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扩招——教育的“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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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高等教育开始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高歌猛进了二十多年了。期间，从没有反思、调整或整顿，当然也就谈不上巩固和提高了，致使大学的问题频仍，从而引起社会各界和民众一片斥责声。最有代表性的评论者是丁学良，他对中国大学教育的总评价是：“中国大学当前的问题太多了，哪一方面都存在问题，七天七夜也谈不完。”
二
1990年代初，是我国高等教育重大的转折时期，教育改革回潮。最主要的表现是，第二次浪潮的“好大狂”思想代替了改革的主旋律，只求发展而忽视了改革，改革的口号不再响亮了，一批改革者受到非难和打击。阿尔温·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指出说：“在第二次浪潮社会中，生产与消费的分裂还产生了一种‘好大狂’，一种德克萨斯人那股好大喜功的迷糊劲儿。”他接着说：“于是，‘大’就成了‘有效率’的同义语，而‘好大狂’就成了第二次浪潮文明的第五条基本原则。”
第二次浪潮亦即工业文明，是指自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百多年的时间。在人类的历史上，各种文明都有潜在的法则，工业文明（即第二次浪潮）的思维方法和管理原则是什么呢？归纳起来就是六大原则：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好大狂”和集权化。作为第二次浪潮时期的人，本能地运用这些原则，坚持和保卫这些原则。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以电脑和光电子技术为特点的第三次浪潮，凶猛地向人们袭来。作为第三次浪潮的人，出于要把社会推向前进的需要，发起了向第二次浪潮管理原则的挑战，“好大狂”的思想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非难。
非常可惜的是，我国在掀起现代化建设高潮的同时，却没有号召人们转变观念，自觉地放弃第二次浪潮时期的六大管理原则。在我国高等教育高歌猛进的二十年间，我国教育界却顽固地坚持工业文明时期的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好大狂”和集权化，这是与信息时代精神完全相悖的。难道不是吗？我国统一办学方向、统一考试、统一教学评估、统一专业目录等，甚至连行政管理机构的名称也要统一，这些正是标准化的结果；1960年前学习前苏联专业化教学的“经验”，至今依然主导各大学的教学，通才教育难于实施；集权化更为明显，国家教育部几乎垄断了一切教育资源，剥夺了大学应当具有的独立自主办学权，从而导致全国大学“一副面孔”的局面，等等。在六条原则中“，好大狂”的思想更是受到高等教育界的热捧，几乎成了我国教育界自上而下的指导思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出现的所有问题，都是“好大狂”思想所煽动起来的！
三
中国大学合并运动始于1992年，率先合并的是江西南昌大学，它是由原江西大学、江西工业大学和江西医学院合并而成。平心而论，组建南昌大学确有需要，因为解放前本有南昌大学，1951年院系调整时肢解了南昌大学，把它的有关系科分别合并到其他重点大学，致使本来薄弱的江西高等教育更加落后。新组建的南昌大学，得到了国家政策和财政支持，并顺利地进入到211工程，对于加强江西高等教育的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
在当代中国，素来喜欢“刮风”，群众中也有人习惯于跟风。凡是一个政治运动或是一个政治口号的提出，马上就会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幌子下，一场由长官意志驱动的合校运动，一直持续了十多年。这次合校运动是 1951 年院系调整的“反动”，那次是以剥离为主，这次是大肆吞并；那次只涉及到部分地区和大学，而这次合校波及到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据统计，除了少数几所大学没有合并外，其他二千多所大学和专科学校都进行了合并。有人讽刺说，中国高校的合校堪比大跃进运动，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大学合并绝不是什么重大改革举措，而是追求“好大狂”的典型表现。实行强强联合是一个堂而皇之的托词，追求强是假，贪大求全才是真正的目的。全国把众多的专科学校、干部培训学院和二本、三本大学合并在一起，这怎么是强强联合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大学合并后的各种矛盾已经逐步地显露出来了，如校园分散，管理成本骤增；原来各校的特色消失，一个学校重点太多，必然出现“多中心即无中心”的状况；人事关系复杂了，相互争权夺利；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大兴土木，债台高筑……据吉林大学披露，负债已高达三十多亿，按照企业破产法，该校早应该破产了。难怪，该校的一个教授以羡慕的口吻对南开大学的教授说“：还是你们不合校的好！”
1951年院系调整的副作用持续了六十多年，专业化的教学模式，至今还没有消除，以至于通才教育难于实施。可以预见，这次大学合并潜在的矛盾，也会逐步显现出来，将在很长的时间内，影响我国大学的学风、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四
一个国家应当有若干所高水平的大学，但是这些大学都不是靠规划搞出来的，或是由领导人发出号召而形成的，而是需要经过长期的学术积累而自然成长起来的。因此，任何用立竿见影的做法，以刻意“打造”的方式来建设一流大学，都是违背教育规律的。
可是，中国依赖引进和模仿的途径，使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使中国成为“制造”大国。在盲目追求 GDP 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刺激了高等教育迅速崛起的冲动。为此，国家以计划经济思维的套路，自上而下先后推出了“211工程”、“973工程”、“985工程”等，目的都是为了打造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1991年7月27日，国家教委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重点建设好一批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的报告》，后来演变为“面向二十一世纪，在全国办好100所大学的计划”，简称为“211工程”。随后，于 1992 年又制定了211工程大学的目标，以及申请和评估的办法。1995年12月北京大学等十五所大学首批进入211工程计划之中。此后，直到2008年先后又有第二批和第三批大学共一百一十二所大学被批准列入211工程。据参加某大学评估的人介绍，学校印制烫金的申请报告，每个评委配备五名服务人员，形影不离，要吃送吃，要喝端喝，并赠送高档礼品，耗资数百万元。其他学校纷纷效仿，并发展到送高档西服、电子产品等物品，其中的形式主义、交易、作弊等黑幕真是一言难尽。有人感叹道：“申请211工程，本是为了争取经费，但为了评估却要挥霍巨资，真是劳民伤财！”
1996年国务院和教育部打算从第一批211工程的十五所大学，选出十所作为重中之重，打造中国的“航母”型大学，国家投入巨资，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这就是“985工程”的原型，可是1999 年“985工程”终于揭开了面纱，最后确定的不是十所而是九所。它们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应当说，最初确定九所大学作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思路基本上是正确的，既是实事求是又是能够达到的目标。
可惜，在中国一哄而起的思想根深蒂固，主要表现为国家抓重点，下面就出现了千军万马争重点的景观。于是，2004年国家教育部公布的“985 工程”大学名单不是九所，也不是十五所，而是三十四所。但是，这份大名单仍然摆不平，各大学和各省市依然不肯善罢甘休，采用各种手段公关，最后两批共有三十九所大学纳入了“985工程”。国家准备投入中央财政的1%（估计三百亿以上），作为“985工程”的资金，1999年北大和清华各获得十八亿的拨款，令各大学垂涎三尺！
纵观世界各国一流大学的概况，除了美国以外，欧洲是大学的起源地，高等教育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但像英国、法国、德国也只有三五所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而其他国家只有一所，大多数发展中的国家连一所也没有。很显然，中国要在不太长的时期内，要建成三十九所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无论是师资水平或是财力都是不可能达到的，完全是不实事求是浮夸作风的表现。
面对着重点大学不断增加的情况，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于2011年3月7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宣布：“‘985工程’和‘211工程’已关上了大门，不会有新的学校加入这个行列。”可惜呀，门关得太晚了，该进来的都进来了，不该进来的，即使不关门也进不来。问题不在于关不关门，而是指导思想错了，以计划经济思维运作的机制也违背了教育规律。
五
自1999年开始，根据国家教育部的统一部署，全国各大学以大跃进的速度扩招大学生。
据权威人士透露，大学扩招是在1999年6月总理办公会上决定的，理由是：“大学扩招可以满足广大学生和家长对教育的需求，提高国民素质和文明程度，又可以扩大教育消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持续增长，还可以缓解目前就业的压力。”这就是持续十年大学扩招的指导思想，除了当年拉动几百亿的教育消费外，其他乏善可陈，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将是长远的。
在1998年以前，国家高等教育招生都是以8.5%的速度递增，可是1999年决定净增加招生人数为51.32万，相对于1998年增速的幅度为47.4%。与此同时，在九五期间（1996—2000）国民经济增长率平均为8.3%，如果按照与国民经济增加速率来扩招，就完全避免了大跃进扩招带来的恶果。
本来，教育部当年的招生计划早已确定，而且距离7月7日高考只有十多天，有关部门不得不重新调整招生计划。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既不论证也不听证，完全靠拍脑袋作决策，无论如何是极不严肃和草率的。因此，大学扩招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
尽管人们对大学扩招质疑声不断，但扩招工作仍一路高歌猛进。2000年招生增速为38.16%，2001年为21.61% ，2002年为19.46%，自1999年到2005年的七年间，大学生增速率平均为24.3%。到2002年，大学生在校人数已达903.36万人，大学的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4%骤增至23%，比原计划于2010年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15%）提前了八年，真堪为是大跃进的速度。然而，西方发达国家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一般需要五十至一百年的时间，而中国只用了八年时间，这是以牺牲质量换得数量发展的典型表现。
根据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适当扩大招生的规模是需要的，但我国大学扩招中犯了两个大错误：一是扩招的速度太快，十年平均增速为25%左右，最高年份达到47.4%，堪与1958年放卫星的速度相比；二是犯了一刀切的错误，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全国少数重点大学，本不应当承担扩招的任务，因为它们是负责提高的任务，培养少而精的理论和研究型的人才。
中国大学扩招十年，带来的不良影响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扩招致使大学教育质量急剧下降。根据北京市对五十多所大学的调查，65%的大学缺少师资，86%的大学硬件严重不足，经费严重短缺。于是，又不得不临时抱佛脚，紧急建教学用房，聘任临时教师代课，教学质量完全不能保证。据多数用人单位反映，现在的本科毕业生的工作能力还不如过去的高中毕业生。
第二，导致大量教育资源的浪费。据统计，全国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大约不到70%，如果大学招生按照GDP10%左右的速度增长，正好与人才市场的需要相适应。本来，不少农村子弟上大学是为了改变命运，他们花费了不菲的学费，不仅没有改变命运，反而成了蜗居的“蚁族”。
第三，极大地冲击了职业教育和民办教育，进一步强化了文凭至上主义。国家教育部门本应借扩招之际，调整我国高等教育的结构，使得研究生、大学本科、大专职业和中等职业教育形成一个合理的布局，以满足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要。可是，国家教育部门忽视了这个重要的问题，把扩招主要面向大学本科教育，造成了普通本科大学吃不了，而大专职业学院又吃不饱的现象。其结果是，许多大学本科毕业生就业困难，而社会需要的技术人才又供不应求。
第四，大学扩招使义务教育流于形式，导致城乡教育的严重不公。自2006年开始，国家才免除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学费。农村基础教育一直是薄弱环节，教师缺乏，没有教学设备，能够读完初中的学生很少。大学实行收费以后，出现了不少农村高中毕业生“三放弃”的现象，即放弃报名、放弃参加高考和放弃入学（即使考取了也不上）。从长远看，大学农村学生急剧减少的情况，将使社会结构失衡，使重点大学失去了培养杰出人才的宝贵资源。
第五，十年大学扩招，使各大学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与大学扩招的同时，全国各大学疯狂地扩充校园用地，大建楼堂馆所，某些大学原有的校舍本来可以使用，但也要建造一个学院一栋大楼，豪华的办公室、娱乐设施和地下停车场一应俱全。有人评论说：“中国除了大学生和研究生数量位居世界第一以外，列入‘985工程’的大学，其校园面积、豪华大楼和仪器设备，也都远远超过了世界那些著名的大学，而学术水平却远远落后在人家的后面。”其结果呢？必然导致恶性循环：扩招—贷款—再扩招—再贷款，造成了二千五百亿的债务。
六
对本科教学质量教学评估，是促进教学和提高教学质量的措施之一。问题是，我们应当怎样进行评估，如果以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进行评估，就能够达到促进教学和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反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会助长不良的风气，甚至是造成破坏。
根据国家教育部的安排，自2003到2007年，历时五年对五百余所大学本科教学进行了评估。2008年4月8日，教育部公布了对198所大学评估的结果，160所获得优秀，占被评估大学的80.8%；38所获得良好，占19.2%；没有合格和不合格的。另外，根据我统计，2004到2007评估的427所大学，其结果是：获得优秀的310所，占72.5%；获得良好的有100所，占23.1%；获得合格的仅有17所，占3.98%。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难怪，某些进入优秀行列的大学，年终向全体教职工颁发奖金，以示庆贺。没有获得优秀的大学，虽然无可奈何，但至少没有生存的威胁。
这样的评估结果有多大的可信性呢？人们纷纷质疑，这种轰轰烈烈的评估，有多少货真价实的成分？
首先，自1999年到2005年，是我国大学急剧扩招的时期，平均每年以25%的速度扩招，造成教学资源紧张，怎么可能有如此多的大学获得优秀呢？其次，自1998年提出创建一流大学以后，大学合并、改名、升格等，本科教学怎么会受到重视呢？第三，在建设研究型大学口号的鼓噪下，各大学争相扩招研究生，甚至连那些教学型的大学也拼命争上硕士和博士点，导致大学功能混乱，严重冲击了本科教学；第四，大学普遍存在把教师分为三等，一等的搞科研，二等的上专业课，三等的上基础课。试问：有几个院士、名家和博导给大学生上基础课？如果没有，那怎么保证教学质量？
自扩招开始的大学教育大跃进，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衍生了许许多多的难以收拾的问题，现在应该是静下心来反思的时候了。 [/td][/tr][/table] 這三十年來的一切﹐用句說爛了的話﹐就是硬件進步﹐軟件停滯。
現在中國不但和民主文明國家在整體素質上差距越來越大﹐而且本國之內﹐城市繁華建設的硬件和整個民族心態與社會法治軟件之間的差距也在不斷擴大。
可怕的是﹐這是人為刻意造成的結果﹐他們認為給蠢人吃飽﹐政權就和諧穩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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