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企的争论
[size=3][color=red]从国企改革看中国改革的基本思路[/color][/size]黄纪苏
国企改革的话题我连业余爱好都谈不上，只能谈点普通人的观感。这三四十年来，国企的主要问题好像有两个，一个是十年以前的，一个是近十年来的。我分头说说，然后再说点相关的社会心理变迁。
一、
十年以前都说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没效率，“大锅饭”啦“企业办社会”什么的。那时效率确实有问题。我七十年代中期在一个仪表厂当车工，当时干私活、泡病假是很普遍的事，劳动积极性不高，效率不打折扣才怪。所以国企的效率问题，确是个真问题。但问题很快就被过度简化成越是公家的越是无效的。改革思路很快也就从物质刺激跃升为越是私人的越是有效的。应该说，私有化很早就成为中国改革的基本思路。
这样干净利落的思路——其实不仅仅经济学家喜欢简洁，普通人也喜欢——是哪儿来的呢？这肯定跟农村解散人民公社实行联产承包的改革有关。乡下一分田单干，城里鱼肉菜蛋就都有了，那城里的企业干嘛不效法人家？其实农村改革的成功，原因要复杂得多，普适性也有限得多。先说原因，粮食涨价就是其中之一。据一位经济学家朋友说，那一次涨价，就让农民收入翻了一两番。还有这些年又被翻出来的文革末期引进化肥生产线之类。再说可推广性，种地能以一家一户为单位，多劳多得、少老少得，立竿见影。但大工业行么？又不是焊洋铁壶，一炉子加一烙铁就齐活了。城市工业的组织规模跟农村有天壤之别。所有制和效率隔得比较远，中间还有好多环节。西方私有大公司经理人和董事之间的关系不是也很纠结么？
头些年吴思写了篇《我的极左经历》回忆文革末期他在农村当队长，按照列宁的思路扩大义务劳动时间，缩小自留地，希望通过这个方法离共产主义近点儿，结果失败了。于是他得出结论：只有地主资本家对提高效率更有动力。他说的没错，的确他们更有动力，但有动力不一定就有能力。地主还可能有这个能力——因为就那么几个长工短工，他可以挨家挨户半夜鸡叫提高劳动生产率。小工厂主或作坊主也可能有这个能力，可大资本家就不行了，起码不比国企老总行多少。我曾跟一个农村八十多岁的老支书探讨过当年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经验教训，我问他农村合作社大概要不超过多少户，大家干活才觉得是给自己干而不是给别人干，他说十七八户吧。人太多了就都指着别人了，每个人就会形成“少劳就是多得”的心理。当然也不是绝对的，还有其它变量如等级制、带头人的人缘、能力等等合并进来。所以，不能想当然，把经验的适应性随意扩大。头些时我读前国家领导人在香港出版的回忆录，其中关于当年农村改革他讲的很中肯：中国农村情况千差万别，选择哪种所有制哪种责任制不应该一刀切，而应因地制宜，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同情况不同办法。农村如此，城市就更是这样了。
可惜，地主资本家==效率这种过分简单化的公式成为了中国经济包括国有和集体企业改革的基本思路，本来责任制能解决的问题也都推给了所有制，结果使改革走了弯路，社会付出了不必要的代价。全体人民的资产被改到少数权贵暴富阶级的兜里，有没有效率还另说。赖昌星的侄儿为吸引女歌星眼球，把六辆奥迪当街撞成一堆废铁，这叫“效率”么？在张维迎教授那儿没准儿也叫吧。
效率==私有的改革公式还有个同卵双胞公式：效率==不平等。其来源估计是当时看着跟神话故事似的西方：西方不是人压迫人吗，人压迫人却卫星登了月，不明摆着资本主义好嘛！其实效率与不平等的关系也没那么绝对，也会因社会历史文化诸多因素的不同而有时这样，有时那样。我读过一篇西方社会学的实证研究，谈到美国大医药公司，效率与不平等成正相关；而在日本的汽车制造厂，效率则跟技工与工程师之间较为平等的关系成正相关，因为技工有了主人翁感就特爱搞点小改进，比如车身的某条曲线什么的；北欧的家具厂也是效率与平等成正相关。其实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在一定意义上又何尝不是因为平等解放了积极性呢？因此，对效率与平等、不平等的关系的观察应该先把立场搁一边，实事求是地做具体分析。但中国的改革家们不是这态度，他们以前一直当马克思的铁杆信徒，紧接着又当哈耶克的钢杆信徒，一天都没形单影只过。那些年上头一下改革文件，当头一段全是“拉大差距，强化激励，提高效率”这些话。公正地说，拉大差距的确可以强化激励，提高效率，但这是有范围、有条件的。由于不平等=效率成了没哪儿不能去的教条、没哪儿拿不下的迷信，一路如入无人之境。到如今，贫富分化成这样，社会关系已经快成火药桶了。
二、
接下来说近十年。经过90年代以来“抓大放小”“现代企业制度”等等改革，国企特别是央企的效率好像不太是问题了，杜建国刚才介绍了不少具体事例。这十年来对国企的主要批评，又转到“公平正义”方面来了。一部分“左派”批评如今国企内部的阶级关系比血汗工厂也好不到哪儿去，国企老总跟大资本家也没什么两样，“社会主义”也不知道体现在哪儿了。这种批评有没有道理呢？当然有。杜建国刚才说国企老总年薪上千万的绝无仅有。不过这里面也有一个情况，年薪和收入是俩概念，而且有些东西都未必计入正式收入。至于为什么政府大官会跟企业老总对调位置，建国说因为两者经济差距不会太大，所以董事长才愿意调出去当副省长（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但也可能正是因为差距不小，谁都想沾沾光，轮流坐庄于是就成了官场潜规，就好像清代的穷京官要外放到地方捞“十万雪花银”一样。不过，说央企内部跟血汗工厂差不多也夸张了，真要那样，大家也不回打破头往里挤。
再就是自由派对国企特别是央企的批评。自由派倒不认为国企内部阶级关系有什么不合适，他们主要批评国企占据垄断地位收获垄断利润，挤占了私企的机会，而且，像汽油价就高不就低，人民也没得着多少好处，好处都被国企（包括国企扫地的）和国家（政府）拿去花天酒地了。他们的批评有没有道理呢？也有一定道理。首先，有的领域没私企，是因为政策不让私企进去，有得则是让你进你也立不住，即建国说的，你竞争不过央企。后一种情况不说了，就说头一种吧。这在很大程度是个立场问题：站在私企的立场上看，这肯定不好，但站在普通老百姓的立场上看，这没准儿也挺好。为什么“挺好”呢？因为假定国企和私企的效率一样，那当然是属于全体人民的企业越有戏越好，属于个别人个别家族的企业越没戏越好了。老百姓从私企那儿所能得到的直接好处，只有税收那一部分，而从国企那儿得到的好处就不止这些了，因为理论上那是你的产业，分红也有你一份。
但为什么说“没准儿挺好”，而不说“肯定挺好”呢？那是因为，第一，同一行业内，适当引进一些竞争包括不同所有制的竞争，的确可以提高效率，而且还可以逼着相互竞争的企业向消费者让渡更多的利益，美国电信企业的拆分以及中国电信产业的拆分都证明了这一点。第二，也得承认，国企以及国企背后的国家（政府）也有自身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利益集团——尽管理论上不是，但实际上就是。国企的收益被国企拿去一部分自己合适了，被国家拿走另一部分让官僚群体乱花了一些，往自己兜里私揣了一些，这也是事实，也非常过分。但对国企和国家的批评的确也有过于情绪化、不理性的倾向。首先，要说人民一点好处没落着，那也是瞎说。经济低迷、价格倒挂时期，私企关门的关门、溜号的溜号，而国企央企得硬撑着维持“国民经济的命脉”，这是事实。另外像修地铁、修高铁、给老头老太太发退休费、高龄补贴费什么的，一部分钱也是从那儿来的。所以既要正视问题，还要实事求是。
如今对国企和国家的批评，主要由自由派承担，这点得承认他们的功劳。但由于观点偏激，他们的解决办法便过于简单，就是私有化，这特别像两口子一拌嘴就起草离婚协议。如果说用私有化解决效率问题还靠点谱的话，用私有化解决化公为私贪污腐败问题，就有点莫名其妙了。本来是责任制范围内的监管问题，干吗要一个大跃进跃进到改所有制呢？对于一些人，这是认识上的事情，但对于另一些人就难说了。这另一些人属于揣着明白说糊涂的，他们穿着“民”的迷彩服，混在烤白薯、摊煎饼的中间，可说的话全在给民企老板——好多也都是官倒出身——代言。民企老板的利益也是利益，当然需要有人代言和维护。但你代言没关系，最好把迷彩服脱了，大家都清水摸鱼，谁也别浑水摸鱼。
94、95年的时候，我跟老朋友杨斌聊过国企的问题，他谈了一个观点我觉得很实在。国企这不好那不好但有一好：怎么改都相对容易，一旦成了私人的，发现不好再想改回来可就难了，就得要流血了。所以，国企改革要多在责任制、在监管上动脑筋想办法，少在所有制上轻举妄动。国企的好处被高管多拿了，被官僚瞎花了，老百姓还有理由跟他们理论。等成了私人的，人爱怎么造怎么造，根本就没老百姓说三道四的份儿。赵本山穷奢极欲玩私人飞机，网友们不满。赵说：那是我挣的咋的，大家别净整那没用的，赶紧转变观念吧。赖家的侄子拿六辆奥迪撞着玩儿谁又真能拿他怎么着？中石油中石化老总玩个试试，老百姓不得炸窝，中纪委不得双规么？
怎么监管呢？现在的监管手段显然是太不够了。其实办法不外乎加强法制、建立民主、扩大新闻自由这几块。大家就多在这方面努力奋斗吧。至于刚才说到新闻媒体对国企乃至国家的批评有夸大不实之词，这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新闻自由不等于信口雌黄、造谣惑众，必须受到法律和行业规范的约束。另一方面，国企和国家也真得有人不停地叨叨它们。有人叨叨还这样，没人叨叨就更不知道成啥样了。
三、
与改革基本思路密切相关的是社会心理的变化。社会心理的变化又跟所谓“天下大势”密切相关。天下大势决定了在一个时期内什么样的社会心理会成为主流。主流的社会心理不是读书读成那样的，也不是辩论辩成那样的，而是天下大势往那儿一放，它就乖乖的成那样了。原来社会主义为什么大家都看好，都来入股，就是因为一战二战、中间加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把事情搞砸了，否则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还不就是灰头土脸在图书馆某个旮旯里窝着么？这几十年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歌声嘹亮，根本原因也还是天下大势变了，里面是文革惨败，外面是苏联东欧从下坡路一直走到了烟消云散。有了这个大势，当年老左派唱多少遍《社会主义好》也没用，不会有多少人信这个。就说国企改革思路吧，其实一直也不光是效率=私有=不平等这一种思路，就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而言，像刚才提到的经济学家杨斌，远在94、95年就提出过更实事求是的思路，而友人王小东比这还要早。但可惜都没成为主流的、基本的思路，形势比人强啊。
那么现在的天下大势呢？应该说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虽然还不是根本性的变化。中国改革以纠正毛时代的弊端为起点，在三四十年凯歌高奏的同时，也不断积累着自身的弊端，逐渐耗尽其体制、文化和道德能量。这些都在酝酿着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并会在此基础上形成建设未来的新的思路。作为社会心理的重要承载者和主要表达者的知识分子，这些年也发生了明显的代际变化。80、90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精英，如今进入盛年，占据着知识文化领域的关键岗位如主笔、主任、主编、所长、院长、社长、名导演、名作家、名画家等等。他们是前三十年向后三十年历史巨变的产物，既体现了这一巨变的历史合理性，也表现出这一巨变的历史局限性。其中有些人，说得夸张一点，思想上他们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址上原地踏步几十年，踩出的坑都能把自己活埋了。让他们改变几乎不可能，但时间会做出改变，而且已经做出了，这就是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出现。80、90年代大学生一毕业，事业家庭都顺得不能再顺，感觉跟黄世仁一样良好，对白毛女完全没有同情的社会基础——觉得嫁给黄世仁是她的最佳人生设计了。2000年以来的大学生研究生毕了业工作无着，房子无着，老婆无着，而且这“奴”那“奴”跟一排麻袋似的，等着压在背上，那他们对白毛女、黄世仁的感觉就不可能跟他们的导师保持一致了，也不可能把大春和恐怖分子直接划等号而一点不犹豫了。
记得前几年《南方周末》的一个小记者自作主张采访我，采访过程中谈到报社内部有一个作者学者的联系名单，她说非常纳闷，“你们这些人怎么一个也不在那名单上”。我跟她说，别着急，等你资深了，当上主编副主编了，我们就在名单上了。我还跟她说，这篇采访肯定发不出来，但没有关系，慢慢来。时移势易，时候到了窗户纸一捅就破，时候没到在墙上钻眼儿也没用。目前，世界和中国的发展都进入未定之天，将生将死，正在犬牙交错之际。未来社会心理的表达者和未来社会方案的制定者，将是新一辈知识分子。他们会整合以往两个时代的得失成败，形成正—反—合第三阶段上的世界观。用这种世界观捅破的窗户纸，会展现一个比现在更有意思的世界。 [color=Red]莫把生活当舞台——就国企改革与黄纪苏商榷[/color]
周家琮
[color=Red]本文作者系攀钢负责人之一。[/color]
今春重庆事发，首先想到的是：生活比戏剧更精彩！而读了黄纪苏先生对国企改革的观感——《有些知识分子一踏步就几十年》，却不免怀疑：有些剧作家会不会始终把生活当舞台？国企改革的大课题，尤其是黄先生大作的原题《从国企改革看中国改革的思路》，论题过于宏大，学力不逮如笔者，本无置喙之勇气。但几十年国企的所历所见，又深感黄先生笔下的国企，和现实相距甚远。愿就其中几点略加讨论，以就正于方家和读者。
黄先生的文章（以下简称“黄文”）说：“经过九十年代‘抓大放小’‘现代企业制度’等等改革，国企特别是央企的效率好像不太是问题了。”之所以给国企效率下如此不靠谱的结论，大抵是昧于近几年国企表面和暂时的业绩。然稍作深入实际的分析，则不难辨清其中的假象。
1， 所谓“抓大放小”并非国企主动改革的方针，而是被迫承认大量国企因低效率已经破产的无奈现实，恰恰证明了国企效率的低下。一所学校把大部分不及格学生逐出校门后学生成绩的提升，并不能证明该校办学有方。
2， 资源垄断、市场垄断的国企业绩与效率无关，而这类企业恰恰是国企特别是央企的中坚。
3， 国企的业绩相当一部分依靠低廉的要素成本和政府支持而非经营效率。国企享受低廉的资金、土地等要素价格，得到资本投入、财政返还、税负优惠、融资优先、资源保证、市场保护一系列政府支持，实际效率要大打折扣。
4，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优越的外部条件，也并不能保证竞争类国企业绩的可持续。前几年国企业绩看上去很美，得益于经济高速增长，更得益于占 GDP 近一半、迹近疯狂的投资多年高速增长。但透支资源、透支环境、透支市场的高投资势难持续，对应的国企业绩必然失去支撑掉头向下。航运、钢铁、有色行业国企已经出现巨亏，还将继续蔓延。
5， 毋庸讳言，自上一轮国企改革以来，或因历史沿革、或因婆婆开明、也可能是因为摊上了优秀的领导团队，部分国企主要依靠自身努力，已具备相当市场竞争力。但这只是偶然的少数，掩盖不了国企效率普遍低下的必然事实。经过不可避免的经济增长减速和经济结构调整，势必有相当数量的国企在潮水退去之后，露出效率低下、甚至类似上世纪末难以为继的窘态。上半年央企净利润下滑 16.4%，财政部日前又公布今年前七个月国企利润同比下滑 13.2%，已经可见端倪。
黄文又说：“本来是责任制范围内的监管问题，他们干吗（嘛）要一个大跃进进到所有制呢？”这“属于揣着明白说糊涂的”。不客气地说，只有对经济理论和企业治理缺乏基本常识，才会提出这种揣着糊涂装明白的诘问。作者对企业的了解，显然还停留在目睹过的做私活泡病假的层面上踏步。为什么国企改革绕不过产权问题，理论上的阐述学者恐怕可以写不止一本专著。即使前二任总理对国企产权不明晰之说，也曾反问以示不解。这里只能举国企的某一方面，如投资为例证，来说明由于委托——代理链条的不健全，所有者缺位造成国企投资效率的低下。产权明晰的企业所有者，对投资必然要追求经济回报，并规避重大风险。所以刘永好的新希望集团对项目投资实行“批判式论证”，所体现对自身财产的谨慎，正印证了二千多年前孟老夫子“有恒产者有恒心”之名言。国企领导实际是对上级而不是对企业财产负责的雇员，是任期有限的官员，通过投资短期把企业做大实现业绩才是捷径和首选。反正投资的真正债务人是国家，将来轮到哪任领导偿还也说不清。扩大投资还能给企业领导和相关利益方以及政府带来各种好处，其中的道德风险不亚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以罔顾收益盲目投资的冲动，在多数国企属于常态。大干快上之下，回报自在其次，论证皆云可行。主张量力而行、严谨论证的，往往被视为另类。即使有的国企领导出于良知和责任感，对投资扩张持谨慎态度，亦每不见容于代表所有者的政府官员。你要不能做大我们就找能做大的人来做，这类政府对企业领导的威胁，笔者与闻多焉。而且同样的项目，国企的投资花费一般远超民企，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任国资委主任时的李荣融先生，说过企业能否搞好不在所有制，国企也能搞好，关键是要把国企当企业来办。但恰恰是国企的体制，使得国企经营者不可能真正把国企当企业来经营。如国企的投资，就并未遵循产权明确的市场化企业的投资规律。虽然国务院国资委为此用心良苦，试图用较科学的经济增加值方法，考核央企包括资本成本在内的投资回报，对盲目投资有所抑制。但在四万亿大跃进的气候下，推进缓慢效果有限。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之一，众所周知是制造业产能过剩。而国企前些年的盲目投资扩张，又是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眼下巨亏的远洋航运和钢铁业，即为明证。笔者十年前在一场关于投资问题的争论时，曾始而叹息：现在终于明白当年大跃进是怎么搞起来的了。继则愤言：上帝要你灭亡，首先让你疯狂，岂料一语成懴。由于国企内部所有者缺位，不仅是投资而且经营中的浪费和腐败、臃肿低效的官僚机构、畸形的收入和福利、用工的身份歧视等等，导致国企和民营企业相比，不仅多数效率低下，也未必公平。
黄文以为国企治理只是监管问题，而“怎么监管呢？现在的监管手段显然是不够了。其实办法不外乎加强法制，建立民主，扩大新闻自由这几块。大家就多在这方面努力奋斗吧。”如果真是如此简单，陈同海案发后，何至于总书记还忧心忡忡地和另一位领导讨论，应该如何对国企监管？其实对中国国企的监管手段，不是不够而是泛滥，可谓世界之最，然而九龙治水效果不彰。国企内部，监管者有党委、纪委、工会职代会，大多数企业还有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外部既有隶属的国资委、所在地政府，央企还有国务院监事会、财政部、发改委、中组部。叠床架屋可谓心机费尽，正是现有国企体制下监管失败的见证。黄文开的另一药方是“建立民主”。看来黄先生没读过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的起源懵然无知。企业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形成的非市场化组织，在内部实行科层管理与民主无缘。把政治领域的民主盲目搬到实行科层管理的企业中，足以引发混乱。欧债危机足以证明，民主不是万能的，尤其在涉及多数人利益时决策必然短视。至于“扩大新闻自由”，以新闻报道的深度评价企业经营管理，只能说是决心搞乱企业的海外奇谈。更重要的是，有效的监管只是成功企业的必要条件，却远非充分条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奈特说过企业家的价值在于把握不确定性，此非监管所能。监管更不能实现现在上下天天喊的企业创新。06年春国资委在三峡召开科技大会，李荣融报告要求央企向德国企业学习，致力于中长期的技术开发和技术储备。听者会下议论：目标固然不错，但对经营者实行短期考核，却提出中长期的行为要求，二者之间又如何匹配？
黄文最匪夷所思的，是推崇他的朋友杨斌“谈了一个观点我觉得很实在。国企这不好那不好但有一好：怎么改都相对容易。”黄先生看来真是把国企改革看成攒个剧本了。怎么改都容易的事，却翻来覆去讨论还止步不前。相关的政府官员、经济学家、国企领导岂不都是弱智低能，统统应该革职下课？据说《南方周末》有个学者联系名单，黄先生对其不在之列，“这些人怎么一个也不在那名单上”耿耿于怀。其实对国企改革倘有如此高见和妙计，黄先生和他的朋友本应厕身庙堂之上，举重若轻地为国企改革谋划蓝图，又何必计较区区一张报纸的青睐。关心并了解当下改革状况的人们都知道，国企改革即使不说是经济改革中的最难，至少也是最难者之一，从而导致国企改革十多年来裹足不前。难在关乎国家经济命脉；难在干系政权稳定；难在涉及千万职工命运；难在罕有成功先例可循；难在牵涉各级政府、各个部门错综复杂的权力利益；难在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阻力；难在脱离实际、僵化保守的思想观念；也难在决策者和谋士中不乏南郭先生；更难在必须有相应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配套支撑。即以国企治理结构和选择经营者的改革为例，2006年国务院国资委为此启动了企业设立董事会的试点改革。愿望是良好的，理念和方向也是正确的。但有关方面调研征询意见时，笔者曾坦言此举和现有的干部管理体制冲突，如同不兼容的电脑软件，难以同时运行。而且董事会和经营层相互制衡的治理结构，也和国企类似党政机构长期形成的一把手机制和文化相抵牾。几年过去，这项改革相关部委应和者寥寥，试点央企内也是左支右绌矛盾重重。不能说毫无效果，但大体还是如张维迎教授所形容，在马背上划道道充作斑马。本世纪初笔者曾受命负责兼并濒临破产的一家大型国企，对体制之弊如何使曾经辉煌的国企陷入困境，有过切实了解和亲身感受。借助兼并政策和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搞了一些浅层次的改革，整顿和加强了企业管理，通过全体员工的努力企业一度摆脱困境有了起色。然而要想对企业着手深层次的改革时，才发现实在是难上加难。前几年经济过热该企业又热衷扩张也红火了几年，然而盲目扩张的错误决策加上管理滑坡，自08年以来又持续巨亏深陷困境，年初还发生数千员工的聚集事件。在现有政治体制下，中国的改革从来都是困境倒逼的结果。农村改革缘于几十年的食不果腹；财税改革是迫于中央财政捉襟见肘；上世纪末的国企改革，则是市场机制的冲击下国企大面积破产财政难以为继。这一轮经济调整如果不重复饮鸩止渴的扩张政策，相当数量的国企三年左右将再次陷入困境。也许只有到那时，政府才会不再仅热衷于治标不治本的调控，国企改革才会再度提上议事日程。而改革方案的研究，现在已经事不宜迟，再不能“草鞋没样，边打边象”，摸着石头不知涉水何方。政治体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前提；设立国家级综合改革机构是推进改革的保证；科学的国企战略定位是国企改革的方向指南；而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的改革，仍然是国企改革的关键。不过即使从国企资本结构现状和发展路径依赖出发，所谓“一股就灵”固然是少数学者的幻想，简单的私有化也并非国企改革的现实可选方案。铁本事件前后，发改委领导问及对所在行业民营化的看法，笔者曾对以上观点有所阐释。但涉及国企改革方案的探讨，已经非本文的范围所能及。
至于黄先生所竭力推崇的杨斌先生，笔者只想指出三点：
1， 论及经济问题立足于所谓外国阴谋，以转移公众视线掩盖自身问题。此类人宜求职安全部门而非经济学界。
2， 由毫无企业管理经历的人授课企业管理，窃以为等于让没有从军生涯者开讲战略战术，虽不至于有赵括长平之悲惨，毕竟也是一场很乌龙的演出。
3， 上世纪末的国企改革，虽有不少缺憾和失误，有人乘机对国有资本巧取豪夺，失业工人的补偿和保障政府未尽应尽的责任，必须引以为戒。但产生这些失误的原因在于缺乏经验和法制不健全；在于地方政府的失职和官员腐败；在于社会保障的缺失；更在于国企破产制度改革的滞后，导致大批早该破产企业苟延残喘问题大量积累集中爆发。恰恰说明国企改革需要尽快推进而不是相反。那场改革既是无可奈何的、也是最不坏的现实选择。早晚要被淘汰的国企终于退出了市场；吞噬全民财富的亏损国企窟窿被堵死，不堪重负的财政包袱得以卸下；国企通过改制或出售民营化得以重新焕发生机的，更比比皆是。杨先生不惜与郎咸平南北唱和诋毁那场改革，已经很难仅以无知来解释。无论何种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国企效率低下既是全球的经济事实，也是经济学界的普世共识。杨斌先生出于何种动机，渲染世界上又出现了所谓国有化浪潮，匪夷所思之外，更耐人寻味。
其实黄先生文章的深意也许不在国企改革，而在他以为的80、90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精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址上原地踏步了几十年”。不知黄先生提及三中全会时为何如此不屑？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在经历过跃进、饥荒和文革的笔者这一辈人看来，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为过。任何坚守三中全会反思历史锐意改革精神的人们，我们有理由向他们致敬。至于黄先生所指的这一代知识精英，恰逢其时的历史条件使他们中间人才辈出，令人钦佩。但多年来思想和道路的分化，对他们已很难再视为同一群体。其中坚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原地踏步”者有之；追随薄氏高唱红歌鼓吹乌有之乡者有之；动辄破口大骂或约架武斗者有之；不管什么主义眼里只有生意，利用特权寻租腐败发大财者亦有之；欺世盗名学术造假伪装学术权威者更有之。值得注意的还有一类：在某一领域成绩斐然小有名气，但国情和传统使他们热衷扮演公共知识分子而且产生错觉，真的以为自己无所不知见识超群，可以制国策、平天下、济苍生。现实的例子，既有“业余爱好都谈不上”的黄先生指点国企改革；也有昧于文革基本史实的教授跑到海外美化文革；还有中央喉舌的精英妄言60年饿死人是子虚乌有。有点搞笑的是83年北大毕业的美国杜克大学教授高柏先生，在今春的《经济观察报》上，洋洋洒洒一大版刊出《高铁与中国21世纪大战略》一文。文章的立意高远不让黄文，且语气高屋建瓴睥睨天下：“高铁可以推动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高铁的迅猛发展为中国突破目前的困境带来了一个新的希望”，“中国崛起的具体路径之一”，“当中国高铁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开始颠覆人们关于空间和距离的观念时，陆权时代的回归变成一种现实可能性。当高铁经过欧亚大陆的能源、资源、人口、资本和技术大国时，这些生产要素必然开始具有高度的流动性。这将改变这些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而国家地位的改变最终会导致整个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改变”。高先生立论的基础，是高铁可以开辟新的欧亚贸易陆地通道，承载资源能源运输的高速陆上物流。然而社会学家高教授有所不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高铁的技术经济能力，并不能承担货物的运输而只能满足客运专线的需要，而且客运也仅适合人流密集地区间的中距离运输。高先生的煌煌之论、宏图大略，可惜建立在沙滩之上，无异于痴人说梦。从十年内战到亩产卫星，从高校合并到磁悬浮铁路，都不乏脱离实际缺乏科学常识，却可左右决策的精英们的身影，实乃国之不幸。承袭中国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精英们或其心可旌。但本不甚了了，却甘冒无知无畏之风险，任意指点江山。少数精英的此种陋习，于国于己堪为悲剧。奉劝精英们学一点西方知识份子的专业精神，于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谨慎发言。在小圈子里放言天下，本乃个人自由或许竟是有品位的生活方式。但换了公众场合，依然固守精英的身份和口气信口开河，不但容易误导官员和民众，还不免沦为有失身份的笑柄。
舞台方寸之地，龙套数名，或可演绎雄兵百万。但入戏太深把舞台当作现实，把生活当成编剧，随意甚至不乏创意地构想编排，难免陷于荒诞。原地踏步甚至倒退的，就不仅是法治建设、文化教育和国企改革，还时时可以看见有精英们伴随左右。
共识网 [i=s] 本帖最后由 三苗 于 2012-8-29 18:06 编辑 [/i]
黄纪苏的观点当然可以商榷讨论，但是此文作者的口气实在是有趣。首先，“新制度经济学”充其量只是一个经济学流派，其影响力再大也不能作为“真理的唯一标准”，周先生及其同道不要以为相对化只对他们的对手有效；其次，批判上一次“国企改革”的只有黄、杨及其同道？莫非何清涟女士的《陷阱》是用火星文书写并在月球出版的？第三，周先生的雄文里满是对“精英”的“批判”，似乎站在“民众”一边，但是周先生鼓吹的那种学说（事实上恰好是周先生以技术性理由排除了“民主”）从来都是赤裸裸地鼓吹“精英”们的权力和宰制——有的时候会像目前的某些国家那样，用“民营”之类的话语来掩盖“精英”身份，这种小儿科把戏还是少玩为妙。当然，这是周先生及其同道玩弄“右翼民粹主义”（Right Wing Populism）的惯技，早已无甚稀奇。
哦，原来这位周先生是“攀钢负责人”之一，这让我很不愉快地想起了他的俄罗斯和东欧同侪……最后奉劝周先生及其同道，不要以为“……会”的效力，以及他们这帮人的“改革”面目可以永远持续。
另外补充一下，周先生的雄文里，除了反复动员“文革”记忆，试图建立“配对关系”以外，对黄文里提出的当下中国社会分化加剧的事实只字不提——当然，这不是什么“失误”，而是周先生及其同道极力鼓吹的那一种学说必然造成的、已经造成的结果，并且用各种手段加以论证，千方百计阻止人们对之进行反抗的目标…… 如今的国企可是香饽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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