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他们都是领头人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手抄本前后
[font=宋体, sans-serif][b]手抄“讲话”，非常创意[/b]“作家出版社寄了一千块现金，要没头没脑抄一段。选择一，把钱用了，不理它。选择二，去邮局退钱，这事太麻烦。第三，抄一段。你会如何选择呢。”2012年5月21日，作家叶兆言在微博中为自己抄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做了几次解释。
同时公开“解释”的还有作家周国平，他在文中强调自己纪念的是在“文革”时的“一段心路历程”。
他们“解释”的是作家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百位文学艺术家手抄珍藏纪念册》。
除叶兆言和周国平外，手抄者还有贺敬之、王蒙、铁凝、贾平凹、莫言、陈忠实、苏童等“大名字”。
网络上围观者众多，有人认为“讲话”不太适合大张旗鼓地“手抄纪念”。
“讲话”的编辑王宝生不认可叶兆言文中“没头没脑”的说法，在寄出邀约函之前，他给每一位文艺家都打过电话。
作家出版社从2011年底就开始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做准备了。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所属“国家级大型文学出版社”，“再版几本‘讲话’影响下产生的文学代表作”，比如《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是他们最早也最天然的想法。但这操作太常规。
负责此事的编辑部主任王宝生和他的团队，随后想用“有限复制”的方式，把延安时期的“古董”出版物搜到一起集结成册，“重新挖掘它们的价值——叫它文献价值、文学价值，或者新闻出版史的价值，都可以。”
但这又太难。那些“文物”毕竟也是近代出版物，到今天还没过著作权保护期；再者，从国家档案馆和图书馆里调取旧出版物的保真原件，具体操作也还存在问题。虽然王宝生和他的团队拉出了详细的操作计划，却依然觉得没把握：市场能接受吗？
社长何建明对此事分外关心。这位以报告文学写作闻名的中国作协副主席，在三十年来的创作生涯中深得“讲话”要义，出席各种讲座、论坛时，强调最多的就是写作的“人民性”。
2011年底的一次策划讨论会上，何建明提出了那个后来在网络上极受关注的点子：“能不能请当代的一百位著名文学家，以每人抄写一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形式，我们把它结合起来，做一本有纪念意义的书？”
“通常意义上的纪念活动挺多的，如果让几代文艺工作者以‘抄写’这种独特的方式来纪念讲话，我觉得有特殊的意义。”何建明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曾经有人提出用书画的形式，后来觉得太复杂，用钢笔字就比较好处理。”
[b]“要让领导先带头”[/b]
一万七千字的“讲话”被王宝生他们划分为一百小段，“保证每个人能抄上一段，衔接起来就是一个整版”。
找谁抄，是有讲究的。出版社想邀请的是“老中青三代文艺家”：“第一代是曾经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或是受过讲话影响的老一代艺术家，像贺敬之他们这些人；第二代应该是解放以后成长起来的作家、艺术家；第三代是新一代的，当前在文坛上影响比较大的作家、艺术家。”
名单列了一百二十多人，以作协为中心——作家出版社在这方面资源得天独厚，另有文艺界代表二十多位。
进入名单的人，“都是有一定影响、建树的人，包括茅盾文学奖得主；作家协会各个地方的领导；学者里的几位部长，比如高占祥、王蒙、翟泰丰；中国书法艺术家协会、美术家协会主席。考虑到他们都是领头人物，我们希望他们共同参与。”王宝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联系其他人前，王宝生先找了贺敬之。贺敬之坐在家里，把“讲话”的前前后后跟王宝生讲了一遍。七十年前，贺敬之正是无数“到延安去”的青年之一。1942年“讲话”时，他虽没在现场，后来却成了践行“讲话”最成功的文艺家之一。“讲话”后，延安处处扭起了“新秧歌”，贺敬之给秧歌队写歌词、写剧本。《南泥湾》大秧歌火了，歌词是他写的；歌剧《白毛女》随便什么时候演，都挤满群众，剧本还是他写的——像这样的身份，王宝生请他抄写的部分是“讲话”的第一页“引言”。
贺敬之欣然接受，拿起钢笔来“一笔一画地写”。写完了，又回头把开篇的“引言”两个字“一笔一画”地描粗。
“就像书法家写的似的。”何建明对南方周末记者评价说。这还不够，贺敬之随后用毛笔给出版社题了词：“中国解放区革命文艺精神永放光芒”。
王宝生找的第二个人是铁凝。“铁凝主席是我们当家人，要让领导先带头。”王宝生说，“我们给她写了约稿信，完全走正规程序，她也是欣然接受。”
所谓正规程序，就是王宝生先打电话过去联系文艺家。“既然是一个约稿，就应该是双方自觉自愿，作者有愿意接受和可以不做的自由。”王宝生说。
对方同意后，出版社再寄一封特快专递过去。信封里装着几样东西：一份回执及说明，上面留了王宝生等人的联系方式，要求签名寄回；一页需要文艺家抄写的“讲话”原稿，三张抄写用纸，要求文艺家按照格式用钢笔抄写；一封由何建明撰写的约稿函，里面说明了邀约手稿的原因和目的，是“将各位手迹墨宝汇集成书，正式出版。以此特殊形式来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七十周年”，并请文艺家们抄后留名，附五十字左右个人简介寄回。
作家出版社给寄回手抄稿的文艺家们开的稿费是一千元，“所有人一视同仁”。
[b]爽快的·手抖的·婉拒的[/b]
作家出版社联系的一百二十多个人，绝大多数都“爽快地”答应了这件事。
最积极的是“老中青”中的“老”。“马识途、白刃、郭汉城都九十多岁了，给我们写回来的字非常认真。”何建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王宝生后来发现自己给文艺家们寄去的手抄纸不够用：“好几个人，抄得不满意，觉得自己的字不好看，或者写错了，又跟我们要纸。有的人拿来字以后，说我的字不好，你们帮我替换一下，帮我在这个地方加个点。”
不光写字，一些作家、艺术家也像贺敬之一样，特地题词寄给出版社。指挥家严良堃的手书是“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当年他在延安指挥《黄河大合唱》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伴奏的乐器是口琴、笛子、二胡；新中国第一代电影演员于蓝题的词是：“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中去”；写下白灵悲惨命运的陈忠实，则题了一句毛泽东诗词：“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
每一个人对“讲话”的理解并不完全一样。张洁在手抄稿之外，应王宝生的要求，还用钢笔手书了“忠于艺术”四个字，写在便笺上。作家王蒙的题词则是“青春万岁”。
书法家欧阳中石没有手抄“讲话”，因为“手抖，已经写不了很好的钢笔字了”，但是毛笔还拿得动，就给王宝生抄录了最后的封面书名。
“手抖”的不止欧阳中石一个。王宝生费了好大劲儿，在广州番禺找到歌唱家郭兰英，材料寄过去，郭兰英“手抖得特别厉害，确实写不了”，只好作罢。
也有人婉拒。
“有一些人，在‘文革’中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就很委婉地拒绝。”王宝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寻找旧版本《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方案，后来并没有被编辑部放弃。在国家图书馆，他们找到了一些“讲话”的版本，包括解放社1943年出版的黄色封面单行本——这是“讲话”最早的单行本。更多的版本资料来自河南民间收藏家张迪杰，出版社从他手里拿到近百种“讲话”的封面，最后用了五十多种。这些封面被放在百名文艺家手稿前面，以彩图展示。
“从1943年的草纸本，到今天的版本，你可以看到历史沿革的脉络。我们也把第一版原文重新竖排录入，和今天人民出版社的版本对照着读，你可以发现毛泽东的讲话也有修订、变化。”王宝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们展示的是一段有历史文献意义的图书和并不为多数读者了解的一些出版细节。”
手抄“讲话”一书最后定价280元。“无论是网友，还是他们作家本人，没有看到书之前，可能都不宜发表过多的评论。我相信看到书后，他会理解我们的初衷和我们的做法。”王宝生说相对于它的成本和收藏价值而言，这个价格并不贵。
“不要把网上非主流的话当成一回事。一些人说什么是他们的事情，他们的话并不都对。”何建明对该书的读者定位是“几代的老中青文学艺术工作者和爱好收藏的人”。为此，西安集邮公司配合这本书，还专门与出版社合作印刷了一套个性化的邮票。
何建明认为，虽然七十年过去了，但“只要生活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土地上，多数作家和艺术家都在享受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营养”。
就像他一直强调的“人民性”：“所谓的天才，也是来自于人民给予他的滋润，如果说离开了‘讲话’，或者他说他没有享受到‘讲话’精神的滋养，那我觉得那种虚无的空间其实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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