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即将到来的中美经济分工大洗牌
美国经济发展偏好悄然改变三年前，当奥巴马在G20匹兹堡峰会前提出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口号时，不少中国人认为这是美国转移国际社会关于金融体系改革视线的一种战术安排。然而美国近年来先后出台的一系列提振实体经济与出口的经济政策表明：美国的经济发展偏好正在悄然改变，也在某种程度上收紧对中国的经济防线。中国过去经历的外贸发展“黄金十年”也许会成为历史记忆。
早在2008年11月14日，时任奥巴马总统竞选顾问的Laura D’Andrea Tyson在出席由中国有关方面举办的《世界经济与中国2009：变化中的世界和机遇》论坛时就表示：中国不可能永远是供应链中心，“美国消费－中国生产”的模式将在未来十年失效。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一方面继续借助中国之力以稳定经济基本面，另一方面通过发动新产业革命着力营造美国经济转型的基本条件，力图重新占据世界经济的制高点。随着美国经济逐渐企稳，美国财经领袖决定改变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偏好。美国深知：经由本次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冲击，过去通过追求金融产业边际利润率并依靠美元本位和全球化红利支撑经济发展的模式其实并不利于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与稳定；尤其面对中国在实体经济领域竞争力的大幅提高，美国只有放弃对“金融巫术”的过度偏好，将经济政策着力点调整到重视实体产业和出口导向的轨道上来，方能在修复本国经济失衡的同时，扭转美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颓势。白宫前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曾认为：美国必须成为以出口为导向而不是以消费为基础的经济体，必须依靠真正的工程技术，而不是金融巫术。也许，这是美国从本次金融危机中汲取的最大教训。的确，在经济繁荣的年代，处于经济分工顶端的金融业即便出现严重的生态异化，其外部效应也容易被忽视。但当支撑金融业发展的实体经济因受金融危机冲击而跳水的时候，金融业的自私面目以及对促进广泛就业无能为力的弱点便暴露无疑。某种意义上说，金融业越发展，财富就越容易畸形集中，就越有可能损害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而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产业的发展，则可以在较长产业链上实现财富的合理分配，尤其对政府极为关注的就业率提高大有裨益。正是看到了金融业的上述弱点，美国决定正视本国经济发展的沉疴，并采取实质措施来提升经济竞争力，而这对依赖美国市场的中国来说，显然并非福音。
美国改变经济发展偏好的显著标志便是深耕产业革命与技术进步。目前，全球经济仍未走出危机。发端于美国的本轮世界性经济与金融危机，已历时五年，曾一度让世人看到了离去的迹象，但与1929至1933年的那场经济危机不同的是：高度联动与一体化的全球经济，在极为敏感的金融传导机制下，所产生的“达尔文主义”冲击效应，其能级与外部性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大规模危机。作为古典经济学发源地同时也是经典资本主义最为集中地带的欧洲，如今落到应对欧债危机集体无策之境，既是欧洲一直引以为傲的古典经济学及新古典经济学在21世纪的全球金融竞争与产业变迁面前遭遇集体碰壁的结果，也是经济学发展相对滞后的欧洲，在经济理论与政策方面被美国牵着鼻子走的负效应表达。全球经济何时走向全面复苏，至少在目前来看依然是未知数。不过，从历次大规模经济危机的演化历程来看，经济最困难时期往往也是技术与产业革命酝酿的关键时期。而且一个普遍的路径是，每一次危机之后的经济复苏，除了宏观经济政策刺激之外，都不外乎技术革命引致的产业革命启动。而今，以大数据、智能制造和无线网络革命为代表的第三次技术变革正在美国酝酿并初见端倪。假如上述三大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能够掀起新一轮跨产业革命，加上以苹果为代表的平台经济加速延伸市场边界，全球有可能在未来十年里打造出能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新引擎的超级产业体系。在传统制造业领域被中国超越之后，美国誓言要在高端制造业保持领先优势。高端制造是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核心目标，美国已经正式启动高端制造计划，意图在纳米技术、高端电池、能源材料、生物制造、新一代微电子研发、高端机器人等领域加大科技投入，推动美国高端人才、高端要素和高端创新集群发展，并保持在高端制造领域的研发领先、技术领先和制造领先。而美国依然领先的研发基础、金融服务优势以及丰富的新技术产业化经验，亦有可能使得美国在占据全球新一轮产业分工制高点的同时，重新切割全球财富版图。
美国赖以领先世界各国的重要基础便是对前瞻性技术的投入。从全美研发投入来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便一直保持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左右。其中从联邦政府的研发投入与非联邦政府的研发投入的增长情况来看，1990年代以来出现一个明显的变化，即联邦政府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率从1991年开始一直到2011年一直保持在1%-1.5%之间，相比之下，非联邦政府的研发投入，主要来自公司、大学和非政府组织占GDP的比率则一直保持增长，一直到现在保持在占GDP的1.5%-2%之间的水平。这与美国政府采取鼓励来自民间的研发投入的政策不无关系。奥巴马上台之后，比前任更重视技术投入，奥巴马深知，前瞻性技术投入将是构筑国家未来竞争优势的重要砝码。于是上任伊始，即拨出400多亿美元用于能源的开发，对生物医学领域的基础性投入就超过了200亿美元。仅政府研发预算方面，美国去年即达到1480亿美元；企业的研发投入则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例如，仅仅微软一家，2011年的研发投入即达到95亿美元，其中90%投向了极为关键的“云计算”领域。排名第二的英特尔，其去年的技术投入也有65亿美元。在全球IT企业研发投入30强中，美国有12家，其次是日本，有10家，中国只有华为一家企业上榜。2011年，美国的研发投入占全球份额的33%左右，是中国的两倍半。
美国改变经济发展偏好的另一显著标志是推动海外制造业回流。今年初，奥巴马发表执政期间第三次国情咨文，确定2012年大选竞选主题，并提出由美国制造、本土能源、劳工技术训练与美国价值四大支柱，建构国家永续经营建设的蓝图。其实，早在金融危机期间，奥巴马政府就出台一系列旨在刺激制造业发展的优惠政策。2010年8月通过《制造业促进法案》，将暂停或降低供制造业使用的进口原料的关税。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的报告显示，该法案可能使产值增加46亿美元，并创造近9万个就业机会。2010年9月出台《创造美国就业及结束外移法案》提出，将为从海外回迁就业职位的企业提供为期24个月的工资税减免，并终止为向海外转移工厂和生产企业提供的数项补贴，如免税和减税。美国财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美国跨国企业累积盈利7000亿美元，但仅支付160亿美元税收，这意味着实际公司税率仅为2.3%，而官方公司税率为35%。地方政府也提供了相当大的刺激措施，以吸引企业进驻。比如，通用电气公司从肯塔基州和路易斯维尔市获得总额3700万美元的资金，联邦政府还提供了248万美元的减税措施；卡特彼勒也从德克萨斯州企业基金那里收到118万美元资金。
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海外投资目的国劳工成本的上涨，以及超长供应链等多种因素带来的挑战，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正在考虑将原先位于海外的生产基地搬回美国本土。波士顿咨询集团201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工业行业经理人中，超过三分之一的经理人打算或考虑将公司生产业务从中国迁回美国。调查样本只包括年销售收入超过10亿美元的美国公司。而收入超过100亿美元的美国企业中更有约48%表示愿意“回巢”。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估计，回巢可能为美国带来200万到300万个就业机会。另一方面，“美国制造”的成本优势正在显现。英国《金融时报》称，自2010年初至今，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增长了2.9%，德国和加拿大分别增长了2.4%和1.9%。2002-2010年间，以美元计的美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下跌11%，而以美元计的日本和德国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分别上涨3%和41%。在新近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中，波士顿咨询集团认为，未来五年，最有可能回流美国的制造业行业包括运输工具、电子设备和器械、家具、塑料和橡胶制品、机械、金属制品和电脑行业。这些类别的商品占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的近70%，美国消费者对这些商品年均消费额为2万亿美元。
可以说，美国产业资本回流已拉开大幕。美国制造业发展正从以往的“外包”转向“内包”。这对长期受益于全球制造业产业链转移的中国制造业来说显然是空前的挑战。事实上，今年以来，中国吸引全球制造业资本趋缓。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外商直接投资（FDI）自去年11月以来，只有5月同比出现0.05%的短暂同比正增长，其他月份均为负增长，其中7月FDI同比回落8.7%。
掌握最先进、最复杂金融工具的美国，其经济发展偏好一旦完成由钟情于“金融巫术”向重视实体产业和出口导向的转变，则有可能在修复本国经济失衡的同时，打破“美国消费－中国生产”的分工格局，中国即将告别以成本为利器的制造业竞争优势时代。未来一段时期，发达国家的领先企业针对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打压与品牌锁定，以及价值洼地国家日益严峻的竞争挤压，将是制约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提升的常态性存在。假如中国在吃尽制造业红利之后没能实现产业的整体升级，则不仅会出现制造业空心化现象，还有可能在失去比较优势的同时又将错过提升竞争优势的“时间窗口”。
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利益受压
过去十年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来，得益于贸易条件的改善、全球产业转移以及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中国迅速成长为全球第一出口大国和制造大国，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环节取得了相对稳定的收益，在金融领域的审慎开放也帮助中国金融业躲过了这场金融危机。以制造业来说，得益于对外开放、全球制造业结构转移、丰富的人力资源以及广阔的市场空间，中国制造业在过去十年间取得了惊人的生产能力。2008年以前，美国的制造业增加值一直位居世界第一。而到了2009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已经上升到22.22%，美国则下降为18.41%，其后是日本的10.88%，德国的5.88%。2010年，中国制造业产值首度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制造业产值中的比重为19.8%，领先美国0.4个百分点。中国也被视为全球制造业高、中、低三个产业链均比较完整的少数国家之一。
正因为如此，深受危机冲击的西方国家格外“嫉妒”中国的发展成就。尽管他们未必认同中国的发展模式，但完全可以将经济发展轨道暂时切换到制造业和出口导向上来。美国近来的一系列经济动作正是基于锻造美国经济竞争力、削弱中国经济优势的战略考虑。如果美国在重整实体产业竞争优势的同时，成功地通过美元的贬值、人民币的升值实现出口的快速增长，则不仅有可能打破“美国消费－中国生产”的分工格局，而且将极大地挤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环节的核心利益。另一方面，假如美国在新能源技术研究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结合其依然强大的金融服务优势以及丰富的新技术产业化经验，美国无疑又将针对中国筑起新的经济高墙；届时中国不仅难以与美国展开平等经济竞争，而且将失去原先拥有的传统经济优势。对于一个非常欠缺自主品牌又很少掌握定价权的新兴经济体来说，尽管头顶世界第一出口大国的光环，但细细算来，其战略价值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大。以美中贸易结构为例，表面看来，中国是最大获益方，实际上却是不折不扣的打工者。中国对美纺织品出口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只有2%～3%。即便是大宗的机电产品出口也主要以加工贸易为主，而且多是美国在华投资企业所生产。明眼人都知道，波音、苹果、IBM、英特尔、宝洁、可口可乐等跨国公司才是最大获利者。例如，苹果在华构筑的产业链就凸显中国相关产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尴尬。中国已经成为苹果产业链中最大也最重要的制造基地，但同时，也是最没有话语权的一个群体，因为这个庞大的制造基地的利润率微不足道。苹果iPad价值构成图表显示，最大的两项成本是原材料和苹果自身的利润率。尽管iPad是在内地组装，但事实上劳动力的价值仅占成本的2%左右。而苹果从iPhone获得的利润更高，大名鼎鼎的代工巨头——富士康，仅从iPhone价值链中获益1.8%。目前中国制造业中有竞争力的产品基本上集中于低附加值产品领域，绝大多数行业在国际分工中仍然处于产业链的末端。根据产品价值链的“微笑曲线”原理，生产的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产品两端——研究涉及和销售推广，而处于中间环节的生产加工、组装的附加值最低。然而，中国无论是属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还是高技术产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以下情况：即本土企业由于缺少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严重依赖国外的技术创新，盈利水平受到限制和挤压。在一些先进制造业领域，跨国公司通过产品链条内的垂直分工，在中国投资进行低附加值零件的生产和整机装配，同时进口凝聚技术精华的高附加值部件，大部分利润都被外资拿走了。其结果，就出现了严重的产业空洞化现象：即，技术密集型产业没有核心技术，形成对跨国公司的技术依赖，其后果是国际贸易条件恶化，技术上受制于人。
因此，所谓的中美贸易失衡尽管可以简单地从数字上分析，但更应站在价值获益的角度来解剖。基于后者的分析，中国对美出口产品由于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产品领域，企业普遍缺少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严重依赖国外的技术创新，因而盈利水平受到严重限制和挤压；与此相反，在华美国跨国公司通过产品链条内的垂直分工，在中国投资生产低附加值零件和整机装配，同时进口凝聚技术精华的高附加值部件，并拿走了大部分利润。因此，中国加入WTO后，尽管对美出口快速增长，实际分工地位却不升反降。如今，美国紧抓人民币汇率问题不放，就是看到中国出口企业在全球产业链的代工（OEM）格局下对汇率稳定高度依赖的弱点，来敲打中国经济的敏感神经。
而若美国制造业启动产业回流，原有的本土配套企业专用性投资将遭受沉没损失，而且没有积累起自主的产业创新能力，中国就有可能面临“产业空洞化”的风险。
站在国际产业分工大调整的角度来看，假如这场由美国发起的工业化国家制造业回流持续五至八年，则中国大概还有三年到五年的经济追赶期。假如中国不能在“十二五”期间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一旦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洗牌完毕，则本就处于不利地位的中国企业又将被强势企业再次“锁定”，中国就有可能在失去比较优势的同时又将错过提升竞争优势的“时间窗口”。
中国制造业“空洞化”的隐忧，凸显技术短板对制造业竞争力提升的巨大约束。长期以来，中国企业在研发投入方面一直热情不高，远远落后于跨国公司。例如，2011年，微软公司的研发投入为90.4亿美元，当年销售收入为699.4亿美元，研发投入强度为12.9%。高通公司的研发投入强度则高达23.2%。而作为中国在研发投入方面做得最好的企业之一，华为去年的研发投入约为37亿美元，研发投入强度为11.6%。不少大型企业的年研发投入不足2亿美元。就全行业来说，2010年，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的全部研发经费仅为113亿美元，仅相当于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和思科当年研发投入的总和。
由于受到自主技术供给的约束，中国制造企业整体技术力量还很薄弱，企业经济效率不高，竞争力不强。已经入选世界500强的少数制造企业主要是从规模上达到了世界级企业的标准，若以品牌、技术、管理、盈利水平等综合指标来衡量则与世界级跨国公司尚有巨大差距。而缺乏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更是中国制造企业的最大软肋。
中国须打造“高低搭配，有效分工”格局
中国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日渐显现的危机迫使我们必须转变既有的发展思路。应该在遵循制造业内部结构演变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清醒认识到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以及自身的比较优势，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对策，重塑中国经济的竞争力。
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人力资本提升空间与中长期增长潜力，足以支撑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竞争中继续保持领先优势。的确，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程度超预期，但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中国的财政状况是最好的，从而为经济调控预留了较大的行为空间；而从人力资本提升空间来看，随着人口红利的消褪，市场主体可以在保持较高资本积累的同时，着力优化人力资源的配置，进而提高投资质量和资本积累的有效性，将经济增长的重心转到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以给资本寻找新的投资渠道和创造新的需求，提高增量资本的产出率；另一方面，通过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尽快改变社会一般人力资本和专业化人力资本之间的相互脱节现象，则是适应经济转型的关键之举。进一步地，如果能够通过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以及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当可大大释放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则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在未来十年乃至更长的周期内保持年均6%以上的有效经济增长。
在全球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前景依然不甚明朗以及国内制约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相关要素难有根本改观的情况下，坚持扩大内需为主和稳定外需相结合，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应该是未来一到两年内中国经济政策的重要着力点。但目前也是正视中国经济结构问题、培育新的竞争优势的难得时机。中国经济既要通过积极扩大内需稳增长，更要在结构升级与战略转型中提升竞争力。中长期的策略选择是：既要切实维护在全球价值链环节的核心利益，又要在战略转型中培育高端产业竞争优势，尽快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合理分工，以锻造中国经济发展新格局。
中国必须尽快落实关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一揽子方案，在切实提高应对国际经济摩擦博弈水准的同时，尽快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宜应深耕核心技术的研发与自主品牌的国际化推广，确立制造业发展的高增值和高技术发展导向，在积极参与资本与技术要素密集的制成品乃至中间品生产的同时，力争在若干重要领域实现自主创新的新跨越。
中国在稳步推进产业梯度转移，挖掘中西部经济增长潜力并提升增长质量的同时，充分利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技术与金融优势，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与现代服务业。提高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整体竞争力。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目前正处于向“金融与服务中心”过渡的第四阶段。在此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增量就来自于融合先进制造业的高端服务业。如果能够稳固传统竞争优势的同时，着力提升上述地区的金融市场、研发设计、系统集成等专业服务能力，特别是管理全球供应链的能力，加大对战略产业领域的关键技术投资，则不仅有望在关乎中国未来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产业领域突破核心技术瓶颈，还能够提升现代服务业与战略新兴产业的融合度，进而以高端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引领中国经济的整体升级。
另一方面，中国必须借鉴美国在金融服务优势与新技术产业化结合方面形成的丰富经验，在以建设性举措稳外需扩内需的同时，尽快整合国家的经济与技术资源，在重视对国内人力资本投资的同时，亟需加大对海外高技术人才的延揽力度，尽快扩建自己的高技术创新平台，打造一批世界级的产业研究院；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以知识、信息、研究开发或创新所引致的规模收益递增、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长等核心内生变量。这其中，技术进步或曰技术创新是最为重要的增长动力。欣慰的是，中国的科技研发投入已连续多年保持10%的增速，目前每年的研发支出超过150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的4000亿美元而位居世界第二。中国的企业和研究人员正在包括智能制造在内的多个领域逐步积累技术诀窍，未来有可能带来产品和服务的“颠覆性”变革。中国也被视为未来全球创新热点尤其是关键技术领域最有可能取得突破的超级新兴经济体。
基于此，中国必须牢牢把握全球正在酝酿的跨产业革命的战略机遇期。着眼于本次金融危机结束后全球战略性产业可能重新定义的机遇与挑战。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在加大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同时，应以前瞻性的技术投入和高质量的技术改造引领产业结构整体升级。现阶段，某些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企业理应在承接国际技术转移的基础上，通过自主创新，提高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与获益程度。另一方面，中国应着眼于本次金融危机结束后全球产业可能重新洗牌的机遇与挑战，着力提升金融市场、研发设计、系统集成等专业服务能力，强化金融服务、技术供给和运营管理功能，特别是管理全球供应链的能力，加大对大飞机、造船、航天、海洋、生物以及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和下一代互联网等战略产业领域的关键技术投资，以期在关乎中国未来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产业领域突破核心技术瓶颈，并进一步优化产业配套环境，培育和引进一大批所具备国际化视野、全球化运营意识并且熟练驾驭全球性管理工具的高端产业人才，提升现代服务业与战略产业的融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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