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再平衡”与中国经济战略调整
陈锡进 吕永刚[内容提要]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是世界各国战胜危机、实现可持续和均衡增长的战略选择，但“全球经济再平衡”不会是一个自动实现的过程，而将充满博弈与挑战。对于中国来说，既要警惕“全球经济再平衡”可能带来的挑战，也要利用其带来的机遇，积极推动自身经济战略调整，以增强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主动权，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美国奥巴马政府在2009年9月召开的G20国集团匹兹堡金融峰会上提出“可持续和均衡增长框架”的建议，力促“启用一个规定了政策和方法的行动框架，以创建一个强有力、可持续和平衡的全球经济模式”。美国这一提议的理论依据是全球经济失衡是构成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诱因，具体表现为中国等出口型经济体对美国保持大量贸易顺差，这部分顺差再回流到美国金融市场，从而助推了金融泡沫的形成。尽管美国的上述主张刻意回避了自身的金融监管不力、宏观经济政策失误以及对美元霸权的滥用才是导致危机的更深层原因，不乏脱卸并转嫁责任之意，但推进“全球经济再平衡”却无疑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世界经济调整的一条主线，危机之前的国际分工体系也必然会在“再平衡”原则基础上实现重塑，这将对世界经济包括中国经济带来重大影响。对此，中国必须直面“全球经济再平衡”这一重大课题，趋利避害，将其转化为中国经济战略调整的强大动力，适时推进中国经济战略的优化升级。
“全球经济再平衡”：“后危机时代”的一个世界性议题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以中国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为代表的全球性救市行动的作用之下，国际社会信心增强，金融市场趋于稳定，世界经济出现积极变化，中国等一些重要经济体开始步入复苏轨道。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Zoellick，2009)认为“后危机时代”的一大特点，就是全球经济增长模式需要实现再平衡。展望未来，世界可能出现“多级增长”，这将有助于世界实现平衡、全面的增长。[1]“全球经济再平衡”作为对 此前长期积累的全球经济失衡的纠正，将伴随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力量对比的消长，成为“后危机时代”的一个世界性议题。
1、全球经济失衡：世界经济中的一个长期现象
全球经济失衡作为一种现象并非始自今日，事实上，它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必然结果，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不平衡自然演变成包括经济失衡在内的全球发展失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拉托(Rato，2005)最先正式使用了全球经济失衡(Global Imbalance)一词，用于描述一国拥有大量贸易赤字，而与该国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盈余则集中在其他一些国家的现象。[2]学界针对全球经济失衡的成因提出了诸多理论，包括孪生赤字假说、汇率贬值效应假说、全球储蓄过剩假说、布雷顿森林体系Ⅱ假说、美国金融优势假说以及资产组合供求均衡假说等等。[3]总体而言，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既有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产业分工转移、国际资本流动的因素，也同现行国际经济体系、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各国消费文化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从根本上看，失衡根源是南北发展严重不平衡。[4]南北发展失衡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之 后就已存在，其表现形态和失衡程度虽多有变化，但南北国家在发展程度、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上的非对称关系并无实质性改变。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难以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南北发展失衡以及由此决定的全球经济失衡都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全球经济失衡是一个得到广泛认同的概念，但也有学者对此持有异议。例如，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霍斯曼和斯特格尔(Hausmann & Sturzen egger，2006)认为全球经济失衡本质上是个“伪命题”[5]，但这一论断建立在对 现行经常账目的统计标准进行根本变革的前提之上，缺乏现实层面的政策支持。还有观点认为全球经济虽然在若干经济体之间呈现失衡状态，如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但从经济循环的视角看，各经济体之间的单边失衡是服务于全球经济大循环所呈现出的特殊形态，而全球经济仍在总体上保持着动态均衡。我们认为，全球经济循环中的这一动态均衡只是一种表象，其实质仍是非均衡，因为全球经济循环能否实现取决于国际分工的状况，而迄今为止的国际分工体系在参与分工的方式以及分工收益的分配上从来都是不对等的和非均衡的。在冷战后形成的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中，无论是广义上的全球性储蓄、投资、生产和贸易失衡，还是狭义上的体系“中心国”美国与相关经济体之间的巨额贸易失衡，都是客观存在的。如果回避全球经济失衡，将无助于理解当前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可能造成对形势的误判。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的全球经济失衡是新型国际分工格局形成后的必然产物，它的出现是冷战终结导致市场经济向全球扩张、信息网络技术出现革命性突破以及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空前发展等重大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创新往往需要长期酝酿，因而无论“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前景如何，全球经济失衡的具体表现形态可能被改变，但在短期内则难以被取消。
2、全球经济失衡：国际分工体系的外在表现
全球经济失衡的实质是各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失衡以及由此决定的各国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权利失衡和利益失衡，是各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地位的外在表现。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6]近年来，国际分工体系形成了一个显著特点，即推动世界经济形成“三个中心”：一是已经步入信息社会的发达国家成为全球科技创新和国际金融中心，为世界提供消费市场；二是处于工业社会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制造业和加工中心，为世界提供廉价商品；三是包括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在内的自然资源大国成为全球初级产品供给中心，为世界提供原材料。由于这一国际分工体系建立在金融中心和制造业中心相分离的国际分工格局的基础上，避免了发达国家之间的制度演进的同质化趋势，因而也就避免了发达国家间在资源、市场及殖民地控制权上的纷争。[7]在这一国际分工体系中，中国以自身的比较优势融入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体系，作为各种要素集聚的东道国，成为全球重要的新兴制造业基地。中国是现有国际分工体系的重要受益者，但这一国际分工体系却是以世界经济的巨大失衡为代价的，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
在经济学意义上，失衡代表资源错配和扭曲，如果一国不主动采取措施校正其经济中的结构性失衡问题，那么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套利资本的自由流动就可能对其结构失衡进行“强制校正”，而这种“强制校正”往往是以国内经济的破坏性回归为代价的。[8]从 某种意义上说，本轮国际金融危机正是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强制纠正，是当前国际分工体系内在矛盾发展的内在结果。诚然，美国政府提出“全球经济再平衡”有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施压，并为自身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寻找理由等意图。但是，中国仍应直面“全球经济再平衡”，因为，一旦美国经济已朝着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方向发展，影响最大的国家将是对美贸易顺差额最大的国家，中国首当其冲。面对全球经济再平衡，谁拒绝调整，谁将承担未来更大的风险。[9]不过，中国无需按照别国开出的药方进行调整，而应根据自身条件主导国内经济再平衡的调整方向，并主动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调整进程，在国际分工体系重塑的过程中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创造新的竞争优势。
3、“全球经济再平衡”与现有国际分工体系的深刻改变
对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前景，在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尚未退场、“后危机时代”刚显端倪的情况下显然难有定论。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定型之前，各国围绕“全球经济再平衡”所展开博弈可能的均衡解是多重的，其中有三种典型情形：一是如果缺乏重大创新的支撑，可能经过短期和有限的调整，原先的全球经济失衡格局得以复归；二是在重大创新的支撑下，全球经济实现再平衡；三是虽然发生了重大创新，但全球经济迎来的是新的失衡格局。由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至今，尚无发生具有范式革命意义的技术或制度创新，有学者据此认为，全球经济失衡格局将得以维持。我们认为，对于当前这场被格林斯潘称为“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不能仅从“短时段”视野加以审视。虽然现在对于“后危机时代”中全球经济的走势做出定论为时尚早，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经济长波的视野对国际分工体系重塑以及“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前景进行前瞻性分析。
应当看到，本轮国际金融危机正在深刻改变现有国际分工体系：首先，就消费领域而言，危机的爆发使美国等发达国家开始反思过度消费的危害，从而会更加重视储蓄和量入为出，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消费能力正在迅速增强，未来全球消费市场格局势必发生重要变化；其次，就生产领域而言，美国经济在危机中暴露出实体经济滞后于虚拟经济的内在弊端，转而开始推行实体经济的再造工程，凭借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以及强有力的金融和资本市场支持，美国重回制造业的努力势必对东亚的全球制造业中心地位构成挑战；最后，就能源领域而言，美国奥巴马政府将新能源视为摆脱危机、重振美国经济的希望所在，提出建立“清洁能源研发基金”以刺激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一场以新能源为主导的集群式技术革命正在酝酿，随着新能源得到广泛利用，传统能源大国的地位将面临冲击。尽管上述三个领域可能出现的重大变革仍在酝酿当中，但不可漠然置之。可以预期，由当前危机所催生的上述变化可能深刻改变现有国际分工格局，它一方面增加了中国以传统方式分享国际分工收益的难度，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因为这一新变局才刚刚开始，还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从而为各国争取更好的国际分工地位提供了广阔的可操作空间，可谓是一种特殊的战略机遇。对此，中国自然不能坐失机遇，而应适时推进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升级，即通过出台适当的发展战略以应对当前危机，并争取在“全球经济再平衡”进程中取得更为有利的国际分工地位。
中国在“全球经济再平衡”进程中的战略调整原则
实现全球经济平衡增长，不是单个国家的义务，而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不能由单一国家主导，而应由世界各国共同协调。对于中国来说，“全球经济再平衡”既是未来全球经济调整的战略取向，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国内经济协调增长的内在要求。因此，中国在“全球经济再平衡”进程中不应被动适应，而应主动顺应外部形势的变化，积极推动自身经济战略调整，以促进中国经济实现更为协调和更加健康的发展。在这一进程中，中国经济战略调整应遵循如下原则：
1、战略调整的主动性原则：以我为主，保持中国对自身经济发展的主动权
当前中国经济的战略性调整是在全球性危机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国际环境的影响必然成为中国战略调整不可忽略的外部因素。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经济体，其国内经济失衡主要源自内部长期积累的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具有相对独立性。对于中国来说，不仅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外循环”带来的冲击，更要着眼于解决自身经济面临的内生性问题，而只有阻断内部危机的生成路径，实现经济“内循环”的良性运行，才能有效降低外部危机带来的风险。在中国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的进程中掌握战略主动权至关重要。所谓发展的战略主动权，就是以我为主决定发展的节奏和方向，在发展的过程中为自身获得最大的比较利益。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的竞争更多的是在没有硝烟的“经济战争”进行，但竞争的激烈性、复杂性以竞争后果的严酷性却有过之无不及。固然，当今在国家竞争中，应摒弃信奉“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应在展开竞争的同时谋求合作，在“竞合”中实现互赢。但能否实现互赢、能赢多少以及能赢多久却不是合作的意愿决定的，而取决于各方的博弈能力。
在这场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向全球迅速蔓延的过程中，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美国并没有成为受危机冲击最严重的国家，它的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主导国的地位在一片质疑声中依旧稳固。美国经济表现出的强韧性不仅得益于美国拥有应对危机的丰富经验和丰厚实力，更得益于美国所拥有的向体系内成员转嫁危机的能力，这是美国占据国际分工体系主导地位所拥有的“特权”。对于美国而言，金融危机暴露了自身的软肋，其国际体系主导国地位受到削弱，但并未丧失。美国仍具有向其他国家转嫁责任、风险乃至危机的能力，如利用美元的核心货币地位通过战略性贬值以获得“铸币税”并转嫁危机成本。本次全球性危机再次证明，由于在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主动权不同，各国抵抗危机的能力大不相同，拥有战略主动权的体系“主导国”有着更多的应对危机的手段，而缺乏主动权的经济体则处境被动。对于外汇储备量和美国国债持有量均高居世界首位的中国来说，如何防范美国利用其金融和经济霸权地位转嫁危机成为一项紧迫任务。中国在危机中要保持对自身发展的主动权，从而才能在危机中立于不败之地，进而不断提升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为增强国家发展主动性夯实基础，这才是防范外部风险的根本所在，也是中国在未来“全球经济再平衡”进程中进行战略调整的根本原则。
2、战略调整的特色性原则：立足国情，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模式
一般认为，本轮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在于美国的“透支消费”、“监管缺位”、“政策失误”、“低估风险”以及“全球经济失衡”，但这些只是从操作层面来描述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技术性的失误和政策性弊端，尚不能揭示本次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就发展理念而言，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演变而成的国际金融危机，其直接表现是美国具有高杠杆效应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体系的过度投机性，及其管理失控与崩盘所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放任政策误导的结果。自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推进经济自由化取向的“里根经济学”以来，逐渐形成了以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为核心的“华盛顿共识”。这场危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深化的内在表现，是“新自由主义”大肆泛滥的必然结果。
20世纪90年代，美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输出以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为核心的“华盛顿共识”，引导拉美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鼓动俄罗斯推行激进式的经济转轨，造成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近年来，超越“华盛顿共识”寻求更具自主性的发展模式已经在亚洲和拉美展开并渐成气候，[10]特别拉美新左翼力量的重新崛起，无疑是对新自由主义的强力反弹。这次由“新自由主义”思潮导演的金融危机首先在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地区发生，客观上宣告了美国在后冷战时代苦心经营的“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权威的坍塌，美国确立的全球性的制度迷信也将走弱。随着各国对美国模式的反思，关于国家发展道路和世界前景的理性论辩将在全球重新兴起，而且正在酝酿一场新的变革。中国作为全球瞩目的新兴经济体，必然要在新的制度竞争之间探索自己的发展模式。无论是“北京共识”的概括，还是“中国特色”的定性，中国对本国发展模式的探索将在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中经受考验、得到升华。
3、战略调整的时机性原则：抓住机遇，培育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200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会议作出了一个重要判断：“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仍然存在，不会因为这场金融危机而发生逆转。”这一判断表明，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大环境的根本性质没有改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面临战略机遇期的具体内涵没有变化。例如，我国在前些年所面临的世界经济周期整体向好的外部优势、美国的强劲消费为中国提供出口市场的外需优势、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丰富且极具价格竞争力的要素优势正在丧失。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依赖的“要素红利”、“体制红利”和“全球化红利”的逐渐减弱，中国必须转而寻求新的发展动力。正所谓“危”中有“机”，危机，虽然部分战略机遇在逐渐丧失，但中国也面临诸多新的重大战略机遇。例如，中国以自身稳健的金融体系、良好的经济基本面、充足的外汇储备以及中国经济在危机中的优异表现都大大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对于中国来说，即使没有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国内经济严重失衡状况也已难以为 继，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外部危机的冲击形成了纠正中国经济失衡的倒逼作用，这是“危”中之“机”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加以充分利用的难得机遇。例如，金融危机暴露出外向型经济的缺陷，迫切要求我国实现由外向型经济增长向内需型经济增长转变，而这也是实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的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世界经济今天的失衡格局，美国单边消费及不断膨胀的双赤字乃是根源所在。而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替代美国消费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过程。经济发展的动力引擎由外向内的转换将大大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有利于中国经济朝着更为均衡的方向发展。
中国在“全球经济再平衡”进程中的战略调整路径
作为一个具有独立自主战略意志的大国，中国拥有抗风险能力强、回旋余地大、发展潜力巨大等大国优势，将在“全球经济再平衡”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对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战略性调整以实现自身经济协调发展，将成为中国推动“全球经济再平衡”进程的主要途径。
1、调整需求结构，促进内需与外需均衡发展
内需导向是大国经济的基本模式，利用国内巨大的消费能力支撑国内经济增长是大国经济的独特优势。“斯密定理”提出市场规模决定分工与专业化的程度，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杨格定理”进一步揭示了分工将引起市场的扩张，由此形成分工与市场规模的正循环。本土市场领域的“大国效应”，使得中国的民族企业可以普遍享有规模生产带来的好处，为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生存空间，使其能够在竞争压力下最大限度地、有效地利用各类已有的优势和资源，避免在产业成长阶段因与发达国家的竞争者在技术、资本和管理等方面存在差距而陷入困境。本轮金融危机充分暴露出外向型经济的内在弊端，改变内外需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已成为当务之急。中国主动借助金融危机形成的倒逼作用，通过发挥国内市场广阔、内需充足的大国优势，着力扩大内需，是危机之下办好中国自己事情的重中之重。当然，扩大内需并不是要简单地替代外需。事实上，开拓国际市场，稳定外需，推进贸易开放和自由化，不仅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为中国经济提供外部驱动力，还可以打破内生的体制和利益壁垒，成为国内体制转型和制度创新的重要动力。重视扩大内需同时也不能忽视外需。一方面，扩大内需可以相应地增加进口，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从而为稳定出口奠定基础；另一方面，通过稳定外需，也可以稳定国内的就业和劳动者收入，提高国内居民的最终消费能力，同时也增加了投资的机会。在“后危机时代”，用科学发展观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推动内需和外需协调发展将成为中国应对“全球经济再平衡 ”的战略举措。
2、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均衡发展
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李斯特深刻洞察到，“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到多少倍；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经增加的财富获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经消失的财富获得补偿”[11]。财富的生产力主要体现为实体经济的发展，这是中国经济需要着力加强的领域 。虽然中国制造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在全球生产网络中总体上仍处于低端地位，还需要提升竞争层次。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危机都孕育着新的技术突破，催生新的产业革命。中国应寻求在一些关键性的实体经济领域取得重大的技术突破，这不仅将为中国在新一轮技术创新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也将实质性地增强中国在未来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主动权，由此赢得在未来“全球经济再平衡”进程中的有力态势。在注重发展实体经济的同时，仍不可忽视虚拟经济的发展。尽管虚拟经济导致了国际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的发生，但无论从理论层面看，还是从现实层面看，发展虚拟经济对一国经济来说仍具有重要价值。虚拟经济的繁荣在现代经济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是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获取战略主动权的有力保障。当然，虚拟经济的发展程度、规模必须与实体经济相匹配，才能有效发挥其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过小的虚拟经济发展规模会制约实体经济的发展，而过大的虚拟经济规模又会增加实体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投机风险，因此，要保持虚拟经济发展规模与实体经济相匹配，实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这是中国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性的战略支撑。
3、主动参与国际经济协调，推动改善促进全球均衡发展的国际机制
“全球经济再平衡”涉及到全球各经济体的根本利益，必然引发各利益相关方的高度关切。国际金融危机更充分暴露出现行美国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的内在缺陷，改变美国在现有国际分工体系中的独霸地位，建立更为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内在要求。显然，这一要求与美国政府提出“全球经济再平衡”议程的初衷完全不同，至于该议程最终会以何种方式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得以实现，将取决于各方的协调与博弈结果。作为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当事国，中国主动参与国际经济协调具有三重意义：其一，世界经济实现全面持续平衡发展将为解决中国国内严重的失衡问题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其二，鉴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存在借“全球经济再平衡”向中国转嫁责任与风险的意图，中国与其被动应对，不如主动参与到相关的国际协调当中去，通过获取更多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来化解压力，赢得战略主动；其三，国际社会需要中国参与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等问题，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是对当前国际社会流行的“中国责任论”的正面回应，是负责任大国的切实体现。在政策层面，中国应积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合理化改进，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强货币区域合作，强化各种经济政策和机制的国际协调，推动改善促进全球均衡发展的国际机制，使“全球经济再平衡”朝着有利于世界经济健康发展和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同时为推动中国自身经济的协调发展，为在国际分工体系重塑中争取主动权乃至主导权创造条件。
注释:
[1]Zoellick R B. After the Crisis,2009-09-28.[url]http://www.cfr.org/publ[/url] ication/20303/zoellicks_speech.html
[2]Rodrigo de Rato.Global Imbalance and th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hip.2 005-10-10.[url]http://www.imf.org/external/np/speeches/2005/111005.html[/url]
[3]王自锋,张伯伟,王君.经济增长、金融深化与全球经济失衡.财经研究,2009(8):2 6-36
[4]胡锦涛.全力促进增长、推动平衡发展——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三次金融峰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9-09-26
[5]Hausmann R, Sturzengger F. Global Imbalance or Bad Accou nting?:The Missing Dark Matter in the Wealth of Nations.Harvard University
C ID Wor king Paper,2006,124(1):24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9:25
[7]雷达,孙中栋.缺乏创新的经济复苏意味着重回全球经济失衡的老路.国际经济合作,2009(8):4-10
[8]谷秀军.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势在必行.金融时报,2009-10-16
[9]刘煜辉.中国应直面全球经济再平衡.上海证券报,2009-09-30
[10]Grugel J,Riggirozzi P, White T.Beyond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Asia
and Latin America in search of more autonomous development.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8,84(3):499-517
[11]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118
[12]祝丹涛.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经济失衡.中国发展观察,2007(11):46-49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