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中国“潜在增长率”趋势
8%以下的GDP增长率是可以而且应该接受的。通过政策手段不遗余力地“保增长”，会导致欲速而不达的结果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出现的下行趋势，既有宏观经济周期因素，也反映了长期潜在增长率的变化。周期性下行与长期减速是由不同因素所造成的，因此，在认识上应该避免将两者混淆，而在应对政策上，特别要防止用刺激性手段应对长期减速趋势。
经济增长的下行趋势，是潜在增长率降低的表现
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因素都影响经济增长。长期看，经济增长是受供给方因素制约的，这些因素包括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及其生产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生产要素供给水平和生产率提高方式皆具有阶段性特点，构成特定的潜在增长率。在改革开放的30余年中，得益于人口红利，我国要素供给充足，生产率提升空间巨大，潜在的和实际的增长率都达到很高水平。
根据估算，在1978—1994年期间，我国潜在增长率为10.4%，1995—2009年期间为9.8%。然而，由于以劳动年龄人口于2010年停止增长为标志的人口红利消失，上述贡献因素都出现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变化趋势，导致潜在增长率降低。估算表明，在“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我国GDP潜在增长率将分别降低为7.2%和6.1%。
可见，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下行趋势，固然受到欧债危机和主要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的需求因素制约，同时也是潜在增长率降低的表现。虽然受出口、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影响，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周期性地分别处于潜在增长率之上或之下，但归根结底，由供给方因素决定的潜在增长率，构成了未来经济增长速度的根本制约。
把目前的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相比，把需求因素与供给因素相比，8%以下的GDP增长率是可以而且应该接受的。实际上，这样的增长速度恰好符合中央的预期，即适当的低速度有利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再平衡。
通过政策手段不遗余力地“保增长”，会导致欲速而不达的结果
在理解潜在增长率问题上，存在着一个致命的误区，即混淆经济增长的供给方因素和需求方因素。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常常会把由潜在增长率下降导致的增长减速误认为是需求不足，因而主张采取扩大需求的办法刺激经济增长。例如，日本在1990年以人口抚养比上升为标志，人口红利正式告罄，潜在增长率大幅度降低。但是，许多经济学家和决策者却认为，减速是需求不足导致的，多年来坚持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刺激性的财政政策，尝试了各种凯恩斯主义的刺激版本，政策倾向上不啻南辕北辙。由于未能抓住日本经济停滞的要害——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停滞，最终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20年”，GDP的年平均增长率不到1%。
尝试超越潜在增长率的政策工具，可能具体体现在产业扶持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和宏观经济刺激政策之中。这类政策应用的限度是使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相符，一旦应用过度，即用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达到某种期望的增长速度，以刺激需求的手段试图超越潜在增长率，则必然导致扭曲的结果，加重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从国际经验和我国现实看，通过政策手段不遗余力地“保增长”，会导致欲速而不达的结果。
首先是造成生产要素价格扭曲。人为推动的大规模投资意味着过多廉价资本的投入，压低了资本要素的相对价格，导致背离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程度提高，并加剧资本报酬递减现象。日本在丧失人口红利之后，用提高资本劳动比的手段提高劳动生产率，却忽视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其1990年以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过程中，资本劳动比的贡献率高达94%，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则为-15%，成为其经济增长停滞的主要原因。
其次是造成资源的浪费，加重已经呈现的产能过剩。外在于市场力量的投资行为，容易导致资源的配置不当，投资效率降低，进而造成产能过剩的结果。例如，2010年，相对于中国工业平均水平而言，除了纺织业和轻工业中的部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之外，那些被列入产业政策扶持对象的行业，产能利用率大多显著低于中国工业总体产能利用率82%的水平。其中钢铁行业的产能利用率还不到50%，有色金属行业只有70%略强。
第三是造成不恰当的保护。对于经营不善从而应该退出的企业和行业给予补贴等各种优惠，乃至政府进行直接干预防止其倒闭，总是以就业、GDP和税收的名义做出的。但其结果则是保护落后，使那些长期没有效率的企业得以继续生存，其结果是伤害竞争机制，造就“僵尸企业”。一旦这类企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过大，整体经济效率则必然降低。
可以通过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
然而，潜在增长率却是可以改变的。对于我国来说，现实中的确存在着诸多机会窗口，可以通过改革达到提高潜在增长率的目标。下列相关改革应该被置于优先地位。
第一是推进深度城市化过程。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继续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提高劳动参与率及其稳定性，是有助于显著提高潜在增长率的重要举措。一般来说，在劳动力成为经济增长制约要素之后，提高劳动参与率可以产生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效果。对于中国未来5-10年的时间来说，进一步推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稳定其劳动力供给，是提高劳动参与率的中国特色道路。这涉及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等领域的改革。
第二是保持教育优先发展的趋势。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性，要求顺应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对人力资本的需要，大幅度改善和提升劳动者技能。受教育年限的提高需要长期的积累，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在义务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00%之后，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入学率的提高，是增加未来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的关键，而高等教育发展更是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的必由之路。这涉及对教育体制和培训形式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第三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超越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之后，经济增长的惟一可持续源泉，是通过资源重新配置和技术进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高。随着三次产业之间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终将式微，今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将更多地来自于以下源泉。
其一，由于各行业之间存在着生产率的差异，生产要素向生产率更高的行业流动，可以继续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未来10年，是中国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键时期，与人均GDP在6000-12000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农业劳动力继续转移的潜力仍然是巨大的。按照学者的估算，目前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为24%左右，而按照官方统计口径，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高达35%左右。这意味着在今后10年乃至20年时间中，从现有的农业劳动力出发，中国每年需要减少数百万农业劳动力，即每年降低农业劳动力比重1个百分点以上。这样的话，就能保持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持续提高，进而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其二，行业内部的企业之间也存在生产率差异，允许更有效率的企业生存、扩大和发展，相应淘汰那些长期没有效率改进的企业，可以提高行业以及整体经济的生产率水平。研究表明，在美国，通过部门内企业的进入、退出、生存、消亡这种创造性破坏机制，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率为30%-50%。此外还有研究表明，中国部门内企业间生产率差异巨大，如果缩小到美国的水平，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30%-50%。这两个数字如此巧合的涵义是，迄今为止，中国尚未获得这种类型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源泉。这就要求进行相应的改革，拆除行业进入和退出壁垒，消除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通过竞争机制实现优胜劣汰。
深化改革固然是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必由之路，但是，却不应该过于功利地看待改革，期待所有领域的改革都能够对经济增长有立竿见影的效果。面对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一方面需要把改革推向新的高度和深度，为更长期的持续增长构建制度条件；另一方面也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习惯于并接受较低的增长速度，把增长模式从立足于投入增长的速度型，转向立足于生产率提高的质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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