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迎秋：发掘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潜在红利”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确保到二○二○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这是对党的十六大关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判断和认识的进一步发展与深化。深入分析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基本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对于沉着应对来自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迫切需要转变、各种矛盾凸显的挑战，积极创造发展条件，充分发掘潜在红利，继续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众所周知，自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并于次年引发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国民财富大幅缩水，全球经济持续低迷，我国经济发展也因此遭遇巨大冲击。我国学术界以及国外一些机构开始认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黄金期已经结束，中国经济也将进入一个7.6%-8.2%的中速增长期。毫无疑问，无论是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还是与我国经济发展现有能力相比，7%-8%的增长并不算低。问题是，这种预期符合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实际吗？
尽管受全球经济持续衰退的影响和国内资源供求状况等因素的制约，短期内我国经济很难再现高达两位数增长的历史辉煌。但是，如果以为我国经济从此将不再可能实现8%以上的持续较快增长，根据未必充分。因为，今后10年或更长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生活中还仍然存在大量可以将挑战转化为机遇、将劣势转化为优势、将潜在优势转化为发展红利的机会和选择。
其一，地区发展潜在红利。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虽然均有大幅提升，但不平衡问题仍然广泛存在，主要表现为东中西部、沿海和内陆地区、同一地区内部不同区位间的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存在较大差距，迫切需要我们积极面对并创造条件加以妥善解决。但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和清醒看到，一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又是一个能给一国经济带来较大发展空间的重要动力来源。因为，正是由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才在客观上形成了后发地区赶上先发地区、低收入地区赶上高收入地区的内在冲动和要求。这种内在冲动和要求的实现过程，便是地区经济实现更快增长的过程。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况下，先发地区与后发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差距有多大，后发地区赶上先发地区的冲动和要求就有多大，从而消除地区间收入差距并由此推动本地经济实现较快增长的空间就有多大。这种冲动和要求、增长动力和空间，就是所谓地区发展的潜在红利，需要我们加以正面发掘和有效利用。
其二，人口发展潜在红利。在我国现阶段，传统人口红利尚未完全消失，新人口红利正在形成。“新人口红利”意指随着廉价劳动力时代结束、技工时代即将开始，技工时代和人才的发展将带来新的经济增长。虽然我国传统人口红利因劳动人口和新增人口比重持续下降以及劳动的边际成本持续上升已经出现了明显下降，但真正消失可能要等到人口自然增长率降至3‰以下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基尼系数较高，既是传统人口红利存在的重要基础，又是新人口红利得以形成的重要条件，因此，无论是各级政府还是广大城乡居民，都有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的内在要求。在加强法制和坚持按贡献分配前提下实现收入差距逐渐缩小的过程，本质上是劳动能力竞争和劳动效率提升的过程，也是新人口红利逐渐形成和实现的过程。长期以来，我国广大国民和各级政府普遍重视教育，这是我国国民劳动技能持续改进和效率不断提升的重要基础，也是新人口红利不断被发掘和传统人口红利不断被“新人口红利”代替的过程。
其三，城市化发展潜在红利。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发展中后期和城市化发展加速期。城市化发展速度加快，既是市场需求增长的重要来源，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市化率从20%左右起步，2008年达到44.9%。此后，我国城市化率以年均两个多百分点的速度递增，到2011年已达51.3%，大体验证了发达国家普遍经历过的30%-70%的城市化率阶段，符合一国城市化水平加速发展阶段的规律。我国是一个人口超级大国，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必然带来人口及其需求结构的迅速变化与规模和数量的大幅度提升，从而会形成新的更大规模和更高质量的市场需求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城市化发展潜在红利。在这种情况下，积极创造发展条件，科学推进城市化进程，努力发掘城市化发展红利，对于深入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健康较快增长均具有重要支撑与推动作用。就此而言，对我国未来经济增长和发展速度的任何过度悲观或低估，都是缺乏充分根据的。
其四，高新技术创新与发展的潜在红利。虽然我国GDP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但无论是按人均水平还是按国民实际福利水平或生活质量计算，或是从GNP角度看，我国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样一种国际地位没有变，我国还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一个基本国情没有变。我们要正视这个现实并从这个现实出发，进一步发掘和利用有助于我国经济持续健康较快发展的各种潜在优势，包括通过一定规模和数量的技术引进，仍然能够有效带动国内产业升级和实现科学技术创新与发展的优势。同时，也必须看到，通过利用后发优势追赶发达国家、推动我国经济较快增长的成本已经大幅度上升，由此形成的增长推进能力已经大幅度下降，因此，必须向更多地依靠自主研发、自主创新转变。面对全球经济结构大调整、产业结构大转型、技术结构大升级带来的各种挑战，抓住已经初现端倪的以新材料、新能源、新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提供的各种机遇，在积极参与刚刚兴起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和技术创新大潮的同时，要充分发现和发掘我国高新技术创新与发展的潜在红利，充分认识和利用我国庞大制造业为高新技术应用与发展所提供的巨大空间优势，并以此大幅度提高高新技术创新与应用的经济价值，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较快发展。
其五，制度和体制机制变革与发展的潜在红利。大量实践表明，虽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还很不完善，还带有较为明显的鼓励外延发展、容忍粗放扩张的倾向，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和国民经济的内涵式集约型持续健康增长，我国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各种矛盾的解决等等，还受到现行经济体制、行政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及其机制不完善、不配套等多重制约，各类经济资源也因此还远未实现最佳配置和有效运用。这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我国制度和体制机制变革的任务还远未完成，制度和体制机制变革的潜在红利还远未释放出来，因此还必须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要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实现体制机制配套、完善与创新的过程中，进一步解决和科学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效限制妨碍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的各种垄断，大力鼓励有助于促进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的市场竞争，在实现“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与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两个方面有机结合与内在统一的基础上，充分发掘和全面释放制度和体制机制变革与发展的潜在红利。这是新时期、新阶段、新环境、新条件下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健康较快发展的“牛鼻子”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根本动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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