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回归高增长
近年来发生的全球危机是“大萧条”后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这迫使经济学家和决策者反思此前的宏观经济管理手段。在一个金融和经济动荡的环境下，发展中国家尤其困难重重。危机已经使各国都付出了沉重代价，而且由于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复苏非常缓慢，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和融资条件更加不利。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如何回到富有活力的经济增长路径上呢？
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表以来，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已成为经济研究的一大主题。市场机制在为基本生产要素估值提供正确的价格信号和适当的激励机制，以使资源达到有效配置这些方面，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然而，现代经济增长是一个持续性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各类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这提供了企业发展和财富创造的环境——不断改善的过程。
无论是西欧和北美这样的老工业经济体，还是东亚这样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它们发展的经验表明，在国家实现从农业经济到现代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在帮助单个企业克服不可避免的协调和外部性问题时，政府都发挥了积极主动的作用。现今的许多高收入国家的政府仍扮演着这个角色。
另一方面，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虽然都曾经做过这样的尝试，但不幸的是大多数都失败了。此种带有普遍性的失败，主要是由于他们没有一个好的行业选取标准，以找到适合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和发展水平的行业。政府倾向于选择那些过于先进但却与本国比较优势不相匹配的行业，因此，从选优的目标出发却以选劣的结果告终。
相比之下，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有意无意地选取了一些特定国家的成熟行业。这些特定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与本国相似，发展水平也未超越本国太多。
经验和教训都是一目了然的。为了便利本国产业的升级和多样化，政府必须制定符合本国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而只有这样，新的产业一旦建立起来，便可迅速地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必由之路，也是摆脱当前危机的关键。当然，制定合适的产业政策不是显而易见的事，本文将提供一个可操作的政策指导的理论框架。
有效市场与政府作用
世界经济持续的高增长带来了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这样的进步在不同区域、不同国家和不同时间内是不均衡的。这种现象首先发生在西欧、北美和日本，最近才在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其他新兴的市场经济体出现。如何解释这种差异？
持续性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经济多样化和收入增长的加速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每个国家在任一给定的时间点拥有给定的要素禀赋，这些要素禀赋由土地、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包括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构成，是国家用以分配于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中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总预算约束。这些禀赋是可以随时间改变的。
在原有禀赋里还应该加入硬性和软性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对国内企业的竞争力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影响交易成本以及投资的边际回报率。
在任意给定的时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也就是这个国家拥有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决定了要素之间的相对价格，进而决定了最优产业结构。拥有充裕劳动力或自然资源但资本稀缺的低收入国家，在劳动或资源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类似地，拥有充裕资本要素和稀缺劳动力的高收入国家将会在资本密集型产业具有竞争力和比较优势。因此，使得一国最具有竞争力的最优产业结构是由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
为了能达到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发展中国家需要依据资本密集度来升级自身的产业结构。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发展中国家必须缩小与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差距，而实现缩小差距的战略是在其发展的每个阶段都遵循自身的比较优势。
当企业选择进入与该国比较优势相符的产业，采用与比较优势相符的技术时，经济最具有竞争力。这些企业将占有最大可能的市场份额，并以利润和薪金的形式创造最大可能的经济剩余。这些剩余的再投资可获得最高的回报，久而久之，经济体可以积累起更多的实物和人力资本。这个动态过程将形成良性循环，它使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将使该国在生产资本和技术密集度更高的产品方面更有竞争力。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企业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而不是发挥本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因此，在发展过程中，只有在要素相对价格反映了要素相对充裕程度的情况下，企业才会依据本国的比较优势选择合适的产业和技术，而这样的要素相对价格只有在竞争性市场体系中才会存在。因此，在动态发展的过程中，有效的市场机制是经济按其比较优势发展的必要制度保障。
然而，尽管市场机制如此重要，由于以下所说的信息、协调和外部性方面的原因，在发展过程中，政府仍应积极主动发挥作用，为产业升级和多样化提供便利。
——首先，做出升级和多样化的决定从来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选择。一个先驱企业可能因为新产业缺乏互补的生产要素或足够的基础设施而失败，又或者仅仅是因为目标产业与本国经济的比较优势不相符而不能成功。因此，产业升级和经济多样化可能更像是一个高代价的试错，即使这个试错练习具有后发优势。为了在竞争性市场上取得成功，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需要如下信息：处于全球产业前沿内的哪些产业与本国的潜在比较优势相符。
信息具有公共品的性质。信息的收集和处理成本是巨大的，然而，信息一旦形成，允许一个企业分享既得信息的边际成本为零。因此，政府可通过投资于信息的收集和处理，将有关新兴产业的信息免费提供给企业等方式来给企业提供便利。另外，新产业的选择还可能以路径依赖的方式，通过特定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来塑造未来的经济增长潜力。在分析这些信息并将信息告知公众方面，政府肯定比各个私营企业做得好。
——其次，技术创新、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通常伴随着对企业资本和技能的要求的变化，也伴随着市场范围和他们对基础设施需求的变化，而后者是由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生产性质所决定的。换句话说，产业的升级和多样化通常伴随着对软硬基础设施的要求的变化。例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从农业到制造业、从简单制造业到高级制造业的变化，一国的生产规模和市场范围越来越大，对运输和电力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单个企业无力内部化这些设施的提供，也难以统筹不同部门间企业的协作来满足这些持续增长的需求，即使一些大企业愿意为该国的公路或电源网络建设提供资金，为确保一致性、效率，并防止随着经济增长可能出现的自然垄断，政府协调也是必要的。
在低收入国家中，在规模小、劳动密集型的农业和制造业中，除了硬性基础设施之外，企业不需要劳动力有多么熟练，融资和营销体系有多么成熟。但是，当经济发展到现代制造业的时候，就需要高技能的劳动力、一次性设备投资所需的巨额资金、流动资本和出口融资以及新的营销安排。然而，很多单个企业通常无力内部化所需的软性基础设施的变化，这就又需要政府来提供或者协调这些经济部门的变化，从而为单个企业的升级和多样化提供便利。
——第三，创新是产业升级和多样化进程的基础，但它本质上是非常冒险的行为，即便政府愿意并能够提供必要的信息和协调来帮助企业，仍不能够保证企业成功。企业可能因为目标产业太过先进，或市场太小，又或是协调不足而失败。
先驱企业付出了失败的代价，为其他企业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表明了该目标产业是不合适的，应重新审视。如果它们成功了，则其经历亦向其他企业提供了有用的信息外部性，进而激励许多新企业进入这一产业。随着大量新企业的进入，先驱企业可能享有的租金就会被消除。因此，单个企业成为先驱企业的动力是被抑制的，因为失败的成本太高而成功的优势有限，二者是非对称性的，除非能对先驱企业所创造的信息外部性加以补偿，否则鲜有企业将有动力去成为先驱企业，最终，产业的升级和多样化以及经济增长的步伐就会受到阻碍。
在前沿的发达国家中，成功的先行者通常被授以专利，使之在一段时间内享有创新所带来的垄断租金。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新产业很可能是处于全球产业前沿里的一个成熟产业，所以，先驱企业难以因为先进入新产业而获得专利，因此，政府对甘愿冒险进入新产业的先驱企业做出一些直接资助就是正当合理的。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产业处于全球前沿上，其产业的升级和多样化依赖自身通过试错过程所创造的新知识。相比之下，处于追赶过程的发展中国家处于全球产业前沿内部，具有后发优势。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现有技术和产业理念来推进产业的升级和多样化，这种获得创新的方法比发达国家企业所用方法成本更低，风险更小。
因此，在一个致力于建设市场体系的发展中国家中，如果企业知道如何利用后发优势的潜力，而且政府积极主动地在产业的升级和多样化过程中提供信息，协调和外部性补偿，该国的增长速度可以比发达国家快得多，达到与高收入国家趋近的目标。
实际上，18世纪前的英国，19世纪的德国、法国和美国，20世纪的北欧国家、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其他东亚经济体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成败政府干预
传统观点常常强调将西方工业的成功归功于自由放任和自由市场政策，但历史证据表明，产业政策、贸易政策和技术政策的运用是这些国家成功完成结构转型的主要因素。
当今最发达的经济体都曾经严重依赖于政府干预，来启动其经济起飞和赶超的过程，并为这一过程提供便利。政府干预使得他们得以建立强大的工业基础，并在长期内维持增长的势头，这就是西方世界早期经济转型的贸易和产业政策。
现在，发达国家政府继续采取各种措施来支持产业的升级和多样化。除了产业中性的专利制度，其他措施通常包括支持基础研究、授权国防合同和大型公共采购。地方政府同样向民营企业提供各式各样的激励政策，吸引它们到特定的地理区域去，并产生新的投资。所有这些措施的采用，需要确定具体的产业、产品和金额，以达到选优的目的。
美国是最好的例子。美国政府持续地向民营企业和学术机构提供强有力激励，使之为持续的经济增长探寻新的宝贵思路和思想，并将这些思路和思想非竞争性化。美国政府还进行了主要经济部门如交通业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为教育和培训提供资金支持，为各产业建立起人力技能基础。这些政策一般通过提供研发补贴来完成，也通过授予专利权和版权来完成。例如，“先进技术计划”1990年开始实施，对于有前景的高风险技术领域的研发来说十分重要。政府补贴还被应用在诸如国防、能源、运输和房屋建设等领域。政府干预还包括分配大量公共资金于国防采购，以及对整个经济体有巨大溢出效用的研发活动。
欧洲与此类似。法国一贯赞成由政府资助的经济方案，使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得以协作开发新技术和新产业；政府通常使用直接补贴、税收优惠和政府运营的开发银行来为私人部门提供融资和资本金。
英国政府将自己定义为市场塑造者，它最近发布新的产业政策，支持企业活动和创业活动。包括为处于起步和成长阶段的企业提供所需的融资渠道，促进知识的创造和应用，帮助人们提高工作技能，以便其未来找工作和创业；投资于现代低碳经济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市场的开放性和竞争性，来推动创新和提高生产力；在英国具有特别专长或者具有比较优势，且政府行动可影响的行业构建产业优势。
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曾试图复制政府主导型结构变化的早期模式，然而除东亚一些国家之外，大多数此类尝试都未能实现预期结果。然而，发展中国家政府将会继续进行尝试，因此，更深入地了解为什么一些国家成功而其他大多数国家失败就显得非常重要。
实际上，在任何国家，经济学家和决策者面临的真正挑战可能是识别与本国的比较优势相符的新产业，而这一比较优势本身随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而变化。那些在产业的升级和多样化战略上取得成功的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二战”后的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它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都有针对性地选择了领先其人均收入不多的先进国家的成熟产业。这可能是它们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
从这些由政府主导的结构变化战略的成功案例中，我们可以得到两大经验：
首先，政府实施的便利新产业发展的政策是与该国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潜在比较优势相符的，因此，在政府提供的信息、协调、有时是有限的补贴等的帮助下，企业一旦建立起来，它一般是有竞争力的。
其次，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为了保证能够很好地利用其潜在的且不断变化的比较优势，政府有针对性地选择一些国家的成熟产业作为发展目标，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用购买力平价衡量大体上高于本国人均收入一倍。
政策干预的具体细节取决于对新产业的特定紧约束以及国情，不过，国家间产业发展的模式都是相似的。早期都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诸如服装、纺织、玩具、电子产品，并逐步移动，向上攀登产业阶梯，向资本密集度更高的产业发展。
例如，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发现自身的要素结构与日本相似，于是以“雁阵模式”追随日本的发展。这一战略是可行的，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与日本的人均收入差距不大。
与之相反，许多国家为建立制高点，设计并执行了相对于其发展水平来说过于激进的追赶策略。“二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落入这样的陷阱，在人均收入只占高收入国家很小比例的时候有针对性地选择发达经济体的发达产业。许多殖民国家独立后，都选择国家主导工业化的斯大林模式，优先发展先进的重工业，国家资源被用于推动工业化，被直接分配在各种投资上。在几乎每个经济部门都设立了大的公营企业——所有这些都被认为对国家的生存和现代化具有战略意义。在关于民族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中设计产业政策，选定政府干预的部门的标准几乎都是政治性的。
在发展重工业的政治愿望存在的同时，学术圈内还存在着对市场失灵的着迷——尤其在拉丁美洲，许多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及决策者都认为，由于结构刚性，为了赶上发达国家，政府应该为制造业提供支持，而不论它们与发达国家之间有多大的收入差距。
通常，这样的产业政策是违背许多贫穷国家的比较优势的，它们的要素禀赋结构的特征是劳动力丰裕，通过执行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导向的发展战略，它们没有能力建立足以在开放的竞争性市场环境下生存的企业。因为较高的资本需求和结构性的高生产成本，这些公营企业是没有生命力的，即使管理良好，它们赚取的利润水平在未扭曲的竞争性市场里也是无法被社会接受的。
不同的试验为经济政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它们凸显了决定产业政策成败的不同条件。当国家选择过于先进的、远超出其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时，失败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下，政府支持的企业无法在开放的竞争性市场里具有生命力，它们的生存取决于以高关税、配额限制和信贷补贴等方式实施的高度保护和巨额补助，包含在这些措施中的巨额租金很容易成为政治捕获的目标，并引发治理难的问题。
指导干预的总体框架
在所有成功的国家中，政府在便于产业的升级和多样化方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关于这一论点的证据，不论是历史上的还是当代的，可能并不足以证明一个争论已久的观点。许多同意政府干预是结构转型的必要因素这一观点的经济学家仍反对产业政策，因为我们缺少一个总体框架用于指导政策的制定。
美国总统卡特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查尔斯·舒尔茨曾经说过，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第一个问题是在事前我们不知道如何判定一个产业结构是优胜的产业结构，我们没有一套经济标准来确定一个国家应该发展哪些产业，也没有标准来确定哪些老产业需要保护或重组。
于是，就有必要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和后发优势理论，以及各国产业政策实践所得出的成败两方面的经验，整理出一套可用于指导产业政策设计的基本原则。
第一步是确定一国可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新产业，第二步是消除那些可能阻止这些产业兴起的约束，创造条件使这些产业成为该国的实际比较优势。这里，我们提出了一个六步骤过程。
首先，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以确定一份可贸易商品和服务的清单，这些商品和服务应满足如下条件，在具有与本国相似的要素禀赋结构且人均收入亦高于本国约100%的高速增长的国家中，这些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已超过20年。
其次，在该清单的产业中间，政府可以优先考虑那些国内民营企业已自发地进入的产业，并设法确定这些企业提升其产品质量的障碍，或者阻止其他民营企业进入该产业的障碍。这些可以通过各种方法的组合来做到，例如，价值链分析或是豪斯曼等人提出的增长诊断框架。然后，政府采取措施来消除这些紧约束，并运用随机对照试验来测试这一过程的影响，以确保把这些政策推广到国家层面后的有效性。
第三，对国内企业来说，清单上的某些产业可能是全新的产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采取特定措施，鼓励在第一步所确定的高收入国家的企业到本国来投资于这些产业，以利用本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政府还可以设立孵化计划，便利国内私人企业进入这些行业。
第四，除了在第一步中确定的可贸易商品和服务的清单上确定的产业外，政府还应密切关注本国成功实现自我发现的其他私人企业，并为这些产业的扩大提供帮助。
第五，在基础设施落后、商业环境欠佳的发展中国家中，政府可投资于工业园区和出口加工区，并做出必要的改进来吸引可能愿意投资于目标产业的国内民营企业或者外国企业， 对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的改善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便利产业发展。然而，因为预算约束和能力的限制，大多数政府无法在合理时间内为整个经济做出理想的改进，关注于改善工业园区或出口加工区的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就是一个更易于实现的选择。工业园区和出口加工区还有鼓励产业聚集的优越性。
第六，政府也可以为在第一步确定的产业清单里的国内先驱企业或国外投资者提供激励，来补偿它们投资所创造的非竞争性公共知识。该类措施应有时间限制和财务成本限制，激励可以是一段时间内的企业所得税豁免，或是对合作投资的直接优惠，或是获取外汇的优先权，以进口关键设备。激励不应该也不需要以垄断租金、高关税或者其他扭曲的形式出现，寻租和政治捕获的风险可因此避免。对于在第四步里通过自身努力成功发现新产业的企业，政府可以采取措施，对它们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表示认可。
通过上述过程确定的产业应符合本国的潜在比较优势。先驱企业一旦成功，许多其他企业也将会进入该产业，政府的便利作用主要限于提供信息、协调、改善软硬性基础设施以及补偿外部性。通过政府便利性作用，有可能帮助发展中国家挖掘后发优势的潜力，实现有活力的可持续增长。 [b]林毅夫：要善于平衡市场和政府的作用[/b]
在近日举行的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上，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指出，中国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须做到创造条件让经济不断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同时改革完善市场体制，平衡市场和政府的作用。
林毅夫指出，从二战到现在，接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实际上陷入了“低收入陷阱”或者“中等收入陷阱”，真正打破这个陷阱的国家和地区非常少。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他强调，经济持续增长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在于能否不断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那些成功的国家或地区，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比较优势。起初往往推行劳动力相对比较密集的产业，以市场为基础，利用其竞争力积累资本，实现产业不断升级。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政府要因势利导、有所作为。”
林毅夫提出，鉴于中国目前所处的阶段，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实现快于发达国家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关键的是，如何平衡市场和政府的作用。首先，经济发展不是静态上的简单配置，还得靠市场这双看不见的手；其次，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过程必然伴随着诸多外部协调问题，如产业集聚离不开政府引导。只有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克服现在的问题，并且不断创造条件，才能不断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据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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