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归来》之争
[size=5]电影《归来》之争[/size]01、（英国《金融时报》）徐达内：罅隙
02、（人民日报）尹鸿：张艺谋：三十年归去来兮，曾遇进退维谷的尴尬
03、（新华网）王子辰：《归来》，是记忆还是遗忘？
04、（新华网）郝静：电影《归来》：张艺谋回归，何日君再来？
05、（党建网）刘浩锋：《归来》以揭露的名义渲染丑恶摧毁主流价值
06、（乌有之乡）沙棘：不合时宜的《归来》 （英国《金融时报》）徐达内：罅隙
改编自严歌苓小说《陆犯焉识》最后20页的电影《归来》公映期已近尾声。过去20天里，这部张艺谋新作引发了毁誉两极的观众评价，褒奖者赞之饱含人文关怀和历史反思，即便是有意避开原著中更加令人痛彻心扉的文革苦难描写，那也是在审查制度下可以理解和同情的规避，不屑者则可分为两类，其一正是对张艺谋弃《陆犯焉识》主体不顾而意在“宽恕”心存鄙夷，认为这种改编过于轻巧且投机，其二则是认定这部电影包藏祸心，选在“5.16”这个文革发动日48周年之际首映就是最直接的证据。
三天前，一篇文章的出现令这种论争向最高远处延展。
先是微信公号，再是网站，党建网于 6月 3日“精彩推荐”《电影 <归来> ：以揭露的名义渲染丑恶摧毁主流价值》，将这篇源自亚洲新闻周刊的批判檄文引入内地，加持喉舌背景。党建网由中宣部主管，其上级单位《党建》杂志定位于“党中央办的关于党的建设的综合性党刊”；亚洲新闻周刊的官方网站资料则显示，这家注册在香港的杂志归属于香港卫视，立志打造华语报刊界中的“凤凰卫视”，由新华社广东分社、中国新闻社事业发展中心供稿。
文章署名作者是亚洲新闻周刊主笔刘浩锋，他以苏联格鲁吉亚共和国1984年拍的政治寓言荒诞片《悔悟》为前车之鉴，称其“曾吹响西方摧垮苏共意识形态的号角“、“内外勾结引导国家走向整体崩溃”：“这部片子是时任格鲁吉亚第一书记谢瓦尔德纳的支持下拍摄的，影片中心思想以寓言方式攻击冷战对峙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故事的高潮本质上反映的是‘觉悟’后瓦尔拉姆的孙子与盗墓女所坚持的个人主义价值、自由主义立场，反对以追求整体公平正义的集体主义的崇高名义抹杀个体自由。而在这场冲突中，最后故事安排了瓦尔拉姆的儿子在沉重打击中获得某种觉醒，愤怒地将其父亲的尸体丢下悬崖。剧情刻意叙述的正是西方建立在私恶价值认知基础上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胜利，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的被抛弃结局。无疑，这种剧情安排不可能仅仅是是文人精心设计的文化炸弹，它目标明确地是在拆解斯大林神话，背后根据有某种神秘的高深背景。”
而后，作者进一步将《悔悟》中的解构主义手法引入当代中国，称这“可以被坏人用来作恶误导舆论加速社会分化”、“是后现代哲学思潮在艺术领域的一贯伎俩”：“它与莫言、余华、贾平凹、王朔、严歌苓等这一代文人的表现手法是一致的。因为他们的文学审美能力被崇西的潮流裹挟、深受西方思潮与国际文学熏陶所致，既不能整体把握后现代思潮在整个哲学史上的位置，更不知道创新的后现代文学缺点所在哪里。对于他们而言，他们除了模仿与借以消遣对现实的不满之外，他们还能做什么？因此，他们是长在红旗下，却是被西方思潮误导毒化的一代”；“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官方传媒的私有化、私营传媒的合法化，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卓娅、马特洛索夫等这些共产党的精神领袖与卫国战争的英雄们都被篡改歪曲历史的解构主义手法抹黑了，而这些拙劣的手法，中国的最近几年尤为愈演愈烈。毛时代与邓时代的领袖乃及民族历史上的民族英雄都被恶意的歪曲抹黑，颠倒是非，无非是为篡党夺权与和平演变做准备。”
严厉批判了包括中共官方认可的内地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内的中国作家群体后，刘浩锋用“确凿”语气宣布：“《归来》就是中国版的《悔悟》，它的公映是西方吹响摧垮中共意识形态的集结号！无论它解构主义的表现手法，还是电影语言风格，以及语言背后的政治诉求；无论是剧本来自好莱坞的剧作家，以及背后所折射的看不见手的价值诉求，还是剧本获得西方犹太血统顶级导演的叫好安排；无论是编剧与重要演员，还是相关业内文人的互捧，都可以清晰看见西方文化战略的精致部署。”
捎带上张艺谋因改编莫言作品《红高粱家族》而首获国际大奖的往事，这篇文章以《归来》中的具体剧情设计为据，指责张艺谋“向右大踏步前进，更为赤裸地选用解构红色价值的剧本与镜头迎合西方价值立场”、“电影所具有的解构社会主义价值的情节安排是令人荒谬的”：“它的功用，正如莫言所评论的‘我认为这是一部难得的、严肃的、直指人心的好电影。’它通过描述局部的个体悲剧，并进而艺术化扩大，从而误导民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产生弃船心理……用陈道明饰演的陆焉识的家庭境遇变迁反映了文革时代，而不是用整体驾驭局部，这是一种‘以偏概全’的歪曲历史最经典常用的解构主义手法……《归来》以蓝灰色和白色作为主体色彩，更像一场冷峻异常的无声的丧事，内心鸣唱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立场，向社会鸣响的是一种无声胜有声的丧钟。而剧情对于曾经欺负妻子的老方的安排，则从另一个角度刻画了文革掌权的一方在失势时被遭受清算，他们的家庭同样遭遇不幸。这样一来，中共的意识形态无论是左还是右，都是受害者，从而强化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丑恶’认知。”
所以，这篇因为党建网推荐而获得更多关注的文章，对《归来》“不仅过审毫无压力，还被一些人表扬具有时代突破意义”表达抗议：“它越是这样谨慎，越无法掩饰其真正所要诉说的历史背景与尖锐的价值评判。只不过，他们精心写就的小说与用心良苦的剧本，从反面衬托出无需表达的呐喊，但同样准确无误地传达了文本与镜头所批判解构的价值立场……情节安排故意避开了宏大历史叙事，定位在一个家庭的变故。而且以最为精简的线索以小见大、以偏概全表达红色年代对右派知识分子的摧残。把千斤巨石放在针尖上，这也即是其所蕴含的巨大思想力量，去扎痛每个人的小我的情感审美，获得最大化的社会共鸣。它的落脚点在于票房高低，并将之上升为民族希望的试金石。这是台上人物一贯擅用的戏词。真实的效果好比用揭丑卖乖的方式向西方邀功讨赏而已。”
按照此文说法，这种“以偏概全”式的解构主义危害巨大：“并不是说不要正视文革对右倾知识分子与个人自由精神的伤害。而是，剧情缺乏辩证的思维去认知那个特殊年代的合理性，也无需因为它的历史局限性而向西方献媚讨好。如果电影能够从另一个角度反省个人主义至上的灾难，揭露以追求效益至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陷入两极分化给整个社会系统带来的摧残，那么，揭露集体主义至上对个体的摧残更具有客观的全面性。它能避免人们从一个极端滑入到另一个极端。”
近万字长文，结语处像是刘浩锋下达的判决词：“显然从《悔悟》到《归来》，都是一面倒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批判解构，从而自然积极地向另一个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极端献媚，而不是试图超越右倾的资本主义邪路与左倾的僵硬老路，走中间科学发展的道路。我要质疑的是，正值西方哲学衰竭与后现代文艺陷入价值虚无主义的困境之时，为何我们不懂得正确地推出符合时代精神的国学思想理论，进而有条不紊的引导世界文艺复兴从中国起航呢？”
起先，这篇源自境外的批判檄文只是在内地互联网的小范围内流传，但是，经由党建网这个极具官方高层背景的平台转载推荐，引发民间舆论强烈关注，昨日即有凤凰网一度在首页展示。
刘浩锋应该是说出了郭松民、尹国明、蔡小心等一干左派人物的心声。《归来》首映以来，对其“居心叵测”的指责就通过他们的麦克风此起彼伏，其中，以乌有之乡网刊 5月28日所发《不合时宜的 <归来> 》较有影响：“正确的艺术作品，应该实事求是地反映革命历史及毛时代的问题，恰如其分地总结经验教训，而不是动辄将其艺术化夸大化，进而否定整个党、整个制度、整个时代，将整个党整个社会描述成任意迫害普通民众的残酷的专制机器……更有老观众反映，看此片好似又回到了新中国老电影中呈现的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但此片分明又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新中国的故事。因此许多普通观众不由发出疑问，此片是否是蒋介石之流跑到台湾后，拍摄的反共影片？”
文中配图别出心裁，是一张将电影剧照中陈道明的头像替换为薛蛮子的合成图片，而这完全是有的放矢。本来，走出看守所的薛大 V如今微博发言已是句句不离正能量公益，但是，7 个月来首度观影之后，他还是在 5月25日“隆重推荐”《归来》：“对于我这样的五零后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唤回了对那个时代五味杂陈的回忆……余若归来汝焉识。一个文艺片票房居然过亿。可见好作品直见人心。”
但是，即便并不能像薛蛮子那样盛赞老谋子“以无声胜有声”，看过了经由党建网推荐的批判檄文，那些原本对《归来》并没太多好感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也被激将起来，开始揭发刘浩锋的往事，依‘荣剑2008’所言：“小骗骗于野，大骗骗于朝，小骗玩传销，大骗玩天道。一个叫刘浩锋的人，号称天道宇宙科学思想体系创始人，世界学术中心联合国改革委员会顾问，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第三任主席，据说思想之大成已超过西方思想总和，被文化部中国文联有关杂志誉为中华文化复兴理论旗手。这等厚颜无耻欺世盗名之辈，史上罕见。”
而当‘河清00’热情洋溢地称赞“刘浩锋原先是茅于轼天则所自由派年轻骁将，如今背叛脱离亲西方的中国自由派，在摩罗和刘小枫之后，回归‘中派’（中国国家利益至上，反对美国颠覆中国）正道”之际，‘沈彬’的电线杆子则冷笑一声——“此公还真是能左右投机”。
左右舌战乃是中国网络舆论场最长盛不衰之场景，真正不寻常的，还得说是人民日报昨天的表现。
以中共头号喉舌之尊，最高党报昨天在副刊版刊出《张艺谋：三十年归去来兮》，作为“品鉴·重访中国电影‘第五代’”系列开篇之作。与党建网所荐刘浩锋之批判完全南辕北辙，署名作者尹鸿在此得以向《归来》献上通篇礼赞。
这位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及理论评论委员会主任，从从张艺谋1984年担任“第五代导演”扛鼎之作《黄土地》的摄影师开始回顾，将对方称为“影坛的奇迹”：“‘沉寂’近 3年、遭遇种种风波后推出新作，无论人们有多么不同的议论和评价，张艺谋在中国电影、至少是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发展历程中的领军地位，独一无二。”
复述张艺谋在电影创作三个阶段中的毁誉参半，则是为了铺垫他的“涅槃重生”：“张艺谋的商业电影在过去几年，似乎呈现江郎才尽的疲态和进退维谷的尴尬。 张艺谋在参加著名导演、他的恩师吴天明的追思会时，也表达了自我反省。作为世界级大导演，在人们的怀疑、期待中，张艺谋用一个充满寓意的电影名字《归来》，向人们展示着他的重新‘归来’。这也许可以看作张艺谋对中国社会历史与现实的重新关注。这似乎是一种电影人文关怀的重新找回。与《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的主题相似，大时代尽管沧海桑田，每个个体、每个家庭却都是血肉之躯、有情之物，无不提醒着我们对人、对个体、对生命、对爱的价值的怜惜和尊重。张艺谋创作个性的回归体现在他善用人物形象，追求爱的坚韧、情的执着。这更是一种艺术态度的重新定位。张艺谋从前一段的过度商业化、消费化的炫耀美学回归到了对艺术、对心灵的尊重。”
要知道，这可不是豆瓣网或者南都娱乐周刊上的某篇影评，而是白纸黑字地印在中共中央机关报的版面上。
在题图——片中“读信”场景——的映衬下，尹鸿得以对《归来》不吝赞美：“‘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从这个角度说，张艺谋的新电影也许又将成为中国电影一个新时代的信号。无论是中华民族命运多舛的历史，还是当下中国万花筒般的现实，都为中国电影提供了产生杰作的土壤。只要阳光灿烂、雨水充足，中国电影的万紫千红可以期待。”
尽管这应该是最高党报在《归来》上映20天以来所刊发的最大篇幅并且也是最肯定的正面评价，但并不是第一次。早在 5月18日傍晚，‘人民日报’就以剧透“《归来》戳中你的十大泪点”的方式，在微博上向全中国发问“你看了吗”：“《归来》前日首映，两天票房已超5000万。张艺谋导演，严歌苓原著，它讲述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的爱情悲剧：妻子永远去车站接丈夫，丈夫永远陪妻子等待‘自己’归来。它没有《英雄》等的大场面大制作，却直达人心，让观众潸然泪下。”
并且，三个多小时后，这个法人微博账号罕见地转发跟帖，将‘崔永元’那句“电影归来，反思归来”定义为“一句话点评”，并且贴出了泪流满面的表情符号。
次日，人民日报还曾承接网络关注，刊出访谈稿《用电影勘探人心》。
记者问道，“相较于其他以相同历史时期为背景的文艺作品，《归来》似乎有意回避了历史对个体生命的创伤。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获刊的张艺谋解释是：“我们从伤痕文学、寻根文学一路走来，关于这一历史时期的叙述见过很多了。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态度或者方式，是因为我觉得这么拍可能更有新意。再过20年后，下一代导演可能还会对这样的故事感兴趣，他们拍的可能更不一样……每个人身上都有时代的烙印，我的成长经历决定了我的口味和我的落脚点。但是我常常想，通过表层的故事折射历史和文化价值观，这是我一直渴望的。”
大体近似的引述和赞赏，也出现在新华社在此前后播发的《 <归来> ，是记忆还是遗忘？》和《电影 <归来> ：张艺谋回归，何日君再来？》中。
只不过，眼见‘人民日报’带头“泪流满面”，‘司马南’勃然大怒，老对手崔永元的被认可更是火上浇油：“小崔泪颂文化汉奸陈歌辛，操着公知腔调否定前30年，刚刚换了总编辑的人民日报公然与之唱和，并为选定在 5月16日公映的新伤痕文学电影鼓与吹，这哪里还有一点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的意思？”
于是，这位早在 5月12日就已经感叹《归来》“太压抑了，太黑暗了”的左派意见领袖重装上阵，通过微博和视频向他心目中的“一股力量”发动猛烈抨击，直至前天方才略感欣慰：“电视剧《十送红军》终于要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播出了，这是一个胜利。这是对张艺谋团队在 5月16号推出的反攻倒算情绪电影《归来》的一个情绪反应，也是对 5月16号在上海大规模举行的反动文人陈歌辛百年纪念活动的一个有力回应。”
那么，回到党建网和人民日报一前一后两篇完全截然对立的影评，是百家争鸣，还是证明了喉舌队伍里本来也有罅隙，不足为奇？甚至，是有着更加让人浮想联翩的风云角力？
无独有偶，罅隙还显现在胡锡进的微博跟帖中。
前天上午10时许，这位环球时报总编辑发布微博：“见到一对越作战老兵，讲他当年参加敢死队。晚上挑选出一批敢死队员，表决心，然后集中在一个大房间里，由两倍于敢死队员的士兵看着他们，怕有人跑了。每人给一个本，给亲人写信，实际是写遗书。他说就跟被判了死刑一样，第二天执行。那一夜睡个屁。他活下来，是因为第二天突击任务取消了。向他敬个礼。”
一语激起千层浪，而且是从大后方。
名叫“无为李爷”的微博账号第一时间拍案而起，贴出包括当年敢死队成员遗书在内的影像资料，怒斥“老胡果然还是左右逢源、见缝就钻……我就告诉你一个事实：加入敢死队，都是自愿的，没有用枪逼着加入敢死队的！为什么？敢死！不是逼死！逼着参加敢死队能叫敢死队吗？上了战场跑了怎么办？”
见状，‘尹国明’从批判《归来》的战斗中抽出身来，感叹一声：“一年前我说胡锡进是半个公知，半年前我说胡是三分之二个公知，现在转进到多大比例了？”
‘陆天明’也把藏在心里好久的疑惑说了出来：“难怪这两天我发觉有些网的话风突然转了。我确实正纳闷着呢，比如，凤凰网一直夸张灵甫，也夸他夫人如何忠贞于她先生。昨天开始发文贬这两家伙了。但胡锡进的‘进步’却向反方向去了。看不懂啊。是我脑子进水了还是咋的？”
所谓“反方向”，应该也包括胡总编两天前的另一段微博：“屈原是谁？老百姓最容易记起来的，是他是伟大爱国主义诗人。他爱的那个国，是中国爱国主义者们爱过的最烂的之一，但人们没嘲笑他，没质问他是否分清了楚国和楚国政府。而且，他本人就是‘统治集团’的一员。历朝历代的爱国者，都是多少有那么点‘痴’的。特精明的，遇大事变，往往成了汉奸中的第一拨。”
这段留言也曾让胡锡进陷入或许是始料未及的困境——一些异议者以中共当年推翻国民党政府为据，嘲笑这位人民日报子报总编辑是“高级黑”。
“诛心”之论，甚至认定他选在 6月 4日就“敢死队”发声实乃别有用心。
及至子夜，‘戴旭’的出现将谴责声推向高潮：“老胡，你当过兵吗？你这位老兵朋友是谁啊？说这话有证据吗？是哪个部队，能说出来吗？在《炎黄春秋》抹黑狼牙山五壮士八路军，《读书》抹黑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时候，你和你的朋友又在给解放军脸上涂油彩，什么意思啊？去年李开复薛蛮子等攻击我，你就讨好公知舆论。办报可以左右逢源，做人还是要有良知。”
众所周知，身为军中“鹰派”代表人物，戴旭的成名仰仗胡锡进良多，环球时报几乎是这位大校得以发表他那些对美对日对“汉奸”强硬言论的唯一纸媒渠道，至今，戴旭的微博身份介绍中也还有“环球时报战略评论员”之头衔。如今，虽然还愿意以一声“老胡”相称，但随着过往嫌隙浮出水面，朋友情谊已然随着那几句“讨好公知”、“左右逢源”在风中飘零。
此时，胡锡进应该也已经看到了这些“反戈相击”，不过，他坚持着没有通过环球时报发布任何回应，也坚持着没有删除微博——直至‘军报记者’也已经杀将过来。
这个代表解放军报在网络世界中维护军人形象的微博账号，先是在 4日当晚发布了一条旁敲侧击式的评论《心中有爱，所以从不畏战》：“一位参加过边境作战的老兵说，那时，很多战士‘父母老、家里穷、对象吹’，许多干部‘爱人无住房、孩子无人带、欠账无钱还’，可没一个人当孬种。他们一起冲锋，舍生忘死，绝不是为了待遇，更不是为了几百元的抚恤金，除了对祖国和人民的爱，别无他解。”
昨天午时，或许是发现‘胡锡进’仍未悔改，‘军报记者’决定正面出击，直斥“胡锡进的相关微博内容是胡说八道”：“顶一下戴旭教授！看了胡锡进的微博内容后，我们与几位当年参加过这次作战的亲历者进行了核实，他们闻听后很是气愤，认为胡锡进的相关微博内容是胡说八道，子虚乌有，是对当年参战官兵的抹黑！”
这下真热闹了。
‘南方都市报’当即截屏展示这一场发生在环球时报总编辑与解放军报之间的隔空交火，搜狐凤凰等门户亦曾将此动向一度推向首页。而在那些原本乐见胡总编“高级黑”的围观者里，此时倒也有几位愿意打抱不平，嘲笑‘军报记者’以一部分人的“亲历”否定另一部分人的“亲历”并无说服力。
不过，‘军报记者’很快就删除了这段直接点名怒斥喉舌同行的微博，稍后，‘胡锡进’也删除了那条让他遭遇同一阵营中历来最大反弹的留言，代之以道歉：“我发了一个越战老兵讲的故事，展示了人性面对战争时的怯意和痛苦。我想说战争的残酷。那些带了些许恐惧走向战场甚至牺牲的军人，唤起了我一份特殊的崇敬。我不希望引起其他军人的不快，我本人从军11年，至今是解放军的坚定支持者。如果我的微博给某个现役或退伍军人带来了伤害感，我愿向他们表达歉意。”
除了那些散落在互联网上的记录，没有任何一家纸媒报道这场微博风波。今晨，理论上应该与环球时报相对志同道合的观察者网，这样形容罅隙的隐去：“面对解放军报官微的质疑，‘胡锡进’心平气和地接受质疑并删除了相关微博。” （人民日报）尹鸿：张艺谋：三十年归去来兮，曾遇进退维谷的尴尬
开栏的话
电影《一个和八个》被公认为“第五代”电影的发轫之作。自此算起，“第五代”至今恰满30年。对于新时期的中国电影而言，“第五代”导演是一个无比耀眼的存在，其价值从一登上历史舞台便已开始书写。他们从革命电影中破茧而出，以探索性的艺术创造彰显了人的主体性力量，塑造了一代人的家国想象和民族寓言，又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保持着先锋的姿态。“第五代”是承前启后的一代，他们是新时期电影创作和电影观赏的启蒙者，他们为中国电影走向艺术和产业自觉，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在中国电影产业化迅速发展、电影创作更加趋向多元的今天，我们仍然有必要回望历史、问道历史。本期开始，“品鉴”栏目开辟“重访中国电影‘第五代’”系列。让我们一同返回历史的起点，沿着时间的流向和精神的脉络，重访“第五代”的足迹，寻找那些曾经让我们心潮澎湃、泪流满面的经典电影，寻找那些光芒四射的创作背后可贵的影像价值与文化自觉。
——编者
能在影坛上持续创作30年的导演也许并不罕见，但像张艺谋这样，能连续30年都处在电影创作的风口浪尖、甚至领航电影的发展转向，不能不说是影坛的奇迹。从张艺谋1984年担任“第五代导演”扛鼎之作《黄土地》（陈凯歌导演）的摄影师开始，直到“沉寂”近 3年、遭遇种种风波后推出新作，无论人们有多么不同的议论和评价，张艺谋在中国电影、至少是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发展历程中的领军地位，独一无二。
在30年创作过程中，张艺谋导演的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都堪称中国电影的风向标。第一个阶段是继《黄土地》之后，他独立执导《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等作品，不仅一把推开了中国电影进入世界各 A级电影节的大门，而且在全球影坛刮起了以黄河、黄土地、黄皮肤、黄色文明为特征的“中国风”。一批中国电影，以人性解放、人道主义为镜子，一方面用影像揭示了中国宗法制度和封建传统的专制和残暴，另一方面呈现了中国人生命力的顽强和对情感自由的执着追求。冷酷封闭的大宅院与鲜红生动的红高粱、红染布、红灯笼，构成的不仅是视觉张力，更是人性张力。这些影片与1980年前后中国的历史反思、文化启蒙、改革发展的大时代交相呼应，成为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响亮音符。
1990年之后，《秋菊打官司》《活着》《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可以视为张艺谋创作的第二阶段。这些作品关注转型期的中国现实生活，表现过去半个世纪中国人的命运变迁。虽然这些作品在现实深度、表现力度上参差不齐，但其对社会现实的关怀、其多样化的艺术形态和电影类型、其创作的艺术诚意和探索精神，都显示出张艺谋“与时俱进”的敏感和调整。但这种要一个“说法”的执着，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逐渐衰落，以及中国电影创作环境的紧张，逐渐陷入这双重困境之中。
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在面对好莱坞冲击之际，中国电影背水一战，开始市场化改革。张艺谋用一部《英雄》开启了自己创作的第三个阶段，也拉开了中国电影产业大发展的序幕。《英雄》不仅是第一部票房超亿元的国产电影，也是迄今为止北美市场上票房成绩最好的大陆导演影片。该片所创造的 2.5亿元人民币票房，将中国带入了国产商业大片时代；在北美外语片市场上，则以近6000万美金的票房成绩超越众多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日语影片，高居票房排行榜第三位。风格、色彩、意境的东方风格，美轮美奂的视听奇观，华语大明星的组合，杜可风、程小东、和田惠美、谭盾等跨国跨地区制作团队的建构，为后来中国的商业大片提供了可以复制的模式。虽然张艺谋的商业电影毁誉参半，特别是后期几部影片受到诸多诟病，但对中国电影市场的繁荣、电影产业的绝境逢生，其起到的推动和引领作用都应被给予高度肯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没有电影产业的复兴，就不会有电影创作的繁荣。
张艺谋的商业电影在过去几年，似乎呈现江郎才尽的疲态和进退维谷的尴尬。张艺谋在参加著名导演、他的恩师吴天明的追思会时，也表达了自我反省。作为世界级大导演，在人们的怀疑、期待中，张艺谋用一个充满寓意的电影名字《归来》，向人们展示着他的重新“归来”。这也许可以看作张艺谋对中国社会历史与现实的重新关注。这似乎是一种电影人文关怀的重新找回。与《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的主题相似，大时代尽管沧海桑田，每个个体、每个家庭却都是血肉之躯、有情之物，无不提醒着我们对人、对个体、对生命、对爱的价值的怜惜和尊重。张艺谋创作个性的回归体现在他善用人物形象，追求爱的坚韧、情的执着。这更是一种艺术态度的重新定位。张艺谋从前一段的过度商业化、消费化的炫耀美学回归到了对艺术、对心灵的尊重。
驰骋30年，创造过众多艺术和商业辉煌之后，张艺谋还在继续自我超越、自我调整，其艺术个性的回归是令人惊喜并给人带来期许的。前不久在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上，导演们集体投票同意年度“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空缺，这意味着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电影人开始重新审视艺术与商业、市场与美学之间的关系。“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从这个角度说，张艺谋的新电影也许又将成为中国电影一个新时代的信号。无论是中华民族命运多舛的历史，还是当下中国万花筒般的现实，都为中国电影提供了产生杰作的土壤。只要阳光灿烂、雨水充足，中国电影的万紫千红可以期待。 （新华网）王子辰：《归来》，是记忆还是遗忘？
一边是莫言“留了不少眼泪，到现在眼睛还很痛”，一边是许多年轻观众频频笑场，电影《归来》讲述的故事也许和不同观影群体的感受一样，引人深思。
５月１６日起在全国上映的《归来》，讲述丈夫陆焉识与妻子冯婉瑜因政治运动而被迫分离，丈夫平反归来后，妻子却因失忆无法认出丈夫的悲剧故事。作家莫言在１７日晚与导演张艺谋的一场对谈中说，“一部电影让人流眼泪不是唯一标准。但我一个６０岁的老男人还能看哭，说明这部电影里有很多东西触动了我内心深处最痛的地方，勾起了我很多关于历史和个人生活的回忆。”
也是在１７日晚，记者在哈尔滨市一家影院观看《归来》。无论是陆焉识从农场里“潜逃”回家敲门而冯婉瑜犹豫不决终究没敢开门的纠结，还是文革后翻开相册发现陆焉识的照片头像早已被女儿通通剪去的空洞，在场的年轻观众似乎都能被陈道明和巩俐炉火纯青的表演戳中“笑点”。
此前《归来》试映时，武汉一家媒体报道说，年轻人的笑声同样可闻于陆焉识拎起饭勺准备替妻子报仇、冯婉瑜一次一次问“你是哪位”等细节处。一些大学生观众谈到影片时，关键词多是“旷世爱恋”“不离不弃”“白首不相离”等，一位女生甚至称：“感觉像部言情片。”聊起这似乎并不孤立的现象时，一位朋友颇为愤怒地告诉记者：“这么严肃的题材，多么痛心的情节，居然还笑！”
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倘若只在《归来》里看到一个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则未免有些浅尝辄止。作为“第五代导演”的代表性人物，张艺谋终于暂告《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等高投入、大场面的古装大片，重装“归来”，拿出了一部直指人心的厚重之作。
影片结尾处，镜头从“文革”结束迅即切换到很多年后。漫天风雪中，饱经沧桑的陆焉识用三轮车拖着仍然失忆的冯婉瑜，来到人聚人散的火车站。“扩大开放、加速发展”标语牌下，老迈的夫妇和一块“陆焉识”的牌子，场景干净而又宁静。长路归来焉能识，是记忆还是遗忘？ （新华网）郝静：电影《归来》：张艺谋回归，何日君再来？
导演张艺谋加入乐视影业的首部作品《归来》日前在全国公映，首周末票房便突破８０００万元，在口碑上也获得了观众的颇高评价，被认为是张艺谋近年来最好的一部作品。尽管影片在改编等方面也受到一些质疑，但感人至深的故事、炉火纯青的表演以及平静而充满张力的叙事风格，还是深深地打动了不少观众。
以一种折射和沉淀的方法展现动荡年代
影片根据严歌苓小说《陆犯焉识》的最后３０页改编而成，讲述了上世纪７０年代初，劳改犯陆焉识在一次农场转迁途中逃跑回家，不想却被女儿丹丹举报，陆焉识又被抓回农场，妻子冯琬瑜也在这一过程中患上了心因性失忆症。三年后，“文革”结束，陆焉识终于平反回家，却发现深爱自己的妻子已经不认识自己，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他想尽一切办法唤起妻子对自己的记忆。
影片的主要人物只有两三个，故事也很简单，除了一开始陆焉识的逃跑、被抓，几乎所有内容都围绕着陆焉识如何让妻子认识自己展开，在冯琬瑜本能反映出的种种对陆焉识的思念以及陆焉识想方设法让妻子恢复记忆的良苦用心中，展现了两人炙热而又深沉的情感。
在严歌苓的原著中，讲述的是一个更加复杂的故事，它在时间上穿越的年代更多，在表现内容上也还包括陆焉识留学及后来在狱中的部分，更重要的是它通过陆焉识这个个体的经历与命运对那个动荡的时代进行了描摹。影片《归来》虽然对两人的情感进行了突出处理，在内容上也做了大幅删减，但却没有沦为一个单纯的爱情故事，没有忽略对时代的思考，片中的每一个背景、每一个细节以及主人公的每个情绪波动都无不让观众看到时代的风貌，看到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人们心底留下的难以愈合的伤痕。
导演张艺谋说，在这部电影中，他想尝试一种折射和沉淀的方法，希望通过一定的留白和平实的叙事去表现那个年代。因此在最终的影片呈现上，张艺谋也一改以往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激烈的戏剧冲突，一切都平铺直叙、娓娓道来，可在看似风平浪静的表达下，两位主人公浓烈的情感和动荡时代对人们的伤害却直戳人心。
演员的精湛表演使影片大为增色
如果说原著本身厚重的思想和编剧巧妙的剪裁为影片的成功奠定了基础，饰演男女主人公的两位主演陈道明和巩俐的精湛表演则对影片的成功起了决定性作用。
由于影片绝大部分内容都围绕两位主人公展开，全片可谓两位主演表演的盛宴。巩俐超越了以往招牌式的表演，尽管一举手一投足都看似平淡无奇，但正是这种不着痕迹的演绎，将中国传统女性的善良、隐忍、包容表现得鲜活丰满，将动荡年代普通百姓的心境展露无遗。
陈道明的表演则更具可圈可点之处。从越狱的劳改犯到懂法语、弹钢琴的知识分子，从被女儿背叛的父亲到深爱妻子的丈夫，他都塑造得那样精准而独特，都看似平淡却力道十足。如女儿告诉陆焉识是她举报的他时，陆焉识只是不经意地说了句“我知道”，镜头也是个侧脸，却猛地让观众感受到了特殊历史时期亲人反目的悲凉。
影评人“荞麦花开”在评论中写道：陈道明在本片中的表演难度不在表演本身，而在表演前的深度构思。就好比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要拿什么待客，想过端一坛凛冽劲道的陈酒，想过泡一壶苦后回甘的浓茶，最后还是觉得端一杯温度正好的温开水，恰到好处。
改编仍有可完善之处
尽管许多观众都认为《归来》是张艺谋近年来少有的一部佳作，但影片在改编等方面也受到一些质疑。
如影片一开始就是陆焉识逃跑回家，妻子冒着巨大的风险去火车站与他相见，因为没有小说中之前的内容，对两人情感的铺垫明显不足，观众很难一下理解两人这种执著浓烈的情感。又如对陆焉识身份的交代，观众只知道他懂法语、会弹钢琴，而在小说中他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公子哥，留过洋、会多国语言，有才却也经常书生气十足，虽然电影并非要与原著完全吻合，但影片中对陆焉识背景的交代则有些过于淡化，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观众对影片的理解。
可不管怎样，不可否认的是这部《归来》确实是被商业绑架已久的张艺谋近年来最用心、最富诚意的一部作品，那个曾创造了《红高粱》《活着》等辉煌的张艺谋似乎真的归来可期。 （党建网）刘浩锋：《归来》以揭露的名义渲染丑恶摧毁主流价值
《悔悟》的公映是苏共意识形态崩溃的开始。这些作品对苏联亡党亡国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
——前苏联外交官雅科夫列夫
任何艺术形式只是表达思想语言的工具。如果不能跳出艺术看艺术，不能跳出《归来》看《归来》，那么，我们并不完整地懂得艺术，也不完整地懂得《归来》所具有解构社会主义价值的心灵殖民效应。《归来》就是中国版的《悔悟》，它的公映是西方吹响摧垮中共意识形态的结集号！
——亚洲新闻周刊主笔刘浩锋
《悔悟》曾吹响西方摧垮苏共意识形态的号角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了总书记。”擒贼先擒王，苏共最高领袖被西方绑架，是苏共走向崩溃的关键枢纽。回顾这段历史，对于避免走弯路与邪路，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具有迫切而严峻的借鉴意义。
在冷战时期，世界文化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共赢关系，而是一种非此即彼思维方式主导下的西方胜利。在这种背景下，苏联格鲁吉亚共和国1984年拍的政治寓言荒
诞片《悔悟》又名《忏悔》就是作为实现西方胜利的工具，撕裂了苏共意识形态阵营，内外勾结引导国家走向整体崩溃的开始。
然而，要了解历史的真相，需要我们从整体性的层面才能有真发现。正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只看到局部历史真相，而忽略了整体，则会导致我们对宏观局势的误判，自然难免会导致亡党亡国的悲剧。
现在我们完全清楚了历史真相。戈尔巴乔夫同西方的合作始于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1984年秋。苏联驻加拿大大使雅科夫列夫穿针引线安排了戈尔巴乔夫的英国之行。接待地点不是伦敦政府官邸，而是专门用来接待正式访英外国领导人位于郊区的切克斯别墅，这是一个可以推心置腹进行特殊重要谈话的地方。会见撒切尔夫人后，这位铁娘子对其他各国同事发出信号：“戈尔巴乔夫是个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他值得信赖。”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苏联政坛发生了戏剧性的死亡游戏。三名苏共最高领导人接连短命去世。1982年底，76岁的勃列日涅夫去世。68岁的安德罗波夫接班，1984年，69岁的安德罗波夫又逝世，由73岁的契尔年科接任。可是，13个月后契尔年科又不幸接连去世。随即1985年由戈尔巴乔夫接任总书记职务。不能忽视的是，西方领导人对苏共总书记诸如契尔年科等的健康状况了如指掌。可见，当时的苏共领导人处于一种何等难以自保的恶劣环境。
契尔年科去世后，幸运之果看似自然地落在戈尔巴乔夫身上。今天来回顾，稍微有敏感性、不乏正确知见的战略家就不难觉察到，这看似正常死亡背后的不正常可能存在，戈尔巴乔夫上台，证明了这种不正常可能存在——一张伸向苏共的血盆大口。
他的阴谋性完全能够从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迫不及待按照西方要求进行的政治改革与大规模的人物换替可以看出端倪。可惜的是，苏共到垮台的那一天，很多高级领导还在钓鱼或者庆贺生日或者旅游或者聚友，他们完全丧失了应有的警惕性与历史责任感。这要归因于西方有效的文化价值的渗透颠覆，正是丘拜斯、盖达尔们鼓吹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改革与个人利益至上的理性人价值，宣称哪怕给强盗，只要能把国有资产拿出来就是好的，完全否定了公有制地位，让苏共领导人为了一己利益最大化，开始侵蚀国有集体的利益，生活变得极度腐烂，导致社会见利忘义道德腐朽、青年思维异化个人权益享乐至上，乃至醉生梦死。这是西方情治系统处心积虑实施的战略。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味保守防御、文化创新无以超越西方文化价值，长期处于西方价值下风，苏共意识形态建设停滞不前僵硬不化的状态，导致了全盘皆输。从这方面而言，中共是否也正在步其后辙呢？
现在清楚了，戈尔巴乔夫通过反腐手段安插了 400多名听命于他的共济会人员在重要岗位，他们从组织上合伙将苏共推向绞刑架。1986年12月，高尔基城被流放了六年的萨哈罗夫接到戈尔巴乔夫电话回到莫斯科，此后，他迅速成为苏联的民主派领头人。在这种大背景下，电影《悔悟》1987年通过戈尔巴乔夫点头正式上映。事实上，它成为鼓吹个人自由而刻意忽略以自由名义狼群吞噬羊群的、自由派资本家控制的工具，成为颠覆斯大
林社会主义价值的、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苏共的工具。
这部片子是时任格鲁吉亚第一书记谢瓦尔德纳的支持下拍摄的，影片中心思想以寓言方式攻击冷战对峙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制度。雅科夫列夫说，《悔悟》的公映是苏共意识形态崩溃的开始。这些作品对苏联亡党亡国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
《悔悟》是著名编导田吉兹阿布拉泽执导的三部曲( 《祈求》、《愿望之树》、《悔悟》 )的第三部。苏联评论家指出：“《悔悟》是涉及我国历史上这一痛苦时期的第一次努力。”
1987年《悔悟》之后不久的短短几年，戈尔巴乔夫为进一步推动指导思想“多元化”，1990年 6月以总统名义批准《新闻出版法》，宣布“新闻自由”，接着他又发布电视和广播民主化的总统令，“坚决舍弃苏共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在此之前，国家对出版物都有约束的，发表文章或者播放节目都有党的委员会审查。而戈尔巴乔夫将之取消了。法律只考虑经济利益，而不考虑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只要有钱，想出版什么都可以。只要有钱，传媒把弱智捧为民意代表，把丑女捧成明星。1990年上半年，苏联境内各种非正式出版物多达千种。《新闻出版法》颁布后，反对派和私人办报合法化，官办媒体私营化，到苏联解体前，苏共掌握报刊仅占1.5%。苏联主要媒体很快被境内外私有资本和权贵势力掌控。这些媒体标榜自由，但根本限制反资本权贵的公民舆论权力，对不同声音采取封杀。好比新浪封杀了张宏良、孔庆东的微博。事实很明白，西方鼓吹的人性私恶认知与理性人基础上的自由，本质是狼群对羊群吞噬的丛林法则的自由。缺失道德引领的自由，自由往往是罪恶的庇护所。《悔悟》歌颂与谴责的，是那样的泾渭分明。以致引导苏联民众急遽地走向背弃社会主义、抛弃苏共的结局。
就是这一阶段前后，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官方传媒的私有化、私营传媒的合法化，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卓娅、马特洛索夫等这些共产党的精神领袖与卫国战争的英雄们都被篡改歪曲历史的解构主义手法抹黑了而这些拙劣的手法，中国的最近几年尤为愈演愈烈。毛时代与邓时代的领袖乃及民族历史上的民族英雄都被恶意的歪曲抹黑，颠倒是非，无非是为篡党夺权与和平演变做准备。
《悔悟》的手法也是如此。他塑造了格鲁吉亚小城的最高统治者瓦尔拉姆阿拉维泽这个人物。电影并没有隐瞒他是那么勤奋地为格鲁吉亚人民的利益服务，。电影的镜头主要对准的是冷战对峙下，社会主义控制为了整体的集体主义而牺牲了另一部分个体的利益，对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的构成了迫害。但他们显然忽略了在标榜自由的美国，美国执政党也一样对美国共产党采取约束迫害。这些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捍卫濒危的基督教堂，以此表达了他们的西方意识形态立场。瓦尔拉姆恰恰是摧毁这个教堂，逮捕了阴谋反对者们。
从人物造型上，编剧为瓦尔拉姆蓄上了仁丹胡的独裁者形象，非常醒目，这根本就是故意丑化共产党领导人的形象，把他等同于希特勒与日本军国主义者。剧情第一个悬念是围绕瓦尔拉姆死后被在历史运动中受到迫害者的遗孤将他从墓穴里反复挖出，使之不能入土而引出另一个主人公盗墓女。当盗墓者中枪被捕发现是个女人。故事从女人的法庭申诉转入历史画面的回忆，然后再从个体悲情的历史镜头里拉回现实中。瓦尔拉姆的孙子曾经开枪射伤盗墓女，但听了盗墓女申诉后改变了观念立场，转为支持个人主义的价值立场，以及对父爷辈坚持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理想的质疑与抨击，与由来已久的西方解构主义手法一样，他们天真的否认并没有具体的人民，只有具体的人，认为宏大叙事是虚伪空洞的。最后其在与父亲的价值观冲突中，用爷爷赠送的枪自杀了。这悲剧既可以说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潮误导制造的灾祸，但剧本却以孙子精神“觉悟”与激烈抵触反抗社会主义价值的方式、抑或带着为爷辈赎罪的方式选择自杀。
这一故事的高潮本质上反应的是“觉悟”后瓦尔拉姆的孙子与盗墓女所坚持的个人主义价值、自由主义立场，反对以追求整体公平正义的集体主义的崇高名义抹杀个体自由。而在这场冲突中，最后故事安排了瓦尔拉姆的儿子在沉重打击中获得某种觉醒，愤怒的将其父亲的尸体丢下悬崖。剧情刻意叙述的正是西方建立在私恶价值认知基础上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胜利，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的被抛弃结局。无疑，这种剧情安排不可能仅仅是是文人精心设计的文化炸弹，它目标明确地是在拆解斯大林神话，背后根据有某种神秘的高深背景。
但凡解构主义手法，都是倾注于以偏概全的、以黑子否定太阳光辉的手段，用局部悲剧的扩大解读，无限增加其负面力度，艺术是中性的。它可以被坏人用来作恶误导舆论加速社会分化。它也可以被好人用来行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忽略这种价值倾向，创造纯粹的视觉艺术，甚至以视角冲击力至上来遮蔽灵魂主体的审美功能，从而误导观众内心的价值认知，进一步蒙蔽历史运动整体的崇高属性，这种手法，是后现代哲学思潮在艺术领域的一贯伎俩。它与莫言、余华、贾平凹、王朔、严歌苓等这一代文人的表现手法是一致的。因为他们的文学审美能力被崇西的潮流裹挟、深受西方思潮与国际文学熏陶所致，既不能整体把握后现代思潮在整个哲学史上的位置，更不知道创新的后现代文学缺点所在哪里。对于他们而言，他们除了模仿与借以消遣对现实的不满之外，他们还能做什么？因此，他们是长在红旗下，却是被西方思潮误导毒化的一代。 乌有之乡：不合时宜的《归来》
正确的艺术作品，应该实事求是地反映革命历史及毛时代的问题，恰如其分地总结经验教训，而不是动辄将其艺术化夸大化，进而否定整个党、整个制度、整个时代，将整个党整个社会描述成任意迫害普通民众的残酷的专制机器。
电影《归来》色调黑暗压抑，通观全片鲜有亮色。代表共产党政权的干部在片中个个面目可憎，特别是祖峰( 因在《潜伏》中饰演国民党特务李涯而出名并被定型 )饰演的对陆焉识实施抓捕的邓主任，眼神发飘，鬼鬼祟祟，分明就是个国民党特务形象。影片展示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演员舞台妆则化得如鬼魅一般，多是一些狰狞表情的特写，仿佛一群复仇的女鬼，很难想象这就是共产党革命历史中的战士。更有老观众反映，看此片好似又回到了新中国老电影中呈现的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但此片分明又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新中国的故事。因此许多普通观众不由发出疑问，此片是否是蒋介石之流跑到台湾后，拍摄的反共影片?
导演张艺谋90年代拍摄的《活着》讲述了一个在旧社会吃喝嫖赌顽劣成性的小地主福贵在新中国成立后，在无产阶级政权“威压”之下如艰难“活下去”的故事；2014年拍摄的《归来》，则描述了资产阶级花花公子陆焉识被打成右派后，如何艰难地回家与妻子团聚的经历。通过一些没有太多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个体悲剧来否定和丑化新中国历史，是张艺谋电影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另一个重要背景是，此片小说原著《陆犯焉识》的作者严歌苓被誉为上海“张爱玲第二”，也是黄色反共电影《天浴》的作者。
一
许多观众反映电影情节比较生硬、不完整，甚至十分“荒诞”。电影开演后很长时间都不能入戏，从头到尾，被弄得一头雾水。电影讲述男主人公陆焉识的两次“归来”：第一次从青海的监狱逃跑；第二次是文革结束平反后归来。陆焉识是谁? 他做过什么? 为什么做监狱? 为什么逃跑?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一概不知。
原著《陆犯焉识》中对陆焉识的身世、背景有过系统的展示，然而电影对这些内容讳莫如深。因为电影叙事上的不完整，因此我们需借助原著《陆犯焉识》来完成对张艺谋及严歌苓塑造的“陆焉识”的了解。
原著的侧封是这样介绍陆焉识的：“本是上海大户人家才子 +公子型少爷，聪慧而倜傥，会多国语言，也会讨女人喜欢……在美国华盛顿毫无愧意地过了几年花花公子的自由生活。毕业后回国的陆焉识博士开始了风流得意的大学教授生活。”
可以看出，电影刻意规避了陆焉识的富家花花公子身份和经历，而把陆焉识塑造为一个好丈夫、宽厚的父亲和负责任的好男人，包括启用陈道明这样形象比较好的演员出演。而孰不知陆焉识在美国曾经有个意大利情人，回国后还有一个叫韩念痕的重庆情人。导演的这种规避处理，仅仅是用煽情的手法把他塑造成一个几乎高大全的老年知识分子的形象进行展示。在电影中，他遭受革命政府的残酷迫害，步入耋耄之年的他深爱着妻子并强烈渴望与妻子团聚，虽然女儿揭发自己，但仍然能体谅女儿的处境。电影导演通过这种方式来博取观众的同情，以达到对整个共产党政府及毛泽东时代的否定。因此，导演刻意将陆焉识富家花花公子身份和经历进行遮蔽，如果普通观众如能了解该人物背景，对其认同会大大降低，也更会丧失对毛泽东时代的批判力度。
原著《陆犯焉识》的作者严歌苓之所以如实地展示主人公的花花公子经历，或许是在她的价值观里，对乱搞男女关系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但这种价值观显然不符合当下观众的普遍心理。因此电影导演对此进行了刻意的回避。由此，便导致电影出现了巨大的漏洞：陆焉识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他为何被新中国迫害20年而不得与家人团聚? 这些本来一个正常的电影必须交代清楚的背景，在《归来》中却完全没有。由此可见，为了否定新中国，为了否定共产党的革命历史，张艺谋可谓深思熟虑、绞尽脑汁。
电影不仅仅对原著的很多本来必不可少的内容进行了规避，同时又刻意而生硬地添加了很多元素。分析这些刻意被增加和被删减的内容，导演可谓用心良苦。
例如，关于她女儿，在原著中，丹丹这个人物跟《红色娘子军》以及舞蹈一点关系都没有( 而是一个四十多岁待嫁的老姑娘，一位生物学博士 )。开头浓墨重彩地用非常阴暗的电影色彩和调子描述《红色娘子军》的排练和演出。使得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成为这个剧关键的“悲剧起源”：为了争演主角，丹丹告发了父亲。陆焉识的女儿丹丹为了在主流意识形态中获取一个地位，突破了基本的人伦底线，并最终导致了其家破人亡式的惨剧。我们可以从多个镜头看到，不论是跳《红色娘子军》的演员还是台下面的观众，各个神情僵硬而麻木。《红色娘子军》演员的妆容、舞蹈的拍摄角度和时不时突然出现特写镜头甚至可以用恐怖形容。这也给观众传达了这样一个讯息，即《红色娘子军》所代表的革命时代和毛泽东时代，把“人”变成了“非人”。换句话说，《归来》的主题，就是讲述新中国如何将国民党及西方所“哺育”的会谈钢琴、会说法语、温情脉脉的知识分子及其家人变成了“非人”。所谓的《归来》，不过就是在呼唤西方列强及其傀儡政府( 蒋家王朝 )和帮腔的奴性知识分子们对中国的统治的“归来”。新中国已经成立六十多年了，可是公知们的思维却还停留在蒋介石时代！！
这就是为什么，作为反共大 V、造谣大 V兼淫乱大 V一身三任的薛蛮子，会兴高采烈地极端赞扬、推广和宣传张艺谋和严歌苓的《归来》。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所描述的内容是建国前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阐释了革命及共产党政权的合理性和正义性问题。《红色娘子军》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共九十年历史尤其是前六十年红色历史的缩影和代表性符号。《红色娘子军》不但是毛时代的艺术经典，也是新中国的艺术经典，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仍然承认其历史地位。张艺谋在电影中对《红色娘子军》表达了强烈的憎恶情绪，对其进行了刻意的否定和贬低，堪称一声“共产革命滚蛋，陆焉识归来! ”的呐喊。在2014年春晚因为《红色娘子军》的上演引发国内外反共势力的诋毁和污蔑的背景下，张艺谋在电影《归来》中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此外，片中新中国共产党干部的形象，不论是工宣队队长、抓捕陆焉识的农场来的邓主任( 由被定型成“李涯”的祖峰饰演，他诱骗丹丹交代其父亲的情况，许诺丹丹可以跳想要的角色，但并未兑现 )、舞蹈学校领导，还是那个从未出场但是影片花大力气不断暗示冯婉喻遭到此人强暴的“方主任”，这些共产党的干部可谓各个面目可憎，自私冰冷。唯一稍微略通人情的街道主任( 闫妮饰演 )，却似乎和共产党政府离心离德……
二
关于电影背景，多做一点介绍。
小说《陆犯焉识》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浪荡公子的一生传记。作者唏嘘感叹陆焉识上半生浮华和下半生“枯寂”。造成陆焉识后半生两次命运关键转折的是一个叫“大卫·韦”的人——此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任上海市政府教育厅的教育专员( 新中国成立后有无此职务，尚待考证 )，也是陆焉识在上海的中学同学和美国留学时期的同学。
作者将大卫·韦描述成一个虚伪、奸诈、心机重，没有德行的人。陆焉识的两次入狱，一次入国民党监狱，一次入共产党监狱，都是拜大卫·韦所赐。小说描写解放前陆焉识被大卫·韦挑唆利用，原本处于中间状态的他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成为共产党对付国民党的舆论武器，沦为国民党阶下囚。解放后，大卫·韦抓住陆焉识曾经对“共产主义”流露的不满，对其构陷，将其打为反革命，使其再次沦为共产党的阶下囚。
张艺谋的《归来》，就是以陆焉识从共产党的监狱中逃跑为起点的。
小说中虽未施以浓墨，但起到作用关键的“大卫·韦”——一名1936年入党的老党员，在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担任“上海市政府教育厅的教育专员”。这样一名老共产党员在文学作品中以这样丑陋的面目出现，真是罕见! 原著编造了这样一个老共产党，该人对陆焉识进行构陷，造成了其命运的悲剧。众所周知的是，共产党之所以建立新中国，与早期的共产党人廉洁、正直、强烈的献身精神是息息相关的。毛时代涌现出大批品质高尚的共产党干部。严歌苓笔下像大卫·韦这种人品的老共产党员和老干部在历史上和现实中也实属少见。可以说，原著小说本身就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反共小说，而电影对关键元素的删减处理，实际上又不动声色地加强了这种倾向。然而，小说及电影所描述的陆焉识的悲剧事件在那个年代有多大程度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却是存在很大疑问的。因此，尽管该小说作者以第一人称口吻叙事，并告知“陆焉识”的原型是其祖父，以强化该小说叙事的可信性，然而其讲述故事的真实性和典型性根本无从谈起。
三
关于所谓“伤痕文学”。
文革结束后，八十年代出现了一大批对文革集中反思、批判和否定的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在特殊时期一定程度上有矫枉过正的合理性。其中很多作品都有通过夸大和渲染新中国局部的阴暗面，对共产党的整个历史进行否定和贬低的倾向。其招数很多，例如，通过丑化“马列主义老太太”，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干部群众，力图使主流意识形态成为观众的嘲笑对象。后来鉴于“伤痕文学”引发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乃至“动乱”，党中央及一大批革命元老主张坚决的抵制和反击，类似伤痕电影受到禁播。到了九十年代，在反和平演变、反对西方分化和西化的大背景下，这类文艺作品基本已经退出历史和主流意志形态，张艺谋的《活着》和田壮壮的《蓝风筝》等等自然会遭受禁播。
现如今，在习近平总书记屡次强调客观对待两个三十年的历史，强调“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两个三十年“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的新时代，上映这样的一部彻底否定共产党九十年历史尤其是前六十年历史的作品是极不应该的。可以说这个“归来”是很不合时宜的。
四
电影《归来》，试图利用个体化的小人物的悲剧来否定宏观历史和整个时代。这种手法在文艺作品中非常普遍。如果这个小人物的悲剧，是带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那么作品就会接近历史的真实，其艺术性也就比较高。老舍的很多作品，比如《月牙》、《骆驼祥子》，就属于这样的作品，旧社会的亿万劳动者的生存状态，就是那个样子。但是如果这个小人物的悲剧仅仅是个体性和偶然性的，那么它更多发泄的是个人和个别群体的私仇私恨，而没有太多的艺术价值。
毛时代受伤者主要是干部群体和知识分子。全国打成右派的人数约为55万。张艺谋电影轰轰烈烈的上演，客观上给新时代的中国带来这样一个难题。改革开放以来下岗工人有4000万，其中很多人的生存状态一度不如毛时代，一些人饿死，很多人被迫自杀、卖淫、犯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出现了非常多的血汗工厂，富士康“十三跳”的悲剧不是偶然，甚至在很多黑煤窑、黑工厂当中，“归来”的不是资本主义和封建社会，而是赤裸裸的奴隶制。因为黄赌毒的泛滥，受伤的家庭和个体更加不可统计。一个个故事具体看来、客观看来，也比较悲惨。如果有电影导演因为同情弱者，用张氏的手法，将一些个体的悲剧和近三十年及改革开放联系起来，比如在主人公下岗无助、饿死、自杀、卖淫中播放《春天的故事》，将个体悲剧渲染成改革开放时代的悲剧，达到彻底否定后三十年的目的，是否能够被允许？这就是不合时宜的《归来》带给我们的难题。
对两个三十年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地总结和认识，分析清楚阴暗面存在于哪个层面。刻意地贬低哪个时代或者回避哪个时代的问题都是不足取的。无论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还是站在纯粹的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立场上看，如果中国允许张艺谋的《归来》上映，也就很难去禁止后者的出现和上映。非常显然的是，下岗工人的数量比反右运动中遭受挫折右派比例高得多，其普遍性也更大。
尽管毛时代“反右”运动出现了扩大化，改革开放以来的党中央从未认为反右不应该，更没有彻底否定过“反右”运动。但电影《归来》及原著小说中描述的悲剧，就是由“反右”导致、从“反右”开始的。当然电影小说实际上彻底否定的不仅仅是反右，而是整个毛时代。
回顾真实的历史，“反右”中确实有一些人，气势汹汹，要和共产党轮流坐庄。陆焉识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即便在改革开放的今日，也仍然会触犯法律，像今天的一些反共的、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被西方收买和控制的知识分子( 如徐友渔等等 )，同样可能会被投入监狱。当年的“右派”的一个代表人物茅于轼，今天更是在美国情报部门控制的基金会的资助下大肆活动，他实事求是地猖狂宣布：他当年就是右派，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反对共产党，因此当年是被正确地打成右派，改革开放后为他平反说他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并不符合事实。按照历史的真实，毛时代最受压抑的，可能就是这样的人。而以原著中陆焉识花花公子的本性，生活放荡、乱搞情人的资产阶级丑恶作风，在毛时代当然会感到压抑。这样人物的“悲剧”故事，本来也无法也不应获得观众的同情、并产生悲剧的力量。
当然，也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即陆焉识拥护共产党，陆焉识案属于反右扩大化中的冤案，他因为得罪某些干部和领导被人陷害迫害。那么问题的所在，是共产党肌体上某些干部的官僚主义倾向和作风。文革前，中国社会的确存在阴暗面，党的历史决议中早已指出这一点。当时干部队伍中，确实有一定的官僚主义问题，这不仅在反右中有体现，在大跃进中也有体现，这也是毛泽东发动文革及反反修防修运动、做出反和平演变战略部署的初衷之一。对这些问题进行否认是不对的。改革开放时代，尤其是当前的新时代，对毛泽东反和平演变的遗产进行了认真的继承和发扬。
正确的艺术作品，应该实事求是地反映革命历史及毛时代的问题，恰如其分地总结经验教训，而不是动辄将其艺术化夸大化，进而否定整个党、整个制度、整个时代，将整个党整个社会描述成任意迫害普通民众的残酷的专制机器。张艺谋的电影，事实上将共产党干部中的局部问题，渲染成整体性问题，将个体的悲剧其等同于整个时代进行否定，这不但不利于正确认识历史和经验总结教训，也是在刻意地挑拨和分裂当前的社会。在广大人民群众都在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时刻，上演《归来》这样一部反共伤痕电影，实在是不合时宜的。 呵呵！煞是热闹，左派、右派、左右逢源派！不就一部电影吗，至于吗！活该人家是名导、明星，剩下的其它都是广告，广而告之！ 我看了《归来》，只感觉巩俐的扮相太差了，像个农村妇女，完全配不上陈道明。 其实反文革最坚决倒不是底层人，一群疯狗在互相撕咬的过程中，虽然会伤及无辜，但可以为底层的苦难提供一个变态的出口。反文革比较坚决的倒是红后代，那种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撕碎的恐惧是他们最神经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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