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德讲座:警惕“十年倍増”指标中的软肋
警惕“十年倍増”指标中的软肋——约朿性指标应採用“中位数”定位，而不是“人均”
在《2012年世界华商转型发展论坛》上的主题发言
2012.11.25. 广东佛山
一周前，党召开了“十八大”。“十八大”充分反映了全国人民期盼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強烈心愿。我坚决支持和拥护。
这些年，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经过连续6年的社会民意调査，民众中反映最強烈、排在最前面两位的问题是：腐败问题和贫富差距问题。
这次“十八大”，提出了两个“十年倍増”的战略目标，一个是“10年GDP翻番”，一个是“10年人均收入翻番”。“人均收入倍增”，就是为了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
一些报刊和文章称，这是个“伟大”的、“宏伟”的目标，似有些言过。因为要达到此目标，其年均増速只需7.1%即可，而这是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最低的一个増长速度。改革开放以来，从1978至2010年，扣除通胀因素，32年来GDP増长了20.6倍，年均増速达9.9%；人均GDP増长了14.7倍，年均増速达8.8%，都远超这个“十年倍増”指标。
我以为，“十年倍増”指标定得虽低，但却是为了更好、更稳妥地解决前期高速发展中所遗留和暴露出的众多问题及深层次矛盾，是“降低速度，提高貭量”。任务很重，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宏伟的。
但是，用“人均收入増长”这个指标，真能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吗？能用它来做为政策指导的参数吗？不能。因为它存在很多缺陷和弊端。
一、“人均收入”指标掩盖了贫富差距状況：
对于“人均”这个指标，我记得某位诺贝尔经济学奨获得者曽举过这样一个案例：在美国一个咖啡店里，坐着十几个流浪汉（穷光蛋），此时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也进来喝咖啡，刚好有纳税官过来统计，他的统计结果是“咖啡馆内的人均财富达亿万美元”。注意，此时这十几个流浪汉已不是穷光蛋，也不是百万富翁，而一跃成为亿万富翁了。
这个案例说明，用“人均数”的统计和表述，不利于表明收入差距的真实情况，也不利于做为政策指导的参考数据。而且，贫富差距越大，这个“平均数”就越会偏离实际。
我国的劳动报酬，据财政部数据显示：“1993年—2007年，------居民的劳动报酬（占比）由49.49%降至39.74%。------已跻身于劳动收入占比最低的国家之列，发达国家劳动收入占比在65%—70%之间”。
我国不仅劳动报酬比重偏低，从1983年的56.5%以后便持续下滑，而且，收入分配也不公平，（分配不公平，也包括腐败收入、灰色收入等因素造成的分配不公）。据发改委2009年公布的《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报吿显示：“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7.3倍上升到23倍”。按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魯2010年的研究结论是：中国当前收入最高的10%家庭与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人均收入差距已经升至65倍。
不仅是各种人群、各种行业的收入差距加大，更为显著的是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加大。世界劳工组织有个“城乡收入比”的数据统计对比：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间收入差距比在1.6倍以下，只有4个国家超过2倍，而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比2009年达到3.3倍。
在以上几种状况的驱动下，我国的贫富差距被迅速拉大。以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为例，据世界銀行报告：上世纪60年代（未改革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在0.17—0.18之间；上世纪80年代升为0.21—0.27；而从2000年开始，我国的基尼系数即已超过0.4的“贫富警戒线”，并逐年快速上升；2006年达0.496。2010年，我国社科院和多位学者研究数据显示：我国于2009年，基尼系数已“突破”或“超过”0.5的“贫富危机线”。据世界银行报告显示：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而美国则是5%的人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已超过了美国，位居世界第一。
在联合国190多个国家的有数据统计的150多个国家中，基尼系数超过0.4“警戒线”以上的不超过10个国家，而中国就是其中之一。除中国外，其它就是一些非洲和拉美国家，再没有一个原（现）社会主义国家。
正是由于我国这样巨大的贫富差距分布，所以，引用“人均收入”参数指标越发不能显示出贫富差距的真实状况，越发不利于缩小贫富差距。
由于贫富差距大，所以“人均收入”线往往被抬高。据统计，当前约有60%—65%的城镇居民收入都是在“平均线”以下，其中，上海为60%，青岛为65%，北京为70%。正因如此，所以全国至少有60%以上的城镇民众认为收入是“被增长”，认为数据不可靠，没有公信力。
二、单纯标定“人均收入倍増”指标，可能收入倍増了，差距反而会更大：
对这一论断，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论证：
（一）、数学论证：
既然在提高收入分配方案中要求“限高”（限制高收入层），那我们就来分析中、低收入层面。
设中、低收入阶层中甲、乙两人，年收入分别为3万和8万元，两者收入差距为5万元。
10年后“人均收入倍增”，每人各增加1倍的收入，分别达到6万和16万，两者收入差达10万，差距由原一位数扩大到两位数，扩大1倍。
（二）、历史事件论证：前10年是“人均收入增长”最快期，但“贫富差距”反而被拉得更大了。
以2002年—2011年的历史数据为例：
2011年比2002年，GDP増长了1.5倍，年均增长10.7%，高于改革开放以来9.9%的年均增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8倍，年均实际增长9.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8倍，年均实际增长8.1%，城乡“居民年均增速”皆超过1979—2011年7.4%的年均增速。这10年，是经济和人均増长发展最快的10年。
但是，“贫富差距”反而被拉得更大。
例如：
（1）、劳动报酬收入占比：2001—2006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由51.5%下滑到40.6%，2007年又下滑到39.7%，下降了11.8个百分点；
（2）、城乡收入差距：尤其是2000年以后加速，到2009年收入差距拉大至3.3倍；
（3）、财富集中度：2009年，收入最高的10%家庭的财富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近50%；
（4）、基尼系数：从2000年开始，基尼系数已突破0.4“警戒线”，以后加速，2006年升至0.49，2009年更抵达0.5的“危机线”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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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人均收入”和“贫富差距”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正相关”关系，调控不好，“人均收入”提高了，“贫富差距”反而可能会更严重。
三、采用“中位数”指标，才是既能体现收入增长又能显示贫富差距变化的政策性指导参数
以上说明，不管是“共同富裕”还是“少数人富裕”状况，虽体现了不同的国策，但用“人均増长”这个参数，却体现、区别不出来，只要是GDP高増长，“人均”就能増长。而今后10年，“十八大”的战略目标不仅是要提高国民收入，还要着意解决民意呼声甚高的贫富差距问题，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这方面，“人均増长”这个参数就有重大缺失，不能同时衡量和评估以上两种情况。
“中位数”是一个经济参数，指一组数据（如一系列细分的人均收入数据系列）中，处于最中间的那个数据值。
由于我国收入差距过大，导致“平均收入”对过大的差距状况缺乏实际的参考价值，而“中位数”则较有利于反映绝大多数民众的收入水平，有利于政策考量和对政绩的评估；而分析中位数与平均数之间的差值大小，又有利于了解全体民众的收入集中度。数据分布的差异越大，“中位数”就越能反映群体的中间水平。
由于存在收入差距，故“人均收入中位数”一般都会低于“人均收入平均线”。收入差距越大，“中位数”就越低于“平均线”；反之，“中位数”若越向“平均线”逼近，就越说明收入差距的状况在改善。
只要存在收入差距，“平均线”以下的民众一定会是大多数，就象当前我国有60%—65%的人群质疑自已的收入是“被增长”了一样。
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6977元，而“中位数”为6194元，“中位数”比“人均数”低783元。
2011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而“中位数”是19118元，“中位数”比“人均数”要低2692元。
目前，世界上多个国家如美国、新加坡、日本等国，在涉及到工资收入、房价、人口年龄等方面，已经早已使用了“中位数”的统计方法和政策的指导参数。
四、缩小贫富差距，任重道远
“贫富差距”，是经济发展中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必须要重视解决的。
资本主义囯家的“市场经济”，是允许差距的，没有差距就没有竞争；但是，几百年的政治、经济历程和教训，又使它们懂得差距又不能太大，太大了将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所以它们又在“贫富差距”（基尼系数）上标定了“警戒”、“危机”、“动乱”3条界限，力争不去触及。
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是共产党的领导，党是为全体劳苦大众服务的党，所以应更加重视解决“贫富差距”问题。
近些年来，“贫富差距”问题日益突出，再加上“腐败”问题，成为我国民众反响最强烈的两大问题。
但是，正因为这两大问题交絷在一起，解决起来难度很大。
比如：中央在2004年就起草《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由于它涉及到一次、二次、三次分配问题，内容比较复杂，故决定先出一个主要涉及一次分配的《工资条例》。但是，《工资条例》经过6次修改，并列入2010年国务院立法规划之后，就消声匿迹了。最近听说，《工资条例》“由于垄断行业反对”而被“夭折”了。八年过去了，看着“贫富差距”一天天地被拉大，而解决它的政策、法规却拖延了8年出不了台。为什么？因为“特殊利益集团”的阻挠！网民说：“8年，一个抗日战争都胜利了，但一个分配方案却出不了台”。可见其阻力有多大！
党的“十八大”，励志改革，顺乎民意，提出了“十年倍増”两大战略指标，我坚决拥护和支持。但是，为了使战略指标更具有约朿力，为了真切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为了反击“特殊利益集团”和“被増长”的假象，我建议应将“人均増长”指标改为“中位数増长”指标。
党的“十八大”号召我们，要以改革的勇气和改革的智慧来夺取新的胜利，美国、日本等国已多年在工资收入上使用的“中位数増长”指标，我们为什么不能以改革的精神，做为约朿性指标提出呢。
要警防从“GDP掛帅”怪圈走进“人均増长”怪圈，它是存在缺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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