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泽雄：“红学之困”的成因
上周四（[size=12pt]12[/size]月[size=12pt]5[/size]日），《东方早报》文化版以三个半版面的篇幅，聚焦“红学的当代困境”。我读完时，窗外已是满天尘埃，一场惹人不安的大气污染，正突袭上海。一个疑问遂不请自来：间歇性的都市雾霾不日自会散去，世纪性的红学雾障，何时得见云开日出？以《红楼梦》之伟大，注定了“红学”不该有“困”，故“红学之困”不等于“红楼之困”。《红楼梦》是一部值得学者倾尽毕生心力的作品，她近乎无穷的丰富多样性，定将给予研究者源源不断的回报。西方文学界也是如此，在莎士比亚研究中误入歧途的学者何止百千，但“莎学”作为一门文学课题的经典价值，光芒恒在，断不致随泥沙而俱下。就此而言，讨论“红学之困”时避免伤及“红楼”，应是一个必要分寸。须知“雪芹”之名原具“出淤泥而不染”之意，蹩脚研究者制造的大量糟粕，焉能损其分毫。
也许有必要重温一个常识：一位作家过于伟大，就必然会衍生出大量八卦研究和愚蠢致敬。此乃人性使然，对大自然也是如此，比如，盛行于世界各地的太阳神话，今人固然不妨以宗教和文化的名义善待之，原其初始，不过是些太阳八卦而已。西方文学的至高远祖荷马，早在公元前六、七世纪时，就催生出八卦热，接连有七座希腊城市声称是荷马的故乡。作为对照，当代红学家则为曹雪芹的祖籍奉献了“武阳”“乳山”“丰润”“辽阳”等诸种互不相容的意见，让人不知该钦佩还是轻视他们的努力；倘钦佩过度，他们或许抖擞精神，再贡献出若干可信度不足[size=12pt]5%[/size]的假说，把所有人弄傻。
说到“愚蠢致敬”，《伊利亚特》里出现的一份船舶清单，早在苏格拉底时期就被笃信不疑，伟大的改革家梭伦通过吟诵荷马诗句，甚至赢得了一场诉讼。——这类笃信和吟诵算得上文学研究吗？当然不算，站在文学角度，它们概属“愚蠢致敬”。在现代中国，最有资格享受“八卦研究”和“愚蠢致敬”的人物，非曹雪芹、鲁迅莫属了。这是文学伟人特有的副作用，寻常作家还不配受此折磨，所以，我们对于红学家制造出的海量八卦（它们无不伪装成学术的样子）最好看开点。同时认定，八卦研究就像空气中的细菌，不足道也不可免，它们固然不属红学研究的正道，但也无伤大雅，无关宏旨。如刘心武先生独家奉献的“秦学”，至少还有聊博一哂之功。
结合我对“红学之困”专题的阅读心得，兹斗胆归纳红学之困的三大病因：一，与权势挨得太近；二，可疑的衙门习气；三，与文学隔得太远。
现代红学的奠基者，理应公正地归于王国维、胡适等人名下，但红学在他们手上并无困厄，相反，他们还是红学兴盛的助推者。作为一种困境的现代红学，始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背景充满了政治性。[size=12pt]86[/size]岁高龄的李希凡先生，他在[size=12pt]1954[/size]年与同学蓝翎合撰的两篇红学文章，引发了毛泽东的极大重视，这种重视，必然伴有挟雷裹风的运动式战略，眼光也必然是政治性的，俞平伯先生随之应声而倒，不过是这场运动的小小前奏。[size=12pt]89[/size]岁高龄的红学会会长冯其庸先生虽然年近半百才涉猎红学，但他写于[size=12pt]1973[/size]年、以北京市委写作小组之名“洪广思”发表的《〈红楼梦〉是部写阶级斗争的书》，仍然与权势挨得太近。类似性质的檄文（它们的确更适合称为檄文而不是文学评论）一度层出不穷，以一种大跃进的方式哄抬了现代红学，也预示了该种红学的困境。
“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于[size=12pt]1980[/size]年，它虽然不是一个政府机构，奇怪的是，人们的印象并非如此。一位青年作者被问及为何不敢公开表达红学异议时，答说：“我人微言轻，不敢接触这些论争。”听上去就像村民不敢冒犯村长。坊间甚至有过这种传闻：“新版《红楼梦》需要让红学家审核剧本，不通过就不盖章，不盖章就没法拍。”可见，红学会虽然不是衙门，但它确实曾被看成一座衙门。不知红学界人在拊掌大笑或拍案痛斥之余，可曾有过些许羞赧。毕竟，学者的荣耀无须借两尊石狮子来彰显，真正的狮子也不会借一身将军戎装来衬托威严。衙门之于文学，连鸡肋都不如。
笔者虽不时写点文学评论，读现代红学家的文章，却很少萌生同行之感。他们进入红学界更像是误打误撞（不少人也确实如此），他们从事研究的方式要么像田野考察，要么像摩挲实验室试剂，我总疑心他们穿着白大褂。他们对于曹雪芹家世及生卒年月的考证永远兴致勃勃。的确，欲进入红学界，同时又成功地规避更耗心智的文学研讨，再没有比整天考证生卒年月更方便的了，正如欲减少脑力劳作同时又营造伏案工作的假象，再没有比整天趴在书桌上誊抄《十三经》更凑趣的了。已故红学家周汝昌表示，自己“用于研究《兰亭序》和书法的工夫一点儿不比《红楼梦》少”，让人哑然，这也太挥霍、太无视效率了，一篇《兰亭序》连四百字都不到，钱钟书曾一瞥之下，就指出其中大量文理错乱之处。若干红学家在琐屑考证方面体现的澎湃动力，或许折射出他们文学意志上的慵懒，而红学首先是文学。
红学之困的成因里已然包含了脱困之道，纠正南辕北辙的方式恰是南辕南辙，即：远离权势和机构，回归私人热爱，回到文学本身。倘如此，红学何来困厄？
载《东方早报》[size=12pt]2013[/size]年[size=12pt]12[/size]月[size=12pt]12[/size]日 只要挥霍的不是纳税人的血汗钱，何困之有？ 若干红学家在琐屑考证方面体现的澎湃动力，或许折射出他们文学意志上的慵懒，而[color=Red]红学首先是文学[/color]。
棒喝！ 红学之困的三大病因：一，与权势挨得太近；二，可疑的衙门习气；三，与文学隔得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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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雄兄一针见血．
记得少时读一些所谓红学学者的论著，动辄＂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很是纳闷－－生活在几百年前的雪芹先生，写红楼时，如何会受＂唯物辩证法＂的影响？何须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 首次听说这方面还困。学习。 只认曹雪芹，不管红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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