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剑：魂兮归来——忆邓正来
荣剑：魂兮归来——忆邓正来[table=98%][tr][td] 昨天得知正来离世的消息，我内心一片茫然，不知是痛还是麻木，只能一人静静地坐在电脑前，让思绪沉寂在空白中。我原已和他约好，在月底前专程去上海看他，谁知竟然永别。去年底，受他邀请，参加他主持的高研院的一个论坛，见他气色不好，人也消瘦，嘱咐他保重。回京后就传来他罹患恶疾的消息，深感震惊。这些年，不断有朋友英年早逝，都和这病有关。生存环境恶劣，似乎谁都在面临这个劫数，能否躲得过去，只看造化了。正来没能免于这劫，天丧也。
我和正来交往从1986年开始算起，已有26年了。那时有点组织能力的人都在编书，拉起一摊人来，找个出版社，自封主编，就是一个山头了。正来不能免俗，单枪匹马闯到北京，先从自己的比较优势出发，与商务印书馆合作，翻译西方法律名著，一炮打响，从此在北京学界站住脚跟。人都说，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官小，其实北京学界的水也很深，正来以一介学生身份来京，除了外语有些功底，理论能力如何，谁知道？反正先混个脸熟再说。大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和正来相识。
说实话，我那时依靠连篇累牍的发文章，在京城小有名气，也有个活动的圈子，主要来往的人是远志明、谢选骏、王润生、陈宣良、王鲁湘、何怀宏、苏晓康、郑义等。这些人年龄都差不多，都在大学读博或任教，在学问上也有些积累和名声。名气最大的数苏晓康和王鲁湘，以《河殇》名震中国，成为当时影响极大的公共事件。其他人也可谓青年才俊，远志明现在已是全球华人最著名的基督教领袖，当时和我一样，以马克思主义话语而异军突起；谢选骏研究文化哲学，王润生搞价值论，陈宣良专攻萨特存在主义，何怀宏以伦理学见长，郑义是著名作家。这个圈子如果原封不动地搬到现在，估计已成大气候。可惜的是，风波之下，这个圈子迅速鸟兽散，各奔东西，现在继续做学问的只剩下何怀宏。
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大概是1988年，正来和我们这个圈子的接触明显多了起来。一是他和包遵信走得近，而老包和我们交往频繁，这样自然就重叠到一快了；再一个或许是正来打心眼里认同我们这几个，愿意和我们深交。因为他的介入，最实际的好处是，多了一个聚会处。原来我们主要是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聚会，远志明、谢选骏、陈宣良和何怀宏，图那里有房子，提前分配过去任教，每人分的一套三居室，让人好生羡慕。但他们都有家室，有时谈话不便，正来的居处就成了我们聚会的一个点。那时正来在我的学校人民大学一处筒子楼上租了一个单间，谈了一个岁数看上去很小的女朋友，去他那里高谈阔论，显然没有什么顾忌。于是，隔三差五，我们几个跑到他那里，或吃或喝或聊，至今印象深刻。
八九风波前的那些日子，学界平时呼风唤雨的人，差不多都卷进去了，利用自己可以想到的方式，做一些现在看来都是无用的功。记得4月17日，胡耀邦去世后两天，鉴于各大学已经风起云涌，事态已出现失控征兆，我们几个都非常着急，想试图以公开信的方式，建言中央和学生同时保持冷静与理性。为此，我们几个在青年政治学院和人大之间频繁跑动，来回串联，密谋于密室，其中一个密室就是正来那个窝。当时形势看起来比较险峻，也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大凡我们在正来处“密谋”时，他的小女友就跑到外面走廊去洗衣服，实际是站岗放哨。那情景很像电影中地下党员的工作状态，后来和正来回忆起此事，感觉荒唐和有趣。
那次密谋的结果，是起草了耀邦去世后北京知识界第一封致中央的公开信，由四十多名知名学者联合签署，然后在各大学公开张贴。其实，这封信所起到的作用极其有限，党和学生两边都没有听进去，后来反而被指控为是黑手背后操纵的一个铁证。由此导致我们这几个人，或进去，或出走，或被处分。正来没有单位管他，也没有单位处理他，让他逃过一劫。但是，在北京是不能再混了，主编不能当了，估计女朋友也是在那个时候散的，大祸临头只能各自飞了。
对我来说，那是一段最黯淡最无望的时光，博士学位没了，工作没了，住房没了，理想全部破灭，何去何从，不知所措。正来原就是个体户一个，没有户口，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事发后就去了深圳。我是在人身自由受到有限限制约一年后，于1990年11月去了海南。最初去的是一家民办报纸，开始还写评论，后来评论受到有关部门关注后没法再写了，就于1991年春去了深圳办记者站，实际上是给报社拉广告。这样，我和已在深圳的正来又会合了，他那时在蛇口海上世界那条大船上摆了一个摊，不知道卖些啥东西，好像也没挣到什么钱。我们灾后重逢已没有了在北京时的激情，剩下的大概就是挣钱的念头。1992年我离开深圳，开始正式下海，跑到山东老家搞房地产，和正来渐行渐远。
我在下海后，给远志明去过一信，说了些什么，都忘了，唯独记得我写了这么句话：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就是挣钱。其实，我不是个经商的料，只能做甩手掌柜，不能精耕细作。在我当时的印象中，正来应该是挣钱的好手，至少他个体户的历史比我早，心理素质好。但没过多久，我就听别人说起，邓正来又重操旧业，干起学术个体户了，办了一个杂志，重温主编之梦。这个消息让我对正来极其失望，都什么年代了，还搞那个破学术有什么用？在海里几年，钱没挣到多少，我的价值观已有扭曲，以为挣不到钱的人都是失败者。我也是按这个标准来看待正来，对他钻进学术象牙塔里不能自拔，实在不能理解。
下海期间，我尽管少有写作，但毕竟还是读书人，还是保持着阅读的兴趣，正来当然是我重点关注的对象。不时读到他的文章和著作，感觉他这些年的学问真是做大了，已今非昔比了，他原来给我留下的长于翻译、短于理论的印象完全被颠覆，已全然是思想领袖的样子，提出的观点高屋建瓴，气象宏大。我由此理解了他一意孤行于学术之路的苦衷和抱负。少了一个庸俗的商人，多了一个深邃的学问家和思想家，应是中国学术之幸。两相对照，我感觉到自己的价值迷失，从正来身上看到自己的荒废，所谓物质不灭，纯粹是谎言，所有的物质最终都要灰飞烟灭，惟有精神可以永续长存。
到了90年代末，我和正来的联系又开始多了起来，逢年过节都要聚一下，后来周舵和阿城提议办一个读书会，经常在我那里举行，正来也来过几次。和他在外面高调张扬的风格不同的是，在八十年代的这批老朋友中间，正来表现得特别谦虚，听的多，从不喧宾夺主。他去复旦任高研院院长，朋友中也有些微词，有说他耐不住寂寞，终于被官家招安了。我是能够理解他的，在江湖漂泊多年，太苦了，资源整合不起来，一人单打独斗，何时能够成事？现在体制内的学术生产基本上都被废掉了，学术机构官僚化，学者附炎趋势，做出来的学问大多都是垃圾。旧体制已经完全失去了自我更新能力，惟有输入新鲜血液，才会有所改变。正来借用体制内资源，开辟新的学术生产路径，以此引领学术潮流，应是明智之举。复旦校领导在引入正来这件事上，是开了风气的，殊为难得。
2009年，我去上海，约了正来和萧功秦在我朋友开的一家餐馆吃蛇肉火锅，他高兴而来，谁知连开两瓶茅台，均被他品为是假酒，让我大失面子。虽然最后还是把假酒喝完了，但从此把柄被他抓在手里，一有机会就数落我，包括最近这次高研院论坛，吃饭期间仍被他当笑话谈。他的酒量好，酒风也好，对我说家里存了几十瓶茅台，都备着和朋友共享。现在看来，这个酒他真是喝不得，胃不好哪能这么喝酒。但他就是好这一口，谁又能忍心剥夺他的这点爱好？这次开会，他从家里拿来两瓶茅台，凡能喝酒的他都和人家“走一个”，这大概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喝酒了，肯定是老天最后满足他一次酒瘾。
二十多年来，我和正来限于君子之交，基本上没有什么学术上的来往，然而，就在最近两年，我们却开始进行学术合作。他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在2010年冬季号，以“本刊特稿”的形式，发了我一篇长达四万五千字的学术论文，并专门为我这篇论文召开了一次学术研讨会，邀请到姜义华、何怀宏、萧功秦、周宁等著名学者进行评议。我去年在美国和哥伦比亚大学黎安友教授对话，最后达成意向，举行一个中美学者的高端研讨会，研讨中国未来十年的社会转型。我和黎安友教授商定，邀请复旦高研院作为会议的中国主办方，同时邀请邓正来担任中方共同主席。对于这个会议计划，正来高度重视，立即向国家教育部申请报批。他这次住院后，在回我的短信中仍提及此事，说不能与我合作举办这个会议了，深觉遗憾。
人生无常，社会险恶，民族多难，人或遇不测，谁能避之？唯正来此时离去，置爱女于无助，置妻子于孤独，置学生于无教，置朋友于怅然，痛心之巨，何复补也？苍天在上，君去何处？
屈子曰：目及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
2013年1月25日子夜
[/td][/tr][/table] 立即向国家教育部申请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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