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定调经济：清家底挤水分不重GDP
中央定调经济：清家底挤水分不重GDP大中小2013-05-13 19:59:59转发TwitterFacebook
【多维财经】从4月中旬到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中共最高层已经连续召开了三次大的会议来讨论经济问题。4月17日和5月6日召开的分别是国务院常务会议，由李克强主持，正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政府在年初和上任之初安排下一步经济工作本是职责所在。不过，4月24日，中共“一把手”习近平主持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经济工作，这被认为极不寻常，在正常情况下，政治局常委在年初、年中和年末召开聚焦经济问题的会议，上一次这么做还是在2004年经济过热的时候。
内地经济学家向多维新闻解释，短时间内中央如此密集的讨论经济议题，一方面可能因为去年底和今年初中共上下都在为换届事宜忙碌，许多经济议题被压了下来，换届之后，新一届领导层需要抓紧时间对经济“摸底”。另外，中央密集开会谈论经济议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首季令人失望的经济数据作出的反应。李克强作为总理，驾驭经济会成为他未来政府工作的重头戏。诚然，作为科班的经济学博士，而且对一些经济问题有独到见解，再加上履新之初到现在展现出的自信和乐观，这些特质让民众相信他有能力管好中国经济。不过，要把所学化为所用，把他的经济理念变成现实还要突破诸多障碍，这无疑会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经济领域悲观因素增多
习李上台正值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在30多年的快速经济发展之后，中国现在正在失去低成本的优势。中国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富裕国家这一根本性挑战。有评论称，在谋求社会稳定和领导层顺利换届的过程中，尽管中国经济诸多领域中日益加剧的政府腐败，坏账和结构失衡等问题被掩盖，但是新一届政府最终总要接下这个烂摊子。
近日，似乎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中国经济增长更加令人失望。最明显的是，一直被政府引以为傲的GDP数据正走向低谷，去年中国经济同比增长7.8%，创下1999年以来新低，但到今年一季度GDP同比仅增长了7.7%。内地宏观经济分析人士称，一季度GDP低于预期，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是新一届政府不断加大对影子银行监管力度，使社会融资总量不断下降；二是对三公消费持续从严的管控，对消费产生一定影响。一般来说，北京的消费模式以政府机关送礼为多，上海以经济总部消费模式为主。随着新一届中央政府主张肃贪简朴，北京及上海消费均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在首季经济增速低于市场普遍预期之后，国内外研究机构纷纷调低了对中国经济全年的预测，有的机构甚至看低到了7%以下。
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的同时，房地产市场却被批“过热”。温家宝领导下的政府旨在控制房价增长、让居民买得起房的各种措施都已落空。房地产市场一直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动力，但现在的房价飙升引发了人们对潜在的楼市泡沫的不安。从南方的贵阳、昆明到北方的滨海新区、营口，从东部的温州到中部的鹤壁、十堰再到西部的鄂尔多斯、神木，“鬼城”魅影闪现。这些“鬼城”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地产泡沫破灭、资金链条断裂、城市发展缺乏实业支撑等诸多风险。针对目前的房地产形势，中国社科院甚至发出了“房价将全面失控”的危言警告。
作为反映一国经济活力的先行指数——制造业PMI在4月份也出现放缓。这件事最令人担心的方面并不是增长疲弱，而是增长在信贷发放猛增的背景下呈现疲弱。根据中国政府的统计，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的信贷总量（被称为“社会融资总量”）同比增长58%。如此大规模的信贷发放并未推动经济增长，这似乎表明中共将无法通过更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增长。
为应对金融危机，温家宝主掌的国务院推出“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此举在帮助中国经济脱困的同时也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在“四万亿时代”过后，以平台贷款为主的地方债务风险，成为盘旋在中国金融体系上空的一层巨大“黑云”，国际评级机构惠誉更是因此调降了中国的信用评级。一些国际投行甚至借此大肆唱空中国。
有大陆经济学家向多维新闻表示，“这种多年来累积的地方债风险已经无以复加，不下决心解决，则很可能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可怕的定时炸弹，炸掉中国经济的未来。”更严重的是，相比经济领域的危机，这些债务黑洞背后的政治问题可能更严重，包括中国对地方监督不足，地方为冲政绩博上位，财务意识薄弱，一有机会便搞形象工程；甚至有些人在这一过程中以成立地方融资平台之名，上下其手贪污腐败。如今，这一炸弹要留给李克强来拆除。
而且，让政府难堪的是，越来越多的中国精英想把钱放到国外。《胡润财富报告》显示，超过16%的中国富豪已经移民或向其他国家递交了入境档。此外，44%打算近期迅速移民，超过85%计划送孩子出国读书，1/3在海外拥有资产。这些来自经济领域的负面消息证实，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调整期，且调整的力度会很大，持续时间也不会短。
7%或是李克强心理底线
对于当前的经济困局，换届之后的中央政府第一步要做的是先摸清家底，随后进行有序“打扫”，等经济的各种乱局（包括政策的错位）被理顺之后，再上马新的项目，这样才能为中国的全面小康打造更为坚实的地基。相比未来十年内超美的目标，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让国人的幸福感等同于甚至超过其他国家，这应该是习李这对搭档最希望看到的结果，也是“中国梦”的应有之义。
摸底经济，首先对经济增速放缓要有清晰的认识。分析人士称，当下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很大程度源于自发性调整，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都不可能长期保持快速增长，中国也不能例外。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源于工业品的生产，例如家庭首次购置的车子、房子、家电、家具等均属于工业品生产的范畴，这些工业品过去能迅速的转化为生产力。但到现在，这些最基本的需求得以满足之后，人们转向了对更高层次诸如教育、医疗保健、旅游等服务型产品的需求，不过，这部分需求和供应现在还处于初级阶段，尚不能迅速转化为新的生产力，并不足以对冲工业生产对宏观形势的冲击。
对于数据上的放缓，本届政府可能并不太担忧。8%过去被认为是中共的底线，低于这一增速可能会引发失业等危机。自去年开始，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7.5%的增长目标，放弃“保八”意味着中共已经主动转变发展理念，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重质而非重量。其实，GDP增长数据在李克强心里的分量并没有前任那么重。早在2007年任职辽宁时期，李克强就曾质疑中国的GDP数字是“人造”的，因此不可靠。李克强还告诉来访的美国驻华大使，他更喜欢通过三个指标来追踪辽宁的经济动向：全省铁路货运量、用电量和银行已放贷款量，以挤掉统计数字的水分。这三个指标还被称为“克强指数”。观察人士称，GDP增速只要不掉到7%以下，总理可能都不会太在意。7%可能才是底线，因为只有每年保持这一增速，才能保证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GDP总量目标的实现。
国际舆论对于中国地方债的担忧要超过经济增速的放缓。新领导人换届之后，已经在对包括“影子银行”及城投债进行摸底排查。对于地方债问题，有分析认为，这是政府管理上的混乱，尚不足以构成一项金融风险。
在4月17日的常务会议上，李克强部署下一阶段工作时只把它摆在第五的位置，仅提示“有效防范地方政府性债务、信贷等方面存在的风险。”
对于新一届政府和未来中国经济来说，最大的问题可能是在人口和资源红利优势逐渐消失的背景下，如何找到新的增长活力。李克强及其同事们认为，中国“在未来五年、十年、十五年中需要一个经济增长的动力，因为不能再依赖出口，也不能依靠为了扩大投资而扩大投资。”他为中国提出了一个升级版的经济概念，城镇化将成为发展的动力。李克强曾在北京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写过有关缩小城乡差距的论文。观察人士称，李克强的城镇化构想，或许能在中国的农村创造出一个市场，重新演绎一遍过去30年城市走过的工业化生产道路。
摸清这些经济问题后，观察人士称，李克强领导的新一届政府可以选择改革让经济问题提前爆发，然后有序部署逐一治理，重新洗牌经济结构；或者，也可以通过政策的小修小补来继续掩盖前任留下的问题。现在看来，李克强似乎更倾向于前者。履新之初至今，他屡次提到“改革释放红利”，或许预示着李克强将从根上治理经济，而不是仅盯着几个数据的变化。
把前任留下来的“烂摊子”收拾干净，才能为未来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奠定一个好的基础。同时，激发经济活力也将成为政府未来的一大发力点。通过最近的两次常务会议，政府共取消和下放了133项涉及投资、生产经营活动的行政审批事项。这些审批事项的取消和下放，显示出李克强正逐步兑现他履新之初所承诺的政府职能转变，“把该放的事坚决放开”，这样做的初衷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处理经济难题 李比温自信
实际上，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就已经在走下坡路，时任总理的温家宝有些坐立不安，一个月内两次对经济前景发出警告，说：“当前经济还没有形成稳定回升态势，经济困难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这番话当时被经济界解读为“中国人要过一段苦日子”，这种言语不仅令内地中小企业投资蹑手蹑脚、资本市场驻足观望，甚至还招来了国际金融巨鳄的大肆做空。
与去年相比，今年的经济形势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面对不堪的经济数据，李克强至今没有表现出丝毫担忧，未曾说过类似“苦日子”的一句话。评论认为，这显示出李克强的态度似乎更坚定和自信，对于调控似乎成竹在胸。
从雅安地震救灾过程中，李克强就已经向外界展现出了不用于温家宝的自信。当年温家宝第一时间赶赴汶川地震灾区时，满脸沉重和悲痛，而此次李克强慰问群众时更多传递出的是希望和力量。有人很形象的指出，温家宝体现的是“我听到了，我和你们同悲”，而李克强则是“我听到了，我帮你们站起来”，两者传递信息截然不同。对受灾民众而言，最主要的还是如何“站起来”，如何重拾信心，包括对中央部署救灾的信心和未来生活的信心。对于经济也一样，民众需要的是有信心让中国经济站起来的总理，而非悲天悯人的温情总理。
事实上，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不是数字的高低，也不是预期的好坏，而是政策的错位。内地财经评论员认为，从一而再、再而三地依赖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现实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已发生严重错位。具体表现为：财政政策变成了总量政策，货币政策却变成了结构性政策。每当GDP出现下行压力，中共就让财政政策补上去，以财政投资顶住GDP的回落。货币政策则一直在强调结构问题。比如，央行、银监会一直都在强调“信贷投向要有保有压”；央行也一直在说，“货币政策紧一点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等等。
这样的错位已经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极大的扭曲和严重后果——财政政策的积极屡屡被货币政策的紧缩对冲。紧缩的货币政策严厉地压制了“内需”，民间投资被高企的财务成本、人力成本、原材料成本压得喘不过气，迫使其减少投资。这使中国内生性经济增长动力、主动性增长动力不断恶化，并需要财政投资不断加大力度，或者过一段时间就得刺激一下。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经济增长质量的恶化问题：经济增长的被动性越来越强，主动性越来越弱；政府投资挤出民间投资，国进民退，改革回头；效益和效率不断递减，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持续，非国有的新兴产业发育越发艰难，进一步恶化了中国的经济结构，等等。
李克强作为科班的经济学博士，深知其中利害。他在4月17日的会议上强调“要把握规律性，增强预见性，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牢牢掌握经济工作的主动权。”这是否说明，中国政府各部门过去对宏观经济走势的“预见性”非常低，这是否是新总理在表达不满？对于李克强领导的新班子来说，有序推进政策不是太大难题，最难的是如何纠偏政策错位，把中国经济拉出恶性循环，避免国力和财力被消耗。从近来的几次中央会议部署可以窥见，新一届政府已经在努力规避前任的政策错位，谨慎使用货币政策，且通过行政审批权下放、发展现代农业、培育内需市场为经济的升级版铺设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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