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岳称公知必亡 遭港作家反驳 公知讨论公知亡不亡
[b][size=4]连岳称公知必亡 遭港作家反驳 公知讨论公知亡不亡[/size][/b]微博、大V、公知，似乎是三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概念。微博日益式微，引诸多大V竞相关闭微博，公知又将何去何从？
腾讯《大家》栏目11月14日发布原《南周》记者连岳的文章，《“公共知识分子”必然死亡》。连岳认为“公知”因无私的“牺牲”而受到公众青睐，但这样的牺牲本身是反人性的。而事实上公知替公众发声早已不是公益事业。“‘公共知识分子’在被关注中，已经可以实现自己的私利：得到名气、作品大卖、粉丝上涨、收入增加。”“这么鼓吹的‘公共知识分子’，观众一看也是为了自己的私利，甚至还得靠体制供养，追随者自然逐渐散去。”他表示，“‘公共知识分子’的死亡，是因为其本身就是虚构的怪物，无论中外知识分子在上面花多大力气，堆砌多少警句，都活不久。”
廖伟棠在文中将连岳定义为“第一批公知”。认为连岳对公知的定义本身就有问题。他认为公知发声，既是救人也是自救，谈不上牺牲。“公共知识分子本身不带有领袖性，只有在中国权威崇拜的传统中，才错误地制造了‘公共知识分子＝精神导师＝权威＝领袖’这一幻觉。”文章称，“目前‘大V’息微，话语权分散，并不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死亡，充其量是公众幻象的言论救世主的死亡。”
文章最后廖伟棠又对连岳所说的“公知”之死作出了善意的预言：”在良性环境、参政议政正常化的公民社会，每一个知识分子都主动、自然地关心公共事务，那时就不存在专门的‘公共知识分子’了，只有‘知识分子’。关心公益和私利（包括他人的私利）将成为他们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
以下是连岳、廖伟棠原文。
[b][size=3]“公共知识分子”必然死亡[/size][/b]
连岳
“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在中国从香到臭，不过十来年时间。最初，在言论市场抢份额的人，许多在争戴这顶帽子，甚至有人在自己的微博认证资料晒出“公共知识分子”；现在，人人避之唯恐不及。
把这全归结于“有关部门的打压”，我觉得简单化。有关部门固然对“公共知识分子”没有好感，但现在只凭有关部门之力把某个群体彻底污名化，也不太可能了。许多人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嘲弄、挖苦和不满，有些或许是随波逐流，但更多是发自本心。我亲耳听到一位立场与官方相反的民间人士，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极端不屑。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反感，带有普遍性，它才最后走向死亡。“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舶来品，这么快死在中国，其实值得高兴。在西方，有关“公共知识分子”的引述，可以找出不少。那些话语看起来相当美妙，不过我始终理解不了。几年前，有个采访，谈到“公共知识分子”话题，我认为，只有“私人知识分子”，没有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
一个知识分子的观点与行动，即使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形成舆论焦点，也无法改变其私人属性，他总是有其自私的目的。人们趋向于不信有一个无私的面包师，一个无私的菜贩子，因为要从他们哪儿拿商品，你总得付出金钱。人们却趋向于相信容易出现无私的“公共知识分子”，我想，这可能和人们看一个观点不需要付钱有关。而“公共知识分子”在被关注中，已经可以实现自己的私利：得到名气、作品大卖、粉丝上涨、收入增加。
久假不归，时间一长，人们就相信了“公共知识分子”是无私地关心公共利益的一群人。有些立志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人，也用这个严格要求自己。任何一丝与私利相关的怀疑，都容易引发形象的崩溃。“为了公共利益牺牲个人利益是高尚的、值得追求的”，这条规则慢慢成形，牺牲得越多，越容易得到赞赏。
牺牲逻辑有个天然缺陷，就是反人性。牺牲少的“公共知识分子”，不如牺牲多的“公共知识分子”牛逼，牺牲多的“公共知识分子”，又不如献身的“公共知识分子”牛逼，大家比赛凄惨。“公共知识分子”也希望追随者牺牲，放下私利，不然就是“猪”、是“犬儒”、是“自愿的奴隶”。为了面子，一时吃了激将法，或许年轻人会跟着喊两句，但人性毕竟是人性，它总要在人身上起作用，“公共知识分子”自己不会去牺牲，追随者自寻死路的也稀少。当人性与某个观念始终冲突时，多数人会清醒。
最后的疑问是，就算违背趋利避害的人性，真有几个稀缺的“公共知识分子”受苦受难时，大众欠不欠他们？毕竟，他们是为了“公共利益”而战。答案是，谁也不欠他们的，追求牺牲可以视为自己独特的人生追求，但不能以“我是为了公共利益”而要求大众关注或补偿，一是大众没有和他们签订契约；更关键的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不少想法，可能还会损害他人利益，历史上曾有不少类似今天“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为了自己改造世界的梦想，不怕坐牢和死亡，结果有人带来深重的灾难，受害的大众也无法要求他们赔偿。任何人都不要代替他人追求利益，任何人都只追求自己的利益，经过几百年的市场经济证明，这才是积累财富、知识和人才的最快途径，也是变革世界的好办法。有利于私利，就是有利于公益；不利于私利，就是不利于公益。公益这个词，甚至没有存在的意义。任何鼓吹“为了公益放弃私利”的人，最后都不会让人喜欢，这么鼓吹的君王，是为了收割臣民的私利，这么鼓吹的“公共知识分子”，观众一看也是为了自己的私利，甚至还得靠体制供养，追随者自然逐渐散去。
“公共知识分子”的死亡，是因为其本身就是虚构的怪物，无论中外知识分子在上面花多大力气，堆砌多少警句，都活不久。我希望一切打着“公共利益”的人，都没有市场，无论是来自官方，还是来自民间，我祝愿人们永远只追逐私利，那样才能避免被形形色色的“公共知识分子”和“公共利益”拐去地狱。 [b][size=3]“公共知识分子”死了吗 ？[/size][/b]
廖伟棠
继某些媒体及某些迷幻网民之后，又多了一篇宣判“公共知识分子死亡”的文章，意料不到的是，此文出自向来理性的连岳先生笔下。虽然他有他自己独特的论证方法，但他在定义“公共知识分子”概念之时，就落入偏见。
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经历过一个井喷期，连岳先生就是第一批被公众理解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人之一。他的“我爱问连岳”专栏，受众是最普通读者，他充当的一个“解惑”功能，是古代公共知识分子——师（不是士，士可独善其身，师必须与他人发生知识层面的关系）所拥有的三个功能最基本的一个。至于“传道”，则是公共知识分子成立的一个更高要求，道有多种，亦有各种传法，只要你决定传，就进入了公共领域，目前各种网络媒体的大热，更造成了传道的神话化大跃进。
但如今的“道”，往往被简单化为立场和意见。中国不少“公知”，其实是所谓“意见领袖”。一个缺乏成熟诉求和意见表达机制的社会，往往渴盼的是这种领袖，但公共知识分子本身不带有领袖性，只有在中国权威崇拜的传统中，才错误地制造了“公共知识分子＝精神导师＝权威＝领袖”这一幻觉。我想，连岳和我，都是反对这种幻觉的。而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是意识到自己的公共身份的知识分子，是意识到自己除了是导师、学者、艺术家、名流之余，还有基本公民身份的人，这样他才意识到他必须与同样遭遇各种不公义的其他公民一起发声，这既是救人也是自救，谈不上牺牲，只不过因为他拥有更专业的知识和更具影响力的话语空间，他可以多做一点。
像是自嘲，连岳文章的第一个误读是：“‘公共知识分子’是无私地关心公共利益的一群人”，当然他是在描述他所观察到的中国公众对“公共知识分子”所作的超人期待，但他却沿接这这个误读去进行引申和批判，最后把批判直指这种被虚构的“公共知识分子”，而不是批判这种误读的成因，竟至于推论出“历史上曾有不少类似今天‘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为了自己改造世界的梦想，不怕坐牢和死亡，结果有人带来深重的灾难……”这样很不准确的过度引申，使“公共知识分子”成了一顶人均可戴的帽子，竟然被套到历史上各种狂热分子、乌托邦主义者头上了。君可记得，当代几个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如奥威尔、罗素、阿伦特、萨伊德、桑塔格等，都是反对这种狂热者的。
连串误读带出连岳的最大误区，就是在“公益”与“私利”问题的权衡之间，他为了宣告公共知识分子之非，使用了狂热分子爱用的非此即彼：“任何人都不要代替他人追求利益，任何人都只追求自己的利益……”云云。
首先，公益不过是公共知识分子追求的其中一种。其次，私利不是一种单纯、独立的价值实现，它需要保障，需要妥协和让利，如果纯粹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社会，不一样是一个丛林社会？公益作为一个最大公约数，对私利有着适度的制衡与引导，才能让每个人的私利不因为其中某个强者的私利受到侵害。在嘲笑左派的道德洁癖的同时，请不要过分善良地想象个人主义者，尤其是那些市场决定论者。像铅笔社这样的组织，不就认为只要符合商业利益、商业规则，连儿童买卖妇女买卖都是可以接受的吗？
依我看，目前“大V”式微，话语权分散，并不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死亡，充其量是公众幻象的言论救世主的死亡。在去V状态，公共知识分子将不再背负上述幻象的误读包袱，这样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反而能披沙沥金再现、重新发挥作用。公共知识分子不是公共的工具，而是公众所领受荣辱、损益的最敏感的实验者与公益共谋者，他们没有优越性，但也没有原罪。
“公知”之死，其实可以作为一个善意的预言去理解，在良性环境、参政议政正常化的公民社会，每一个知识分子都主动、自然地关心公共事务，那时就不存在专门的“公共知识分子”了，只有“知识分子”。关心公益和私利（包括他人的私利）将成为他们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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