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能否挺住？
纽约时报中文版MARK MCDONALD 报道2012年07月11日
香港——有关中国经济发展放缓的讨论甚嚣尘上，不绝于耳。以至于如今都有了这方面的行话：鬼城、幽灵舰队、火箭蛋、裸官。经济的衰退甚至产生了新的金融运算法则——中国压力指数。目前，这个指数正居高不下。
上周末，温家宝总理谈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时提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他断言说，欧洲消费需求疲软和国内房地产投机行为是经济放缓的主要原因。
正如我的同事基思·布拉德舍（Keith Bradsher）报道的一样，住房建设工程几近停顿。那些最近曾经一天三班倒，周末不休的施工场地，如今工作的时间已经减少到一周五天，一天一班。
分析人士以及政府规划者现在不得不承认中国2012年经济增长率将会跌至8%这个曾经的奇迹数字以下（这也是一个吉利的数字）。目前，将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7%以上才最紧急的任务，特别是今年秋天还要举行至关重要的第18届党代会。
日本金融服务公司野村证券（Nomura）发布了中国压力指数。该公司的分析师苏博文（Rob Subbaraman）周一确认说，野村预测中国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性”将会“在2014年年底之前开始硬着陆。”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发表了一篇新的经济综述，名为“中国经济末日的5个迹象。”（网站“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也加入了打赌的行列，并将上述数字乘以3，以此发表了题为“15个大家突然被中国吓懵了的 原因”的文章。）
外交政策杂志为其末日论提出的理由是，“公司减少贷款；制造业产量迅速减少；利率意外下调；进口持平；GDP增长速度预期将会下降，有些人甚至争论说中国可能已经陷入经济衰退。”
基思报道称，中国政府发布在周一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6%，引发了对于通货紧缩的担忧。
与此同时，有些食物的价格增长迅猛（而且食品污染引发了极大恐慌），所以越来越多的人自己种菜，自己养猪。现在，中国大陆的鸡产的是价格迅猛攀升的“火箭蛋”。
在谈及中国稳健的国家银行系统以及北京对其高度管制经济的调控能力时，少数较为乐观的分析人士充满敬佩之情。而一旦开始谈到那些受到“深切关注”的领域时，他们也有些哑口无言。
比如，奢侈品在中国的销售放缓了步伐。包括政府官员和党内领导在内的大陆富裕人士疯狂的在海外投资，他们购买的房产遍布香港、澳门、澳大利亚、欧洲以及美国。为了避免可能的政治和经济不稳定，他们在中国保留了少量（可没收的）资产。
在中国，煤炭、铁矿石和铜出现积压，致使之前热衷于沿海航线的中国货运业转向深海发展，以寻求新的业务。纽约客(The New Yorker)的埃文·奥斯诺斯(Evan Osnos)在其最新的博客帖子—“中国经济势头减弱了吗”—中写道“货运行业就像是走出森林寻找食物的小鹿。因为他们从中国经济放缓的阴影中驶出，货运行业人士称之为‘幽灵舰队’”。
有许多中国方面的专家对中国经济问题感到沮丧，有些甚至感到绝望。最近，在《巴伦周刊》(Barron's)标题为“坠星”的文章中，乔纳森·莱恩(Jonathan Laing)分享了吉姆·查诺斯(Jim Chanos)的看法。查诺斯是华尔街上“最直言不讳的中国怀疑论者”。
查诺斯说话从不拐弯儿抹角，他认为中国经济将在短期内硬着陆，其经济问题的规模也是世所罕见，原因就是中国的金融系统并不稳固，而对整体经济有重要作用的房地产市场也即将崩盘。查诺斯告诉巴伦周刊，“中国房地产业即将崩盘，其规模会是迪拜的一千倍，我这是保守估计。”
最近结束了中国之行的罗斯玛丽·赖特（Rosemary Righter）在泰晤士文学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中写道“几千万座房屋、公寓以及华而不实的公共建筑和工业园，而让人震惊的是，其中有很多处于空置状态。在全中国，从东部沿海大城市到更为宁静的西南部城市，从脏乱的河南矿业小城到内蒙古的鬼城，到处布满了无人居住的混凝土建筑。”
莱恩还引用了投资管理公司GMO的全球战略家爱德华·钱塞勒（Edward Chancellor）的分析。该公司总部位于波士顿。
“我无法告诉你经济衰退的具体时间，”他说。“没人知道。我只知道中国的诸项特征与典型的经济狂躁症完全吻合，而这一切最终会以惨淡收局——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吸引投资商进行不合时宜的投机；盲目信任中国当局处理一切经济问题的能力；在信贷泛滥的帮助下，过度投资收益回报底下的固定资产 。”
把中国称之为经济的“梦想之地”——只要我们建了，他们就会来——，他提到了“交通稀少的高速路系统，半空的地方机场以及快速扩张的国家高铁网，堪称科技奇迹但却入不敷出。”
翻译: 许欣 中国通缩压力悄然出现
KEITH BRADSHER 报道2012年07月10日
香港——中国官方周一透露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各个领域的价格出现全面下跌，原因是中国的工业与农业产品供应过盛，而来自家庭和企业的需求又较为疲软。
价格下行的趋势使得各个企业更难通过产品销售来偿还贷款，它们通常期待价格上涨从而获利还贷。物价下降也削弱了投资者的信心，从今年春天开始，投资急剧减缓。这也促使消费者放缓购物，等待价格再次下跌。
温家宝总理周六保证，将坚持禁止房地产投机，这与价格下行的消息一起导致周一的中国大陆股市下滑。上海股市主要指数的跌幅为2.4%，而深圳股市的基准股指下跌了2.2%。
国家统计局周一宣布，6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环比下降0.6%，这是两年以来最大月度跌幅。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增长2.2%， 但这是因为物价从去年到今年一月份一直飞涨，此后，趋势出现扭转。
6月，以出厂价格计算的生产价格同比下降2.1%，环比下降0.7%。
汇丰银行（HSBC）的中国经济学家孙俊伟指出，月度数据并未按照季度差异进行调整。历史数据显示，6月份通常是个价格较低的月份。他说，如果据此进行调整，6月的消费价格指数与5月相比基本持平。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说，消费者价格和生产价格的下行速度超出预期，并补充说这个趋势加强了中国出台进一步经济刺激计划的必要性。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周一在巴黎表示，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都明显放缓。
一些公司经理抱怨说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他们却不得不削减商品价格。
“生意进展缓慢，与去年同期相比，我们今面临更多挑战。——我说今年的价格总体下降了5%，”无锡中泰国际贸易公司进出口部经理伊莱恩·严（Elaine Yan）说。该公司位于中国无锡，主要出售皮手套、手提包、剪刀以及刺绣品。
昆山天元精密仪器公司的销售经理索菲亚·王（Sopheia Wang）表示，由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在上月上涨了21%，她的公司到目前为止拒绝降价。该公司位于上海附近，主要生产咖啡壶和马克杯。
“全球经济发展形势不是很好，我们想要发展国内市场，而不是主动降低产品价格，”她说。
翻译：许欣 “柠檬市场”与官场腐败
纽约时报中文网财经评论员 王强 2012年07月11日
在中国，如果官员不是因为贪腐被公开审查判刑，公众很难知道他名下有多少房产、瑞士是否有银行账户、老婆孩子在哪个国家以及有多少个情人。
中国最近落马的官员叫黄胜，落马前官至山东省副省长。官方媒体报道说黄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钱物，并给国家造成严重经济损失；道德败坏。而民间传言版本说他贪污受贿数十亿美元，有多处房产，包养着多个情妇。
其实不论是官方说法，还是民间传言，在腐败的本质面前，具体数字显得都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贪官的落马以及随之曝光出来的惊人内幕又一次严重影响了政府形象及其公信力。
过去30多年中，中国经济虽然取得了令全球瞩目的高增长，社会各个层面都有了巨大进步，但相伴而生的官场腐败也日益严重，腐败侵蚀着国家的健康肌肤，甚至有令整个社会“大坝”溃堤的危险。据经济学家的研究，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腐败程度每上升一个百分点，那么人均实际GDP将降低0.3331个百分点，也等于企业税率提高4.69个百分点。
更关键的是，腐败程度的上升损害市场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今天，不少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官场已经退化为一个典型的“柠檬市场”，这已经对中国未来的市场体制建设以及政治体制走向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
42年前，31岁的美国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 Akerlof ）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论文——《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和市场机制》。在论文中，他首次提出“柠檬市场”这一概念（美国俚语中，柠檬意指次品或不中用的东西）。该论文成为信息不对称理论的经典之作，作者因此与同样对信息不对称理论作出重要贡献的斯蒂格利茨和斯彭斯一起摘取了2001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阿克洛夫为解释“柠檬市场”举了一个二手车市场的案例：在二手车市场，卖家比买家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所以买家总会怀疑卖家的诚信，为规避交易风险，买家惟一的办法就是压低价格。而价格博弈的结果是卖家不愿意提供好产品，最终次品充斥市场，最后导致市场萎缩。
按照经济学家的逻辑，只要存在信息不对称，就会形成次品市场。在任何体制下，官场都是典型的信息不对称系统，再好的制度设计也难以避免存在于政府与公众、外部监管者之间巨大的信息落差。尤其在缺少外部监督、制约和信息公开的中国，权力的幕后运作和公权力被私用普遍且肆无忌惮。
如果不能有效避免“柠檬市场”的出现，结果会是双输的悲剧，信息越发不对称，信任不再存在，沟通变得异常困难，共识消失，市场走向瓦解。 同样道理，中国当下，官场上也充斥着不少“次品”官员，这严重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并造成“塔西佗效应”，即一旦公权力遭遇信任危机，无论公权力今后是说假话还是说真话，都会被认为是在说假话，彻底失去公众信任基础。
所以，降低信息不对称显得尤其重要，官僚的诚实和政府的道德自律是削减信息不对称、避免公众不信任的最直接的途径，但不论在何种社会体制下，人类个体的道德约束都是靠不住的，中国传统士大夫虽然一贯讲究“慎独”，但有史以来，能真正做到“慎独”者寥寥。
此时，信息公开和透明就显得尤其重要。信息公开的意义在于有效改善不对称信息的分布，使信息不对称削减到最低程度，避免暗箱操作和内部交易。这也是为什么在股票市场必须建立信息披露制度的原因。同样，信息公开透明对于行政权力运作一样有效，所以，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要求政府权力在公开透明状态下运行。当权力被置于阳光之下时，外部监管会变得更加容易，权力也就不能轻易腐败变质。
美国人对政府公务人员的道德约束是长久以来的传统，而其中一项行之有效的制度就是财产公示。1989年，美国政府对1978年的《政府官员行为道德法》做了进一步修改，颁布了新的《政府道德改革法》，对官员及其配偶、子女的财产申报及其信息公示做出了详细规定。1999年，联邦政府道德署颁布了《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在礼品、利益冲突、滥用职权、兼职、职外活动等多方面做出了详细规定。美国法律还对对拒不申报、谎报、漏报、无故拖延申报者做出了严格的处罚规定。
最近10多年来，中国政府高层并非没有意识到财产公示制度对于官员道德的约束作用，但对官员财产公示主要还是在“体制内”进行，远未实现对全体社会公众的公示。而能有效削减信息不对称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被动议已经快10年了，一直处于难产状态，虽然民间呼声日高，但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也有增无减。
如果财产申报制度继续卡壳，人们担心，中国官场将遍地“柠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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