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茨基忆父亲
——《在一间半房子里》（节译）程一身 译
1
一间半房子（如果这种空间单位在英语里还有意义的话），我们三个住在里面，房里铺着镶木地板，我母亲强烈反对她家里的男人，尤其是我，穿着袜子走动在地板上。她坚决要求我们一直穿着鞋子或拖鞋，并因此告诫我，这会让她想起一种古老的俄罗斯迷信；那是一个不祥的预兆，她会说，它可能预示着家里要死人。
当然，也许她只是认为这种习惯不文明，像那些普通的坏习惯一样。男人们的脚散发着臭味，而那时还没有除臭剂。不过我想，一个人确实很容易滑倒在擦亮的镶木地板上，尤其是穿着羊毛袜子时。如果一个人年老体弱，后果可能是不幸的。镶木地板对木、土等有吸引力，因此我进一步想到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的远亲近戚脚下的地面。无论距离多么遥远，地面都是相同的。甚至生活在河对岸，在那里我随后可以租一套或一间我自己的房子，无须确定理由，因为那个城市里有那么多河流和运河。尽管有些河流很深，足可使适于远航的轮船顺利通过，我想，死神会发现它们很浅，否则，按照标准的秘密方式，它可能在水底下面缓缓通过。
现在，我母亲和我父亲去世了。我站在大西洋岸边：那么多水把我和我的两个还活着的姨妈以及我的表兄弟们隔开：一道真实的深渊，那么大，甚至足以混同于死亡。现在我可以穿着袜子走进我的内心世界，因为在这个大陆上我没有任何亲戚。家中唯一的死现在只可能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尽管那将意味着发射机与接收机融为一体。此类合并的怪事几率很小，而这正是电子学与迷信的区别。不过，如果我不穿着袜子走在这宽阔的加拿大枫木地板上，既不是由于这种确信，也不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而是因为我母亲不会赞成。我猜我要把我家过去的习惯保持下去，既然我是它的遗留。
2
我们三个住在我们那一间半房子里：我父亲，我母亲，和我。一个家庭，一个当时典型的俄罗斯家庭。那时是战后，很少有人能养得起一个以上的孩子。有些人甚至不能让父亲活着或存在：巨大的恐怖和战争摧毁了许多大城市，尤其是我的故乡。因此我们应该认为我们自己是幸运的，尤其是因为我们是犹太人。我们三个都活过了那场战争（我说“三个都”因为我也出生在战前，1940年）；无论如何，我父母也活过了三十年。
我猜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幸运的，尽管他们同样从未谈过。大体上，他们不太有自知之明，除非当他们变老和不适开始困扰他们时。甚至那时，他们也不会用那种使听者恐惧或令他同情的方式谈论他们自己和死亡。他们只是咕哝着，或不指明具体部位地抱怨他们的疼痛，或详细地讨论某种或别种药物。最亲近时，我母亲会讲出这样的话，同时用手指着一套非常精致的瓷器，说道：这就归你了，等你结婚时或当……她会打断自己。有一次，我记得她和她的一个不太友好的朋友在电话里交谈，我得知她的朋友病了：我记得我母亲从街上的电话亭出来，我正在街上等她，在她玳瑁壳边框的眼镜后面，她非常熟悉的眼睛里伴随着稍微有些陌生的表情。我靠着她（我已经高了许多），问那个女人说了什么，我母亲回答，漫无目的地盯着前面：“她知道她快死了，就冲着电话哭喊。”
他们把一切都看作理所当然的事：体制，他们的无力，他们的贫穷，他们任性的儿子。他们只是试图充分利用一切：坚持将食物端上桌子——无论那种食物是什么，都把它变成碎屑；量入为出——尽管我们总是生活在发薪日与发薪日之间，还是储存了一些卢布让孩子看电影，游览博物馆，买书以及零食。我们所有的器皿，用具，衣服，家庭日用织品总是洁净的，发光的，熨过的，补过的，浆硬的。桌布总是一尘不染，异常整洁，灯罩上面的灰已被掸去，镶木地板光亮清洁。
令人惊异的是他们从不厌倦。劳累，是的，但不厌倦。他们大多时间呆在家里，站立着：做饭，洗衣，在我们套房的公共厨房和我们的一间半房子之间来回穿梭，随手做些这样或那的家务。当他们坐下来，当然是就餐，但我记得我母亲常常坐在一张椅子里，俯身于手控并脚踏的胜家缝纫机，收拾我们的衣服，把旧衬衫领子的里面翻出来，修理或重新校正旧外套。至于我父亲，他唯一坐在椅子里的时间是他读报时，要不就在他的书桌前。有时在晚上他们会通过那台1952年产的电视机看一部电影或一场音乐会。那时，他们也会坐下来…就这样，坐在空空的一间半房子里的一把椅子上，一个邻居发现我父亲死于一年前。
3
他比他妻子的寿限长十三个月。超过她78岁的生命，他活了80岁，我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只有32年。他们是如何相识，如何相恋的，我几乎一无所知；我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哪一年结婚的。我也不知道最后那十一或十二年，没有我的那些日子，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因为我从未听说过这方面的消息，我最好臆断他们的日常生活一如平常，没有我，也许他们的情况甚至会好转：一方面是金钱，另一方面是不必因我再次被捕而担忧了。
只可惜在他们晚年我未能帮助他们；只可惜他们垂死时我不在他们身边。我说这一点与其说是出于内疚感，不如说是因为一种相当自我本位的愿望：一个孩子伴随他父母穿越他们生活的所有阶段；因为每个孩子无论如何会重复他父母的进步。毕竟，我可以证明一个人想从他父母了解自己的未来，自己的衰老；一个人还想从他们了解这个终极的经验：如何死。即使一个人对这些一无所需，他会知道向他们学习，无论多么不自觉。“当我老了，我也会这样看吗？这种心脏病——或任何其它病症——是遗传的吗？”
我不知道也永远不会知道他们在最后的日子里是怎么感觉的。多少次他们感到恐惧，多少次他们做好了死的准备，当时他们是如何感受死缓的，他们如何重新开始希望我们三个会再次团聚。“孩子，”我母亲会在电话那头说，“我这一生只想做一件事，就是再见你一面。这是使我活下去的唯一动力。”过了一会儿，“五分钟前你在做什么，在你打电话前？”“说实在的，我正在洗碗。”“哦，那很好。洗碗是一件很好的事。有时它非常有益于身心健康。”
10
我用英语写这些，因为我想使它们处于自由的边缘：边缘的宽度取决于那些乐意阅读这篇文章的读者的数目。我想让玛丽亚•沃尔珀特（Maria Volpert）和亚历山大•布罗茨基（Alexander Brodsky）获得“一种陌生的良心密码”下的真实。我想用表达动作的英语动词描述他们的活动。这并非要把他们复活，而是和俄语相比，英语语法至少可以证明它可以更好地逃脱国家火葬厂的烟囱。用俄语写他们可能只会进一步强化他们的囚禁状态，使他们趋向于无意义，导致机械的灭绝。我知道一个人不应该把国家和语言等同看待，但正是用俄语两个老人——拖着脚步走向许多国家要员和政府部门，希望他们在死前获准去国外探望他们唯一的儿子——被一再告知，十二年来年年如此，那个政府认为这种探望“目的不明”。退一步说，这种论调的反复出现证明那个政府比较熟悉俄语这种语言。此外，即使我用俄语写所有这一切，这些话在俄罗斯的天空下将见不到白昼的光，那么谁会读它们呢？少数移民的父母要么已经死了，要么会在类似的境遇中死去？他们太清楚这种经历了。他们知道那种感觉：不被允许见到他们的母亲或父亲，在他们临终之际；沉默地顺从他们的要求，紧急签证，去参加亲戚的葬礼。然后，太晚了，一个男人或女人放下听筒，走出大门，进入陌生的下午，感到某种东西没有词语可以表达，哀号也不满足需要…我能告诉他们什么呢？用什么方式我可以安慰他们？没有一个国家像俄罗斯这样精通毁灭主体灵魂的艺术，没有一个手握钢笔的人会提醒他们，没有，这是只有全能的神才能做的事，这是他拥有他全部时刻的目的。但愿英语到那时为我的死亡提供住所。我只准备用俄语阅读，写诗或信。不过，对玛利亚•沃尔珀特和亚历山大•布罗茨基来说，英语提供的是一种来生更好的外观，也许是唯一的外观，除了我自己。就后者而言，用这种语言写作就像洗碗：它有益于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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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是个新闻记者——更准确地说，是个报纸摄影师——尽管他也写文章。由于他主要为小日报写作，无论如何读不到了，他的文章大多这样开头“沉重，满蓄暴雨的乌云悬挂在波罗的海上空…，”他确信这种天气会使我们觉得这种开端值得报道或显得中肯。他获得了两个学位：地理专业，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新闻专业，毕业于红色新闻学校。在后一所学校入学时，他已经清楚了他的旅行——尤其是去国外——机会并不值得考虑，作为一个犹太人，一个印刷厂主的儿子，一个非党员。
新闻（在某种程度上）和战争（实质上）重建了平衡。他踏遍了地球表面的六分之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版图的标准数量定义）以及大量的水域，不过他被分配到海军，对他来说，战争开始于1940年的芬兰，结束于1948年的中国，在那儿他和一群军事顾问被派往中国尽力帮助毛（Mao），这就是那些瓷器上微醉的渔夫和成套的瓷器——我妈想在我结婚时送给我——的来历。在此期间，他在巴伦支海上护卫盟军的显影液，在黑海上保卫并失去了塞瓦斯托波儿，在他的鱼雷船沉没之后，加入了当时的海军陆战队。在列宁格勒围困期间，他被派到列宁格勒前线，拍下了我见过的这个城市被围困时印出的最好照片，并参加了这次围困的驱逐工作。（我认为，战争的这一部分对他来说最紧要，因为离他的家人和家太近了。不过，尽管他接近了，却失去了他的套房和唯一的姐姐：由于炸弹和饥饿。）后来，他返回黑海，在名声很坏的马来亚•日默亚登陆，并占领了它；随后，当前线向西推进时，乘第一批拆卸的鱼雷船到了罗马尼亚，在那儿登陆，甚至成了康斯坦札的临时军事长官。“我们解放了罗马尼亚，”他有时夸口，并继续回忆他和国王迈克尔（Michael）的相遇。这是他见过的唯一国王；毛，蒋介石（Chiang Kai-shek），更不用说斯大林（Stalin），他被认为是暴发户。
12
无论他在中国时有过什么胡闹行为，我们的小储藏室，我们的柜子，还有我们的墙壁颇受其益。最后展览的艺术品源于中国：软木水彩画作品，武士剑，小丝绸屏风。微醉的渔夫是瓷器小雕像上最后一个逼真的人物，玩偶，戴帽子的企鹅将会逐渐消失，成为鲁莽手势的牺牲品，或成为各种亲戚的生日礼物。剑也不得不交给政府收藏，作为潜在的武器，一个正常的市民不允许拥有。回过头来想想，这是一种合理的警告，根据随后警察闯入我放剑的一间半房子来判断。至于成套的瓷器，甚至我这未经训练的眼睛也感到令人惊讶的精美——母亲从未听说在桌子上单放一个美丽的茶碟。“这些不是让粗人用的，”她会耐心地向我们解释，“你们是粗人，你们是很邋遢的粗人。”而且，我们正在使用的这些碗够美了，也结实。
我记得1948年11月一个漆黑而寒冷的夜晚，在小小的，十六平米的房子里，母亲和我生活在那里直到战争结束。那个夜晚，父亲从中国返回。我记得门铃在响，母亲和我冲向灯光暗淡的楼梯平台，那里突然被海军制服遮黑了：我的父亲，他的朋友和同事佛木上尉（Captain F.M.），以及一群军人进入走廊，扛着三个大板条箱，装着他们的中国捕获物，四面都飞溅着巨大的，章鱼似的中国人物。后来，佛木上尉和我围桌而坐，我父亲拆开板条箱，我母亲穿着黄石竹花图案的绉布连衣裙，高跟鞋，紧握着双手喊道：“啊，妙极了！”——用的是德语，她童年时在拉脱维亚所说的语言，也是现在的工作语言——她是德国战俘营的口译人员。佛木上尉是个既高又瘦的结实男人，穿着深蓝色的短上衣，纽扣敞开着，他从瓶中为自己倒了一杯水，像面对大人那样向我使了一个眼色。配备锚的搭扣和帕拉贝伦枪套的腰带放在窗台上，我母亲吃惊地看着一件日本和服。战争结束了，和平了，我太小了，眼都不能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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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正是我父亲在那个十一月的夜晚的年龄：我四十五岁，又一次清楚地看见那个场景，用一种奇异的，高分辨率透镜。尽管除了我所有的参加者都死了，我看到了它那么清晰，以至于我能向佛木上尉使眼色…它意味着成为那样吗？在这些间隔将近四十年的空间所使的眼色里，有某种意思，某种躲避我的意义吗？这是生命涉及的一切吗？如果不是，为什么这么清晰，它是为了什么？我想到的唯一回答是：以便这个时刻存在，以便于当演员——包括我自己——离去后，它不被忘记。也许你理解的这种方法确实异常珍贵：安静的来临。进入一个家庭。同样地，为了使瞬间的意义更清晰。他们只是某个人的父亲的回归，板条箱的一个缺口。因此便有了这令人著迷的清晰。或许是因为你是一个摄影师的儿子，你的记忆只是冲洗了影片。拍下你自己的两个眼睛，几乎在四十年前。因此你那时不能眨眼。
14
我父亲大约穿了两年多海军制服。这是我从小就向往的。他是负责海军博物馆摄影部的官员，博物馆位于全城——也就是说，在整个帝国内——最漂亮的一座建筑里。这座建筑以前是证券交易所：比任何巴台农神殿更像一件希腊杰作，所在的位置也好得多，处于罗勒岛顶端，该岛恰好伸入涅瓦河最宽的地方。
下午将尽，放学后，我会蹚着水穿过城市来到河边，踏过宫殿的大桥，去博物馆接我父亲，再和他一起回家。最美的是他晚上值班时，博物馆已经关门了。他会出现在长长的，金碧辉煌的大理石走廊里，左臂上戴着值班人员那种蓝白蓝的臂带，身体右侧佩着帕拉贝伦枪套，在腰带上悬吊着，海军帽上是喷漆的帽舌和镀金的“色拉”，遮盖着他令人不安的秃顶。“你好，海军中校，”我向他问候，因为那是他的官衔；他会报以得意的笑，由于他的巡视至少再过一个小时左右才会结束，他就让我一个人在博物馆里自由地消磨时间。
我深信：除了最近两个世纪的文学作品，也许前首都的这些建筑是俄罗斯海军史上可以令人自豪的唯一另一种事物。不是由于它辉煌的胜利，由于它相当罕见，而是因为它预示了其事业的高贵精神。称之为气质或者甚至是精神病人的幻想，但在俄罗斯皇帝中这是唯一一个有眼光的皇帝——彼得大帝——头脑的产物，这似乎对我确实是一个交叉点：处于前面提到的文学和建筑之间。仿效英国海军，但弱于功能性而强于装饰性，更多地受益于发现精神而不是扩张意识，倾向于英雄姿态和自我牺牲，而不是不惜任何代价保存下来，这支海军确实是一个幻想：那么完美，几乎是抽象的秩序，运载于世界大洋的水面上，就像它在俄罗斯土地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实现一样。
孩子首先总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他对外貌，表面，形状和形式做出反应。在生活中，我喜欢的事物几乎没有一种可以超过那些胡须刮得精光的海军将领，从正面和侧面，在镀金的框子里浏览古帆船模型桅杆的森林，这些模型力求与实物一样大小。穿着十八和十九世纪的制服，配着那些胸部装饰或高挺的领子，牛蒡似的饰边肩章，假发和穿过胸脯的宽阔蓝色绶带，他们的仪表看上去非常完美，抽象的完美，却不如四处闪光的铜边星盘，指南针，罗盘箱，六分仪那样精确。它们能在星光下用一个比它们的主人还小的错误边缘算出一个位置！一个人只能祝愿它们也统治人潮：暴露于三角学的严密中，而不是意识形态拥护者的劣质平面几何学中，成为幻想，也许是幻景中虚构的事物，而不是现实的一部分。直到今天，我认为这个国家会造出一个好得多的地狱，如果它的国旗不是那种邪恶的双头帝王鸟或者共济会似的锤与镰刀，而是俄罗斯海军的旗帜：我们的辉煌而无比美丽的圣•安德鲁之旗：一条蓝色的对角线穿越纯白的背景。
15
在回家的路上，我父亲和我会逛商店，买食物或摄影器材（胶卷，化学药品，纸），一个商店又一个商店的玻璃窗。当我们走到市中心时，他会告诉我这个或那个建筑物的历史，以及战前或1917年前这里与那里的情况。谁是建筑师，谁是主人，谁是居住者，他们都发生了什么，以及在他看来原因是什么。这位六尺高的海军中校关于文明生活了解得相当多，渐渐地，我开始把他的制服看成一个伪装；更精确地说，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差别这种观念开始在我这个学童的心中扎下根来。他的制服和这种效果有关，不亚于他指点的那些建筑物现在的内容。在一个学童的心中，这种悬殊当然会折射成一种对说谎的怂恿（并非我需要的）；不过，事实上，这教导了我维护外表的原则，无论内心正在发生什么。
在俄罗斯，军人很少改穿便衣，即使在家里。部分地，这是一个人的全部服装问题，它决不会太多；不过，主要地，这关系到和制服以及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的权威观念。如果你是一个军官尤其如此。甚至退伍和退休人员倾向于再穿很长时间，在家里和公共场合，他们工作服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失去了肩章的短上衣，高靴，一顶军帽，一件大衣，向每个人（也提醒他们自己）提示他们所属的级别：因为一旦被掌管，就永远被掌管。在这些方面就像新教徒的牧师一样；就一个海军人员来说，由于他白色的底领，这种相似性更强。
在柜子上层的抽屉里，我们有许多这些衣物，塑料的和棉布的；多年以后，我上七年级时，一套制服被裁成了校服，我母亲对它们进行剪裁和缝纫，弄成高领子的猫灰色短上衣。因为那套制服也是半军用的：一套制服的短上衣，配着一个搭扣的腰带，匹配的裤子，有喷漆帽舌的帽子。一个人越早开始把自己看作一个士兵，对这个体制就越好。这我同意，但我憎恶那颜色，它暗示着步兵，或更糟，警察。它决不配我父亲的深黑大衣，上面缀着两排黄纽扣，它暗示的是夜间的大街。当他解开纽扣，你会看到下面是深蓝色的短上衣，缀着另一行同样的纽扣：晚上灯光朦胧的街道。当我们从博物馆一起步行回家时，我斜视着他：“街道位于大街里”——这就是我对父亲的认识。
16
在南哈德利我后院这里有两只乌鸦。它们很大，个头像渡鸦，每次我开车到家或离家，首先看到的就是它们。它们一只挨一只出现在这里：第一只，出现于两年前，当时，我母亲去世了；第二只，出现于去年，就在我父亲去世以后。要不然，那是我注意到它们出现的方式。现在它们总是一起露面或同时飞走，它们是很安静的乌鸦。我尽力不看它们；至少，我尽力不观察它们。不过我还是注意到它们倾向于停留在松林里，那片松林开始于我家后院的边沿，倾斜着蔓延了四分之一英里，到达一处草地，其边缘是一个小峡谷，峡谷边有一对大卵石。我从不因为期待发现它们，两只乌鸦，在阳光下休眠在那两块卵石的顶上而走到那里。我也尽力不发现它们的巢。它们是黑色的，但我注意到它们翅膀的内侧是湿灰的颜色。只有在下雨时，我才看不到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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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0年，我认为，我父亲被遣散了，根据共产党政治局的某种规定：犹太血统的人不应担任高级军衔，这种规定始于——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安德烈•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他当时主管对军事力量的意识形态控制。到那个时候，我父亲已经四十七岁了，可以说，他不得不重新开始生活。他决心返回新闻行业，返回他的摄影报道。然而，为了这样做，他不得不受雇于一家杂志或报纸。那结果是相当困难的：对犹太人来说，五十年代是坏年月。反对“无根的世界公民”运动全面展开；那时，在1953年，出现了“医生放毒案件”。它并未结束于通常的大屠杀，只因为它的发起者，斯大林同志本人，突然，处于病症的最低点，蹬腿了。但是，很久以前，以及一段时间以后，空气中充满了谣传：共产党政治局计划报复犹太人，将所有这些“第五段”的动物迁移到西伯利亚东部，迁移到叫做比罗比詹的地方，接近中国边境。甚至有一封信在流传，由最著名的“第五段”个人——象棋冠军，作曲家，和作家——签了名，包含一个向党中央委员会的请求，以及向斯大林同志本人的请求，请求允许我们，犹太人，用在远方的艰苦劳动挽回我们使俄罗斯人民遭受的巨大伤害。这封信从那时起的每一天将会出现在“真理报”上，作为驱逐我们的借口。
然而，出现在“真理报”上的是斯大林死了的公告，尽管到那时我们正准备着到远方去，并卖掉了我们的立式钢琴，反正在我们家无人能够演奏（尽管我母亲邀请远房亲戚教我：我没有任何天赋，在耐心方面甚至更少）。不过，在那种氛围里，一个犹太人和非党员被杂志或报纸雇用的机会是令人忧郁的，因此我父亲开始流浪。
有好几年他在全国当自由职业者，和莫斯科的农业展览全联会签了合同。这样，我们的桌上偶尔会出现一些奇迹——四磅的西红柿或苹果与梨的杂交植物；但是工资相当贫乏，我们三个仅靠我母亲在市镇发展委员会做职员的薪水活下来，那是我们的荒年，正是那时我父母开始生病。尽管这样，我父亲仍能看到他爱交际的自我，他经常带我到城里看望他的一个海军朋友，他如今开了一个快艇俱乐部，照管着老造船所，并训练年轻人。这些人很多，而且总是乐于去见他（总的来说，我从未遇到过任何人，男人或女人，对他心怀怨恨）。他们中有个人是国家商船的地方主编，一个名字听起来像俄罗斯人的犹太人，最终雇用了他，直到我父亲退休，他都在列宁格勒港为那个出版物工作。
看上去他一生大部分时间花在走路上（“记者，像狼一样，靠爪子为生”，这是他常说的话），在轮船，水手，船长，起重机和货物之间。其背景总是一片镀锌般的水波，桅杆，船尾大部分是黑金属，上面写着这只船的母港的开头或结尾的白色字母。除了在冬天之外，他总是戴着有喷漆帽舌的黑色海军帽。他喜欢接近水，他热爱大海。在那个国家，这是抵达自由的最近道路。甚至有时候看到它就足够了，他观看它，为它拍照，持续了大半生。
18
在不同程度上，每个孩子都渴望长大成人，盼望离开他的家，离开他难以忍受的巢。离开！进入真实的生活！进入宽广的世界。进入他自己主张的生活。
最后，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暂时，他沉浸于新的憧憬，沉浸于建造自己的巢，沉浸于制造自己的现实。
后来有一天，当新的现实被把握，当自己的主张被实现，他突然意识到他的老巢不在了，那些赐予他生命的人亡故了。
那一天，他感到像一个突然失去了原因的结果。巨大的损失使它不可理解。他的心——被这种损失弄得毫无遮蔽——在收缩，并进一步增大了这种巨大的损失。
他意识到他年轻时追求“真实的生活”，他离开了那个巢，使那个巢失去了保护。这真够糟的；不过，他可以归咎于本性。
使他不能归咎于本性的是，他发现他的成就，他自己制造的现实，并不如他抛弃的巢那个现实有效。如果在他的生活中曾经有过任何真实事物的话，它正是那个巢，难以忍受而令人窒息，他如此急切地渴望从中逃离的巢。因为它是由别人建造的，由那些赐予他生命的人，而不是由他建造的，他对自己努力的真实价值知道得太清楚了，可以说，他只是使用了给定的生命。
他知道他制造的一切事情是多么任性，多么故意而有预谋性。最终，所有这一切是多么短暂。即使它持续，他能把它付诸使用的最好方法是作为他手艺的证据，关于手艺他可能有些吹嘘。
不过，用尽他所有的手艺，他决不能重建那个原始而坚固的巢，那个巢听见了他生命的第一声啼哭。他也不能重建那些使他走到这里的人。一个结果，他不能重建他的原因。
24
最后，我父亲和我准备好了那笔钱，她去了疗养院。然而，她并非为那些丢失的钱而哭泣……在我们家里，泪水很罕见；在某种程度上，这同样适用于整个俄罗斯。“把你的泪水留给更严重的时刻吧，”小时候她就告诉我。恐怕我的成功已经超出了她对我的要求。
我猜她也不赞成我写下这一切，当然，我父亲也不赞成。他是一个自尊的人，当应受谴责或极讨厌的事降临到他身上，他的脸呈现出一种酸酸的然而又是一种挑战性的表情。似乎他在对某种从一开始就知道比他强大的事物说“跟我试试”。“你还能期待这个人渣别的什么？”这是他在这种场合会说的话，他会因一句话而顺从于人。
这并非某种禁欲主义的痕迹。任何姿态或哲学，无论多么简单抽象的艺术，在那个时代的现实中是没有余地的，该时代通过要求向他们对立面的总数完全顺从的方式来折中每种确信或顾虑。（只有那些不曾从拘留营返回的人才声称不妥协；那些返回的人几乎像其余人一样柔顺）然而那也并非犬儒主义，在完全无尊严的状况下，这只是一种努力保持脊梁挺直的方式；使眼睛保持睁开。因此，流泪是不可能的。
26
如果他们为自己的存在寻找过座右铭，他们本来可以从阿赫玛托娃的一首诗“北方的哀歌”中摘录几行：
就像一条河，
我被坚定的时代扭转方向，
它们把我的生活变成：一条不同的峡谷，
经过不同的风景，它滚滚向前。
而我不知道我的岸或者岸在那里。
他们从未向我多谈他们的童年，他们的家庭出身，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我只知道我的一个外祖父（我的母系）是胜家缝纫机公司的一个售货员，生活在帝国的波罗的海省（立陶宛，拉脱维亚，波兰）以及另一个祖父（我的父系），是圣•彼得堡的一个印刷厂主。这种沉默非关遗忘，而是在那个蛮力时代隐瞒阶级出身的需要，为了存活下来。我父亲是个有吸引力的健谈者，他追忆自己高中时的努力，看到我母亲阴沉的眼睛射来警告的一瞥，他会很快停下来。说到她，当她从街上或我的某个朋友那里偶尔听到一句法语，她甚至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尽管有一天我发现她和我的著作的一个法语版本在一起。我们彼此对看了一眼；然后她默默地把那本书放回书架上，离开了我的“生存空间”。
一条被转向的河流奔向陌生的人工河口。任何人能把它消失在这个河口归于自然的原因吗？如果可以的话，如何考虑它的过程呢？如何考虑人的潜力被外界因素限制，被误导？谁可以解释它从何处被扭转了？有这样一个人吗？而问这些问题时，我看不到这种被限制或被误导的生活在其进程中可能导致另一种生活的事实，以我为例，如果不正是由于自由选择被限制，那就不会从一开始就发生，也就没有问题被询问了。不，我意识到了这种可能性的法则。我不希望我的父母从未相逢。我问这些问题只是因为我是一条被旋曲，被转向的大河的一个支流。最终，我料想，我只是自言自语。
因此我问自己，何时何地从自由到奴役的转变获得了必然性的状态？何时它变得可以接受，尤其是对于一个无辜的旁观者来说？在什么年龄改变一个人的自由状态最无害？在什么年龄这种改变至少记录在一个人的记忆里？在二十岁？十五岁？十岁？五岁？在子宫里？修辞学的问题，这些，难道它们不是吗？不见得。一个革命者或征服者至少应该知道正确答案。例如，成吉思汗（Genghis Khan）就知道答案。他只是砍人，把他的头颅悬在战车车轮的中心。五岁，当时。但是，1917年10月25日，我父亲已经十四岁了；我母亲，十二岁。她已经懂得一些法语；他，拉丁语。因此我问这些问题。因此我自言自语。
34
花园由一个黑色的铁栅栏围着，上面架着相同间隔的一组上下颠倒的加农炮，这些武器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由变容营从英国人手中俘获的。这些加农炮的炮管（在一块花岗岩石上，每个都是它的三倍）增加了栅栏的装饰，它们由沉重的铁链连接起来，孩子们在铁链上疯狂地摇摆，享受着坠入下面的尖壮物的危险和叮当声。不用说，那是严格禁止的，大教堂的管理员不断把我们赶走。不用说，栅栏比大教堂内部——散发着香的气味，以及许多非常静止的活动——有意思得多。“看那些东西？”我父亲问，指着沉重的铁链环，“它们让你想到了什么？”当时，我读二年级，就说，“它们像数字8。”“对了，”他说，“你知道8这个数字象征什么吗？”“蛇？”“比较接近。它是无限的象征。”“什么是无限？”“你最好在那里问，”我父亲露出牙齿笑着说，他的手指指着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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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生日和过新年，你一定总是穿上绝新的衣服。至少，要穿新袜子”——这是我母亲的声音。“吃以前总是先看看那些重要人物：你的老板或长官。这样你就会获得某种优势。”（这是我父亲在说话。）“如果你刚离开房间却不得不返回，因为你忘了某种东西，再次离开房间前，照一下镜子。否则你会遇到麻烦。”（又是她。）“决不要想你花了多少钱。想想你能挣多少钱。”（这是他。）“不要不穿夹克走在城里。”“你长着红头发，这是好的，不管他们说什么。我是咖啡色头发的女人，而咖啡色头发的女人更容易引人注目。”
我听着这些劝告和教导，但它们是片段，细节。记忆背叛每个人，尤其是那些我们最熟悉的人。这是遗忘的联盟，是死的联盟。是网到几条小鱼的鱼网，而水已流逝。你不能用它重建任何一个人，甚至在纸上。我们脑子里那些号称上百万个的细胞怎么了？帕斯捷尔纳克的“伟大的爱情之神，伟大的细节之神”怎么了？一个人必须准备选定多少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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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的痕迹是它还保持着奇怪的名目。就像我们的第一个——当时是五位数——电话号码，战后我们就安装了。它是265-39，我猜我还记得它是因为安装这个电话时，我正在学校记乘法表。如今它对我毫无作用：就像我们的最后号码——在我们的一间半房子里——对我不再有用一样。我不记得它，最后一个电话号码，尽管在过去的十二年里我几乎每周都打这个电话。书信不检查了，我们满足于电话：很显然，监听电话比彻底检查然后再寄信容易些。啊，每周打到苏联的这些电话！国际电话公司再没有比这更好的营生了。
在这些交谈中，我们不能说太多，我们不得不有所保留或拐弯抹角，委婉表述。谈的绝大部分是天气或健康，没有名字，大量的饮食建议。主要是听听对方的声音，用这种动物的方式向我们保证我们各自的存在。它大多是没有语义的，略微奇怪的是，我记得没有什么细节，除了父亲在母亲住院第三天的回答以外。“玛丝雅怎么样了？”我问。“啊，玛丝雅不在了，你知道，”他说。这个“你知道”出现在这里，是因为在这种场合下，他也尽力使话语委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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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然是一把钥匙被抛上我心灵的水面：一把稍长的不锈钢钥匙被笨拙地装进我们的口袋，然而它更易于装进我母亲的小提包里。这把钥匙可以打开我们高高的白色大门，我不理解现在我为什么想起它，因为那个地方不存在了。我怀疑它是一种性的象征。因为在我们中有三把同样的钥匙。而且，我不理解我为什么想起我父亲额头上，下巴下的皱纹，或者我母亲淡红的，稍微发炎的左脸颊（她称之为“植物的神经官能症”），因为这些标记与它们其余的支撑物都不再存在了。只有他们的声音无论如何还存活在我的意识里：大概是因为我自己融入了他们，正如我的相貌必定融合了他们的相貌。其余的——他们的肉体，他们的衣服，电话，钥匙，我们的财物，家具——都消失了，决不能再被找到，就像我们的一间半房子已经被炸弹击中。不是被中子弹，它至少还能使家具保持完整，而是被时间炸弹击中，它甚至将一个人的记忆炸成碎片。那座建筑依然矗立，但那个地方已经被清除干净，而新的房客，不，是军队，驻入并占领了它：这是关于时间炸弹的一切。因为这是一场时间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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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喜欢歌剧咏叹调，男高音歌唱家，和他们青年时期的电影明星，不太关心绘画，懂“经典”艺术，乐于解决纵横填字谜的难题，却对我的文学追求感到困惑不安。他们认为我错了，担心我正在走的路，但尽其所能地支持我，因为我是他们的孩子。后来，当我设法在这里那里发表一些作品，他们感到很满意，有时甚至很自豪；但是我知道即使我最终只是一个书写狂和失败者，他们对我的态度也不会有任何不同。他们爱我胜过爱他们自己，很可能一点儿也不理解我对他们的内疚感。主要的问题是桌子上的面包，干净的衣服，并保持健康。这些是他们的爱的同义词，它们比我的爱更好。
至于那场时间战争，他们英勇地和它搏斗。他们知道炸弹即将爆炸，但他们从不改变他们的战术。只要还站着，他们就到处活动，购买食物并把它送给他们卧床不起的朋友，亲戚。送衣服，他们能省下来的钱，或者慰藉那些不时突然恶化的人。他们总是那样，我会终生铭记他们；并非因为他们从内心认为他们是与人为善，无论如何它会被记录在天堂，有一天，他们也会受到仁慈的对待。不，这是性格外向的人出于自然而未经事先考虑的慷慨，它也许对别人变得更明显，既然我——它主要的目标——离去了。这从根本上可能有助于我向记忆的质量妥协。
他们想在去世前见到我与闪躲爆炸的愿望和企图无关。他们不想移住国外，在美国渡过他们最后的日子。他们感到太老了，不适应任何类型的变化，至多，美国对他们只是一个地名，在那里他们可以遇到他们的儿子。对他们来说，真实的只是，即使他们被允许出行，他们怀疑他们能否完成探亲之旅。可是这两个年高体弱的人尽力和那些主管发号施令的人渣周旋！我母亲可以单独申请一张签证，以表明她并无意叛国投美，表明她的丈夫会留在国内，作为人质，作为她返回的保证。然后他们会取消任务，然后他们会暂停申请，假装他们已经失去了兴趣，或者向当局表明他们理解在美苏关系这样或那样的气候下做出决定多么困难。然后他们会申请只在美国待一周，或请求许可飞往芬兰或波兰。然后他们会前往首都，寻求觐见那个国家的总统，敲遍那里负责国内外各部的大门。一切都是徒劳：体制，从头到脚，决无一丝破绽。只要体制在运行，它足以为自己自豪。不过，残忍总是比任何其它事物更容易制定。对于这项工作，俄罗斯从来不必进口技术。事实上，那个国家唯一的致富之道就是将此技术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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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在他们的份上，我愿意认为他们不允许自己期待太高。也许我母亲期待较高；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和她本人的仁慈有关，而我父亲不失时机地向她指出这一点。（“凡事决不要，玛鲁夏，”他过去常常反驳，“自我投射。”）至于他，我记得我们俩在一个晴朗的下午一起走在夏园里，当时我已经二十岁或者也许是十九岁。我们在一个木制的临时展出馆前面停下来，马林铜管乐队正在那里演奏熟悉的华尔兹舞曲：他想为这个乐队拍几张照片，白色大理石雕像随处若隐若现，被豹与斑马模型的影子弄得模糊不清，人们在砾石路上拖着脚步走，孩子们在池塘边尖叫，而我们谈论着战争和德国人。凝视着那个铜管乐队，我不自觉地问他在他看来哪些集中营是最坏的：纳粹分子的还是我们的。“至于我自己”，传过来回答，“我宁愿马上被烧死在火刑柱上，而不愿缓缓死去，并在此过程中发现意义。”接着他继续拍照。
1985年 早些年漓江有本诗文合集《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是我青春读物，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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