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扬：新加坡骚乱对中国的警示
新加坡毫无征兆地突然爆发了44年来的首次骚乱，大多数人的反应是震惊和难以理解。阿根廷发生骚乱，没有人感到震惊；泰国大规模街头抗争，似乎人人都理解；中国各地的“群体性事件”，也早已见怪不怪；可以说，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发生社会动荡都不是新鲜事；就连被誉为“人间天堂”的瑞士，在“全球最宜居城市”排行榜数一数二的苏黎世，几年前“五一”节游行时爆发骚乱，也没见到世人有多么大惊小怪。[img]http://img.guancha.cn/guancha/News/2013/12/15/63522664233059152420131215003019.jpg[/img]
12月8日，新加坡发生40年来首次外籍骚乱
但唯独新加坡不同。在世人眼里这个城市国家很独特，它一直被视为一个奇迹，经济发展是奇迹，社会治理方面也是奇迹。时间长了，奇迹已幻化成了神话，人们一向都很乐观地相信新加坡神话，在坚信新加坡经济总会保持繁荣不会有危机和衰退的同时，也坚信新加坡社会总会保持和谐不会有分裂和骚乱。
为什么呢？为什么人们坚信新加坡不同于拉美国家、中东国家、南亚国家？仅仅因为它属于发达国家、富裕国家吗？似乎也不是，世界上发达和富裕国家如美国、北欧诸国、英国和法国，照样社会问题成堆，大小骚乱此起彼伏。显然，仅仅用GDP、国民收入、人均收入这些经济指标并不足以划分“和谐国家”和“不和谐国家”之间的那条界限，甚至连基尼系数、失业率、包容指数、和平指数这类更综合的指标，也不能将新加坡的独特性分离出来。
以我对新加坡的了解，新加坡真正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个彻底实现了经济和社会一体化的国家。与大多数国家不同，在新加坡，并不存在独立于经济之外的社会，社会就是经济的附属，没有任何一个社会阶层不是整个经济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任何一个人群不是生产-消费经济方程式中一个变量。
长期以来，新加坡政府每隔几年就会对整个经济体进行一次精耕细作式的调整，叫做“翻遍每一块石头”，以抵抗经济危机。这种做法，对于新加坡来说，的确行之有效，但也是生存压力之下的不得已而为之。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经过强势政府“看得见的手”长期反复的操作，新加坡最终实现了经济与社会的整合和一体化。
这就意味着，在新加坡，社会问题就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也就是社会问题，两者无法分开。这同时也意味着，当经济系统中的某个部分积聚了大量矛盾之后，最终必将通过社会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突然爆发的社会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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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发生40年来首起骚乱事件 外籍劳工与警方发生冲突
这一次发生在小印度街区的骚乱，正是经济结构冲突在社会层面上的一个爆发。新加坡经济严重依赖外来客工，这一部分劳动力以提供简单劳动换取微薄工资，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处在最
低端，既没有上升通道也缺乏议价能力，承受着多重压迫。那些平时看起来安分和顺的南亚客工，突然之间变得暴烈而凶猛，悍然以新加坡社会最不能容忍的群体暴力行为违法抗法，他们所集中发泄的愤怒和不满，归根结底是对于长期压迫的反抗。对于这些更习惯于原居地前现代自然社会的客工来说，新加坡经济-社会综合体就像是一个无形的人造巨无霸，经济性压迫让他们无力抵挡，社会性压迫让他们无处可逃。
在中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很多城市也都在发生着与新加坡非常类似的经济-社会一体化过程，各地的强势政府都以经济发展为导向，通过“看得见的手”进行着各种整合性的操作，在GDP、就业率、物价指数等“硬指标”的压力之下，社会发育方面的“软指标”不得不被牺牲，整个社会被强行纳入经济体系当中，成了完全经济导向的经济-社会综合体。
于是，与新加坡一样，经济问题就是社会问题，社会问题就是经济问题。多年来在广东等地流行着一句俏皮话：大多数社会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是可以用人民币来解决的矛盾。这句话正是经济和社会一体化程度的真实反映。但问题的另一面是：经济问题很多都是极难解决的结构性问题，例如与新加坡外籍客工问题类似的中国城市农民工问题。
与新加坡的南亚外籍客工多少有所不同，在中国，城市农民工毕竟还若即若离地背靠着他们各自的故乡，无论远近他们总是可以随时回去，无论贫富他们总是可以作为寄托。当城市里的“经济社会”变得越来越冷酷无情、充满压迫时，他们故乡那个传统的、前现代的、还遗存着乡土文化的“自然社会”，就成了他们躲避压迫和调节身心的天然避风港。
然而，从总的趋势上看，现代“经济社会”的浪潮不可阻挡，传统“自然社会”正在大面积消亡。对于中国城市的农民工群体来说，当最终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家乡都面对同样的经济和社会一体化进程，面临同样的经济-社会综合压迫时，他们也会像新加坡南亚客工一样，既无力抵抗，也无处可逃。
这就是新加坡骚乱对于中国的警示。新加坡与中国相比，前者已经彻底完成了经济和社会的一体化，后者则正处在这个一体化进程当中；这就意味着，在新加坡发生的问题，也将在中国各个城市或早或晚地出现。由于这些问题根源于社会本身的深层变化，与收入水平并不直接相关，所以，即使中国城市农民工平均收入等于甚至超过了新加坡外籍客工，该爆发的冲突还是会爆发。
中国当借此警示，做些未雨绸缪的事情。
本文截稿之时，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召开，提出要“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若真能做到这一点，中国的城市发展就有望避开新加坡的困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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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峰：
所谓“客工”，顾名思义就是外籍务工者。而在新加坡，“客工”一般又专指持工作准证（Work Permit）的外国工人或女佣，依据新国法律，其月薪低于1800新元。早在2008年，持合法工作准证的客工人数至少达到76万人，约占当时新加坡总人口的16%。而持更高等级的（月薪超过1800新元）就业准证的外籍工人则约有15万人，此外，还有因为就学等原因（不包括旅游）长期停留在新加坡的人口。这些数字近年来还在继续快速增长，截止到2012年[color=red]，新加坡的非居民人口已达149万人，而2010年新加坡最新统计的公民人口数也只有323万。
[/color]即使不计另外长期保持在50万以上的永久居民，外籍非居民也已经占到了新国总人口的三成左右，在实际就业人口的比例还要更高。适龄劳动力中外籍人口比例如此之高，这种状况在全世界也是极为罕见的，估计只有海湾的几个石油酋长国有类似的状况。
不管愿意承认与否，外籍劳工，或者说客工都已经是新加坡社会结构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他们的工薪远远低于从事同行同种工作的新国本地居民，几乎没有升迁及发展的机会，更不可能享有本地居民可以得到的各种福利和社会保障（虽然新加坡的一般社会保障本身也很薄弱，但它的“组屋”即官售平价房政策确实非常成功和诱人）。事实上在新加坡随便走一圈，就会发现绝大部分的客工，包括大多数持较高等级工作准证的人，构成了新加坡社会下层以及底层阶级的主体。
由于本国市场规模小，同时又奉行完全的自由开放政策，新加坡经济发展一向波动极为剧烈。以近年为例，在2009年的-2.1%之后，2010年新加坡取得了建国以来GDP增长14.7%的最高纪录，但到2011年和2012年又急速跌到4.9%和1.3%。这种剧烈波动必然导致劳动力市场上也会经常产生剧烈的调整，首先和主要的承受者自然是客工，包括主要从事白领工作的就业准证持有者也无法避免。
对于外籍工人，新加坡的态度正如总理李显龙所坦言的那样：“外籍工人在新加坡是暂时居留，我们需要他们在工厂、银行、医院、造船厂和建筑工地工作，当工作完成之后，他们就要离开。当没有工作可做的时候，他们就要回国……因此，请大家容忍他们。”（引自2010年新加坡国庆大会李显龙总理讲话）换句话说：对于新加坡来说，外籍工人只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缓冲器而已。
雇主、政府和本地居民，客工受到的多重歧视
按人均GDP衡量，根据IMF排名，新加坡在2012年已经成为东亚最富裕的经济体，也是除海湾石油国外，唯一进入世界前十的亚洲国家（地区）。但与大多数遭遇“产业空心化”难题的高度发达经济体不同，新加坡虽然也有极为发达的金融服务业，但它的经济支柱更多是制造业和一般服务业。因此，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规模庞大、收入低微的客工，不但极大的拉平、压低了整个社会的劳动力报酬，而且提供了充足的合格劳动力，从而大幅提高了新加坡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实际上，现在如果没有客工，新加坡的许多产业可能就会即时瘫痪。这点从新加坡各产业对“客工”的依赖比就可以直观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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