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论者”金庸——也谈“文学与出汗”
一金庸在１９５５－１９７２年间总共创作了15部小说。这17年里，金庸一直是“人性论”的践行者。
《神雕侠侣?后记》：
“道德规范、行为准则、风俗习惯等等社会的行为模式，经常随着时代而改变，然而人的性格和感情，变动却十分缓慢。三千年前《诗经》中的欢悦、哀伤、怀念、悲苦，与今日人们的感情仍是并无重大分别。我个人始终觉得，在小说中，人的性格和感情，比社会意义具有更大的重要性。”
类似的说法又出现在《笑傲江湖?后记》：
“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划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影射性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政治情况很快就会变，只有刻划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
直到2002年，金庸还是老调重弹：
“我是想努力描述一下历经世代都不曾改变的人们共有的爱憎情感。无论《圣经》中吟咏爱情的《雅歌》，还是中国几千年前《诗经》中的爱情佳句，世界和时间不断变换，可是谁又发现这些基本的情感有过什么变化？”
这种论调我们并不陌生，1927年的周作人先生就曾感叹“在人性面前，三千年的时光几乎没有什么威力？”（《谈虎集?小书》）而主张“人性论”最力者，厥为梁实秋先生。他在一九二六年发表的《文学批评辩》：
“物质的状态是变动的，人生的态度是歧异的；但人性的质素是普遍的，文学的品味是固定的。所以伟大的文学作品能禁得起时代和地域的试验。《依里亚德》在今天尚有人读，莎士比亚的戏剧，到现在还有人演，因为普遍的人性是一切伟大的作品之基础。”
问题是：金庸何苦自甘堕落，与那位“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沆瀣一气，一唱一和，遥相呼应？
金庸是小说家，也是政论家。但我们往往忽略了他的另一重身份，他还是大资本家！
金庸通过创办《明报》事业（包括《月刊》、《周刊》、出版社、旅行社等等），积累了大笔家私，总在20亿港币以上。可惜，江湖传言，他对《明报》员工以及外来投稿者，稍嫌刻薄，给的薪酬实在不高。
梁实秋与金庸，一个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个是豢养了大批“乏走狗”的资本家，两人如果不曾一个鼻孔出气，反倒奇怪了。
对于梁实秋这种腐朽的“资产阶级人性论”，我们那位常年躲在租界不过据说“骨头最硬”的鲁迅先生曾多次撰文痛斥，其中《文学与出汗》一文因为编入了中学语文教材，尤其脍炙人口：
“人性是永久不变的么？类人猿，类猿人，原人，古人，今人，未来的人，……如果生物真会进化，人性就不能永久不变。不说类猿人，就是原人的脾气，我们大约 就很难猜得着的，则我们的脾气，恐怕未来的人也未必会明白。要写永久不变的人性，实在难哪。譬如出汗罢，我想，似乎于古有之，于今也有，将来一定暂时也还有，该可以算得较为‘永久不变的人性’了。”
我抄到这里，不禁心生疑惑。鲁迅先生既已简述了进化论关于人类进化的过程。我不明白的是：当古猿尚未进化成人时，它出不出汗？驴出不出汗？鼠辈出不出汗？
既然鲁迅可以“人类自古就出汗”为由,把“出汗”归为“人性”,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出汗同样也是“猴性”“驴性”“鼠性”？
相对于“兽性”、“神性”等等，才有“人性”观念。
孟子有言：“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这份“几希”才是“人性”的真义所在。
人与禽兽所共有的，不好算是“人性”罢？
每个人都喘气，但喘气不好算“人性”。
每个人都饮食，饮食不好算“人性”。
每个人都排泄，排泄也算不上“人性”。
只能看作“动物性的本能”。
帕斯卡认为“人不过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思想与情感，才应该是“人性”的主要内容。
亚里士多德《动物学》：“人是唯一能笑的动物。”此“笑”，可以归为“人性”。因为在简单的面部表情变化背后，是人类独具的复杂的心理活动。
“文学当描写永远不变的人性，否则便不久长”，这不是梁先生原话，是鲁迅的概括。使梁的观点显得更极端、更绝对化。但梁先生所指的“人性”从来与“出汗”这类的生理活动无关：
“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人有理性，人有较高尚的情感，人有较严肃的道德观念，这便是我所谓的人性。”（《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
其间差别，鲁迅未必无知。为了驳倒对方，不惜偷换概念，玩起了障眼法：
“就是原人的脾气，我们大约就很难猜得着的，则我们的脾气，恐怕未来的人也未必会明白。要写永久不变的人性，实在难哪。譬如出汗罢，我想……”
前文谈“脾气”，讲的还是心理意识，后面就开始“出汗”了，转成了生理活动。
鲁迅先生“故乡”，以出产“绍兴师爷”饮誉海内。传说高明的师爷，其刀笔功夫，仅在公文中改动一字，即可致人于死。观乎鲁迅《文学与出汗》，虽短短千字，令我不寒而栗……
鲁迅如此乔张做致，极尽起转腾挪之能事，当然不仅为逞一时口舌之利，更是为了贩卖自己“阶级论”的私货。《文学与出汗》紧接着写道：
“要充长留世上的文学家，是描写香汗好呢，还是描写臭汗好？……例如英国，那小说，先前是大抵写给太太小姐们看的，其中自然是香汗多；到十九世纪后半，受了俄国文学的影响，就很有些臭汗气了……”
一代文豪，滥用其才，晚年尽写这些胡搅蛮缠文字，殊堪扼腕！
二
金庸作品以其对人性的深入体察与精微刻画，吸引获得了众多学者文人的称许。对金庸小说的研究赏析，蔚为风尚，人称“金学”。但金庸本人一向谦光，敬谢不敏，自知己作与《红楼》相差甚远，不敢称“学”。
乃有苍髯老贼、皓首匹夫，以“当代有代表性的”“在海内外享有一定声誉的”“著名的老作家”自居。强烈要求学术界组织“李学研究会”，致力于研究自己的旷世杰作《李自成》，俾与“红学”并立于世。
就是大名鼎鼎的姚雪垠先生了。
20世纪前半叶，梁实秋与鲁迅分别鼓吹“人性论”与“阶级论”。逮至后50年，金庸与姚雪垠均以古代社会为背景建构自己的小说故事，分别与梁、鲁二人的主张相呼应，成为“人性论”与“阶级论”主要的的践行者。
姚雪垠总结自己创作《李自成》的体验：
“就历史题材说，首先要解决‘古为今用’的问题。……任何阶级都有各自的‘古为今用’的原则，通过历史著作和文学、艺术等不同手段反映出来。倘若不是在解放后通过思想改造，不是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明方向，而是继续按照我前半生的写作道路走，纵然勉强能够写出一部历史小说，它只能为资产阶级服务，为资产阶级巩固历史题材这一角阵地。”
现在好了，姚老创作《李自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占领了历史题材 这一角文学阵地”。
于是乎，在姚雪垠笔下，李自成及其所领导的农民军理想何其远大，胸襟何其宽广，个个无私无畏，人人深谋远虑……从李自成到崇祯的各级人物，都成了大大小小的阶级斗争的工具，而非灵肉丰盈的艺术形象。 “阶级性”空前鲜明，而“人性观”在这部伟大作品中几无容身之地。
《碧血剑》要算是金庸最差的几本小说之一，其中也出现了李闯形象。章培恒先生曾认真作过比较，认为其成就远在姚雪垠《李自成》以上。
最起码《碧》中之李，是一个“人”，而《李》中之“闯”，不过是落实“阶级性”理论的一个玩偶，一个符号而已。
公道说，姚先生的谋篇布局、文笔气魄，都不在金庸以下。可惜误入歧途，明珠投暗，才华生生被浪掷。也曾辉煌过，在那全国只有八个样板戏、两本小说可看的“激情燃烧岁月”，发行量逾百万。然而“人性”复苏之后，突出“和谐”之日，还有几人要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近百年来，如此先进的“文学阶级性”理论居然没有造就一位真正的文学大师。杨朔、刘白羽、秦牧放到20世纪上半叶，连三流作家都算不上。同一个的曹禺，当年的《雷雨》《原野》何其盛大，后期的《王昭君》《胆剑篇》又何等拙劣？就连鲁迅本人，创作《呐喊》时，也根本不知“阶级性”为何物。
沈从文先生则说:“水一样的湘西, 我只想在此建一座希腊小庙,里面供奉着人性。”
当“人性”被否定、被践踏，先生的搁笔，何尝不是一种别样的明哲？ 1，极端不赞成人云亦云地指责鲁迅“常年躲在租界”，就像不赞成今天有人指责余杰躲到了美国。鲁迅是被政府通缉的人物，要么躲起来，要么被抓起来，你推荐他如何选择？
2，首先需要确认，人到底有没有“阶级性”，如果有，探讨其与“人性”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正常的研讨。20世纪上半叶及之前，讨论“阶级压迫”乃世界性的话题。严酷的现实似乎是，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人性与阶级性一直都是混杂在一起的，即便是狄更斯的作品，何尝不是在展示着激烈的“阶级斗争”？便以楼主提到的《雷雨》为例，其中阶级性的因素还少吗？
3，强调人性永远不会错，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们关注的重点是有差异的。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应该更关注什么？至少是应该可以讨论的。鲁、梁观点不同，不代表两者必有一错。梁实秋说：“人性的质素是普遍的，文学的品味是固定的。……《依里亚德》在今天尚有人读……”其实，文学的品位也不固定，至少是不可能是没有变化的固定，所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曾经有很多很多人读，《伊利亚特》到今天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人在读。
4，“阶级论”不是鲁迅的“私货”，该论至少有一个世纪那么久，是世界范围内众多知识分子的“公货”。事实还是，当鲁迅“根本不知‘阶级性’为何物”时，其作品（比如《呐喊》中的）却已经清晰地表现着阶级的存在和对立；这又恰恰说明，文学作品中的阶级性内容不是由作者是否建立了“阶级论”观念所决定的，它决定于生活实际以及作者对实际生活的观察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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