菁城子：林毅夫和他的经济学
19世纪以前的经济学家多是学者和小吏，他们对经济学的研究大多是出于兴趣。在政府中起作主要作用的一般是财政专家——通俗地说，帮政府理财。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干预经济的加深，经济学者开始取代财政专家的地位，开始呼风唤雨。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经济学家就是必要的。在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经济学家的地位应该是无足轻重的。他们只负责解释现象，市场应由企业家开拓。只有在政府干预经济甚至控制经济的时候，它才需要一大批经济学家，营造“政府干预有理”的意识形态，帮忙制定政策。
举例说，经济学上有个经典的“拉弗曲线”说，政府的税率并非越高越好，而要“适可而止”，税率定在某个曲线段，税额就达到最高，继续提高税率反而税收越少。从知识的角度上说，这样的实证研究或许有其意义。但是它却隐瞒了一个前提：任何税收都是对生产的破坏。经济学家应该正确指出税收的本质，而不是为政策出谋画策，以方便政府征税收达到最多——那是政府财务人员的责任。
市场越不自由，经济学家就越活跃。他们拿着一大堆数据，帮政府论证，干这个好，干那个好，全然忽视了事实：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是最灵敏最富有效率的；而政府总是颛臾无能，效率低下，富有破坏性的。市场的不自由推演到极致，就是计划经济。经济学家成了政府的幕僚，他们的工作也降格到收集数据而已。据苏联经济学家回忆，为了决定毛皮的价格，他们必须跟踪两千多万组数据。当然，这类人在中国没有死绝。在计划经济残存的计划生育领域，专家经常拿出一大堆自然资源的数据恐吓说：看，再不搞计划生育，资源就不够用了！他们全然忽略了人的创造性、市场动态和科技进步，不过是在纸面做简单的加减乘除罢了。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米塞斯——这位自由市场经济的坚定捍卫者，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经济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告诫政府什么不能做。但是这样的经济学者必定不为政府喜欢。他所属的学派(奥地利经济学派)长期不受欢迎并非没有理由：政府不会喜欢一个排斥自身存在的理论学派；民众对政府的期待热情也不喜欢被泼冷水，他们更愿意听到政府的许诺。
那些鼓吹“政府能做好”的经济学家的待遇就会好得多。他们会被政府奉为座上宾，成为经济政策的制定者。
说了那么多，只是为了给某个经济学家的出场作铺垫，他就是林毅夫。
林毅夫是华人经济学家里最显赫的人物。他曾经就任过的官职足有半打：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连续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更为显赫的是，他还曾是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他的官僚气息之浓厚，以至于他刚从世行一退任，坊间就猜测他的下一个官衔。
既然他的官僚职位那么多，先从最显赫的说起吧。
林毅夫在世界银行就任首席经济学家。先看看世界银行吧。世界银行是现今国际最大针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的组织，它的任务是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和亚洲贫困国家）提供低息贷款，建设基础设施。看起来非常美好。不过世界银行的职能长期饱受自由市场经济支持者的批评。他们认为，世界银行对非洲贫困地区的援助延缓了当地的复苏。世界上很多地区贫困的首要原因是体制问题，而世行的援助却经常是不加辨识地“注钱”。这些钱在分发的过程中，养肥了无数官僚机构（甚至被一些政府挪用）和效率低下的国企，阻碍了市场的发育。他们的日常行动，也不过是动用各国纳税人的钱财，满足政治客的纵横捭阖和良心表演，很难像私人援助那样负责任。世界银行这个超级官僚机构（由各国政府组成），它的行事并不比国内官僚机构高明多少。其内部同样存在效率低下，人事臃肿，贪污腐败等问题。2007年的时候，世行还爆出惊天丑闻，一伙官僚合谋陷害倾轧新长长世行Wolfowitz，手段之老辣卑劣无异于国内任何一个政客。这样的组织尽管受到重重的非议，但仍要不断证明自己的无所不能（正如国内政府的许诺一样），经常呼吁“防止贫富分化”“公正的市场体系”“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粮食安全”“食品危机”，说来说去，无非是让各国政府加强行动，对经济加强干预——这些东西在公知的时评里经常也能听到。
世界银行这么个东西，它所需要的意识形态是什么样，想想也能猜得到。排斥政府和官僚作用的自由市场学说肯定要受到排斥，认为“政府应该起到某种作用”的经济学家才可能获得亲睐。“政府发挥作用”，还不能太老套，否则无法显示出“经济学的发展成果”和经济学家的高明。
林毅夫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关注贫困问题和农村经济，主张政府支持农业发展，帮助农业积累并向工业化过渡。发展经济学还关注国际贸易中所谓的“不平等”现象，并对贫困问题、农民基本福利、人力资源和教育问题多有涉及。不过总体上都强调国家对产业和群体的扶持，是宏观经济学派的一支。发展经济学看起来非常美妙，但无非是凯恩斯主义和计划经济的杂糅。凯恩斯学派承认市场作用，主张政府调节配置资源；计划经济认为市场会造成贫富分化，主张政府分配。发展经济学从不同程度上继承了这两点，主张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调节。世界银行体系内也长期存在这种思想（林毅夫的老师舒尔茨也曾就职世界银行），对各国政府提出各种各样的干预建议。选择林毅夫，至少在理念上是不冲突的。
当然，林毅夫之成名并非局限于此。最近几年他在很多媒体不停呼吁，要“反思发展经济学”，提出自己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这个理论我并不熟悉，从网上看，大抵以下几条：开放性的经济体，利用后发优势；具有竞争力和强大的外部性支持，包括强大的财政账目、更少的内生性危机和可以为反周期操作提供更大空间的财政政策；较大的经济盈余，较高的投资回报，较高的储蓄和投资。
究其根本，林毅夫还是说，政府应该有强大的财政能力，发现和主导新兴产业的发展。这符合他的思想一贯的逻辑，那就是认为政府应该在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套理论没有什么新奇，中国政府长期执行各种产业保护和升级政策。至于成功与否，看看广东的“腾笼换鸟”政策后果就知道了。
林毅夫对经济危机的实质缺乏正确的理解。2008年经济危机的时候，他说经济危机祸起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而解决之道是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这完全是胡说八道。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国政府长期干预货币（人为压低利率）造成的周期性危机，大萧条是市场的纠正。政府滥发钞票只能加剧通货膨胀，扩大政府权力，并且损害市场的复苏，同时带来一系列恶果。解决经济危机的正确之道是政府通过减税和放松干预鼓励企业生产。林毅夫丝毫看不到这一点，而是附和着政府的腔调，不停对民众说：要相信政府，经济一定会好的！当然，2008年以后整体的物价飞涨，企业艰难，林毅夫绝不会承认这是经济刺激的后果。
林毅夫是官方御用经济学家，名副其实的“国师”。这个评价决非是对他道德上的贬损，也没有对他人品的非难。林毅夫的学历和资历都是硬邦邦，无可质疑的。但是他的理念却和政府天然结盟，他总是论证政府能做好这，做好那，但是却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政府不是企业，官僚对市场既不灵敏也没有激励机制，政府越多的干预只能意味着市场更多的扭曲，效率的低下，经济活力的丧失。林毅夫在今年的天津达沃斯论坛上再次发言说，政府不妨再来一次“经济刺激”。希望所有人都把这当成一句疯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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