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绿色工业革命，一场我们不能输的战争
一、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完全成功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应对危机的两条路：一是超大规模的投资来对冲外需萎缩；二是家电下乡补贴、汽车下乡补贴，刺激消费。有人对这两条措施的成效有所疑虑，其实大可不必。我想2009年我们应对危机的成效是显而易见的。一年已经过去，中国的经济保持了比较高的增长速度，“保八”成功，且有微超。这么一个增长速度，保证了新增劳动力基本能得到就业，失业率并没有明显上升。就近期而言，尤其是从保增长、保就业、保民生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这一系列应对危机的措施是完全成功的。
当然，再往远看，如果从未来5年、10年、20年的增长目标来看，这么一种超大型投资、这种消费补贴的政策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所以2010年我们的任务就是一个词——调整，具体讲就是要调结构。尽管这种调整性的政策可能会导致201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并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快，甚至还会低于国际上一些增长比较快的地区，比如印度等。但从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需求来看，这种调整是必要的，它会为今后若干年的高速增长奠定基础。
二、贸易与资源环境恶化之下，出口导向发展模式难以远行
如果2010年的主题是调整，调结构，那么，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是什么？我们过去十几年，尽管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快，尽管在很多人看来这还是一种非常成功的发展模式，但到了现在必须转变。为什么要转变？作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国经济，如果仍沿用以前的那种东亚经济的小国发展模式显然已不大可能。这其中有两个瓶颈：贸易与资源环境。
第一就是我们贸易的对外依赖。不错，东亚国家也搞了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使本国经济竞争力迅速提高，使本国经济运行体制很快与国际接轨。但是这么一个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模式，对大国而言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一方面是国际的政治压力不答应。我们稍微多出口一点，稍微形成一点贸易顺差，我们的贸易伙伴就会面临巨大的冲击。例如，我们稍微出口一点纺织品，国外很多国家的纺织企业就会破产、纺织工人就会下岗。这么大的政治压力，如何处理？另一方面国内的贸易条件也不允许。作为这么大的经济体，出口任何产品，产品价格就会下降；进口任何产品，产品价格就会上升。铁矿石的价格是不是升了？出口的纺织品、电器的价格是不是降了？对此用行话来说，就是我们的贸易条件在恶化。日本有一个学者研究认为，本世纪初头五年，中国的贸易条件恶化了30%。所以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要求我们必须转变过去这种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模式。
第二，作为全世界数一数二的经济体，我们现有的发展模式面临着资源环境的制约。中国这么大的体量，要发展，如果沿用其他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的模式，显然对全球资源的需求量是巨大的。全球的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它们是不能容忍我们靠这种方式来搞工业化、城市化的。现在我们的铁矿石需要大量进口，我们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是全球第一，这些事实给全球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在全球造成的反弹比前面提到的贸易问题还要严峻。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指责，不仅仅是个别国家政治的指责，那是可以上升到全球性道义层面的指责。人家会说你中国人不负责任，人家会说你中国人破坏了全球的环境，中国是个自私的国家。然而事实上我们只不过是重复美国人、欧洲人过去的工业化历程而已。但问题是人家已经完成工业化了，你还没有完成。西方人的记忆是很短的，西方政治体制的记忆力更是短暂，这是民主国家的共性，它们会忘记自己在工业化过程中对全球环境造成的破坏，它们会只盯着我们这些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它们会从道义上给我们施加压力。哥本哈根就是这种压力的一个小小体现，当然这还仅仅只是开始，今年的墨西哥城，中国所面临的压力还会上升。
总之，从贸易、资源环境这两个角度看，我们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走不通了。但我们还是很穷，我们还要发展，因此我们必须改变。据此，2010年，甚至2011年，我们的基本任务都应是调整。如果我们完成的好，就能为我们未来若干年的发展奠定基础，因为这样的调整不仅能够带来经济持续的高速发展，更重要的是，能够让全世界的老百姓心服口服，让世人看到我们中国人正在走出一条不是高度依赖自然资源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如果这条路走得通，正是我们中国人对全世界最大的贡献之一。
三、出路在绿色工业革命，不可行吗？
新的结构是什么？一种并非高度依赖自然资源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也可称为绿色工业革命，或绿色城市化、低碳经济等。当然有人会有很多疑虑：技术瓶颈的突破没有看到，人们的消费观念没有转变，政府政策仍然在鼓励发展若干高耗能产业等等，绿色工业革命如何可能？可行吗？其实这几方面的问题，我认为都可以得到解决，关键还在于我们自己要有新的认识，我们看问题的视角要更高，更广。
首先，节能减排的技术不是说不存在，技术是大量存在的，我们也已经有了相当多的储备，只不过它的成本稍微高一点，投资稍微多一点。如果政府政策能够多引导一点，如果我们的企业能多讲一点环境责任，如果我们的消费者能多有些环境意识，这些储备的技术都是可以采用的。我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汽车，大量使用柴油发动机，由于柴油燃烧很充分，排污量跟汽油差不多，但是能耗能够下降30%以上，现在这个技术我们是能够应用的。再比如混合动力技术、停车时候的自动熄火技术、汽车轻量化技术等等我们都可以采用。在汽车领域我们大有可为。再比如说，在原材料方面，如果我们把资源价格例如电价略微提高一点，电解铝的成本就会提升，铝的价格也就自然升高，那以后我们的汽车都不见得非要用合金铝的轮箍，钢箍加塑料盖子也行啊。有人做过一个计算，如果我们六大能耗行业的生产技术靠近国际最新水平的话，那么我们的能耗可以下降10%左右。所以我认为技术不是个大问题。
其次，老百姓的环保意识也可以改变。一方面可以通过媒体宣传来引导，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市场手段来调节。现在自然资源的价格这么低，那些高耗能、高废料的产品的价格比国外还要便宜，当然培养不起环保意识。
最后，政府政策的改变也并非难事。如果我们把地方政府的考核标准加以改变，从考核GDP到考核单位GDP能耗或单位GDP含碳量，地方政府的工作导向很快就会改变，节能减排的低碳目标就能够实现。
四、绿色产业革命的战略高度
上述条件的存在和具备，让我觉得绿色产业革命还是大有可为的，关键点就在于战略高度，在于我们的中央政府是否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转变发展模式、搞绿色发展的问题，可以说和我们国家的国体、政体是同一个层次的问题。因为绿色发展关乎到我们政体的优越性。为什么？如果我们在绿色发展、绿色工业化、绿色城市化等方面在全世界范围内做出贡献，做出表率，那我们政体的优越性及在全球范围内的被认可度，就会大大提高。
从最高的政治层面来谈绿色发展这个问题，涉及到你这个政党，你这个政体，你这个国企体制，到底有没有生命力，能不能够让别人认可。如果我们这个事情做得好，西方人还有什么话好讲的？你说没有人权，可是你们的人权是在破坏人类的生存基础，你们的人权还有价值吗？比如印度，太民主了，谁愿意低碳减排呢？印度很可能是一个因民主导致环保灾难的国家。其实我们可以设定几个标杆，美国、印度等，再设定几个指标，如果我们能在这些方面胜出的话，那咱们就立起来了，你西方就不能用当年批评苏联的话来批评中国了。我们中国的发展是让每一个个体获得更多的经济自由，在一种更高的层次上对全人类尽到自己的责任。
因此，我们对绿色工业革命理解要更加开阔。它不仅仅只是获得一些经济利益，它还能形成巨大政治影响力。可以这么讲，现在全球各个国家，包括之前对我们怀有敌对情绪的国家、政治力量，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中国经济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候的表现都是认可的。现在他们不认可的就是我们的能耗。那我们能不能够走出一条低耗能的、绿色的、低碳的发展道路呢？如果这条路子能走通，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我想没有人敢再来怀疑中国的管理体制。绿色发展涉及到中国的政治体制、管理体制有没有生命力，能不能在全世界范围内被认可的根本性问题。你说，还有什么问题比这个更重要啊？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的领导人没有认识清楚的话，那就太遗憾了。中央领导人应该充分认识到，绿色、环保、减碳是一场我们不能够输的战争，即便损失一点增长速度，也应在所不惜。
以前我一些文章里也提过，现在这个世界，低碳、环保已经不仅仅只是一场运动，它已经是一种意识形态了。西方国家已经把这个东西当成人类社会的道德标准，要减碳、要对人类负责，这已经成了最高目标。什么民主、法制在某种程度上讲都要让位于低碳、环保。那好得很嘛，既然你们认为低碳比民主自由还重要，那我们在低碳问题就给你们做出表率。先不说能不能影响别人，搞低碳经济至少可以让他人认可你、尊重你。如果我们在绿色、环保、减碳问题上，做得比美国人好、比印度人好，那他们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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