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浔泽：地方保护主义与经济奇迹
在地方发展中，并不能一概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否则，必然会导致落后地区的永远平庸。在该被破除的地方保护主义外，还有一种不该被破除的地方保护主义。前者假定了各地保护的动机一样，起码表面上的动机一样，其实质是在阻截市场化。而后者，与前者有同样的保护地方利益的动机，但其深度不同，本质是立足本地人和本地产业的顺市场化。只有后者，才是原先后进地区实现经济奇迹的关键。对于江苏来说，寻找这种类型的地方保护主义，远的比如韩国，近的类如浙江。由于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地方保护很容易被联想至地方分离；而在全球化气焰如火如荼时，地方保护更易被戴上逆世界潮流而动的帽子；加上先前被批判的地方保护，多是着眼本地眼前经济利益的拙劣的违反了市场公平竞争法则从而损害了本地长远乃至周边地区长远发展机会的不合理行为，于是，公开的提及地方保护大多数情况下都只能得到“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尴尬结局。然而，这种现象并不应该是正常的。
对于并不期望急切改变落后面貌但又想维持住稳定局面的欠发达地区，地方保护主义特别是这种拙劣类型的地方保护主义情有可缘。贸易保护本质上也属于这种情况。而对于后起的旨在迅速缩短与先进地区发展差距乃至赶超先进地区的尚在发展中的地区，高明地实践地方保护主义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必由之路。东亚四小龙迅速崛起离不开高明的关税保护和地方保护主义。特别是曾经的南韩更是将“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战略演绎到令外人恶心的难以复加的地步。地方保护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立足本地利益的行为，叫嚣打击地方保护主义的声音同样也来自于一种物质利益的诉求，而且，后种利益未必比前种利益高尚。从全球化竞争的布局中考察，两者也无可厚非，特别是前者。只有真正维护了本地利益，才能形成具有独立国格和地区人格的众多主体的博弈，全球化的合理法则也才能真正得到贯彻，否则，全球化只能成为强者压制弱者的“大棒”，而不是推动世界共同发展的法宝。在国内贸易和区域产业结构重组中，道理同样如此。
区分地方保护主义优劣的最大标准在于实施地方保护主义的地方政府是立足于政府短期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还是长期综合效益的最大化。前者是短视行为而后者是远见作为；前者只限于追求政府短期内可用财力的增长，而后者则期求本地民众及本地企业的长远收益的增长乃至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前者是低劣的地方保护主义，而后者则是高明的地方保护主义。
低劣的地方保护主义把政府财力的增长来源静止化了，本质上是搜刮式的。通过眼前的搜刮，攫取可靠的回报，但却是短暂的。仅从为维护本地地域内支柱产业带来的税收稳定出发，阻止境外或外地更具竞争优势的同类产品通过国际贸易方式或国内贸易方式的引入，虽使得本地的产业在规模上有所保证，但在竞争力上却相对下降，比如中国的汽车产业、部分地方对接待用酒的名文规定等（最厉害的是烟草业，但这是特殊行业，本质上是造钱或向百姓抢钱的机器，不宜论说）；或从维护本地就业的最大充盈和资源利用总量的安全角度出发，阻止本地某类初级产品涌入外地，比如在1980年代司空见惯的蚕茧大战、烟叶大战、棉花大战等。或不允许外地更优势产品的进入或禁止本地初级资源的自发外流，这种从利益出发的动机本质上是中性的，无由诟议，但效果却是负面的。负面不仅体现在既阻止了使外地竞争力更强的可以更专业化生产的产业的升级，也更致命地限制了本地产业层次的提升和更适合自己的产业选择的发现和壮大。消除这种地方保护主义，不仅仅需要依靠更上级行政力量的干预或国际间贸易多方协定的约束，更需要本地保护主义实施者自身的自醒和自识。
高明的地方保护主义，同样也立足于本地利益，不同的是它不仅在理念上而且在行动上都旨向更长周期内的本地经济利益和综合效益的最大化，不计较一时得失。它的外在表现和目的在于对外争夺资源和向外开拓市场，从而实现最专业化，保持外部充分经济，形成有效的可供长远受益的产业集聚。这是一种志向于外部并通过对外争夺来实现自身发展的地方保护主义，它并非是只为了地方保护而去保护。在一般地方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时，率先意识到并实现的地方便会占得先机，本质上这也存在着不公平因素，但它最终结果体现出来的效率远远抵消了过程中的不公平的代价。韩国对本国钢铁和汽车等诸多行业的保护，并不是仅仅为了保护住本国的市场不被外方染指，更在于指望通过稳步的本国产业的竞争力提升，进而争夺世界资源和抢占全球市场。浙江柯桥市场的起步也离不开当初绍兴县和柯桥镇早期对内商实行零税率的气魄，否则不可能从盛泽东方丝绸大市场等地吸引来大量的稳定的客户资源，进而谱写出最大专业市场的神话。回顾浙江“兴业”史，这种地方保护主义数不胜数。
高明的地方保护主义的实施者是政府。但其保护的却不是本地政府的企业化行为，而是本地域内民众的企业化行为和企业的企业行为。促成民众的企业化行为，使全民皆商，活力无限；保护企业的企业行为，使企业规模日增，强中更强。在这一点上，浙江的地方保护主义做得恰到好处。为利于企业顺利改制，把一个在一朝改制后提供税收即超亿元的企业先前的1/5股份仅以420万元低价转让，充分体现了杨汛桥镇的远见卓识和宏大气魄，也折射出浙江各地地方政府的高明：放水养鱼、藏富于民，盘子做大，政府可用财力不用刻意索取即已丰厚。不该把高明的地方保护主义庸俗地理解为，保护政府的“企业化”或“企业式”行为，这也是区分地方保护主义高明与低劣的关键。在这方面，包括江苏在内的大部分其他省份显然做得很不够，与浙江的差距很大。
江苏素缺地方保护主义传统。这情有可缘。强者不需要刻意保护什么，因为真正的强者不怒而威、不护而保。只有先前落后而努力追赶的地方才需要刻意的保护。曾经的江苏，特别是苏南一直是中国乃至东亚的经济中心和实业重心。在历史上的国内贸易中，只有苏南去摧毁外地的产业，而鲜有外地实业撼动苏南产业的。于是，晚清和民国，无锡面粉在全国攻城掠地，无锡商人也荣幸地成为曹禺笔下脍炙人口的《雷雨》中周朴园的属性指称。改革后，苏南，特别是无（锡）常（熟）江（阴）一带，成为其他地区“模式上争先恐后的学习榜样”和“心理上防不胜防的堵截对象”，更不需要什么特意的地方保护。同一行政区域内先进地区的示范作用和带动作用显而易见，负面效应也同样易于扩散。苏南、苏北基础有异，地利不同，先期而动的苏南在成为苏北地方保护主义的促因后也随即瓦解了它，消除苏北地方保护主义不仅是省级行政从单纯行政角度出发的要求，也符合经济因素表达意志特别是先发达地区会有更大意志表达权利的规律。于是，苏北的地方保护主义尽管不能完全销声匿迹，但在全国已是相对式微。论拙劣的地方保护主义，它不如山东、安徽、河南；论高明的地方保护主义它不及浙江、福建、胶东。高明的地方保护主义比拙劣的地方保护主义好，而拙劣的地方保护主义短期内总比不保护的好，于是，苏北在国内区域竞争中的相对地位逐渐下降，特别是在山东“边界”县近似“特区”的优惠地方政策的进攻下几乎全线败退。论从事大进大出的港口历史和基础，石臼所（日照）、岚山不如连云港，论从事小商品批发的交通便利和腹地，临沂不及新沂，然而条件上的潜在优势没有转化为经济发展中的现实优势，结果江苏特别是苏北只能面对原先逊色于自己的鲁南后来居上。对于这，苏北既无力实现高明地方保护主义又难以实施拙劣地方保护主义，是其重要根源。而之所以却失保护主义，上级政府有意识地阻止和本省先发地区无意识地摧残，难逃其咎。于是，高明的地方保护主义始终未能在苏北大地播种成功，更甭提生根发芽了。
而对苏南，有同样的地方保护主义困境。小平南巡讲话后，苏南各乡镇政府在更上级政府以规模大、产值高的总量要求下，犯了与拙劣地方保护主义本质相同的错误，为了眼前政绩考量和经济诱惑，盲目扩张，不计后果，不虑代价，结果在随后经济刹车和软着落的大形势下一败涂地，纷纷陷入困境。这事实上是一出“政府行为企业化”的闹剧，这个结局让江苏再次错过了实施高明地方保护主义的机会。随后外资疯狂进入苏南东部，高明地方保护主义的实施氛围被逐渐破坏以至殆尽；而在东部咄咄逼人增长假象的挤压下，苏南西部也失去了从容和优雅，即使有地方保护的动机，也不高明，即使高明，也面临着更上级的打压。
没有高明的地方保护主义，后起地区本地产业的竞争力不可能真正得到加强，本地人的资本也难以实现充盈外溢，结果，即使有外来资本大度投资带来的高速增长的幻象，也不会出现令人尊敬的经济奇迹，这是苏南也是江苏面临的一大迷惑。
而对于苏北，更是迫切需要高明的地方保护主义。在拥护党的领导和不违背基本的上下级领导关系的前提下，减少各级政府狗急跳墙式的行为和口号意义大于实际价值的炒作。“相信民间，鼓励民间，放手民间，宽容并保护民间在单纯经济上的逐利行为”，出现苏北经济奇迹就仍有可能，否则，永远只会是画饼充饥，最终沦为规划图纸上的明日黄花。
在信息加速膨胀的今天，江苏特别是苏北的前景的确无由乐观。这既取决于上级，也取决于先进地区张扬的资本霸权的程度。强势地区的内在本质并不容许弱势地区的地方保护主义。所以，在国际间挥舞贸易大棒，在国内变换花样的投诉和制止，绵延不绝于耳。不过，只要政府深刻明白，既不得过且过，也不急功近利，稳步地运用高明的地方保护主义，促生、保护并壮大本地民间力量从而形成根立于苏北自身优势的产业集群并有意识地引导放大，出现星星点灯甚至星火燎原的恢弘景象并非只该是天方夜谈式的神话。对此，可以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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