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可以买什么，不可以买什么
[b]金钱可以买什么，不可以买什么 ——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的一堂讨论课[/b]桑德尔：今天的对话围绕社会中最热门的话题。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有个17岁的孩子把他的肾卖给一名外科医生，得到3.5万美元，然后用得到的钱买了iPhone和iPad。这名外科医生通过一些地下经纪人操作了这个交易，他再把这个肾卖给需要肾的患者，得到的钱是那个孩子到手的钱的10倍。这是一个自由市场的例子。17岁的孩子有一个“产品”，他愿意用这个“产品”换钱，而买家又愿意出一个孩子能接受的价格，于是这桩以肾换钱的交易就成功了。多少人认为这桩交易是错误的，是道德上不允许的？
观众：完全错误。未来会有很多iPhone和iPad，但是你永远不能再把肾买回来。
桑德尔：我再举一个例子。我要把我开了好几年的车卖了，车子的状况已经不像新车那么好，但还是会有人愿意买下我的旧车。旧车的案例和卖肾的案例有什么不同呢？
观众：肾是身体的一部分，对中国人而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随便卖掉。
桑德尔：需要多少钱你才愿意卖？
观众：无价。不管给多少钱都不能卖。
桑德尔：在座各位谁有其他的观点？
观众：如果说肾是捐给垂死之人，我的肾可以拯救这个人的生命，我会把我的肾卖了，我拯救了生命，我又能得到钱，双赢啊！
桑德尔：还有其他反对的吗？
观众：在这桩交易的整个过程中，每一个环节——包括卖肾的孩子、买肾的人、黑市的中介等，都是自愿交易，而对于其他需要肾的人来说，或许意味着，他得不到肾是因为没有钱。所以总结一下就是，没有钱就丧失了活下去的权利，有钱你就比别人多了活下去的机会。推及所有人身上，如果器官变卖合法化，那么就变成了钱可以获得更多生存机会。这不公平。
桑德尔：有钱人可以从穷人那里得到他们需要的肾脏，为什么这是不公平的呢？
观众：很多事情我们的确是用钱来衡量的，但是生命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
桑德尔：现在有两种不同的理解方式。第一种认为允许肾脏交易，自由市场可以使有钱人从穷人那里买到肾，这是对肾的一种再分配，这是一种合理的交易，这时候不需要涉及公平或者公正。第二种认为，来自父母的身体发肤是无价的，所以你不能出售身体的器官。后者概括而言涉及到两点：公正和无价。还有谁认为这是没有问题的买卖？
观众：我觉得没问题。有些病人的确需要肾脏才能幸存，但是肾脏资源非常有限，所以他们必须依赖一定的方式得到肾脏。既然我们没有合适的标准去分配肾脏这种资源，那么我认为可以通过买卖。
桑德尔：那么你认为这个男孩卖出他的肾脏提供了怎样的伦理启示呢？
观众：对于这个男孩，我不同意的部分是，他只是为了买到Apple的产品，他觉得一个好的产品比健康的身体更为重要。如果他卖这个肾脏是为了去挽救另一个人的生命，那么这就是我支持的。
桑德尔：如果他卖出肾脏的原因是去挽救别人的生命，这就是正确的出售行为？
观众：因为这是在合理利用自己的身体。
桑德尔：我现在也希望听听其他意见。有谁愿意为自由市场说说话？
观众：正常情况下，他有两个肾，卖掉一个，他身体的功能不会有损失。他想要iPad或者iPhone，他认为肾脏的价值只是等同于一个iPhone的价值。而对于买肾脏的人而言，对肾脏的需要程度比这个男孩迫切。所以，这桩交易提高了效率。
桑德尔：相比刚才那位认为肾脏是无价的观众，你觉得一个肾脏的价值取决于它对于男孩的真实价值？如果男孩说，我的肾脏对应着iPhone或者iPad，而买家认为肾脏价格绝对高于他所支配的金钱，因此这笔生意对谁而言都是高效率的。我们来谈经济效率这个概念。经济效率意味着双方的利益，买卖双方都因为交易而获利，这是交易的目的。这也是经济理论中最基本的理念。
我们再讨论一个问题。假设有人卖了一个肾脏，是因为他需要得到这笔钱，去实现他认为更重要的事情。他可能是个贫穷的农民，希望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所以卖掉一个肾。这应该比iPad有意义吧。
再假设几年后，这个农民还有另一个孩子也需要更好的教育，而农民愿意再卖掉一个肾，也愿意放弃生命，并认为这是值得的。农民用第二个肾换教育，虽然他会失去生命，而买者也买到了需要的肾。这笔交易的经济效率也是很高的，因为它取决于双方对肾的价值的权衡，对吗？
观众：我大部分同意，但是有一部分事情要做一些计算。有些事情或者有些物质的确是无价的，没有办法衡量，如果你卖掉第二个肾脏就意味着自杀了。
桑德尔：什么是经济效率呢？如果在经济效率中提到道德、提到人的生命，会怎样？
观众：钱不是什么都能买的，有些是买不到的。命是无价的，如果为了增加经济效率而去自杀，这是不允许的。
桑德尔：现在有一种共识，至少认为有些东西是市场无法衡量的。尽管我们对生命本身、对身体部分是否能买卖还存在分歧。
观众：身体部分是和生命相关的。如果我用1亿美元买你的手或腿，你卖吗？不卖吧。可是，如果有人濒死，那么他的身体器官卖到市场上，这是可以的。这和从健康的生命体中取下一个肾是两回事。
桑德尔：我们刚才谈的是极端案例，接下来不谈身体器官了。Apple出新品的时候，往往需要排队才能买到。现在iPhone很受欢迎，假设你想买，又不愿排队，所以你雇了一个人帮你排队，根据他付出的时间和精力给他一笔酬劳。这种做法有问题吗？
观众：我认为错误。别人排队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买到产品。这种做法会摧毁人们排队的目的。
桑德尔：你排队的目的是什么？
观众：先到先得。这与钱无关，这是原则。
桑德尔：如果你排队，就要等待，这从经济角度讲很没有效率。如果有人愿意为你排队，你也愿意花钱让他排队，为什么不呢？
观众：从经济上讲是这样。但道德层面说不通。
桑德尔：谁认为花钱雇人排队是合理的？
观众：如果先到就可以先得，那么人们要钱干什么？钱是市场的动力。Apple商店、黄牛、买家等，不同身份主体花自己的钱和时间得到自己需要的东西，没有问题。
观众：我坚持先到先得原则，它有时候优于经济效率。
桑德尔：你们觉得为了先到先得原则而去排队的道德感，要比经济上的好处优越？
观众：这种情况下可以把道德先放一边。人们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和赚钱，只有两个因素需要考虑——付出多少，得到多少。
桑德尔：的确，人们在市场上只想到价格多少、成本多少、收益多少。大多数人认为iPhone是个消费品，有观众用道德来谈论这个消费品，很多人不同意。您能否给出别的例子，来说明排队等待的道德更重要。
观众：比如中国的火车票。如果人们认为可以雇人排队买iPhone,那就意味着同意黄牛在春运时候的做法。
观众：我觉得黄牛的做法是可以的。这就是自由市场，同时还能带来就业——替人排队赚钱。有些人太忙了，没有办法自己去买票，那么就找一个人为他排队买票。
桑德尔：谁认为黄牛是错误的呢？
观众：火车票和iPad不一样。iPad是由企业生产的商品，而火车票依赖于每个人缴税而建立的火车站和线路存在。
桑德尔：iPad是商品，火车票不是？
观众：不是百分百的商品。
桑德尔：火车票是政府创造的。那肾脏呢？肾脏不是Apple也不是政府制造的。
观众：肾脏也不是一个商品，商品是可以被生产的，肾脏不可以。
桑德尔：目前为止，我们有三种不同商品，肾脏、iPad和火车票。现在我们探索另一个商品，进入交通大学的权限。很多人希望进入交通大学，那么录取的原则是什么呢？考试？面试？学术水平？而我们也知道，所有大学都需要钱，这样才能建造更好的设施，才能聘请优秀的教授。假设一下，交大将90%的录取率用于正常录取，留出10%的录取率给有钱的学生，不管他们成绩多差，只要愿意出巨资，就可以通过录取。而交大则用这笔钱打造更好的教育环境。这也是经济效益的体现。有多少人赞成把10%的录取率进行拍卖？
观众：如果我是被录取的90%中的一分子，我可以享受交大的新设备、新大楼。那么对于我、校方和花巨资入校的那10%而言，这是一个三赢的局面。
观众：中国最著名的大学都会得到政府的支持，而这些钱是来自于纳税人的。所以我们应该有公平进入大学的权利，并公平地享有教育资源，这就需要公平的准入。
桑德尔：假设有100个人，其中25人被录取，而75人因为没有达到录取标准而没有机会进入交大，对于这75人来说是不是也没有得到公平准入呢？他们也是纳税人。
观众：还是应该有录取标准。
桑德尔：既然设置了标准，那就意味着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平等地进入大学了，而只有高分的学生才可以。
观众：参加高考就必须接受相应的结果，进不了交大就得承认自己的不足。
桑德尔：如果10%的大学席位被拍卖，谁捐钱多谁可以入学，你觉得这样可以吗？
观众：对没钱的家庭是不公平的。
桑德尔：那为什么考试考不好的学生就要承担无法进入交大的结果呢？
观众：通过捐款得到10%那部分席位，并不是学生自己得到的机会，很可能是父母帮助他得到的，所以这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是依靠别人的劳动成果。
观众：假设你来自富裕家庭，父母从小送你去欧洲或美国，于是你的英文很好。那么在我和你同时参加某个录取考试时，你的英文成绩比我好，面试的表现也比我好，这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你父母的。你觉得这样公平吗？我没有机会去美国，而你可以去，有练习英语的机会，于是我们之间有了区别。
观众：我们应该多谈自身的努力。如果我父母没有钱送我出国，我也可以通过互联网上的免费讲座练习。而父母有钱的学生，尽管有机会出国，但是如果自己不努力，不管是英文还是其他方面，都不会进步的。
桑德尔：有人不赞同大学拍卖席位，因为对穷人不公平。除了公平因素，还有其他反对拍卖大学席位的原因吗？
观众：学校是非盈利组织，所以办学不是为了赚钱。如果学校需要钱，那么可以培养更多的人才，等他们有机会回馈学校。
桑德尔：大学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办学的目的是为了教育。那么，如果钱是达到教育目的的工具，这个问题又怎么看呢？
观众：如果给钱就能进入大学，就会因为生源复杂而影响办学质量和学校声誉。
桑德尔：在刚才的讨论中，我们谈到了钱可以买什么，不可以买什么；也讨论了市场和钱是不是应该来主导这些物品的分配。支持自由市场的人重视经济效率，认为应该可以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反对者认为，在钱主导一切的世界中，会出现不公平现象。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观点是，有时候买卖可以改变物品本身的属性，甚至可以让它贬值。主流经济学家经常忽视这种观点。当市场负责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品的分配的时候，比如电视、汽车等，产品属性不会变化。但在整个市场范围中，我们会碰到各种的物质、商品，比如肾脏、大学准入机会等，买卖会改变它们的属性和意义。比如拍卖大学席位，可能就改变了大学和大学席位本身的价值，可能腐蚀了入学权本身的意义。
哪些商品可以买卖，哪些不能呢？我们也不能单纯只想到经济效益问题，也很有必要考虑道德、伦理意义。我再举个例子，有名女子也想买iPhone，于是她出售她的拥抱，10元一次，通过反复与人拥抱来筹钱。拥抱适用于自由市场吗？多少人认为可以买卖拥抱呢？拥抱也是一种爱的表现，出售的拥抱，和你对家人、朋友付出的拥抱，它们一样吗？
观众：我不喜欢这样的做法。如果不是出卖拥抱，而是出卖肉体呢？
桑德尔：我们或许没有办法阻止她出售拥抱，但是我们知道买来的拥抱和真正的拥抱并不一样。这与我们前面讨论的一样，有时候市场关系、买卖关系会改变物品真正的意义。由此引出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市场有可能会损害我们的态度，我们应该重新考虑经济学的思维和市场的思想，包括如何与伦理和道德挂钩。有些事物是超越商品的，比如生命、健康、教育、法律等。当我们谈论市场思想或者市场价值时，我们应该先思考，买卖行为是否会腐蚀这些事物的价值。市场是很有效率的，但我们真的愿意生活在一个任何东西都可以自由买卖的社会中吗？ 桑德尔：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社群主义代表人物，1982年著《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批判罗尔斯的《正义论》。哈佛大学公开课《公正，该如何做是好？》主讲。 也许你可能没有去关注最新一期《中国新闻周刊》，那么，让我来启发您一下。你知道谁是它的封面人物吗，也就是对今日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外国人”？美国总统奥巴马？不对。比尔盖茨？不对。沃伦?巴菲特？也不对。好吧，让我给您一些提示：他目前在亚洲已经成了摇滚明星，在中国、日本或韩国人们为了弄到他讲座的门票不得不挤破脑袋。猜不到了吧？
他的名字叫迈克尔?桑德尔，哈佛大学的政治系哲学教授。
听到这个消息，哈佛学生绝对不会深感意外，因为他们当中大约有15000人已经聆听过桑德尔先生传奇般的“公正”课程。让他们印象深刻的是，桑德尔先生引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例子来阐述亚里士多德、康德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等的哲学观点。
58岁的桑德尔先生总会先抛出一个问题作为自己课程的开场白，例如：“大卫?莱特曼挣的钱是一个普通教师的700倍甚至更多，你认为公平吗？”或者“我们有没有道义上的责任去纠正我们祖父辈的过错？”学生们提供的答案也极具竞争力，大厅里他们当场相互较起劲来，甚至与哲学家们展开辩论 --- 他们就这样学会了道德推理论证的艺术。
除了实现教学目的之外，桑德尔先生的课堂甚至变成了戏剧大舞台 --- 它们已经被哈佛大学与WGBH（波士顿的公共广播电台）联合摄录下来，做成一部公共电视连续剧，于2009年在全美各地播出。现在这套系列片被免费放在网上（[url=http://www.justiceharvard.org/]www.justiceHarvard.org[/url]），它在其他地区已经引起不小轰动，产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
去年，日本NHK电视台播放了PBS系列片的日语版本，在日本引发起一股哲学热，同时在它的推动下，东京大学以桑德尔为蓝本开设了一门新课。而在中国，志愿翻译者们把讲座内容译成字幕上传到中文网站，被桑德尔讲座吸引的观众数以百万计。同时，桑德尔的新书《公正：什么是该做的事？》仅在东亚地区的销售量就超过一百万册。要知道，这可是一本讲述枯燥道德哲学的书！
以下是《日本时报》对桑德尔先生2010年到访问的描述：“很少有哲学家可以与摇滚歌星或电视明星相提并论，但桑德尔先生却在日本享受到了那种程度的欢迎。”他最近在东京开了一次讲座，“那晚，离正式开场还有一个小时，大厅外面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事先由彩票站免费发送的门票供不应求，据说一张入场券网上售价竟高达500美元。”桑德尔先生是以这样的发问作为开场白的：“请问倒卖入场券应该不应该？”
不过，最有意思的莫过于桑德尔先生在中国受到的款待。他在那儿刚刚结束自己的售书之旅，并在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作了演讲，那里的学生提前数小时就开始占据座位。本学期，清华大学学着桑德尔的样推出一门课程，名字叫《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他的讲学访问成了当地晚间新闻报道的内容。
桑德尔先生在亚洲的受欢迎情况至少反映了三种趋势。其一是网络教育的普及，现在任何学生随时随地都可从接触到世界上最优秀的教授。其二，为了培养出更多富有创造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学生，亚洲地区正在追求一种更有创造性、以讨论为基础的教学风格。最后，是年轻人对参与道德推理与辩论的渴望，他们不愿意自己所受的教育被局限在枯燥的经济、商业或工程技术范围内。
在清华和复旦两所大学，桑德尔先生用一连串有关公正与市场的案例向学生提出挑战，例如：雪灾之后抬高雪铲的售价，这种做法正当吗？你怎么看待将大学录取资格拍卖给最高竞价者？“持自由市场观点的人数量之高令人惊讶，”桑德尔先生说。“但也有一些学生认为，不受约束的市场行为会制造出不平等和社会矛盾。”
桑德尔先生讲授正义问题的教学方式“既令人耳目一新，又结合了中国的实际情况，”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做如此评价。令人耳目一新是其风格，联系实际是因为“中国当代对经济发展的迷恋”导致“哲学思考主要停留在工具主义与唯物的层面”。
钱先生补充说，清华准备向学生提供类似桑德尔版本课程的决定，“是我们学校目前正在进行的本科教学重大改革实验的一部分 ... 这并不仅仅涉及一门课；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桑德尔先生的探索触动了波士顿与北京两地某种深层的东西。“无论哪里的学生都渴望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到的伦理问题展开讨论，”桑德尔先生认为。“近年来，一些看似技术或经济的问题已经与公正和公共利益发生了碰撞。我感到，在许多社会中这种感受在日益明显，即国内生产总值和市场价值本身并不会带来幸福，或创造出一个良好的社会。我的梦想是通过视频链接创建一个全球教室，跨越文化与国界把学生们连接起来 --- 大家通过一起思考这些磨人的道德问题，互相之间可以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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