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的知识分子
《思考20世纪》（Think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是托尼·朱特最后一部著作，该书采取对谈的方式，录音并经朱特审定后出版。我们不妨从朱特家人的视角进入这本书，“朱特被确诊为肌无力后，他知道自己将很快死亡。在医生告诉他之前、在我们竭尽所能寻找治愈方法之前，他就知道。因为，死亡每天都在他身体中发生：双手，双臂，双腿，难以控制的呼吸节奏。”从这个意义上说，“《思考20世纪》伴着朱特的病痛，是他疾病的一部分，亦是他面对死亡的一部分。”写完该书后记没几周，朱特在2010年8月6日去世。
朱特很早之前就开始构思关于20世纪思想史的书，但到他罹患肌无力前，这个计划都只是停留在初步阶段。所以，当他的同事兼朋友、年轻的美国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提议二人进行一系列对话时，他欣然接受，决定改变原先的写作计划，转而以对话的形式呈现对20世纪思想史议题的思考。
朱特前妻珍妮弗·霍曼斯（Jennifer Homans）在朱特生病后一直陪在他身边，看着他如何坚持在病中完成《思考20世纪》：斯奈德带着录音机来朱特家，在起居室坐下和朱特聊天，他们常常不停歇地一聊就是两个小时。朱特在对话开始前从不做准备，但病中的他关于历史和事件的记忆力却精确依旧。谈话中，他谈及世纪之交时政治的复杂性、法西斯主义的知识起源、战后右翼思想的命运等问题时，其知识面、条理性都一再让在厨房里聆听对话的珍妮弗叹服。
朱特和斯奈德的对话没有笔记或参考书的辅助，谈到兴奋处，往往会跳脱既定话题。所幸作为编辑，斯奈德并没有扼杀这些灵感，非要死板地把话题扳回原先方向。除了听朱特讲述其思想，斯奈德也鼓励他讲述自己和自己的生活，他希望朱特不仅是“谈论”20世纪，还要将自己作为一部分置身其中。朱特也同意这点，正如朱特指出的，“如果未曾陷入20世纪的幻象，你就不能完整地把握其状况。”“幻象”的意思在书里说得更清楚，比如，身处20世纪的个体，“分享共产主义幻象有其必要性”，作为历史学家，亦需要对这种情境抱以同情之理解。
尽管朱特和斯奈德都为知识分子在斯大林时期和伊拉克战争期间的表现倍感失望，他们却没有为“知识分子”概念下定义。朱特认为，知识分子需要本着为更多不在场者而非仅仅在场者利益的出发点参与公共话题。不然，所有政客和专栏作家都可以宣称他们是知识分子。他认为，“知识分子的职责是发掘真相，并且解释为什么这是真相”，而不是提供过多的叙述或“道德层面的道理”。在朱特看来，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罪恶，是“以你所看到的他人未来的名义对他人命运评判”。而“20世纪最大的谎言，是怎么会有那么多聪明人能用接踵而来的可怕后果说服自己接受这些。”说到知识分子，忍不住要补充一笔，珍妮弗说，朱特并不喜欢“公共知识分子”的称谓，在他看来，这种叫法恰恰表明了学者的失败——未能缩小学院和公共生活之间距离。也因此，朱特把职业生涯一半的时间都花在用尽量清晰的表达进行教学和思考上，他希望能够尽自己的力量弥合这个本来不需要这么大的鸿沟。朱特对“知识分子”的理解根植于他的行动——他的孤独，他的远离知识分子群体，他的不依附任何派系发表见解；同时，也根植于他不依照既有框架对事件或问题进行独立批评。
《卫报》评论《思考20世纪》时说，比朱特小21岁的斯奈德，更多是话题的推动者。他会问：为什么朱特会和他同时代的其他犹太学者一样，持续关注大屠杀？作为美国公民，朱特为什么说“我深切的不认同美国”？为什么朱特为了文化与身份认同，在提及英国时总是说“英格兰”而非“英国”？从另一方面说，斯奈德比朱特更熟悉东欧文化史，这也为对话提供了张力。斯奈德问朱特，知识分子是否能真的参与全球化实践，这个问题促使朱特强调，并没有所谓“全球性观众”，也没有相对应的标签，没有所谓“全球知识分子”：齐泽克并不真的存在。
对话亦是激发灵感的过程，几乎关于所有事物，两位历史学家都发现一些有冲击力和原创力的观点需要表述。朱特猛烈抨击英国的教育，认为英国的英才教育才实现没多久，就堕落到“有钱的人可以再次购买任何穷人买不起的教育”；他亦表达了对后现代的文化研究和伪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的不满，认为那是半疯癫的学术闹剧，研究者差不多用妇女、学生、农民甚至同性恋这些概念代替了马克思意义上的“工人”。
书的最后，话题缓慢而明确地推进到朱特对当下世界的看法。读者或许还记得，在《沉疴遍地》中，朱特赞同欧洲战后关于“社会民主”的共识，反对之后里根—撒切尔时代的认知结构。和上述观点不同，朱特在新书中的观点是，“战后所有关于就业、健康、文化与退休保障的确定性都被一种新的恐惧状态代替”——对失业的恐惧、对失去养老金和经济衰退的恐惧，对陌生人可能会向你扔炸弹的恐惧，对政府再也不能控制环境和保障公民生命安全的恐惧——“恐惧的复苏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后果，为我们可能拥有的社会民主提供了强有力的反例。”朱特认为，20世纪的主要矛盾并不是简单的自由对抗极权，而是国家扮演的角色。1945年之后，自由派改革者“实施强力政策、高税收并且积极干预州政府，使其不得不在应付复杂社会局面时采取暴力和镇压手段。”他们用“基于集体意志的社会协作”代替“通过恐惧政策侵蚀社会”。
不妨用朱特的话为这篇介绍《思考20世纪》的文章作结——我们应该因为20世纪取得的最伟大的人类成就，而不是期间发生的战争和屠杀记住20世纪。“前面将会是一条漫长的路。但如果假装我们还有什么严肃的选择，就是不负责任。”
（7月号起，《文景》的文讯栏目改为主题书讯，从“托尼·朱特”开始。《沉疴遍地》3月出版以来，至少在媒体上看到，反响蛮热烈，又联想到2月企鹅出的《思考20世纪》，就觉得或许可以以这本书的出版为契机，介绍些还未出中文版的朱特，让读者了解朱特晚期思想。于是，请林骧华先生写了上海三联即出的《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书评，孙孟晋先生写了《沉疴遍地》的书评，原本还约了一篇朱特铁粉S先生的文章，他因事跳票，我编译了这篇《思考20世纪》补上。编译是琐碎的，但编译能让人看到许多生动的细节，比如朱特前妻说在厨房里听他的对话时弥合了从前因朱特强势行为方式早成的二人隔阂，比如朱特和斯奈德一谈就是两个小时的漫长下午，仿佛能穿越时空看到这些场景，人物也离你越来越近。希望以后能多做些生命周期比一周、两周要长些的编译文章。） 社会民主党永远被……牵着鼻子走，永远无法捍卫自己的……这是一个彰明较著，无可辩驳的事实。 judt等“中间派”，也就成了一个[color=Red]美学[/color]立场。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