榷，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正是为回应米塞斯对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可行性的质疑，兰格撰写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长文，提出了竞争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即“兰格模式”。兰格认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由于中央计划局所拥有的有关经济体系的知识比任何私人企业家更多，因而中央计划局可采用试错法来模拟市场机制，决定生产资料的价格，使供求得到平衡，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兰格认为，社会主义的实际危险是经济生活的官僚化，而不是不能应付和不能解决合理经济计算所导致的资源配置难题。
针对兰格对米塞斯和商榷和所提出的“兰格模式”(中央计划者可以运用价格来模拟市场以达致资源的合理配置)，哈耶克在30～40年代进一步提出了三点意见，与兰格等人商榷：第一，中央计划经济秉有信息收集和处理的困难。哈耶克认为，中央计划者的指导要替代工业企业管理者个人的主动决策和作用，只有将经济体系的一切知识都应用于中央计划者的计算之中才可以做出恰当的决策，但这一数据信息收集的任务就已超越了人类的能力。即使搜集到了数据，还需做出具体的决策。每一个决策都要根据若干差不多的联立微分方程的解做出，这个任务从已知的手段看是中央计划者终身都完成不了的。第二，中央计划经济存在激励方面的问题：问题并不在于中央权威能否合理地决定生产和分配，而在于那些既非财产主人又对自己管辖的生产资料无直接兴趣的个人能否成功地担当其责并做出合理的决策。第三，兰格等人的方案对于静态均衡理论过于迷恋，根本不理解千变万化的价格机制的真正作用。
1945年9月，哈耶克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了一篇题为“知识在社会中运用”这一导致他后来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典名篇。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对他在社会主义大论战中的思想进行了总结和系统的阐述。哈耶克指出，如果要理解价格制度的真正功能，必须把它视为一种传递信息的机制。由于中央计划者缺乏必要的信息，而有效配置资源所需的价格及成本的信息又只有通过市场过程本身才可以获得，这就决定了中央计划经济从根本上来看的非可行性。由此哈耶克论证了自由市场中价格机制和分散决策远比中央计划能更好地利用价格信息。哈耶克的结论是：从资源配置角度看，市场经济远优于中央计划经济。
哈耶克对于兰格模式的分析和批评，比米塞斯的文章和著作的论述显然更深了一层，且鞭辟入内，深中肯綮，乃至可以认为是发现了人类经济社会运行的基本法则。这里要指出的是，世人乃至大多数经济思想史家所不知晓的一个史实是，在1980年代曾发现了兰格1940年7月31日致哈耶克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兰格曾表明他赞成由完全的市场过程来定价，从而以一种委婉的方式向哈耶克表明他在这场论战中在理论上服输了。兰格说：“我并不认为由一个实际的中央计划局定价是一个实用的解决方式，在我的论文中这只是一个方法论的设计……。我还要补充的是，正如在我小册子的最后部分指出的那样，只有在竞争性市场的自动过程不能发挥作用的领域，我才赞成实际的工业社会化”。
通过对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这场有关社会主义可行性大论战的回顾，我们今天已经知道，正是米塞斯对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可行性的质疑，唤醒了早期沉迷在费边社会主义理论幻梦中的哈耶克，并从而了构成哈耶克从《通向奴役之路》到《致命的自负》这数十年经济社会思想著述的一个主旋律。由此可以认为，没有米塞斯的理论发现，可能就没有后来哈耶克博大的经济社会思想。就此而论，尽管米塞斯为人和思想被一般认为执着乃至偏激，但其经济社会思想的深刻洞识却与其尖锐性一起，载入了20世纪的人类的思想史。
米塞斯的思想，已载入了历史，但却并没变成为有关历史的思想。在2008～2009年的世界经济衰退后的当今世界，米塞斯在《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中的以下一段话，今天仍值得我们深思：“要么停止干预市场的自由运作，要么把物质资料以及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全部管理权交给政府——除此之外我们根本别无选择”。如果米塞斯的这一论辩逻辑成立，那么，在我们面前，立即就会出现两个大问号：有没有第三条道路？什么是中国模式？
在1973年，当米塞斯92岁高龄米塞斯去世时，哈耶克为米塞斯所写的讣告中曾说，米塞斯的悲观主义常常会使他得出一些预言，“希望这些预言不要应验，但最后却总是应验了。”2000年6月25日，美国共和党众议员保罗(Ron Paul)在美国参众两院的听证会上在追问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时对后者说：“……其实我到希望听你说别去在意哪些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因为你越是在意，他们过去的预言越是应验，我们对未来就越发提心吊胆”。现在的问题是：21世纪人类社会，21世纪中国的未来，是否会再次验证米塞斯的断言？ 韦森现在还是复旦经济学院的副院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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