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胜军：与林毅夫商榷 中国未来高增长靠什么？
当今最受争议的经济学家是谁？这一头衔非凯恩斯莫属。虽然已经去世60多年，但凯恩斯却早已预见到了自己的影响力。他曾经说道，“许多自以为不受任何理论影响的实践家，却往往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在新一轮围绕凯恩斯主义的争论中，林毅夫成为了漩涡的中心。林毅夫可谓国内“能见度”最高的经济学家之一。这既源于他师从诺贝尔奖得主舒尔茨、创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学术生涯，更源于他成为首位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的华人这一光环效应。
6月从世行卸任归来的林毅夫首次亮相，就抛出了引发学术界巨大争议的论点。根据媒体报道，林毅夫认为，未来20年，中国仍有潜力实现每年8%左右的经济增长。
“林毅夫命题”之所以引发争议，盖有两点原因。第一，过去30年保持了年均9%以上增速的中国经济，如今已遇到成长瓶颈，资源压力日增，环境与腐败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原有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吴敬琏更警告说，“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已经几乎到了临界点”。诚然，中央意识到了经济转型的迫切性，但转型的挑战之艰巨可想而知。一些中国经济前景悲观论又重出江湖。在这样的背景下，林毅夫“8%、20年”的论点可谓石破天惊。虽然林毅夫表示自己指的是“潜力”而非对增长速度的预测，但依然成为最乐观的经济学家。
第二，林毅夫主张更多采用财政政策方式，而非货币政策，投资于解决经济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他把中国政府从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以后开始实行的宏观调控政策归纳总结为“超越凯恩斯主义”，即强调政府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主要选择能够提高生产率的投资项目，用在解决经济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这一政策取向，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体现得淋漓尽致，政府不惜巨资砸向基础设施，尤以衔枚急进的高铁建设为甚，在4万亿投资中高铁就独占1.5万亿。
问题在于，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固然力度大、见效快，但也有两个难以克服的缺陷。
首先，政府主导的项目难免会出现低效率的问题。市场经济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要依靠无数个微观经济体(企业和个人)的投资决策，他们的决策之所以比政府更有效率，一是因为他们的分散决策对价格信号反应更为灵敏，一是他们的逐利动机决定了必须进行有效的成本收益分析。计划经济的失败，证明了以市场来配置资源的重要性。相比之下，官员并不那么关心投资回报率。最近成思危援引地方政府官员说法称，“09年，地方政府逼企业向银行贷款，于是企业就大幅举债，有钱不借是傻子，借钱偏少也是傻子，借了钱还想着更是傻子。”
其次，政府主导的投资，通常会与腐败如影随形，基建项目因为投资大、寻租易的特点，更是成为令人垂涎的“唐僧肉”。从铁道部长刘志军陨落，到河南连续四任交通厅长落马，再到湖南交通厅一年内四位厅级领导出事，都生动揭示出政府投资项目背后惊人的“腐败成本”。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快速推出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实现了经济触底后的迅速回升。但是这一计划也产生了明显的“负作用”：信贷投放失控，通胀迅速抬头；地方政府债务逼近危险水平；在流动性的推动下，房价再度猛升。面对这些问题，中央被迫再度急刹车：银监会开始对地方平台债进行整顿；央行连续1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最终引爆温州和鄂尔多斯等地的高利贷；政府不惜以包括限购令在内的行政性措施打压房地产。结果，由于几个主要的投资引擎同时熄火，经济增长势头难以维系，从2011年第四季度起GDP增速一路下行至今，甚至引发硬着陆的担忧。
4万亿刺激计划也引发了经济学家的分歧。在刚刚闭幕的2012夏季达沃斯论坛，温家宝专门回应说，“08年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实施一揽子计划，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对一揽子计划，有人不顾事实歪曲和指责，甚至认为是不必要代价。我想郑重说明，正因为当时的果断决策和科学应对，我们才避免了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农民返乡，保持了发展好势头，维护了社会稳定，防止了现代化进程出现大的波折。”
笔者以为，说句公道话，面对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巨大冲击波，四万亿或许是必要的，但问题在于未能预料到地方政府在四万亿掩护下搞出了十几万亿，最终接近二十万亿的刺激导致经济过热，此后不得已的降温措施又导致眼下的经济大滑坡。因此，地方政府才是真正的“麻烦制造者”。
回到正题。笔者认为，林毅夫“8%、20年”的潜力论，从理论上当然有可能实现，但林毅夫开出的药方却是不可靠的。
首先，过去30年，“政府主导＋基础设施投资”的模式，为中国经济奇迹做出了贡献。但是，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现在，中国的基础设施已经不再是发展的瓶颈，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过剩或超前现象。需要警惕的是，眼下地方融资平台的还款能力，靠的是土地出让金收入，而非项目本身的投资回报。
其次，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是目前社会收入分配严重失衡的重要原因。过去十年，政府财政收入增速远超GDP增速，央企垄断更加突出，证监会、发改委一些重要的审批权甚至得到强化。在官员自利动机的本能驱使下，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不断加深，政府已经成为“闲不住的手”，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公司化”。在这样的模式下，寻租行为成为常态，寻租成为企业赚钱的“快捷键”。根据王小鲁的研究，中国2008年的灰色收入就高达5.4万亿，占GDP的17%左右。迅速拉大的收入差距，已经威胁到社会稳定。温家宝在演讲中引用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一段话：“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
再次，过去30年的中国奇迹，固然离不开强势政府所创造的稳定环境，但其真正的、根本的动力还是市场经济的活力，是民营企业追逐利润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全球化红利。将政府主导投资理解为中国经济奇迹的主因，无疑是对中国经济的误读和误导。
因此，要延续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唯有依靠改革进一步解除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性障碍，释放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包括：消除土地、环境、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扭曲；打破央企垄断，消除事实上的所有制歧视，确保公平竞争；变现国有资产，用以弥补社会保障体系的巨大欠账；取消审批权，“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建设“小政府、大社会”，大幅度减税，为企业和个人减负；政府退出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致力于维护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安心做“看不见的手”；实现司法独立，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
唯有如此，中国企业才有可能从制造走向创造，建设创新型社会才有可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惊险一跳”才有可能实现。 [b][size=5]刘胜军：林毅夫的药方极不可靠[/size][/b]
李鹏飞
和讯网消息 10月31日，和讯网就中国经济改革问题专访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全球CEO发展大会·金融产业发展专题论坛主持刘胜军院长。
刘胜军认为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主要靠企业的创新和国内的消费，要进一步解除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性障碍，释放企业活力和创造力。他先前撰文希望政府能消除土地、环境、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扭曲；打破央企垄断，消除事实上的所有制歧视，确保公平竞争；变现国有资产，用以弥补社会保障体系的巨大欠账；取消审批权，“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建设“小政府、大社会”，大幅度减税，为企业和个人减负；政府退出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致力于维护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安心做“看不见的手”；实现司法独立，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
刘胜军尤其强调政府应缩小体积，还钱于大众。他表示“政府的体积越庞大，公众的负担就会越大，也就越缺乏消费能力。”他认为目前的一些企业主要面临以下两方面发展瓶颈：
第一就是没压力，目前大多的企业主要依靠高污染和廉价的劳动力及土地成本获得收益，就先前闹的沸沸扬扬的PX项目，企业污染很大，也没拿出足够的资金为其环境污染买单，因而造成矛盾冲突。
第二就是政府权利过大，很多企业都把精力放在搞关系上面，比起出售产品和服务，企业家更热衷于找关系、寻租。
刘胜军尤其指出林毅夫对于经济增长开出的药方极为不可靠。首先第一点，林毅夫崇尚的是超越凯恩斯主义，即强调政府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主要是选择能够提高生产率的投资项目，用在解决经济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刘胜军认为基础设施的投资在中国某些区域尚有空间，但更多的是出现了过剩和超前的现象，一些地方主要靠土地出让金收入换贷款，而非项目本身的投资回报。
第二点就是林毅夫过于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在过去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目前其负作用越来越大，由此导致了官员腐败和部分产业扭曲。刘胜军指出中国2008年的灰色收入就高达5.4万亿，占GDP的17%左右，目前至少达到了20%。国家的政策法令及特殊的地区经济增长模式，助长企业的无限制盲目膨胀，资本过大致使企业不能健康发展，目前的光伏产业就是很好的一个例证。
作为一个经济学者，刘胜军认为我们要敢于跟政府提要求，政府不能太强势，这需要具有批判思想和独立精神的学者去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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