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特稿］不知身在何处的中国留美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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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http://user.kdnet.net/index.asp?userid=2246841][color=#0066cc]铁骑银瓶[/color][/url] 于 2012/6/28 18:13:46 发布在 [url=http://club.kdnet.net/][color=#0066cc]凯迪社区 [/color][/url]> [url=http://club.kdnet.net/list.asp?boardid=1][color=#0066cc]猫眼看人[/color][/url]
［冰点特稿］不知身在何处
本报记者董月玲李斐然照片由黛西·霍尔多夫提供《中国青年报》（2012年06月27日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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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西·霍尔多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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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暮时分，俄亥俄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在宿舍“中国城”前的小广场上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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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是当爹妈的，并不特别富有，挣钱也挺辛苦，但每年硬掏出二三十万元，供孩子到美国念大学。突然有一天，你从网上看到一些照片，正是你家孩子在美国那边，整日生活在中国人的小圈子里、打打麻将之类的生活照，你会做何反应？你会情何以堪？
今年4月，门户网站“网易”发了一组摄影报道，内容是正在美国俄亥俄大学读本科的中国留学生的日常生活。
拍照片的是一个美国女孩，叫黛西·霍尔多夫，在俄亥俄大学念视觉传播专业的研究生。黛西说，自己只是想拍出一个美国学生眼里中国留学生平日生活的样子。
“我想传达出这样一个感觉：他们从父母那里感受到压力，因为父母为了让他们来留学花了大笔钱，也希望他们能顺利毕业。他们被期待着，期待着将来回到中国，能有一个大好前途。但眼下，他们却要被迫学习鼓励追求自我的异国文化，并因此搞得支离破碎。”
黛西拍的照片在中国发表后，反响之剧，让她难以理解。网易的原文跟帖有数千条，多达7万的网友参与其中。而美国那边，俄亥俄大学里的华人学生社区更是炸了窝。曾跟黛西关系密切、甚至热情地教她打麻将的中国朋友，其中有些人现在跟她闹掰了、翻脸了。
“他们对我发火，冲着我大叫。因为他们的父母，看到照片后，非常生气！”黛西感到郁闷。
这些中国学生，不远万里地跑到一个美国小镇上，究竟是为了什么
黛西从小生活在美国旧金山湾区，本科也是在当地读的。旧金山是一个种族多元化的地方，人的面孔五颜六色。在她的印象里，这里的人30%是亚裔，而其中又以华人居多。
“每天，我推开家门走出去，都能看到一张张中国人的脸。”黛西说。
俄亥俄大学是在美国中北部的一个小镇子上，此地以白人为主，街上很少能看到亚洲人。可是，令黛西惊讶的是，当她第一次走进俄亥俄大学时，校园里竟然到处都能看到中国学生。
“怎么回事，这所大学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中国人？”她好奇地跟周围人打听。别人说，以前不这样，中国学生很少，只是最近几年突然多起来的。
6年间，俄亥俄大学的中国本科生数量差不多激增了35倍，2004年只有17人，而2010年则多达603名。现在，在俄大就读的外国留学生中，81%来自中国。
黛西又进一步了解到，从2007年开始，俄大对中国学生进行扩招，并与中国的留学中介机构加强了合作。学校留学生录取部的一位高级助理告诉她，自打与中国的中介机构联手后，“这些机构协助学校做宣传、搞录取，帮助学生完成申请手续，中国学生增长了70%。”
对这些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中国同学，美国学生跟他们接触甚少，了解不多。许多人对中国人的印象，主要来自那些校园里十分抢眼的富人。前些时候，该校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讲的是一个有钱的中国留学生的故事，说他如何开着昂贵的跑车，天天泡酒吧，跟美国人打得火热。后来因为他驾车出了事，不得不退学。
“这是不对的！”黛西认为，这个学生的事只是一个极端个案。“这篇很有煽动性的文章，让美国人对中国学生有了一种偏见，或者说刻板印象。”
黛西读大学时，曾修过3个学期的汉语。2008年至2010年，她到过中国，在上海、昆明、广州住了一阵子。在她看来，大多数中国人并不是那么有钱，也不是那种活法。她想知道，来俄大读本科的中国学生，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
“我来这所大学，是因为这里有我很想读的专业。我特别想知道，这些中国学生，不远万里地跑到一个美国小镇上，究竟是为了什么？他们多是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长大的孩子，能喜欢待在这么小的地方吗？来之前，他们知道这个地方、了解这所学校吗？有过什么期待吗？”
纪实摄影是黛西的专业所长，她想给中国学生拍片，采访报道他们在美国大学里的真实生活，以纠正部分美国人的偏见。黛西从2011年春天开始，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集中拍摄。拍摄结束后，她跟这些中国留学生保持着联系，夏天在中国旅行时，还跟其中一个学生的家人见面吃饭。
在校园里，每遇见一个中国学生，黛西都会主动上前打招呼，告诉人家，自己是个记者，也在这所学校读书，打算拍有关中国留学生的专题照片，作品会刊登在学校摄影项目的网站上，“希望能跟你聊聊”。
有一天，黛西去学校的暗房洗照片，碰见一对中国学生。女的正忙着冲照片，男的站在一旁等待。她凑过去，跟男生搭讪，问人家叫啥名字，又说起自己拍片的事。“我希望采访你，你乐意吗？”不知道是因为害羞，还是压根儿就没听懂她讲的英语，在昏暗的灯光下，那个男生只是拘束地站着，过了好久才给出回复。
这么着，黛西在暗房里结交上了泡泡和她的男友安迪。泡泡是学校中国同学联谊会的召集人，负责组织聚会，像新年联欢会啥的。熟悉后，黛西发现安迪在中国人的圈子里，完全是一个自信、聪明和善于交际的人。这对恋人在校内的中国学生社团里都很活跃。
“那个时候，差不多每隔一天，我就会去找泡泡和安迪。大概一周4天，我都泡在中国人堆儿里。只要他们让我跟着一起去的地方，我都会去。泡泡和安迪是我最熟悉、最要好的中国朋友了，他们带我进入了中国学生的圈子。”
他们就像生活在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世界的夹缝间
“美国，最早在我心中的形象，是像纽约和洛杉矶那样的大城市，而当我来到俄亥俄，发现完全不一样。”泡泡这样告诉黛西。
还有不少人跟她说，来了以后才知道，俄亥俄大学跟俄亥俄州立大学是两回事儿。俄亥俄州立大学，位于州府所在地，在全美排名50位左右，是所名校；而俄亥俄大学，不仅排在百名以外，还是在这么小的一个镇子上。
至于来美国前有啥期待，黛西采访到的大部分中国学生回答是：没什么期待，也不知道该有啥期待。但他们却清楚地知道自己不期待什么，那就是不希望在美国的校园里，遇见这么多中国同学。虽说人在美国，但自己跟老乡待的时间，比跟美国人待的时间还长；说的汉语，比说的英语还多；明明是在美国上大学，但一块上课的几乎全是中国人。
只有一个女孩，告诉黛西自己有过热切的期待。女孩的英文名叫克莱拉，来自中国西北部，为获得申请和签证的帮助,她家付了2.5万元人民币的中介费。黛西见着克莱拉时,她刚到俄大不足一个月。那天，她正和几个女孩子一起在看迪斯尼电影。
克莱拉曾期盼自己能有一位美国室友，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她的美国室友一直没有出现。宿舍里，只住着克莱拉一个人，每天下课回来，她都要面对一张空空的床板。
中国学生向黛西抱怨，说被有些“没良心的”中介忽悠了。
有些中介的人告诉他们说，到美国后，只需要读3个月的语言，就可以上专业课了。但到了俄大后，因为英语水平低，尤其是听力和口语太差，几乎所有的中国学生，都需要读英语强化班（OPIE），它相当于正式开始专业学习前的预备课程。
学校根据学生首次托福考试的成绩，将他们分为7个等级，分别安排到对应等级的语言班上课。“这意味着，在真正开始大学学习前，他们不得不先在这个语言班里下点功夫。可能是一年，也可能是两年、三年，才能通过这个强化班的重重关卡，不少英语‘困难户’就此诞生。”黛西介绍说。
虽然学的是英语培训之类的基础课，但交的却是等价于大学本科的学费，每学期6.5万元人民币。而且强化班的课程并不能为他们赢得学分，在这里一年读下来，一个学分都换不到。
“一方面是中介提供了误导性的信息，另一方面，学校在录取上降低了标准。”黛西这么分析道。
英语强化班占用了许多教室。比如，在篮球馆的地下室，一扇玻璃门上用胶带粘了一张纸，上面用大字印着“OPIE”。
“弯曲幽暗的走廊，串起了一排教室，教授们在这些教室里对学生进行期中测评。一间又一间教室里,学生们一个个垂头丧气地坐在那里，和教授争论着，竭力让自己获得通过这一级语言班以进入下一级的资格。然后，他们再穿过这洞穴般的走廊，走回到位于校园另一侧的宿舍。”黛西描述道。
黛西发现，在一个班里，坐着12人,清一色的中国学生。教师特意要求他们隔开坐,以防止上课时说英语以外的语言。教室墙上有脏兮兮的黑板、地图以及五颜六色的语法提示。在学生的作业本上，其中有一题问：“美国年轻人，去酒吧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什么？”下边用工整的笔迹答道：“找到一个女孩，坠入爱河。”
在这种英语班上课的学生，每天在图书馆、宿舍和课堂之间三点一线地周旋着。“他们花大把时间完成无数个小时的在线听力练习，编排那些情节琐碎、且跟自己的现实生活毫无瓜葛的短剧，来阐释美国文化。其中一个短剧，讲的是老公买了玫瑰花，讨好怒气冲冲的老婆；另一个，是讲一家人如何欢度暑假。”
因为中国学生喜欢待在一起，加上语言障碍，他们真正接触美国生活的渠道,可谓少之又少。虽然人在美国，却仍是在通过教材，了解着美国文化。
“他们在强化班上课，就像生活在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世界的夹缝间。”黛西试着总结说。
泡泡还好，她的口语不错，通过语言考试后已正式开始学习专业。尽管身边有了很多美国同学，但她依然觉得交流困难，“有些美式笑话，我根本听不懂，就只能跟着笑。”
俄亥俄大学的校园很漂亮，是标准的美国大学校园。中国学生初来乍到时，都挺兴奋的。但是，当他们在英语强化班待上一年半载后，普遍有种挫败感。
“我想在真正的大学课堂里学习，过上更地道的美式校园生活。但我只是看着美国学生走过、路过，在食堂一起吃饭，我无法体验到那种生活。”克莱拉说。
“天天学着一模一样的东西，看不到希望和尽头。”一个在英语强化班待了一年半、5次托福考试均告失败的男生说。
黛西感觉，他们好像被这门课给卡住了。
他们聚在一起，抽中国烟，说汉语，聊英语课、聊作业、聊家乡
在采访英语强化班负责人时，黛西第一次听说了“中国城”。
“他告诉我，中国学生最集中的一个地方，是‘中国城’，他们同住在那一幢楼里。当时我吓了一跳，完全不能相信，因为我觉得这事太奇怪了。你知道，当我到国外读书的时候，我可不想跟一帮美国人住在一起。这样做，对很多事情都没好处。比如，你就没办法接触语言，我的报道里有一句引语，就是说‘这不是学习语言最理想的状态’。”
她决定一个人，去“中国城”亲眼看一看。
“中国城”的正式名称叫做斯科特楼，它实际上是俄大的一栋留学生宿舍楼，因为住的中国学生太多，被人称为“中国城”。虽然现在中国学生已被分散到了其他宿舍楼，但去年的时候，这里共住了215名学生，其中180个是中国人。
“中国城”的入口是一座红砖砌成的拱廊，上头挂着灯笼。顺着这些灯笼走下去，就到了一座露天的院子。院子里有片草坪，还种着樱桃树，中央由4只木制长凳围成了一个圈。
环绕着院子的这栋宿舍楼，十分雅致，一共有4层。一层是教室，上面3层是学生宿舍。夜晚，一排排白色的窗框里，射出温暖的金色灯光，整栋建筑，像一个镂空的立方体。走廊里，可以看到一扇扇门上，用汉字做的装饰。
黛西一个人在楼道里晃，碰上了宿舍管理员。在交谈中，她得知，当天晚上，这里要举办专为中国留学生准备的迪斯尼主题派对。
为了丰富中国学生的社交生活，不让他们长时间待在宿舍里，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精心组织了很多活动，有迪士尼卡通主题电影晚会，也有在当地年轻人里很流行的化妆舞会。
在一次化妆舞会开始前，宿舍管理员打扮成白雪公主的样子，挨个敲宿舍门，邀请中国学生参加派对舞会。
舞会上，黑白金三色的气球，被用胶带粘在墙上，以遮住原本严肃单调的建筑风格。“女士们穿着修长的露肩礼服,缀满水钻的细高跟鞋,在脏兮兮的灰色地毯上蹒跚挪步。男士们则穿着不合体的西装，从裤腿可以看出明显大一号。安迪戴了个灰色领结，正和泡泡吵架。克莱拉没来，宅在屋子里。”黛西回忆她当时看到的场景。
舞会办得似乎并不很成功。“红黄相间的灯光，映照着面具下害羞的脸。多数中国学生，只是待在圆形舞厅边上的阴影里，三五成群，打趣闲聊，只是随着音乐的律动，微微弯一下膝盖。各种甜腻的亚洲风格流行曲，循环播放了一夜。”
黛西的许多照片，都是在“中国城”里拍摄的。她还在英文报道里，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在“中国城”看到的一个个场景。
每到日暮时分，“中国城”楼顶上就会点亮射灯，刹那间，这个散落着烟头的院子，沐浴在蓝色的光线之中。
一些人站在院子中央的小广场上，聚在一起抽烟。他们说的都是汉语，在聊英语课、聊作业、聊家乡。黛西凑过去跟他们说汉语。“他们对我很感兴趣，觉得我很有意思，觉得一个试图说汉语的美国人很好玩。”
比尔和6个朋友一起坐在长凳上,抽着中国烟,讲着各种荤素段子。他们都抱怨在这儿生活的无聊。比尔已经来了5个月，几乎没有美国朋友，只和中国人交往。课余，他要么在聚会厅里玩游戏，要么在体育中心打篮球。他的英语口语很差，看到自己上强化班的漫漫长路，心情黯淡。当时，他在考虑夏天回中国，突击准备托福考试。
克莱拉合上笔记本电脑，走出她的宿舍。室内，那张属于美国室友的床，依旧空着。她沿着走廊，走过一扇扇紧闭的门，到了聚会厅。她和两个新来的同学用中文聊天，看过了迪士尼动画片《大力士》，在迪士尼主题的涂色本上，用蜡笔画了一会儿画后，克莱拉便又回到空荡荡的房间。
另一间屋里，一群中国学生正在用电饭锅煮面条。面条里只放了葱和酱油，然后他们用筷子吃。因为宿舍内禁止做饭，所以他们用塑料袋罩住烟雾探测器，以防触发警报被抓。
黛西在报道中评价道：“这里几乎处处弥散着彻头彻尾、坚不可摧的中国‘特色’。”
这种“特色”可不止是食物。凌晨两点，在“中国城”3层的学生休息室，4个18岁的学生正在打麻将。摸牌出牌之间，这些年轻的中国女孩互相逗趣、闲谈。
“我胡了！”一个叼着香烟的女孩喊道。随后，她推倒面前的14张牌，向大家展示。4人开始洗牌，“哗哗”声代表着新一轮牌局的开始。
“删除麻将照片，快点删除麻将照片！”
英文图文报道完成后，黛西将这些作品发到学校网站，刊登在一个叫做“我们的梦想是不同的”的摄影项目里。她特意给照片里拍到的中国学生发了信息，并告知了英文报道链接。可黛西没得到什么反馈和回应，“只有其中很少的人，见面被我问起的时候跟我说：嘿，照片不错，看着挺酷的！”
今年春天，网易的编辑跟黛西联系，说想发她拍的图片。黛西给他们传了40幅。后来上网的照片，是由编辑选定的。黛西还在期待中国编辑通知她中文报道发布的时间，却一直没等来。报道在中国已经发表了，她还不知道。
第一个告诉她这个消息的是打来电话的泡泡。那时候是晚上九十点钟，黛西在自己房间里，正准备泡一杯热茶。“她第一句话就问我：黛西，你是不是把你的照片，发给了一个中国的网站？我回答她，对啊！然后，她在电话里拉着长音，缓慢地说：好——吧——”
泡泡打电话的主要目的是警告。她告诉黛西，现有有些中国学生很不开心，他们想要找你，跟你聊一聊。黛西说，好啊，你可以把我的电话给他们，我很愿意跟任何一个想找我的人，聊一聊这件事。
放下电话后，黛西开始上网搜索这篇报道。紧接着，她接到了一个又一个的电话，一直到第二天凌晨4点钟。“那天晚上，我差不多接了50多个电话。有些是同一个人，翻来覆去地打给我。他们显得很烦躁，很气愤。虽然第二天我还要上课，人已经累趴下了，但我还是想跟他们解释清楚，我觉得需要有一个沟通的过程。”
有个男生给黛西打来电话，上来就问：你家在哪里？地址是在哪里？我现在要去你住的地方找你！黛西回答说：不，今天太晚了，如果你想见我，我明天可以去找你。
讲了半天，男生还是很气愤，他对黛西叫道：“你等着，我会去告你，让你坐牢！”
“我感觉，他们把这件事看得过于严重，夸张了，说了很多偏激的话。他们说这件事毁坏了俄亥俄大学的声誉，他们的文凭，现在一文不值了，以后会找不到工作。”黛西说。
整件事情中，最让她感到难受的部分是关于安迪。
安迪也打来了电话，他也很不高兴，因为他的爸妈看了照片后非常生气。黛西跟安迪见面时，他正好接到父母的电话。“电话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安迪找我，要我把报道撤下来。”
几乎每一个给黛西打电话的人，都要求她把照片撤下来，把整套新闻图片都撤下来，但是黛西拒绝了。“我跟每一个人解释原因，告诉他们，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我很想发表这个报道。”
直到现在，黛西依旧困惑：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跟她提及打麻将那幅照片？大家对这张照片，为什么那么反感？“每个人都在说，麻将照片，麻将照片，麻将照片。每个人都跟我吵：删除麻将照片，快点删除麻将照片！”
在照片里打麻将的女孩，也给黛西打来电话。第一天打了6次，第二天又打了4回。“她说我根本没有权利使用这张照片，这是她的照片。她叫我把照片从网上全部撤下来。我直接跟她说：没门！”
黛西发现，在图片版权观念上，他们之间是有差异的。“在这里，如果我给某人拍了照片，这张照片是属于我的，属于摄影师的。但是，在他们的概念里，似乎照片应该属于被拍的人。”
于是，很多人又把电话打给泡泡，因为知道她跟黛西的关系最好。“我觉得泡泡承担了很大的压力，大家都要她来说服我删除照片，最后我就同意了。”
事后，黛西却感到后悔。
“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我不应该删除这张照片。因为，此后每个人，都希望我把他们的照片删除，我不应该妥协才对。而且在一组照片中，删除一张也不会改变主题，但当时我妥协了。”
他们在渐渐改变，变得独立起来，想依靠自己而活、为自己而活
现在，让黛西郁闷的是，她从没料到，这件事成为这样的局面。本来她以为，报道在中国发表后，还会像上次英文报道发表一样，那些中国学生会对她说：不错不错，照片挺好看的。但事实上，大部分人表现得很沮丧。
最初几天，黛西接的电话最多，她的手机通讯录里，新加了好多中国留学生的号码。“后来，电话一天比一天少，他们似乎慢慢冷静下来了。”
那个麻将女孩打过多次电话后，渐渐也不打了。“我觉得已经跟她把事情讲清楚了，最后她对我说：谢谢你跟我交流。”
她在跟中国学生通话时，试图解释的是：我为什么觉得这件事情非常有意义，这件事可能带来的好处是什么。“但我当时的感觉是，当一个人很生气的时候，他就是想要发泄，想把一些话说出来。所以，很多时候，我只能静静地听他们说。”
让中国学生不满的是，他们觉得编辑选用的照片，多是“负面”的。可在黛西看来，像看视频电影，跟朋友聚在一起做饭，一块玩玩游戏之类的事情，算不上是负面的。“如果我上了视频网站，我的父母就不会不高兴啊。”她还说，虽然自己很投入地学习中国文化，还在中国生活过，但中国人的好多想法，仍让她琢磨不透，难以理解。
“可能是文化差异吧。”她这么归结道。
在她眼里，这些中国学生，已经算是很爱学习的了。“俄亥俄大学的学生，爱玩是出了名的，以开狂野派对著称。学生的交际场所，主要是在酒吧。跟那些天天泡吧的美国学生比，这里的中国学生好很多。他们很少出门，很少喝酒，聚会时，无非打打小牌、玩玩游戏、煮煮面条而已。可他们的父母，还会那么生气。”
“他们打麻将，也不是没日没夜地玩，只是在周末才打，而且也不赌钱。”黛西像是在替这些中国学生辩白：他们才十八九岁，突然间，被抛到完全陌生的异国他乡，人很难适应，会令他们“文化休克”，会倍感孤独。他们想家，想念家里好吃的东西。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国内并不打麻将，但是现在他们需要这些“中国的东西”，他们聚在一起，玩中国游戏，上中国网站，做家乡饭吃，会令他们心里好受一些。
“一些中国学生，在这里每天就是学习，没有其他想法。但我们不同，我们有很多未来的计划。”黛西说，从小父母就鼓励她做一个独立的人，自己做事，自己承担。
18岁上大学时，她最大的期待是自己的大学生活能与众不同，希望自己尽快长大，更加独立。19岁时，她独自坐上长途大巴，游遍美国南部。大三时，她去了智利的圣地亚哥，学拉美政治和西班牙语。后来去中国，行前她一个中国人都不认识。
刚上大学时，黛西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将来要做什么。她先是读社会学，又选修了哲学、英语、政治等许多门课“做实验”，看看自己到底对什么有兴趣。直到上了大三，才发现自己热爱新闻，喜欢与人聊天，想知道别人的故事。于是，她决定从事新闻摄影。
在昆明，黛西住在郊外一个小区里，周围都是中国人。她每天骑着自行车四处溜达，给街上遇到的人拍照。去大理和中甸旅行时，她感觉自己像是被时光穿梭机送到了另一个时代。在广州，她待了6个月，在黑人社区生活、拍片。她有两部作品，在今年的美国大学生摄影年赛中获奖。
“4年大学，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找到了自己的热情所在。”她说。
对那些正在俄大上本科的中国同学，黛西更多的是寄予同情。
“到了美国，他们或多或少都会改变。一方面，他们受到中国那里、家庭那里来的压力和期待，被迫接受家长所做的种种安排；另一方面，他们人到了这里，处在美国大学自由开放的环境下，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他们在渐渐改变，有了想做自己的愿望，变得独立起来，想依靠自己而活、为自己而活。”
黛西表示，不满意网易编辑为她的报道所起的标题：“失落的留学梦”。
“那不是我要表达的主题。我的英文报道的题目叫做‘nothereorthere’（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我想表达的，是一种被困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感觉。”
“我为他们拍照片时，关系曾是那么亲近。但是现在，我觉得要给他们一些时间，让这场风暴慢慢过去。”黛西说。 明明是中国留美的本科生，而且是部分，有偏采样。 林徽因侄女，越战纪念碑设计者林樱父母，曾在俄大教书。
见过几个俄大来的中国大学生，感觉还不错。都是毕业后准备考俄亥俄州立大学的。 中国留美本科生众生相发布时间:2012-06-28 17:46 作者:[url=http://www.21ccom.net/plus/search.php?typeid=11&keyword=TOM BARTLETT, KARIN FISCHER &starttime=-1&channeltype=-1&orderby=sortrank&kwtype=1][color=#0066cc]TOM BARTLETT, KARIN FISCHER [/color][/url]字号：[color=#0066cc]大[/color] [color=#0066cc]中[/color] [color=#0066cc]小[/color] 点击: 1676次
[table=98%][tr][td] 新学年刚开始的时候，特拉华大学学生中心的一个大厅里涌进了几十位新同学。其中许多人打扮时髦，穿着打磨发旧的牛仔裤和色彩鲜艳的旅游鞋；一半人在默默玩着手机，其他人在热烈地交谈。但是，对于一个普通话不熟练的旁观者来说，想要偷听他们的谈话会很困难。因为，除了一个神情迷惘的哥伦比亚人之外，其它学生都来自中国。
范逸苏（Yisu Fan，音译）就是其中之一，在6个小时之前刚从上海飞来。他兴奋地整夜睡不着觉，一直在等着参加英语语言学院的新生指导会。和特拉华大学的几乎所有中国学生一样，范逸苏是被有条件录取的——就是说，他得顺利念完一个英语项目，才可以开始修读大学课程。他打算念金融专业，毕业后回国，到他父亲的建筑公司工作。他戴着新潮的黑框眼镜，脖子上挂着印有一条中国龙的军牌（俗称“狗牌”）项链。他说，自己选择到离家7000英里的地方上大学，是因为“美国人的教育很棒”。
在中国，这个观点很普遍，这是赴美留学的中国本科生数量在仅仅3年中翻了3倍的原因之一。他们的人数已经达到4万，是美国最大的留学生群体。虽然南韩和印度等国家多年来也向美国输送了大量本科生，但中国申请人数突然出现惊人的增长，已经在那些尤其欢迎国际学生的高校中激起波澜。这些大学中很多是设有特别英语项目的大型公立学校。比如，特拉华大学的中国学生人数就从2007年的8人猛增到了2011年的517人。
这些学生绝大多数来自中国迅速壮大的中产阶级，有能力支付全额学费，对于近年来面临预算削减的高校来说，这真是从天而降的礼物。不过，虽然乍看之下这对高校和学生都有好处，仔细观察起来，却是对双方都复杂和棘手的事。
高校们渴望增加学生群体的多样化并提高国际吸引力，因此急急忙忙地涌入中国招生。中国的高考竞争非常激烈，而留学中介行业更是火上浇油，积极为美国校园招徕生源。高校官员和招生顾问们说，他们发现申请材料广泛造假，有的是中介帮着写个人陈述，有的是英语考试分数和学生的口语能力不相匹配。刚刚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高校正在费劲地鉴别哪些是优秀的申请人，哪些则好得不真实。
而一旦入学之后，那些英语水平有限的学生要跟上课堂讨论就非常吃力。尽管他们当中成绩出众、学习费劲或者通不过考试的人的比例和美国同学差不多，但有些教授说，他们不得不改变了教学方法。
面对这些挑战，高校调整得很迟缓，但已经开始尝试新的策略，以便让学生更好地适应新环境，同时处理好申请方面的问题。北大附中校长助理兼国际部主任江学勤说，这是美国高校的责任。“美国的大学不高兴吗？因为中国学生和家长并没有不高兴。”
他说：“除非美国大学向学生和家长表明必须改变，否则还是会一切照旧。”
唐文婷（Wenting Tang，音译）很爱笑，她听RedJumpsuit Apparatus和OK Go这类劲爆乐团的歌曲，并在她的Facebook主页上说自己“真的真的很有趣、真的真的很认真”。她是管理和国际商务专业的三年级学生，说起英语来自信十足，虽然还不是完美无瑕。但事情并非一贯如此。按她自己的评价，当初申请特拉华大学的时候，她的英语非常糟糕。
唐文婷在上海读了高中，当初并没有特意要选特拉华大学。这所公立大学有大约2万1000名学生就读，录取率大约是50%，杰出毕业生中有美国副总统拜登。唐文婷的母亲想让她到美国念大学，于是她们跑了十来家中介公司，耐心听取了他们的承诺和成功案例。
她的母亲选定了一家推荐特拉华大学的中介，他们帮她填写了申请材料，指导她完成申请程序，不然她会是一头雾水。由于她的英语还没好到能写申请论文，中介公司收取了4000美元费用后，用中文问了一些关于她本人的问题，替她写了一篇论文。（他们还另外收取了3300美元准备考试的费用。）
如今她能够自己用英文写作了，她觉得当初中介写得并不怎么样。但那已经达到了目的：她被录取了，花了6个月时间参加英语语言项目，然后开始学习大一的课程。尽管一路磕磕碰碰，但她现在成绩不错，也享受大学生活。她用很实用主义的说辞来解释为什么要让中介替她写申请论文：“那时候，我的英语没现在这么好。”
爱荷华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大学录取期刊》（Journal of College Admission）上发表的研究称，绝大多数在美国大学念本科的中国学生都求助于中介来指导他们完成申请程序。
教育行业中介一直在对外输送中国留学生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这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那时候中国还禁止自由兑换美元，只有中介能确保提供美金支付学费。申请专家们说他们可以提供重要的服务，为看似完全陌生的申请程序担任指导。申请材料通常都是全英文的，而中国学生常常会因为美国学校强调课外活动而一筹莫展，并且可能从来没有写过个人自述文章。在中国，向辅导员要推荐信也行不通，因为很少有高中会有这样的人员。不少人还以为《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的排名是正式的政府出版物。
虽然肯定有光明磊落的中介和申请人，但很多留学中介都参与了弄虚作假的行为。北京一所高中的一位行政人员说，中介假造了他们高中的信纸抬头来制作篡改过的成绩单并伪造推荐信，直到一名家长打电话来投诉说中介对学校出具的文件都要收费的时候，她才发现这回事。堪萨斯州立大学国际录取和招生主任詹姆斯·刘易斯（James E. Lewis）说，他曾经收到过一批显然是同一家中介提交的申请材料，因为申请费都是从同一家银行支行扣除的，而这些学生却来自几个相距甚远的城市。他还说，5份成绩单中，有3份的分数都是一模一样的。
为美国高校提供中国事务咨询的公司Zinch China在2010年发布了一份报告，根据对250名准备赴美留学的北京高中生、他们的家长以及12位留学中介和升学顾问的采访写成。该公司得出结论认为，90%的中国申请人提交了假推荐信，70%让别人代写个人陈述，50%伪造了高中成绩单，还有10%列举了他们没有获得过的学业奖项和其他成就。报告预计，随着更多学生前往美国，“申请造假的浪潮”可能只会恶化。
Zinch China公司主席、该报告的作者汤姆·麦彻（TomMelcher）说，诋毁那些提供这类服务的中介又显得把事情简单化了。他表示，中介是在满足学生和家长的需求。
由于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如今的大学生属于独生子女这一代，他们刚刚富裕起来的父母——十有八九还有祖父母辈——为了他们能取得成功不惜花费。在中国一家大型的大学申请咨询公司澳际教育集团，最受欢迎的服务之一就是“保证录取”套餐：申请五所大学，如果学生没有被任何一所录取的话，能得到全额退款。在该公司位于北京的美国录取部工作的凯瑟琳·奥海赫（Kathryn O’Hehir）说：“如果一个学生没被录取，家长就会在前厅里大吵大闹。他们不想要回钱。他们就是想让孩子进一所常春藤学校。”
在中国以考试为中心的文化里，学生把高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备战高考。他们能否入读已经人满为患的大学，高考成绩是唯一决定因素。因此，对于那些想要去美国留学的人来说，花费几个月时间临时抱佛脚准备SAT大学入学考试和托福（TOEFL）并不罕见，因为大多数学校都要求这两项成绩。
爱荷华州立大学有超过1200名中国本科生就读。该校的录取主任助理帕特丽夏·帕克（PatriciaJ. Parker）说，学生们会得意地告诉她自己记住了成千上万个单词、正在研究词汇问题的答题套路、学习猜测正确答案的捷径。
她曾看到一些有条件录取的学生会在暑假之后，在满分为120分的托福考试中把成绩提高了30到40分，而他们的英语口语能力却并没有明显提高。她说，学生们并不觉得这种强化备考有什么问题。“他们觉得目标就是通过考试。他们不是为了学习英语，而是为了考试在学习。”
帕克估计，在录取季节，她每隔一天就要和主办托福考试的非营利机构——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联系，对可疑的分数进行调查。她和很多教育者一样，希望看到事情有所改变，让学生更难用投机取巧的方式通过考试。
2011年秋季，几名中国学生来到堪萨斯州立大学念书，但他们的长相却和几个月前参加托福考试时采集的照片不符。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称其采取了额外的预防措施，比如采集笔迹样本，来减少学生在考试休息过程中让“枪手”溜进来代考的几率。如果欺骗行为被发现的话，该中心的政策是取消成绩，但ETS不愿意透露这种情况发生的频率和地点。堪萨斯州立大学也不愿对处分措施发表评论，不过该校已经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起草一份针对托福作弊情况的政策。该校国际招生主任刘易斯说：“（我们）身在美国，很难去判断（那里）什么是假的。”
在特拉华大学纽瓦克校区，2011年秋季的新生入学指导会上，该校英语语言学院主任斯考特·史蒂文斯（ScottStevens）站在了济济一堂的剧院的舞台上。他身后的大屏幕上显示着一张照片：两名白人大学生坐在课桌边，男学生探过身子去偷看女学生的试卷。史蒂文斯对主要由中国学生组成的听众恩威并施地说：“我们都是很有独创性的，那就意味着我们永远不会作弊。你们都很聪明。就用那种聪明去写你自己的试卷吧。”
史蒂文斯从1982年起就一直在语言学院工作。在过去几年中，新生英语补习项目不断壮大，该研究所的主楼已经容纳不下，扩展到了校园主道上国际饼屋后面的教室里。看着史蒂文斯一天的上课安排，显然他分身乏术。还有一点也很明显：他为自己备受尊重的学院感到自豪，并且很关心学生。他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发给学生，告诉他们，如果需要的话，随时可以给他打电话，即使是在半夜里。
但在谈到中国学生从几个增加到几百个给特拉华带来的挑战时，他也直言不讳。最严重的问题是剽窃。史蒂文斯还记得，有个学生背下了4个维基百科词条，以便在一次课堂论文写作时选用最合适的一个，这真是一个让人难以忘怀的“壮举”，只是力气没用在正道上。对于来自视个人主义为异端的国度的学生来说，要接受美式的知识产权观念并不容易。（史蒂文斯说，在该语言课程里，并没有发生正式纪律处分大幅增加的情况，因为教师们倾向于在课堂里解决剽窃问题。）
对于著作权的理解根植于文化之中，对于权威的认识也是如此。史蒂文斯说：“这不单纯是语言和文化的问题，还有政治因素。我们都知道中国人在宣传中长大，而美国的形象并没有被描绘得很正面。如果你生命的头18年都在那样的环境下成长，当归结到他们要信任谁的时候——他们会互相信任。他们并不特别信任我们。”
史蒂文斯说，很多来自中国的大一学生并不和校方随机选择的美国学生住在一起，他们会缴纳学校要求的住宿费，却在校外合租公寓，这是违反校方规定的。他们极少参加语言学院的志愿者活动。在2011年夏季的一次聚会上，有来自40个国家的将近400名学生参加了活动，其中只有10个来自中国。史蒂文斯还说，中国学生还经常转班以便和自己的同胞在一起，而不是留在他们的指导老师所指定的班级里。
该校商学院本科生指导办公室的项目协调人詹妮弗·格里根-帕克斯顿（Jennifer Gregan-Paxton）就是指导老师之一。她说自己对中国学生的职业道德和礼貌印象深刻。他们会经常给她和其他教授带小礼物以表示感谢；最近，在一天之内，她就收到了一把折扇、一条项链和一块丝巾。对于他们想要待在一起，她并不感到意外。她说：“即使有一些中国学生想要冲破小团体，他们也不一定能得到美国人最友好的对待。”
例如，市场营销专业的唐文婷回忆说，在一次课上，教授无视她的提问，只倾听美国学生的发言。还有一次，在社会学课参加一个小组项目时，她说自己也受到了冷遇：“他们假装是欢迎你的，但实际上他们并不。”这些遭遇让她印象深刻。“我一辈子都会记着的。”
2011年秋季，肯特·皮埃尔（Kent E. St. Pierre）给35名学生讲授一门中级会计课，其中有17名学生来自中国。几周之内，那些非中国学生中，除了3人之外，其余的全部退选了这门课程。为什么美国学生都跑了呢？皮埃尔回忆道：“他们说课堂上太安静了。”他自视为1960年代成长起来的自由派，完全赞成校园里的多元化。但是，他也认同说：“确实是一滩死水一样。”
在亚洲各地的许多学校中，热烈的课堂讨论只是例外情况。无疑，正如皮埃尔所指出的，如果你把美国学生放到中国课堂上，他们简直就是话痨了。
尽管中国学生要适应陌生的学习方式，但他们在特拉华大学的平均成绩却和其他本科生并无二致。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反映了中国在定量技能方面的有力训练，使中国学生在商科和工程学等强调数学的科目中占有优势。这两个专业最受中国学生欢迎，而且是否精通英语对这些专业而言不那么关键。实际上，有些中国本科生非常优秀，足以进入美国最顶尖的大学。哈佛大学在2010-11学年就有大约40名中国本科生。
不过，一些教授表示，他们对教学方式进行了重大改变，以适应中国学生带来的问题。如今，皮埃尔会在进行小测验时要求每个人都把课本留在教室前面，以防止作弊，这种预防措施是他之前在特拉华大学任教20年从来没有采取过的。并且，课堂参与程度在评分时所占的比重也下降了，以免给外国学生的成绩拖后腿。过去，他要求课堂成员在学期当中做2至3次演示报告，如今可能只要求他们做一次。他说：“已经有美国学生来说，他们听不懂外国学生在报告里讲了什么，那很折磨人。”
金融和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史怀哲（Robert Schweitzer）的苦恼在于他得用非常基础的词汇。他说：“有学生说：‘我不知道‘ascending’（上升的）的意思。’他们答错题，是因为不了解授课内容呢还是不懂语言？”
如果说教授们在为理解学生而挣扎，那么，反之亦然。
达蒙·马（Damon Ma）在语言中心所谓的“桥项目”上学，这意味着他的英语已经好到可以选修常规课程，虽然他还没有念完这个语言项目。他非常喜欢在美国念书，这是他自孩提时代起就有的梦想，并且他也清楚中美两国之间在学术方面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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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url=" target=_blank][color=#0066cc]纽约时报中文网[/color][/url]| 来源日期：2012年6月27日 | 责任编辑：黄南 [/td][/tr][/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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