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边塞诗派独特丰富的审美个性
谈边塞诗派独特丰富的审美个性将中国西部的自然、人、文化较早地置于诗人的艺术视野并成功地表现出西部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对立与和谐等各种关系的诗派，要数唐代以高适、岑参和王昌龄为代表的边塞诗派。边塞诗派所表现的社会内容以及独具特色的诗风，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唐代既是我国各民族之间友好关系以及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加深和发展的时代，同时，也是少数民族的贵族统治者对邻族或邻邦进行侵扰和吞并，燃起民族战争之火的年代。在当时战争连续不断的历史条件下，有一批诗人向往着广阔的边疆地区、怀着报国的热情、投笔从戎，勇敢地走上战场，走向塞漠。“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感遇》)两度从军的陈子昂，开边塞诗的端绪，并唱出了边塞诗人的壮志豪情。他们将其亲身所体验到的战争场面、塞外风光、边区人民的风俗和社会面貌，以及征人离妇的情绪，发之于诗歌，有的雄奇，有的清峻，在表达爱国精神的基础上，也从侧面反映出将帅和士兵之间的矛盾，以及兵役制度腐败带给士兵们的苦难，使这些诗篇，呈现出深广的内容和时代色彩。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从军、出塞在当时成为诗歌中的重要主题，几乎成为一种风气。即使没有参加过战争的诗人们，受了这种风气的影响，也在写这一类作品。但真正能作为这一派诗人的代表的，是岑参、高适、王昌龄等。因为他们在不同的程度上有较为丰富的生活内容，以及亲身体验过边塞风光和战争生活，在他们的作品里，充满了生动形象而又别具一格的描绘，表现了边塞诗歌的艺术特色。
初唐时期，是唐诗的准备时代，经过陈子昂诗歌革新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批判了华艳轻靡的诗风，摆脱了宫体诗歌的影响，指明了诗歌发展的方向。诗歌经过了长期的准备和锻炼，到了八世纪上半期，许多出身于地主阶级中下层的青年诗人，在各方面成长起来。他们以其精炼的语言技巧和完整的形式，表现他们对于当时现实生活的态度和感受。当时的诗人和作品是很多的，风格也是多样性的。在众多的诗歌创作现象中，可以看出两个诗派的对立。一个是以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另一个是以王维为代表的田园诗派。在这两派不同的倾向中，显示出他们不同的现实态度和艺术风格。
（一）
以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是当时诗歌中影响较大的流派，他们除以边塞，从军为题材，显示其艺术上的特色以外，也还写过一些其他方面的优秀作品。有人认为田园诗派以“意境”取胜，边塞诗派直抒胸臆，以“气骨”见长。当然，较之于田园诗的“隐逸”，边塞诗则显得“雄放”。但这并不等于说边塞诗“意境”之不足，相反，正是由于边塞诗派独具的艺术风格，更显其清峻、雄放、豪伟、奇丽、悲壮等丰富的艺术境界。
边塞诗派的诗歌创作有其独特而又丰富的审美个性。这种艺术个性的形成，在于边塞诗给人们展示出丰富多采的艺术境界。
岑参，是边塞诗派的杰出代表。其诗风雄健豪伟，奇丽险怪，开拓了边塞诗歌的广阔境界，创造出边塞诗歌的新颖风格。
“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行军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
此诗为作者送封常清西征所作。从这首歌行中，可以看出岑参边塞诗的典型风格。诗中大力描写当地雪海严寒、狂风飞石等特有的自然环境，衬托出军情紧急和深夜行军的艰苦，反映出军队勇往直前的无畏精神。诗先描写走马川、轮台一带罕见的绝域风光。“平沙莽莽黄入天”和“随风满地石乱走”的奇特景象，以及“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等独具一格的细节刻画，为他人笔下所少有。这些奇峭、冷峻、夸饰而富于幻想色彩的艺术表现，更精细地表现出将士们坚韧不拔的精神。诗人将豪气寓于奇境之中，以清奇新巧的艺术手段，来表现将士为保家卫国的高昂雄浑的气概。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是岑参的另一首代表作。在这首诗歌中，诗人描绘出“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北疆特有的风光，在这自然的风光上，涂染着奇丽的画彩，军中饮酒奏乐正在为还京的朋友饯行，写出了不同于战争的生活场面。“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写惜别无柔弱之情，抒乡愁在语言之外，豪放明快的笔调，同他所写的战争诗，精神是一致的。
再如《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其结句写道：“正是天山雪下时，送君走马归京师。雪中何以赠君别？惟见青青松树枝。”表现了同样的豪迈情调。两首诗同写送别，诗意境有相似之处，但风格上有差别。送武判官的，写景写情，绚奇多姿；送萧洽的，则更见豪伟气势；特别是诗末以“青青松树枝”代替折柳赠别，一反儿女临路依恋情态，写坚韧不拔精神，真有大丈夫气概!陆游曾非常推崇这首诗，在《夜读岑嘉州诗集》诗说：“公诗信豪伟，笔力追李杜。……诵公天山篇，流涕思一遇”。
岑参以其不畏艰苦的壮志豪情和鲜明的浪漫，运用辗转自如、变化多端的七言歌行的形色，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取得了新的成就。他的诗富于幻想色彩和艺术夸张，驱使清奇新巧而又极其通俗流畅的语言，把新疆一带特有的自然风光和抗击侵扰的战场生活，描绘得鲜明生动，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骏马奔腾，战旗招展，热海蒸云，火山赤焰、狂风大雪，飞沙走石，等等，这一切都赋予岑参诗歌以丰富多采的艺术形象，形成险怪雄放的诗风。诗人还善于将豪情壮志寓于雄浑奇丽的景象之中，诗情诗景，相辅相成，构成雄放豪伟的艺术境界。
如果说岑参的边塞诗是“奇逸而峭，那么，高适的诗则为“悲壮而厚”。(王士祯《师友诗传续录》)高适与岑参是同时代的边塞诗人，他的诗风沉郁苍凉，悲壮慷慨。他的边塞诗的艺术风格与岑参有相似之处。严羽说：“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沧浪诗话》卷四)辛文房说：“参……诗调尤高，……与高适风骨颇同，读之令人慷慨怀感。”(《唐才子传》卷三)但这不等于说没有程度上的差异。与岑诗相比，高诗显得意气骏爽，结言端直。作品写得豪放有力，不尚雕琢，文辞看来并不工巧。
《燕歌行》是他边塞诗中的代表作。
全诗以豪放的语言，沉郁苍凉的风格，描绘出战争的激烈艰苦和战士们的英勇精神；同时对边庭主将骄奢淫逸。不惜士卒的行为，表示不满。诗中所表现出的“枞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山川萧条极边上，胡骑凭陵杂风雨”；“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等景象，极力渲染了苍凉悲壮的气氛。这首诗虽没有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那样的奇峭，但靠风骨凛然“慷慨任气“。盛唐时，殷璠评价高适的诗说：“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河岳英灵集》卷上)所谓“多胸臆语”，就是指他的诗语有很多是发自肺腑，流露真情实感的，使人读后如见其人，通过它可以了解到诗人的灵魂深处。“兼有气骨”是指他的诗意气骏爽，结言端直。高适的边塞诗以其粗犷的风格，给人们展示了雄放慷慨，苍凉悲壮的艺术境界。
边塞诗派中还有一位享有盛誉的诗人，是王昌龄。他的诗以五古、七绝为主。如果就体制之备，题材之广和数量之多说，实不如高岑和李杜。但是他的诗质量很高，边塞诗可并高岑而三，宫怨诗与李白争胜，卓然为盛唐一大家。他的诗用意之深，写景之妙，比兴之切，造语之奇，都有独到之处。殷璠说他的诗“惊耳骇目”(《河岳英灵集》卷中)刘昀说他的诗“结微而思清”。昌龄的边塞诗，有写将士豪迈气概的，如：“西陵侠少年，送客短长亭，青槐夹两道，白马如流星。闻道羽书急，军于寇井陉，气高轻赴难，谁顾燕山铭!”(《少年行》二首)“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日色寒，城头铁鼓声犹振，匣里金刀血未干。”(《出塞二首》之二)
这些诗句可以说是气壮山河，如闻战场的鼓声，如见战斗的场面。沈德潜说：“少伯(昌龄字)塞上诗，多能传出义勇”(《唐诗别裁》卷一)将士们抖擞的战斗精神和豪迈的英雄气概被诗人以强有力的语言表现了出来。诗境慷慨、昂扬，令人感奋。
昌龄边塞诗的抒写别情达到了很高的地步，不仅细腻动人，更在于意境浑然。如《从军行》组诗的第一首写道：“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前两句写青海边地，依山为城，城楼很高黄昏登城而闻秋风之声，感时之念已切，况羌笛又奏，能不思念闺中之人?这诗写战士独登城楼而思家。潘德舆说：“此诗前两句，便全是笛声之神，不至“更吹羌笛”句矣。”(《养一斋诗话》卷二)这是全诗意境浑然的重要原因。又如这组诗的第二首：“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这也是写的陇右边地，乐舞本以求快意，但难解离别旧情，边声已听之不尽，而明月高照长城，所见更引人愁。这里的境象被诗人“深穿”了，而意格绝高。
与高岑的边塞诗相比，高岑诗善于用长篇的七言歌行，铺写塞外风光和战争场面，意境雄阔高远，色泽浓烈，笔力粗犷，以雄放的风格见长；而王昌龄则以短小的绝句形式，概括凝炼的语言以及和美的音律，抒写战争军情，寓雄浑于自然之中，表现出清峻的风格。昌龄的边塞诗更多的在于意和境的结合，使意与境浑然一体，开拓出超凡绝俗的艺术境界。
边塞诗派所创造出的独特而又丰富的意境美，同田园诗派及其他诗歌流派一样，具有强烈的艺术个性和较高的审美价值。并且，在诗意的提炼和诗境的创造上，匠心独运，独树一帜。
（二）
中国的诗歌创作自古以来有其富有个性的审美规范和法则。意境，作为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概括了中国古代从长期的艺术实践中总结起来的一条审美规律和创作原则。它要求以现实生活和作家对它的主观感情的真实为基础，“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同时，意境的真实又是集中了现实现象的某些本质方面及突出的个性特征的艺术真实，“真境现时，岂关多笔，眼光收处，不在全图，合景色于草昧之中，味之无尽，擅风光于掩映之际，览之愈新。”它要求感性和理性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融合，强调诗人对客观物象的个性特征的独特把握。有意境和无意境以及意境的高低，成为艺术批评的首要原则和审美标准。清代文艺评论家王国维非常强调这一点，认为诗词创作要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边塞诗派的诗歌，不仅以“气骨”见长，而且也以“意境”取胜。他们丰富多采的艺术风格，在于他们以独特的艺术眼光和艺术笔触，开掘和创造出意高格胜的意境美。
岑参、高适和王昌龄，他们都注重诗的炼意和造境。殷璠说岑参的诗语奇，意亦奇。正确些说，是先有它的意奇，而后有它的语奇。如果说岑诗有“奇境”的话，那么“奇意”乃是诗人创造“奇境”的必要前提。如他所写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等，可以说是，奇峭无比。这些奇峭的境界的开拓，正是在于诗人浪漫主义的审美体验、情趣、理想与经过提炼、加工的生活形象融为一体后所形成的艺术境界。
高适的边塞诗在炼意造境上更是意气骏爽，结言端直。徐献忠说：“常侍朔气纵横，壮心落落，抱瑜握瑾，浮沉闾巷之间，殆侠徒也。故其为诗，直举胸臆，摹画景象，气骨琅然，而词峰华润，感赏之情，殆出常表。”(《唐诗品》，《百家唐诗》卷首引录)可见，高适诗的慷慨雄放，苍凉悲壮的意境，与他的“直举胸臆”、“气骨琅然”是分不开的。与高岑创造意境有所不同的是王昌龄的边塞七绝。
昌龄诗的意境与高岑的相比，更显其辞意高昂，凝炼工丽，含蓄蕴藉的特色。《旧唐书》本传说昌龄诗“绪微而思清”，“绪微”指的是他的诗很细腻。至于“思清”，则胡应麟说：“清者，超凡绝俗之谓，非专于枯寂闲谈之谓也。”又说“格不清则凡，思不清则俗”(《诗薮》外编卷四)。他自己也非常注意立意，他说“意高则格高”，提倡“杰起险作”。细腻入微和超凡绝俗，惊耳骇目是昌龄诗的特点。由于他能重视炼意，故他的诗不显怪谲，不只是追逐奇句。他善于将主观情感与客观物象有机地融合起来，“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深穿其境”，(《文镜秘府论》)使意和境巧妙地结合，浑然一体。《出塞》、《从军行》等边塞诗，寓雄浑于自然之内，抒深情于不言之中，表现出清峻，含蓄的意境之美。
在主观与客观，意与境，情与景的统一中，由于二者的相互关系和显现形式的差别，构成了意境的“以意胜”和“以境胜”的不同。以意胜者移情入境，“但抒我胸中逸气”，主观感情更呈直接性和强烈性；以境胜者，写境寄情，“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主观感情偏于间接性和含蓄性。相比较而言，高岑的边塞诗，显得豪伟雄放，诗人所抒发的胸臆和情感，更直接而又强烈地表现在诗境之中。他们的诗大多是“以意胜”。而王昌龄的边塞诗则更注重托物兴言，借景抒情，往往以比兴之法来抒发思想感情，因而他的诗意境两浑，构成了含蓄蕴藉，“以境胜”的意境特色。
边塞诗无论在反映社会生活上，还是在艺术表现上，不仅继承了我国诗歌创作的优良传统，而且在题材的拓展，艺术手法的创新，以及诗歌意境的丰富和深化上，都有重大的超越。岑参、高适和王昌龄等边塞诗人的诗歌创作实践，不仅在当时推动了唐代的诗歌艺术的繁荣和发展，而且为后人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其诗作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显现其“永恒魅力”的艺术珍品。
唐诗王朝里的将军－边塞诗浅谈
作者/如烟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多少次在这样的幻想里泪湿青衫，多少次在这样的梦境中不耐寒秋。正是这首因笔力雄浑、深沉含蓄而被后人推崇为“唐人七绝诗中的压卷之作”的《出塞》，使我至此爱上了唐诗中这枝奇葩----边塞诗，经年如许。
如果将美赋予色彩，有温暖之色，就有清冷之色。徜徉于柔美之中，清风忽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悠闲与恬适，“水到行云处，坐看云起时”的逍遥与禅悦，“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的空灵与寂静，淡薄功名利禄，衷情于琴书诗文，不理会政治，也不愿理会与己无干的政治，只在明月之下的纵酒中，憩于自己精神中的天地。这样“暖调”的生活历来不乏仰慕者。而我，却固执地独守那份清冷，清冷绝不是忧伤和自我的放逐。塞外的羌笛悠悠、楼兰的胡茄漫漫，大漠的孤烟缕缕、蓟门的风沙茫茫将千古的离愁别恨幻化得如此壮怀激烈、气势雄浑。
如果将美赋予音乐，田园诗是清逸的天籁雅音，边塞诗便是豪放的军旅进行曲。在豪气冲天的军鼓声中，旌旗飘飘，万马齐喑，再辅以李白那男高音般高亢嘹亮的歌喉、杜甫那低回深沉的吟咏，这该是如何恢弘的一场音乐盛典！
闭上眼，我仿佛回到了那个漫天飞沙走石、刀光剑影的古时战场，我只听到轰鸣的战鼓、凄历的啸声，塞漠的荒寒夹裹着我满腔的愤懑，化为几滴清冷的泪珠，血染疆场……
我死了，死在那让我欲罢不能的秦月汉关。而我的灵魂却千年轮回着，游走在这些让我无以复加的句点之间。
（一）
闻一多先生曾说过，那是一个诗的王朝。是啊，有哪个王朝能配得上这样隆重的赞誉呢？无论是帝王与布衣，文人雅士与贩夫走卒、闺中女子与沙场男儿，白发老者与幼稚孩童，都或嘹亮或低沉地歌唱着；传说中的盗贼遇上诗人，也不为银两动心，而只求一首诗，连盗贼都如此风雅，那该是怎样的一个时代？
李世民来了。正是这位豪气冲天的北方男儿给一个时代诗的篇章开辟了惊心动魄的战场。如果将此前南朝的婉约的风格喻作善舞的美人儿，唐朝的诗风从一开始便为她注入的风骨。婉如那挥着着飘逸的彩带翩舞于苍穹的飞天－柔美但不柔软；瑰丽但不媚俗，浪漫但不虚无……
《全唐诗》开篇第一卷曰：“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唐太宗鉴于南朝历代统治者败亡的教训，从巩固基业的需要出发，重视思想文化的统治作用，提倡中和雅正的文学主张。他以“一朝辞此地，四海遂为家”的胸襟写出“昔年怀壮气，提戈初仗节。心随朗日高，志与秋霜洁。移锋惊电起，转战长河决。营碎落星沉，阵卷横云裂”的诗句，在那个“天下之大，莫非王土”的时代，可算是以雄放的境界开启了初唐盛唐的边塞诗派。既然衷情于边塞诗的雄浑与磅礴、豪放与浪漫、瑰丽与悲壮，那么，我便可以心安理得地将以御用诗擅长的上官仪、“文章四友”和“宋、沈”略去，尽管他们在唐诗的发展史上有过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有怎样的帝王，就有怎样的时代。贞观年间的“初唐四杰”在现代人眼里可能会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那时的他们意气风发，豪情满怀。心中充满匡时济世、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和热情，怀着变革文风的自觉意识，面向广阔的时代生活和现实人生，以寒士的不平批判上层贵族社会，诗歌中开始出现一种壮大的气势和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
你听，“悲凉千里道,凄断百年身”，“剑锋生赤电，马足起红尘”，“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将军下天上，虏骑入云中”，“夜关明陇月，秋塞急胡风”。难怪几十年后，杜甫仍用诗篇怀念着“卢骆王杨当时体”，流传千古。我想，“初唐四杰”对诗歌的贡献不仅仅在于诗词本身，更多的应该是人格的力量。在挫折和磨难面前，“四杰”非但没有收敛锋芒，反而更加张扬的展现着自己傲岸甚至是张狂，睥睨着他们脚下的世俗----“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除了杨炯，其他三人都未得善终，但那又如何？离别就离别吧，不必为远行而伤悲。即使眼中饱含着泪水，我还是给你一个豪情的微笑----“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化文人式的凄悲为豪士的大气，于是，悲壮代替了悲凉，感奋摒弃了感伤，他们，用孤奋高昂的旗帜引领唐诗踏上了一条慷慨激昂的道路。
梦回唐朝，只为那余音饶梁的边塞诗篇。这一绕竟是一万年！
（二）
我从来不曾怀疑，那些令我心潮澎湃、彻夜不眠的诗句必定是傲视八方、万国来朝的大唐强音。
初盛唐以来，由于国势强大，军事力量雄厚，经济基础牢固，同域外少数民族政权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的交往密切，文人们有很多出塞的机会，或是从军、或是游历，遥远陌生的边塞不但不使人们感到荒凉可怕，反而刺激了他们的好奇心。一种为国立功的荣誉感和浪漫主义精神弥漫在初盛唐社会，充满英雄传奇色彩的塞外军旅生活、雄奇壮伟的域外风物，都足以引起诗人们的创作兴趣，于是从隋代以来逐渐发展成熟的边塞诗，在盛唐又出现了高峰。
别林斯基说：“艺术性在于，仅用一个特征、一句话就能把任你写上十来本书也无法表现的东西表现出来”。请原谅我的粗浅，既然不能用畅达的思想将边塞诗这枝诗中奇葩尽量从更完美的角度展示，我只能按自己的拙见将边塞诗风作类似学术的划分。
[1]轻刚劲健的边塞诗
在诗风相近的“三王”（王翰、王昌龄、王之焕）中，我独偏爱王昌龄。正是他那首《出塞》将我领进了边塞诗纯美的意境，从此关于“豪情、雄浑、伟岸、悲壮、深邃、浪漫……”这些字眼便让我魂牵梦引。
《从军行》七首
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上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
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关城榆叶早疏黄，日暮云沙古战场。表请回军掩尘骨，莫教兵士哭龙荒。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
读着这些句子，忍不住泪如泉涌，我知道我不应该脆弱，但是我的心灵必须为那些亡灵哭泣。王昌龄不愧是“七绝圣手”，他用短小的绝句和乐府歌词，高度的“似而不是”的意象式概括，任你遐思万千，清泪长流。
黄昏里，肃杀的秋风使原本荒凉的塞外更显凄清，守城的兵士独坐在兀立的锋火台边，耳边萦绕不去的仍是羌笛吹出的《关山月》，那曲子吹了多少年呵。家里的妻子是怎样思念着自己啊，不禁愁绪万端。
我并不想在此作学术的研究，但我实在不敢拂了诗人的匠心。他留给我们的空间很广阔，你可以任思绪在他的文字间驰骋游弋。黄昏里，肃杀的秋风使原本荒凉的塞外更显凄清，守城的兵士独坐在兀立的锋火台边，横亘的关山消磨了多少豪杰啊，还将延续多少的伤痛悲凉？唯有明月来见证了。士兵们啊，何时才能给万里以外的“她”以相思的解脱？
清苦的军旅生活让兵士们不得不自己作乐，在营中弹起琵琶翩翩起舞。弹奏的曲子怎么也离不开《关山月》，离别之情油然而生。浓浓的别愁啊，弹也弹不尽，听也听不腻，夜色渐渐浓了，月光洒在长城内外，边愁弥漫在塞外的夜空。
第二首诗你还可以这样想象：军官们在营中作乐，弹起琵琶翩翩起舞。殊不知道兵士们的边愁呵，那浓浓的思乡情。他们该如何解脱？谁又让他们解脱？低头，是沉默而浓重的长城，抬头，是孤零遥远的秋月，周围冷清惨白。人在此时的生命的体验，只留待人们自己去品味了。
虽然我喜欢做一些探究式的阅读，但此时，我清醒地知道我不能。不能破坏这样的意象，那将是对艺术的践踏，对诗人的妄解。这种“似而不是”的写法，正是诗人“七绝”的魅力所在。
“表请回军掩尘骨，莫教兵士哭龙荒”。读到此句，站在将领角度作诗的诗人那悲悯的情怀跃然心头。肃杀的秋景渲示着内心的悲凉，兵士的白骨啊，战争是如此残酷，赢得惨烈，败得悲壮。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读这首的时候，壮怀激烈，但当我稍有平静时，我倒宁愿理解诗人并不是刻意代表政治的宣教，或许他本身就壮怀激烈，或许他满心的悲愤，“不破楼兰终不还”，这究竟是锲而不舍，还是遥遥无期？
我的思绪早已掩埋在“大漠风尘日色昏”中了。
“男儿立身须自强，十年闭户颍水阳。业就功成见明主，击钟鼎食坐华堂。二八蛾眉梳堕马，美酒清歌曲房下”。和盛唐的许多寒士一样，李颀带着他建功立业的梦想走来，仕途失意，满心悲凉。
他的诗歌中边塞诗虽不多，但成就是突出的，他在《古意》中写道：“男儿事长征，少小幽燕客。赌胜马蹄下，由来轻七尺。杀人莫敢前，须如猬毛磔。黄云陇底白云飞，未得报恩不得归。辽东小妇年十五，惯弹琵琶解歌舞。今为羌笛出塞声，使我三军泪如雨。”诗里写少年英勇豪侠，渴望立功的气概，虎虎如生。结尾听歌落泪的描写，在悲伤之中仍不失豪侠浪漫的气息。
他在《古从军行》中写道：“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旁交河。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葡萄入汉家。”诗中描写的荒漠景色，色彩黯淡，情调低沉，表现了李颀个人悲怆的情怀；但同时，他也深刻地指出了统治者的穷兵赎武，感叹古往今来的边陲攻战，付出了数不清的性命和财产，换来的只不过是小小的葡萄移植在长安！
“三十羽林将，出身常事边。春风吹浅草，猎骑何翩翩。插羽两相顾，鸣弓新上弦。射麋入深谷，饮马投荒泉。马上共倾酒。野中聊割鲜。相看未及饮，朵虏寇幽燕。烽火去不息，胡尘高际天。长驱救东北，战解城亦全。报国行赴难，古来皆共然。”（崔颢《赠王威古》）
他们都来过，在边塞诗坛这个充满豪情的地方，哪个血性男儿不为之动容、停留、吟唱？秦时明月汉时关，那跨越时空的苍茫历史和沉重的现实感，使我不得不一次次感受着诗人的期盼，祈盼着和平。
[2]慷慨雄奇的边塞诗
在盛唐边塞诗人中，高适、岑参向来并称齐名。如杜甫说：“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我们还是通过他们的边塞诗来认识“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的高适和“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的岑参。
高、岑二人都有着戎马倥偬、砺兵秣马的经历，又都擅长以“七古”的形式书写边塞题材，诗中充满着感怀不平之气，故而人们一直认为他们诗风相近，都以“风骨”著称，常以“高岑”并称之。《沧浪诗话》中说：“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诗薮》里讲：“高岑悲壮为宗”。后来，有心人将高岑二人的诗风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得出二人“同中有异”的结论，还是让我们以诗感受吧。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如果说高、岑二人在当代是作家，窃以为高适更擅长写自传小说；岑参更擅长写武侠小说。如果说高、岑二人在当代是歌唱家，高更擅长清唱和直抒胸臆，让那苍凉狂放的歌喉载着自己满腔的豪情直冲云宵；岑更擅长大型歌剧，在各种场景的转换和各种乐器的伴奏中唱出气势恢宏的歌剧。如果高、岑二人在当代是导演，高更擅长执导大型记录片，以自己独有的视角，再现历史，以自己独道的眼光，深攫人性的力量；岑则更擅长执导如今常说的“大片”，以美仑美焕的场景、奇异的想象、再辅以胸中万般的豪情，将整个影片推向高潮，若干年后的人们仍然惊叹他的匠心独具，手法诡异。这两个男人，一个是山野侠士，一个是落迫王孙，虽有着共同的“风骨”，让人回味的却是两种不同的味道。想到这里，不禁有点哑然一笑的感觉。高适是河北人，岑参是湖北人，在地理概念上是一北一南。这种地缘是不是风格相异的原因之一呢？南人多细腻，北人多粗旷，这直接决定着同一事物在两种心理下会有不同的感受，即使是一致的风骨，表现形式上也会有较大的差异。想到前面对两人的概括，虽然是自己的妄度，倒也觉得不无道理。
谈诗就不可回避地要谈人，诗是人的方舟，人是诗的上帝。
高适一生的经历比较丰富，早年生活困顿，二十岁时西游长安，求取功名，四十六岁才应试中第，这其间约十年的时间滞留宋州，过着“混迹渔樵”的落迫浪游生活。高适的性格狂放不羁，年轻时结交游侠，过着“弹棋击筑白日晚，纵酒高歌杨柳春”（《别韦参军》）的放浪生活；浪游梁宋时，也是“酒肆或淹留，渔潭屡栖泊”（《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行止不定。杜甫称他“高生跨鞍马，有似幽并儿”（《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然而他又是具有纵横壮志和实际政治才干的人物，中第后生平第一次为官仅得汴州封丘尉之职，高嫌这个职位与自己的宏阔志向不合，三年后弃印而去，赴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充掌书记。安史之乱发生后，高适自骆谷西驰见玄宗，他抓住了这个绝好的机遇，以自己过人的政治见解和宏伟抱负赢得了皇帝的赏识，受命于危难之际，可见他志大才雄，并非好作空言之辈。从此高适的仕途一路坦荡，大器晚成的他，终于实现了自己“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的志向。《旧唐书》说他“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
从他一生的经历来看，他始终是怀着“入世”的积极态度的。在现代人看来，可能会觉得他有些功利，可是我们谁又能否认如果不是这种积极入世的信念，何以成就一番功业呢？如果人人都不想成就功业，历史的进步又付予何人？我倒宁愿把他看作是历史那驾马车上的一个尽心尽职的赶车人。
诗人的性格和经历反映在创作上，使他的诗歌具有沉雄深厚的特色。他对自己的抱负和才干充满自信：“公侯皆我辈，动用在谋略。圣心思贤才，朅来刈葵藿。”（《和崔二少府登楚丘城作》）。对历史上的英雄勋绩也不胜向往：“北上登蓟门，茫茫见沙漠。倚剑对风尘，慨然思卫霍”（《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塞下曲》）。他渴望得到明主的见赏和重用，常借古代人事抒发自己的情怀。如《宋中十首》其一云：“梁王昔全盛，宾客复多才。悠悠一千年，陈迹唯高台。寂寞向秋草，悲风千里来”。诗中借西汉梁孝王延揽人才的史迹，寄托了知音难觅的悲哀。但是，坦荡不羁的性格使诗人即使在失意时也不失英雄气度，如《留别郑三韦九兼洛下诸公》：“蹇步蹉跎竟不成，年过四十尚躬耕。长歌达者杯中物，大笑前人身后名”。出生寒门的他，在《效古赠崔二》诗中，讥刺那些“邈然在云霄”的贵宦唯知游宴享乐，而有才之士只能沉沦草泽，揭示了布衣与权贵的对立。
高适抱负远大，以“谋略”自许，又长期沉沦于社会中下层，使得他热心关切许多现实问题，并表现在诗中，也正是他那种率真耿直的天性，使得他并不避讳“盛世”的颜面，写出“虫蛇拥独树，麋鹿奔行舟。稼穑随波澜，西成不可求”的悲惨情状。他敢写，他更敢批露是比天灾更可怕的人祸----沉重的赋税加剧了人民的苦难，“惆怅悯田农，徘徊伤里闾。曾是力井税，曷为无斗储？”（《苦雨寄房四昆季》）。多少年前，孔子说过“苛政猛于虎”，这话也许并不利于统治阶级，高适说了，他要为民请愿，他要让皇帝知道，他从政，绝不是简单的惟上，他用自己的诗告诉统治者他祖宗的话：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高适是诗人，也是政治家，他的政治才华表现在边塞诗中，读出的依然有诗人的胸襟。如《塞上》指出当时边患的严重和朝廷对外战争的失策：“边尘满北溟，虏骑正南驱。转斗岂长策，和亲非远图。惟昔李将军，按节临此都。总戎扫大漠，一战擒单于。”反对应付一时的权宜之计，主张作好充分的准备从根本上解决边患问题；他还在《蓟门五首》中表达着对士兵英勇无私的爱国精神的赞讼，他写道：“黯黯长城外，日没更烟尘。胡骑虽凭陵，汉兵不顾身。古树满空塞，黄云愁杀人。”就戍卒待遇之低，对统治集团的寡恩提出了抗议，他在《答侯少府》中说：“北使经大寒，关山饶苦辛。边兵若刍狗，战骨成埃尘。行矣勿复言，归欤伤我神。”而《蓟中作》写道：“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承恩。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他从塞外部族降而复叛的现象，进而对边将只顾拥兵自重，无意安边的事实表示了深切的忧虑。这类诗有较多的议论，有评论者说，作为诗而言未必佳，但我却不这样认为。“文以载道”，同样，这类诗歌如果不针砭时弊，它也经不起时间与正义的考验。由此我想到了今天的台湾问题，我没有政治家的眼光，却欣赏着如高适般政治家的胸襟与眼光。
写到这里，我再次想到气势浑雄而飞跃自如，在驰骋纵横中以“筋骨”取胜的、被后人视为其代表作的《燕歌行》。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秋塞草衰，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边庭飘飖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雪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高适《燕歌行》）
描写战争，不再仅是闺中怨妇的啼泣之声（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边塞将士的思乡之情。高适用自己的视角拓宽战争史诗的内涵----出征的军容（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军情的紧急（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塞漠的荒寒（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战争的酷烈（战士军前半死生、孤城落日斗兵稀）、军中的苦乐不均（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战士的勇武（相看白刃雪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别离的悲怆、和平的祈愿等等。当然，诗中也贯穿着诗人的远大报负（男儿本自重横行、至今犹忆李将军）和忠君思想（天子非常赐颜色、身当恩遇常轻敌）。一谈到“忠君”，就会有人觉得这是封建糟粕，在这样的诗歌面前，我们有什么理由吹毛求疵？在我们这个缺乏热情的“理性时代”，需要的不就是这种热情与忠义么？我们需要忠诚的，不正是振兴中华民族的信念么？
读了这些诗，有谁会不觉得他可爱呢？狂放不羁正是他的天真率性，始终保持“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昂扬斗志。同时，他又是坦坦荡荡的，他就是要求取功名，用现在的话来说，“有为才有位，有位更有为”，他是靠着自己过人的才智和政治敏锐登上历史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他为民请命，为国效忠。至于身后事，可尽赴笑谈中！
岑参的经历与高适有相似的一面，也有不同的地方。岑参和高适有着似的经历，以求取功名入世为念，他也毫不掩盖地说“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也曾嫌位卑弃官而去，表示出对权贵的不满，“何处路最难？最难在长安。长安多权贵，珂佩声珊珊。儒生直如弦，权贵不须干”（《送张秘书充刘相公通汴河判官便赴江外觐省》）。他是落魄的贵族后裔，这也决定了他诗歌的风格与高适在“风骨”的前提下有所不同。陈绎曾说：“高适诗尚质主理，岑参诗尚巧主景。”（《唐音癸签》卷五引）准确概括了二者的不同。岑参以边塞著称，沈德潜说：“参诗能作奇语，尤长于边塞”（《唐诗别裁集》），翁方纲也说：“嘉州之奇峭，入唐以来所未有。又加以边塞之作，奇气益出”（《石洲诗话》）。岑参诗题材新奇，色彩瑰丽，想象奇特而又夸张合理，在将夸张与具体、奇妙与真实结合得如此和谐方面，唐代很少有人与他相比。殷璠评其诗：“语奇体峻，意亦造奇。”（《河岳英灵集》卷上）这种奇丽，不仅是对客观事物本身特质的再现，更是诗人艺术心灵的再现。
岑参曾两次出塞，他比高适走得更远，第一次出塞在安西府，第二次达北庭，这两地都在今天的新疆境内，这对当时来说是何等偏远。后来，他一直往返于北庭与轮台之间。有着不寻常好奇心的岑参，再加上良好的艺术悟性与修养、长期边塞生活的经历，形成了他诗歌艺术上独特的个性。
读边塞诗就必然要先读关于边塞的历史。在唐天宝年间，由于统治集团穷兵黩武的开边政策造成了一系列的恶果，边塞诗的诗风开始由开元年间的高亢乐观之作转向批判鞭鞑之作。岑参的两次出塞虽恰处于这个时期的后期，但由于安西、北庭地处偏远，尚未受到开边政策的波及，仍能保持融洽和睦的民族关系，因而他的诗歌就洋溢着积极乐观的精神。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他，以自己的笔触将“盛唐”的欣欣气象牢牢地锁在我们心间。
“火山今始见，突兀蒲昌东。赤焰烧虏云，炎氛蒸塞空。不知阴阳炭，何独然此中。我来严冬时，山下多炎风。人马尽汗流，孰知造化功。”（《经火山》）
“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云厚。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平明乍逐胡风断，薄暮浑随塞雨回。缭绕斜吞铁关树，氛氲半掩交河戍。迢迢征路火山东，山上孤云随马去。”（《火山云歌送别》）
火焰山的火啊，烧红了天边的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碳才能在此中燃烧？这都是造物主神奇的造化，诗人用自己丰富的想象，描绘出通天的火烧云。火云随风雨晨散暮聚，炎热的蒸气弥漫四处，写出了其变幻出没的奇观。
“侧闻阴山胡儿语，西头热海水如煮。海上众鸟不敢飞，中有鲤鱼长且肥。岸旁青草常不歇，空中白雪遥旋灭。蒸沙烁石然虏云，沸浪炎波煎汉月。阴火潜烧天地炉，何事偏烘西一隅。势吞月窟侵太白，气连赤坂通单于。送君一醉天山郭，正见夕阳海边落。柏台霜威寒逼人，热海炎气为之薄。”（《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
热海是现在哈萨克斯坦境内的伊塞克湖，地处高寒，却终年不冻，它还是一个盐湖，诗人偏用浪漫的想象，赋予截然相反的描绘----“中有鲤鱼长且肥”。借助传闻和想象，以奇崛的语言和夸张手法，写出了一个斑驳陆离的童话世界，给人留下了极其鲜明的印象。
“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叵罗。”（《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
好一派民族融合的欣欣之象：汉人的乐器、少数民族的歌舞，在这一派祥和之中美酒歌舞，岂不乐哉？据有的研究者考证，金叵罗系指饮酒用的吸管，平时可作为簪子插在发髻上，至今藏民饮酒仍普遍使用吸管。诗人将异域风情尽现在我们眼前，令人神往。
“美人舞如莲花旋，世人有眼应未见。高堂满地红氍毹，试舞一曲天下无。此曲胡人传入汉，诸客见之惊且叹。慢脸娇娥纤复秾，轻罗金缕花葱茏。回裾转袖若飞雪，左鋋右鋋生旋风。琵琶横笛和未匝，花门山头黄云合。忽作出塞入塞声，白草胡沙寒飒飒。翻身入破如有神，前见后见回回新。始知诸曲不可比，采莲落梅徒聒耳。世人学舞只是舞，恣态岂能得如此。”（《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鋋歌》）
读到此，我甚至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这样的描述，那么，暂且让“热情”二字来代替吧。舞蹈是热情的，欢迎远方的来客；诗人是热情的，邀你在想象中神游；边塞是热情的，它向你敞开的是浓浓的风情……时至今日，我还在想，为什么在我不曾踏上西域那片热土时，我就一直感觉那是我神往的地方？哦，原来，千百年前，我的家乡人早已将那样梦幻般的天堂根植在我心灵的梦乡。
“君不闻胡笳声正悲，紫髯绿眼胡人吹。吹之一曲犹未了，愁杀楼兰征戍儿。”（《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
若不是这胡茄的悲音将我拉回到现实中来，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位边塞诗人，以为他是画家，他是摄影家，他是千万人中独具魅力的演说家。那纸上的岂是文字呵，那就是一番演说，就是一幅图画----让你向往边塞、情系边塞。突然生出一个想法来，当年王震将军的部队那些战士们就地转业开荒戍边，靠的仅仅只是政治的动员么？不，我认为不。那边塞雄奇的风光，人民的热情，保卫家园的使命，还有什么理由不留下呢？
“万事不可料，叹君在军中。读书破万卷，何事来从戎。曾逐李轻车，西征出太蒙。荷戈月窟外，擐甲昆仑东。两度皆破胡，朝廷轻战功。十年只一命，万里如飘蓬。容鬓老胡尘，衣裘脆边风。忽来轮台下，相见披心胸。饮酒对春草，弹棋闻夜钟。今且还龟兹，臂上悬角弓。平沙向旅馆，匹马随飞鸿。孤城倚大碛，海气迎边空。四月犹自寒，天山雪蒙蒙。君有贤主将，何谓泣途穷。时来整六翮，一举凌苍穹。”（《北庭贻宗学士道别》）
诗人的边地军旅形象跃然眼前：“读书破万卷，何事来从戎”，这正回应了他“功名只向马上取”的志向；“两度皆破胡，朝廷轻战功。十年只一命，万里如飘蓬。容鬓老胡尘，衣裘脆边风。忽来轮台下，相见披心胸。饮酒对春草，弹棋闻夜钟”，即使是不得志，也是那样大义于心，无怨无悔；你看，诗人臂上悬挂着角弓，孤独地向龟兹方向疾驰，只有天上的飞鸿相伴。岑参诗中屡次描写大碛，如"寻河愁地尽，过碛觉天低。"（《碛西头送李判官入京》），此诗所写"孤城倚大碛，海气迎边空"，更是气魄宏大，雄伟无比。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千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用南国的春风和梨花比喻北国飞雪，梨花和雪都有相同的颜色，而且梨花盛开时花团锦簇的景象恰能传达出大雪纷飞的势态，多么精妙的比喻，多么清奇想的象啊。弹指间把萧索酷寒转化为绚丽烂漫，从一开始就给全诗定下了豪迈乐观的基调。诗中写风中的红旗，却用凝固的字眼“冻”来形容，这就在色彩鲜丽的画面中，突出了奇寒的感觉。这些描写都有意避实返虚，通过想象和虚构，把平凡的生活景象一变而为富有美感的艺术形象。同时，诗人那大气于胸的情怀也尽现其中，乐观豁达，天马行空。
诗人笔下的至纯至美，在其风骨的支撑下集结出所有的瑰丽，构成一幅幅雄奇峭丽的边塞题材的中国画----边塞那独特的景致在诗人的笔下可以被任意发挥，任意勾画，任意组合，你既可以把它想象成我国古代帛画（轻盈）、漆画（绚丽）、各种壁画（厚重）、宫廷绘画（富丽）、文人画（深刻）、以及各种民间绘画（朴实）等。
岑诗又好以出乎常情的奇特想象抒发豪迈情怀，化平凡为神奇，使他的诗歌充满奇情壮采，富有力量感。同时，他的诗歌的用韵节奏也表现出刻意求奇的特色。他善于根据不同的内容需要变化旋律，在夭矫多姿、不拘一格的节奏中追求声情并茂的美感。他的许多诗频频换韵，韵位繁密，这种节奏和疏宕发越、富于跳跃性的才思互为表里，相得益彰。
轮台城头夜吹角，轮台城北旄头落。羽书昨夜过渠黎，单于已在金山西。戍楼西望烟尘黑，汉兵屯在轮台北。上将拥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军行。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虏塞兵气连云屯，战场白骨缠草根。剑河风急雪片阔，沙口石冻马蹄脱。亚相勤王甘苦辛，誓将报主静边尘。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
(《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同样是送主率帅军出征，却有着风格迥异的节奏。我并不精通古诗的韵律，但我可以感受到前一首那跌宕起伏的声情，与大军出征的气氛适相呼应；后一首拗峭劲折的音节，似紧锣密鼓，比《轮台歌》更富有紧张促迫的感觉，似乎呼吸将要在这千均一发中凝固。
听啊，那响彻云宵的战鼓，那憾天动地的三军呼号……地上的白骨吓不住我们前进的路，“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我捂住耳朵，我怕我的思绪在那些节奏声中再也回不来了。眼前是那大如斗的碎石，漫天的黄沙吹得我无法睁开眼睛，冷风如刀般割在我的脸上，我唯有用心去感受那汗血宝马载着将士们驰骋疆场，那带雪的汗珠在严寒中凝作冰棱。我们抛妻别子，离乡背景，在这边疆为国尽忠，胜利的捷报舍我其谁！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凉州词》）黄河、白云、孤城、万仞山，我又何堪那羌笛的悠怨啊，春风啊，你何时才能拂过这荒凉的玉门关？诗人于壮观中寓苍凉，慷慨雄放而气骨内敛，深情蕴藉，意沉调响。
泰戈尔曾在百年前追问：“你是谁，读者，百年之后读着我的诗？”我也想问你们，“你们是谁，诗人，让我千年后不叹乡关遥？”
[3]意永隽秀的边塞诗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即使是千古壮观的名句，也透着诗人匀润、闲逸的色彩。是的，王维来了，他是以官员的身份奉旨宣慰来的，这能不让一个久居安逸又向往戎马生涯的他兴奋么？这是一次愉悦的军旅体验，没有艰苦卓绝的生活磨砺，也告别了少年气盛的意象式写作，“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护羌校尉朝乘障，破虏将军夜渡辽。玉靶角弓珠勒马，汉家将赐霍嫖姚。”身上还是透着那股文人气，习惯性的用典，代替了从军边塞的豪迈和困苦的亲身感受，加上那监察御史的身份，形成那种深刻而悲壮的气质实属无源之水。不过，这倒正是王维了，他不是边塞诗人，他是田园诗派的领军人物，倘使田园诗派人物笔下也充满了豪情和壮志，那在盛堂诗史上也不必要如此明晰地“二足鼎立”了。如若不是我们太容易想起大漠孤烟、长河落日，我几乎记不起在边塞诗中，还有王维的足迹。
[4]豪迈悲慨的边塞诗
“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听着这样豁达狂放的歌声，让人很自然地就想起他----“诗仙”李白。“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样深沉的思辩，这样智慧的点拨，谁都不会质疑他就是被誉为“诗史（圣）”的杜甫。他们也来了，带着他们不同于其他人的边塞经历来了，诗史的天空中不可或缺这两颗璀璨的明星。如果将边塞诗人高、岑二人喻为将军，李、杜二人则是他们帐中挥毫定天下的谋士。用今天的话来说，李杜二人是以战地军事观察员的身份深入前线（他们当然是自发的），凭着敬业的胆识和过人的智慧感受着战争，描述着战争，从而在他们的第一手战争资料中指陈时弊。
“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何当破月氏，然后方高枕”；“塞虏乘秋下，天兵出汉家。将军分虎竹，战士卧龙沙”；“烽火动沙漠，连照甘泉云。汉皇按剑起，还召李将军。兵气天上合，鼓声陇底闻。横行负勇气，一战净妖氛”；“骏马似风飚，鸣鞭出渭桥。弯弓出汉月，插羽破天骄。阵解星芒尽，营空海雾消。功成画麟阁，独有霍嫖姚。”（《塞下曲》）这正是李白奔放飘逸的风格所在，既激情澎湃，又俊逸玲珑，那惊心动魄的战场归于宁静后，留给人多少遐思漫想。
“去年战，桑乾源；今年战，葱河道。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万里长征老，三军尽衰老。匈奴以杀戮为耕作，古来唯见白骨黄沙田。秦家筑城备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燃。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乌鸢啄人肠，飞上挂枯树枝。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乃知兵者为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战城南》）
李白是大唐盛世孕育出的天才诗人，他集自负、自信、狂傲、独立、豪放、洒脱、浪漫于一身，自然也天成着纵横家的气质。他抨击着统治者好大喜功、逞威边远，他同情着百姓的流离失所，于是，他的沉思，他的呐喊，都汇聚成气，凝聚成诗----一首为民请愿、讨伐统治集团的剑之诗。读到这里，我不禁想起那句“余亦草间人，颇怀拯物情”来。
战争的发展有着潜在的规律性，这直接决定了边塞诗的演进与发展。从盛世之初的渴望战争来成就万世功名，到盛世的投笔从戎、立功疆场，再到战争本身已该结束它的功用意义而产生的厌战反战情绪，继而客观地记载战争、针砭时弊，边塞诗也应当经历这一重要的转折。杜甫，用他悲悯的情怀、敏悦的眼光捕捉到了这一讯息。《兵车行》----杜甫以质朴鲜明的自白对统治者进行最正义的宣判。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
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
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
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
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
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
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兵车隆隆，战马嘶嘶。一队队被抓来的穷苦百姓被迫换上戎装、佩上弓箭向前线开拨。哭声遍野，直冲云宵，你把他们家里唯一劳动力都抓走了啊，还不让她们在送别时叮嘱、呼喊、痛哭吗？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哪，一个十五岁开始充军的孩子，到了四十岁还要被迫戍边，公理何在？你们的良心何在？边疆的战场已经血流成海了，却仍不能满足你们穷兵黩武的欲望，你们到底想怎样？！你们没有看到吗？原田沃野千村万落，变得人烟萧条，田园荒废，荆棘横生，满目凋残。况且边患问题不是靠年年征战就能解决的，老百姓现在只是对你们敢怒不敢言罢了，你们难道还不警醒吗？迫民充军，还要逼租害民，你们想过没有，民不聊生，租从何来？与其生男去沙场送死，还不如生女儿，好歹骨肉得以相慰。看吧，边疆战场尸横遍野，谁来掩埋那些忠骨、慰藉那些忠魂？就让那阴风惨惨，鬼哭凄凄来征讨你们罪恶的良心吧。
诗人，你可知道千年以后，有一个女孩并没有掩卷泪流，她在冥思中正举着你的正义之剑，让悲壮的历史把万恶的封建王朝一剑封喉。
“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骨肉恩岂断，男儿死无时”；“功名图骐驎，战骨当速朽”；“军中异苦乐，主将宁尽闻”；“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前了出塞》九首）“古人重守边，今人重高勋。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后出塞五首》其二）。
诗人用一颗忠君恋阙、仁民爱物的心在体察世态，观注战争。他劝谏统治者说“你的国家已经够富饶了，疆土之大，古之不及，那么现在开边的意义何在？”他劝诫将士们“功名只是过眼云烟，在生命速朽面前，它是如此渺小。如果你们为了满足帝王的好大喜功战死，家人的骨内恩情何以为报？”面对军营苦乐不均，“主将们，你们的带兵之道在哪里？”如果我还劝不了你们，那么，请来听听我的军事主张吧：擒贼先擒王。战争是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如果战争已经达到了既定的目标，那么，它就应该被赋予新的意义----军备的目的是防范战争，而不是进行战争；你们应该各自尊重历史，保持现有的和平。时至今日，我们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谁能说这里面没有杜甫军事思想的影子呢？
人间的艰辛代替了理想色彩，中年的思虑送走了少年情怀。此时的边塞诗风，已俨然如中年人生的感悟。
（三）
在诗史上，把唐诗分为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个时期。大多数的学术文章对边塞诗的研究到盛唐就结束了，这曾经使我有些不解。在我进入这个话题之前，我曾天真地以为，边塞诗那种鼓舞士气的大手笔，只有在朝代兴盛时，才是其最耀眼时，烟花最绚烂的时候也就是消失的时候。谁不想留住永恒的美呢？那么，寻访也可以至此为止了。
后来，我改变了这种天真的臆断。通过阅读大量资料，发现盛唐之后，边塞诗风虽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开拓，但它并非“断代史”。边塞诗的创作是继续贯穿到中晚唐时期的。中晚唐时期虽然没有一个公认的边塞诗派，但从事边塞诗创作的诗人并不少于盛唐时期，这一时期的著名诗人如卢纶、李益、白居易、李贺、杜牧、李商隐、张籍、王建都写过许多边塞诗。只是唐晚期的边塞诗因政治环境的改变，已经全然不是开创边塞诗以来的内涵了，内容都变了，风格就更不用谈。那只能说与边塞的题材有关，而不是所我写这篇文章时所领悟的“边塞诗”了。故而，在学术界，有人认为唐晚期仍有边塞诗，有人认为边塞诗至多只到唐中期，这两方各执观点，在我看来，只是存在一个比较口径的不确定性的问题罢了。
在大历诗坛（中期），以边塞诗独树一帜而艺术成就很高的诗人是李益。这位有着十多年军旅生生涯的诗人用一种壮烈、慷慨之中带一点伤感和悲凉的风格，延续着盛唐风骨。在我看来，那只是盛唐诗艺术上的一种残留现象，他的伤感和悲凉也正是大历时代风貌的印记。李益的诗在写景上颇下功夫，有岑参的影子，但缺乏岑的新奇。
“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下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夜上受降城闻笛》）月下登上西受降城，望回乐峰，沙漠在月色里是一片清冷的雪白，脚下的西受降城，同平是一片如霜的月色。不知从何处传来的芦笛声。在荒凉、清冷、寂寞的边地氛围里，悠悠扬扬、呜呜咽咽的笛声，此时边关将士久戍思归的思乡之情愈加浓烈。全诗从大处着眼，大概括，大描写，重在渲染那种悲凉的意境。诸如此类写法的诗还有《从军北征》、《夜上西城听梁州曲》等。
文学史上推崇的中唐时期成就高的边塞诗人是李益，在我看来，则刘湾更甚。用他那相当尖锐的笔触继承着杜甫质朴鲜明的边塞诗风。
“将军在重围，音信绝不通。羽书如流星，飞入甘泉宫。倚是并州儿，少年心胆雄。一朝随召募，百战争王公。去年桑乾北，今年桑乾东。死是征人死，功是将军功。汗马牧秋月，疲卒卧霜风。仍闻左贤王，更将围云中。”（《出塞曲》）诗中描写一个应募并州少年，最初幻想着“百战争王公”，结果“去年桑乾北，今年桑乾东”，何时才是个尽头呵，最后他终于明白了，“死是征人死，功是将军功”，这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个骗局而已。这种一针见血的大胆揭露，在那个政治腐败、阶级矛盾激化的封建时代多么难能可贵。
在《李陵别苏武》一诗中，诗人写道：“汉武爱边功，李陵提步卒。转战单于庭，身随汉军没。李陵不爱死，心存归汉阙。誓欲还国恩，不为匈奴屈。身辱家已无，长居虎狼窟。胡天无春风，虏地多积雪。穷阴愁杀人，况与苏武别。发声天地哀，执手肺肠绝。白日为我愁，阴云为我结。生为汉宫臣，死为胡地骨。万里长相思，终身望南月。”喜欢历史的人都知道，李陵之于汉武是何意义。诗人深刻地揭示了统治阶级的寡义薄情，痛斥着战争带给人无法释怀的创伤。
写到这里，我突然有了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在《中国文学简史》中，把李益作为中晚唐时期最杰出的边塞诗人，而不是刘湾？李益在诗风上更禀承岑参的风范，而刘湾在诗风上沿袭的是杜甫的风范。在唐诗史中，只有在盛唐出现过边塞诗派，涉及边塞诗的人众多，但真正被归入边塞诗派的却极少。高适、岑参是其领军人物，王昌龄也是成就极高的边塞诗人，李颀，也是当之无愧的边塞诗人。也可能，因为李益继承的是“正宗”边塞诗派的风格，而刘湾走的是杜甫的边塞诗路子吧。但我以为，这并不妨碍我认为刘湾在边塞诗的成就上略高于李益。仅是一篇随笔，也就没有必要再作深究了。
如果不是平时教孩子读的幼儿版《唐诗三百首》里有着《和张仆射塞下曲》，我几乎都忘了将这位大历才子作过边塞诗。“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再读这些诗，已经没有了盛唐边塞诗的刚强遒劲之感。平淡的叙事中夹杂着温婉，仿佛诗人在凭古怀今，那份落漠的士子心态并没有因题材的雄健而轻盈起来。
如果不是查阅资料，张谓其人不在我的脑海之中。这位并不出名的诗人却留下了三篇与边塞有关的诗作。《代北州老翁答》稍微典型一点，其中最后一句“安边自合有长策，何必流离中国人”与杜甫的军事思想相合。在我看来，仍是没有跳出前人的思想，但这篇随笔如果是整个边塞诗的总体概揽，他也应该算是盛世过后的边塞诗天空中的一颗星子吧。
（四）
边塞诗----我尊你为唐诗王朝里的将军。是将军，在战场上就应该宠辱不惊，临危不乱，虽死无憾；是将军，总会有廉颇老矣的英雄末路；是将军，就应该功成名就，仰天长啸，然后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写这篇随笔的时候，我并没有想过我为什么要写，甚至没有想到一动笔会牵动如此多的思绪，而且激发着一问到底、三易其稿的热情。或许只是回应内心深处久远的一个梦想，或许干脆就是假期痛快淋漓地看了《汉武大帝》的片子有感，再或许……这一思索，才发现自己原来如此凝重。
记得余秋雨在《一个王朝的背影》里写道：“一切军事角逐都是浮面的，而事情到了要摇憾某个文化生态系统的时候，才会变得严重起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人种，其最终的意义不是军事的、地域的、政治的，而是文化的。”回过头来再看李白的诗中所说：“匈奴以杀戮为耕作”，这正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也正是这种冲突导致了跨越历史四千年的“边患”战争，事情才会变得严重起来。“安边自合有长策”，古人已经认识到了战争是极端手段，历史的风云早已烟消云散，留给我们思考的应该是“长策”何在的问题了。“何必流离中国人”是不是在暗合着余先生“唯有文化的交融才是和平的使者”的思想呢？余先生一贯注重对文化的反思，进而形成了其独树一帜的散文风格，我想，他所说的“文化”应该是大文化，是由经济、政治、外交、历史等诸多因素揉合在一起的概念。
余秋雨同时盛赞着康熙帝“身体的强健和精神的强健”。边塞诗派早已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而他们流传千古的不朽之作在艺术上给我们享受却是不争的事实。更重要的是，它象一面旗帜，指引着我们建立一个强健的精神世界，它象号角声声，时刻唤起我们振兴文化的意识。
写到这里，想起一个朋友曾对我说过的话，他说新疆出诗人，特别是文革后，文化复苏时期，新疆的诗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我并不感到奇怪，千年以前，那就是一方培育诗人的沃土呵。新的边塞诗人出现了，他们诗的题材一定有别于千年前的诗歌。然而，不改的应该是那股豪情、那份豁达、那种深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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