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说道理——读《人口危局》札记 / 杨支柱
老友何亚福的文集《人口危局》终于出版了，是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的。“亚福拥有一双火眼金睛，能从任何问题中看出政府计划生育及其结果——超低生育率的影响。亚福的文章形散而神不散，看似小打小闹不成体系，实际上百川归海组成了一个完整而严密的反思政府计划生育的体系。”这段话是我给亚福写的推荐语，印在《人口危局》的封底上。看过《人口危局》的读者可能觉得我言过其实了，其实并非我言过其实，而是正式出版的《人口危局》太薄了。虽然亚福的自序中提到了计划生育的人权问题，但这方面的大量文章几乎都没有收进去。尽管如此，《人口危局》的出版对于帮助那些平时不大关注计划生育问题的人们恢复正常的思维方式，仍然有重大价值。其道理，亚福在《从人权的角度讨论计划生育是否已经足够？》（未收入本书）中有非常清晰的论述。
由于亚福的文章形式上太散、太碎，评论不大好写，我就写一点读书札记吧。
（一）
从前有一个小伙子很懒惰，也很愤世嫉俗，他整天躺在床上想：如果有朝一日，天塌下来，把所有人的都砸死，只剩下我和一个美女，那该多好啊！有一天，他正这样想时，突然听到轰的一声巨响，天真的塌下来了，除了他和一个美女以外，所有的人都被砸死了。他正感到高兴的时候，那位美女哭道：“呜呜呜！我肚子饿了，没有人做饭给我吃，我要饿死了！”小伙子想：“要是再有一位厨师就好了！”他这样一想，果然有一位厨师出现了。厨师到处看了一下，说：“柴、米、油、盐，什么都没有，也没有火炉和锅子，怎么做饭？”小伙子想：“是啊！应该有农民生产粮食，有樵夫去砍柴，有工人去生产火炉和锅子，有……”，他这样想时，农民、樵夫、工人等等都出现了……这时，有一个蚊子叮在小伙子的额头上，他朝额头上一拍，突然醒过来了，才发觉是南柯一梦。从此以后，小伙子变勤快了，也不讨厌别人了。（《人口危局》第95页）
《当地球上只剩下一个小伙子和一个美女》一文就是这么开头的。接着亚福分析道：人们总是希望朋友多一些，敌人少一些，但是绝大部分人都是非敌非友的陌生人，人口到底是太多了还是太少了其实没什么客观标准，而取决于我们对陌生人的态度，取决于我们到底是看到了陌生人作为资源、市场或潜在合作伙伴的一面，还是可能成为竞争对手或不共戴天的敌人的一面。最后亚福得出两个结论：博爱主义者认为人口多一些好，信奉“他人就是地狱”的人巴不得人口越少越好；在一个和谐、互助的社会里人们会倾向于人口多一些好，在一个风气败坏、道德沦丧的社会里人们会倾向于人口越少越好。
亚福的这两个结论似乎也可以反过来说：把他人当作多余的、不该出生的人必然影响一个人的爱心，把他人当作多余的、不该出生的人必然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社会上人们之间的互助。虽然原命题正确通常不能证明逆命题正确，但几乎每天都有大量新闻报道在证实亚福文中结论的这两个逆命题。
这篇美文的一个呼之欲出的暗示是：一个人的人口观跟他的品行有关。信奉“他人就是地狱”的人，当然更可能不讲诚信，更容易去害人；至少是骨子里不相信他人，处处防患他人。这样的人不会有朋友，也不配有朋友。亚福通过这么一篇短文不但告诉了我们一些他关于人口问题的洞见，还给我们做人、交友以有益的警示。
但理论是干瘪的，现实是复杂的。现实中嫌中国人多的人可分为两类：一类人虽然嫌中国孩子太多，但对强制堕胎、强制绝育、非法拘禁、牵牛扒房等计生暴行持批判态度，这些人主要是因为糊涂或弱智，虽然客观上也不时起帮凶作用，但仍属可以救药、可以交往。现实中嫌中国孩子太少的人也可分为两类：一类人反对计划生育是基于对个体生命和自由的热爱，这类人才是亚福所说的博爱主义者；另一类人则基于种族至上的考虑而激烈抨击计划生育，他们只是希望汉人越多越好，却盼望国内少数民族和外国人越少越好，对这类纳粹党徒还是躲远点好。
在此我必须澄清一下某些自称自由主义者的人对易富贤先生的误解。易富贤从来就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他希望汉族孩子多些，也希望少数民孩子多些；他希望中国人多生些孩子，也希望美国人多生些孩子。他是站在人类未来的立场上思考问题的。我很庆幸中国大陆以批判计划生育为自己使命的人，包括长辈的梁中堂和同辈的李建新、易富贤、何亚福，没有一个是种族主义者。
（二）
由于几十年来计生委宣传的计生依据主要是资源（特别是粮食和能源）紧张论和环境污染论，人们很少注意到，中国大陆计划生育理论的始作俑者马寅初主张计划生育的依据首先是技术进步论。但是何亚福注意到了这一点。
马寅初在《新人口论》中说，机械化、自动化必然随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扩大，从前1000人做的事50个人就可以做了，请问其余950人怎么办？何亚福对此的批评是技术进步创造新的行业，美国现在人口比20世纪30年代人口翻了一翻半，失业的人反而少了。（《人口危局》第163－164页）
亚福的直觉非常好，擅长联想，语言简洁，妙语连珠，很会讲故事，但逻辑推理用得少了点。
其实用归谬法驳斥马寅初更精彩——同意计划掉其余950人，结果大量产品过剩了，接下来又得减产，再计划掉一批工人，如此循环，直至人类灭亡。
减产是我的想法，马寅初的想法可不是减产，而是把产品出口换取外汇引进更先进的技术。但是这没有解决问题，相反使问题更严重了，因为更先进的技术意味着更多的人失业。把计划生育的必要性建立在技术进步导致人口过剩的基础上就是如此荒谬。
资源紧缺论和环境污染论亚福也有很精彩的批判：《资源是“自然”的还是“人造”的? 》（《人口危局》第81－83页）一文对资源紧缺论做了简明而富有说服力的批判；在《环境污染是人口多造成的吗》（《人口危局》第97－98页）一文中亚福告诉我们：猪也会制造垃圾，却不能建设环境。当然，易富贤对资源紧缺论有更详实、更系统的驳斥，王鑫海对环境污染论有更专业的批判。富贤用炮兵，亚福用步兵，我用的也是步兵。富贤轰过一阵炮后，亚福的步兵上来了。肃清角落里的敌人（指计划生育对中国方方面面的影响），必须依靠步兵。
（三）
“一头猪出生，人均GDP增加了；一个人出生，人均GDP却减少了。”（《人口危局》第86页）何亚福最大的悲哀大概就是他对计划生育“人均理论”的这一尖锐讽刺经常被计生委和计生支持者当作计划生育的理由使用，重蹈了李宗吾所著《厚黑学》在中国大陆的命运。不止一个地方的乡镇干部在农村的墙壁、石山上刷上“××农民要致富，少生孩子多养猪”、“××农民要致富，少生孩子多种树”的标语，连以亲民著称的国家领导人也经常说：任何一个巨大的成绩，被13亿人一除，就变得很小了。
何亚福列举了古今中外的大量事实证明这种人云亦云的说法不过是一种谬论，他也指出了这是一种坐吃山空的懒人想法，但还是不够“诛心”——这在中国大陆常常是八九不离十的。
换了我就会径直指出：由3亿人或7亿人去“人均”13亿人创造的财富当然是可以致富的，不过其前提恰恰是有13亿人在创造财富。计生委宣传的“人均理论”其实是一种抢劫分赃理论——被分赃的猪越多越好，分赃的人越少越好。“社会抚养费”不过是一种精巧的分赃手段，所以“放水养鱼”原本就根植在计生理论和法律、法规、规章中，决不仅仅是基层计生干部胡作非为。
自然资源只占社会财富来源的很小一部分，而且是世界范围内流动的，花钱就可以买到。社会财富主要是由人创造的。13亿人创造的财富由3亿人来分当然可以致富，但是3亿人创造的财富就只有给1亿人分才能致富了。所以靠减少人口抢劫他们创造的财产来致富就像吸毒，会上瘾，会患上减少人口依赖症，直到把人口减少到可以像科威特那样出卖资源致富的地步。
（四）
何亚福说完汤姆•索亚刷墙的故事总结道：“汤姆无意中发现了人类行为的一大原则：要使某一个人渴望得到某种东西，只需使这种东西不易得到就可以了。换句话说，越难得到的东西，越有吸引力。”（《人口危局》第236页）他用这个故事说明严格的生育限制不能降低反而抬高人的生育意愿，部分抵消它减少生育数量的效果，并且激化政府和民众的矛盾。
我觉得这可以解释1980年代初中国大陆生育率的反弹。梁中堂先生也曾这么解释过1980年代初中国大陆生育率的反弹。
但是“越难得到的东西，越有吸引力”就属于过度解读了。这种过度解读可能导致一些令人恐惧或明显荒谬的推论。按照“越难得到的东西，越有吸引力”的逻辑，贩毒罪和强奸幼女罪都应该废除，甚至受贿罪都应该废除。
汤姆•索亚用来吊孩子们胃口的时间也就几分钟、最多十几分钟，如果长达好几个小时，到半夜还不给别人刷，那么孩子们肯定要走光的。事实上几乎每一个青春期少女都本能地懂得这个道理：“难得到”能增加自身吸引力，但决不是越“难得到”越增强吸引力，半年、一两年可以，八年、十年必黄。
严格的生育限制对于生育意愿的这种吊胃口作用在计划生育实施四十年后的今天我认为很可能已经是负的，但亚福似乎仍然认为是正的。另外，表达出来的生育意愿还可能因为计划生育的“政治正确”而含有一定水分（显示出来偏低）。正是计划生育对中国人生育意愿和生育意愿表达的双重压制，使得调查显示的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比超低生育率的日本、韩国还要低得多。这两个方面都将使得废除计划生育后中国大陆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有所回升，这是好事。
（五）
亚福对谎言重复一千遍就被当作真理的“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进行了批判。（（《人口危局》第222－224页））他认为“越穷越生”的现象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范围内都存在，只是“穷”不能超出一定限度，如果穷到娶不着媳妇或大饥荒的程度生育率肯定是要下降的。“越生越穷”则是短期现象，大量的孩子成为劳动力时将极大地改善家庭经济状况并推动国家的经济高速发展。
在这个问题上我比他走得更远，我根本就不相信有什么“越穷越生”的规律，认为那完全是一种对表象的错误归纳。我们所见到的穷国和富国、城市和农村在生育率上的差别实际上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差别所导致的：农业社会的生育率是最高的，既高于工业社会的生育率，也高于游牧部落的生育率。如果越穷越生，何以解释游牧部落定居下来从事农业生产时生育率的提高？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不过发生了致富和生育率下降的现象重叠而已。而无论是在游牧社会、农业社会还是工业社会内部，生育率差别并不大，总体上应该是富裕的人生育率比贫穷的人高，更加富裕的工业化国家生育率比刚刚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国家高，经济繁荣时期生育率比经济衰退甚至大饥荒时期生育率高。毕竟同一时代、同一地域人们的生育生理能力相当（穷人参与较多体力劳动导致的生育能力优势几乎可以与不健康的食物结构、生活方式导致的生育能力劣势相抵消），而养育的经济能力则是富强贫弱。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鼓励生育的国家都通过提高孕妇福利和儿童福利来提高穷人的养育能力，而抑制生育的中国大陆则用“社会抚养费”让穷人倾家荡产养不起孩子。
“越生越穷”不但从长远看与事实不符，即使是短期内也未必正确。未成年孩子多固然意味着家庭负担加重，但是人的创收能力本身也是有弹性的。只养一个孩子，可能把富余的金钱和时间都用到麻将桌上去了，并不能改善家庭生活。而生养三个孩子的人跟生养两个孩子的人相比，也可能只是不得不加点班，让孩子接着用哥哥或姐姐的旧衣服、旧玩具，基本生活水平未必降低。在没有“超生罚款”或“社会抚养费”的时代或没有“超生罚款”或“社会抚养费”的地方，只要不超过一定限度，即使短期内也根本不存在“越生越穷”现象，只存在工余时间是打麻将还是加班的区别。
工业社会的超低生育率，使得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和重塑生育文化成为必要。但越富越不生的担心，倒也是多余的。
就写到这里吧。写这些已经花了我一个多礼拜的时间了。我跟亚福共同的想法非常多，风格上也都是以杂文见长，想找他的“毛病”不容易，不找他的“毛病”又觉得对不起读者和编辑（如果有幸被报刊采用的话）。总之亚福的书很好读，读完肯定能给你留下深刻印象和若干启发。所可惜者，是亚福还有大量短小精彩的文章没有被收进《人口危局》。
2013年5月20日
经济观察报2013年6月21日，发表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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