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了解真相才能愈合伤口
[摘要] 2014年香港书展，白先勇推出两本新书：《止痛疗伤─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牡丹情缘》。李怀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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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香港书展，白先勇推出两本新书：《止痛疗伤─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牡丹情缘》。
《止痛疗伤》重寻了白崇禧1947年在“二二八事件”发生后赴台宣慰的历史。入台后，白崇禧颁行“禁止滥杀，公开审判”等命令，短短十六天即见“止痛疗伤”成效。白先勇说，在台湾，至今还有很多冲突是由“二二八事件”这一历史根结引起的，写此书是为还原历史、填补空白，让人们了解真相，最终走出伤痛—没有什么比真相更能愈合伤口。
白先勇专门找来研究民国史的青年学者廖彦博合作，使《止痛疗伤》一书更具学术性，也采访了“二二八事件”幸存者如萧锦文。89岁高龄的萧锦文提起往事不禁老泪纵横，直言当年被押赴刑场枪决路上，因白崇禧一道特赦令逃过一劫。
至今，有关父亲，白先勇已写了《父亲与民国》和《止痛疗伤》两本书：“我父亲的故事是讲不完的。《父亲与民国》讲的是他一生的事迹和个人的家庭生活，《止痛疗伤》写‘二二八事件’。”
《牡丹情缘》则是白先勇过去十年关于昆曲的文章结集，亦收录了白先勇访问昆曲大师蔡正仁、张继青、华文漪的文章，还有别人对他的访问以及外国报纸的剧评。十年来，白先勇不遗余力推广昆曲，诚为“昆曲义工”，有一腔近于宗教的热忱，甚至专门请夏志清和叶嘉莹等文化大家来看昆曲：“我觉得21世纪是一个转折点，中国需要一个文艺复兴。我在这个时候拼命推广昆曲，希望拿这做个样板，希望我们的古文化还能够有新的生命，还能够打动所有华人的心灵。”
#“二二八事件”中的三道命令#
时代周报：你在《止痛疗伤》一书序中写到对“二二八事件”的历史反思，你认为白崇禧将军在这十六天中有非常关键的作用？
白先勇： 1947年我父亲去台湾的时候是3月17日，“二二八事件”已经发生了，军队在3月8日晚就上岸了，开始镇压。在9日到17日之间，的确有不少台湾精英分子和一般平民被秘密枪决或者被抓了起来。有的是无辜的，有的是参加了这次事变。我父亲去的时候全岛沸腾，台湾人民非常恐慌，人心惶惶。台湾的民怨出在外省人身上，很多外省人遭到侮辱、殴打，有的伤及性命。这也是事变的原因之一。还有人把军械也抢走了。这次事变很复杂。
事后看，为什么我父亲去台湾会那么重要？因为那时候已经是野火燎原，烧成一片，全岛都陷入了恐慌。我父亲去了以后下了几道命令，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禁止滥杀，公开审判。因为当时实行的是秘密逮捕、秘密处刑，根本不经过审判。当时我父亲是国防部长，地位又相当于被派去的钦差大臣，手中握有生杀大权，所以他的态度很关键。如果他的态度偏严，听从了像警备总部参谋长柯远芬他们要报复、要滥杀的想法，那就不得了了。我父亲制止了他们的做法，防止了悲剧进一步扩大。如果我父亲那时候处置不当，稍有迟疑或者判断错误，就会有大批无辜的人死去。而且鉴于他的态度坚定，军警也有所收敛。《大明报》记者萧锦文先生就是当时的幸存者之一。我采访过他，他的案例很典型，当时他已经被拉到刑场要行刑了，我父亲的命令到了，把他救了。我采访他的时候，他跟我说：“你父亲的一道命令，让我多活了六十六年。”当年他只有二十一岁。
第二道命令也很重要。当时很多学生都有涉案，他们参加之后都害怕了，不敢来上学。我父亲到台湾之后特地去台大演讲，对着几千人广播，说学生年轻不懂事，因此学生涉案既往不咎，让他们来复学上课。只要家长带着学生来签字就可以了，保证学生的安全。
第三道命令也很要紧。当时有不少原住民被拉去当过日本兵，他们回来之后有很多人身上还带有武器。“二二八”发生之后他们害怕，就逃到山里去了。我父亲在台中特别广播，说让原住民回来，武器缴回就不再追究。这三道命令对整个台湾的稳定有很大贡献，没有使得事件进一步扩大。从这点上说，我父亲在那十六天里起了关键性作用。当时台湾最有权力的警备总部由陈仪担任总司令，参谋长是柯远芬，做了很多滥捕滥杀的事情。
时代周报：你父亲回到南京后即向蒋介石弹劾柯远芬。
白先勇：我父亲对柯远芬的谴责的确相当严厉，他在3月28日召开会议，柯远芬当他的面很猖狂地说“宁可枉杀九十九个，只要杀死一个真的就可以”，我父亲很严厉地喝止了他，说一定要公开审判。
我在书里提到一篇文献，4月2日他回南京之后，心里还很挂念台湾的这件事和那些受刑的人。他向陈仪发的很重要的一道命令，就是所有被抓的人和要处理的案子必须通通报给国防部，呈上来给他看。那一批有十三个案子，涉案人有二十九个，其中有十八个被判死刑，原因都是抢劫。戒严时期，抢劫是唯一的死刑。早期我在台湾的时候还是这样，抢不可以，偷可以。但在我父亲他们看来，抢劫大概只是趁机作乱，所以他把那十八个死刑通通改成徒刑，呈给蒋介石。蒋介石批了个“可”字，等于一道救命符，影响了那十八个人和他们的家庭。
对于他处理“二二八”的方式，很多台湾人很感念。我们到台湾之后，士绅阶级经常到家里来，送兰花、送戏票，逢年过节还给红包，有些和父亲成了很好的朋友，但这些都是犯了大忌的。政府担心有权力、有影响力的外省人和台湾士绅勾结起来。1960年，雷震被抓，就是因为他跟本省人李万居来往过密。后来我看到蒋介石的日记提到，他对我父亲也是很忌讳的。
#白崇禧与蒋介石：恩怨四十年#
时代周报：你专门看了蒋介石的日记？
白先勇：对，去斯坦福大学看的。蒋介石的日记我都看过。
时代周报：蒋介石日记里写到你父亲的内容多不多？
白先勇：有，写了很多。
时代周报：蒋介石在日记中提到你父亲时的心态是比较防备的？
白先勇：不光是我父亲。蒋介石本来就是比较多疑的一个人。不过他们俩的关系也不仅仅是后来才发生变化的，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持续了四十年。蒋介石是很重用我父亲的，否则“二二八”也不会派他去了。那时候是一九四七年，关系还没恶化。一九四八年选副总统那件事之后，关系开始恶化了。当然更远之前的北伐战争中，他们打过仗，但抗战八年之后又和好了。
按理说，我父亲在台湾没有兵权，也没有政权，跟外面的桂系也没有联络，非常谨慎。写封信给黄旭初还要托人带到香港去，不敢直接寄。我们家二十四小时都受特务监控，他们实行三班倒制。
但为什么还要那样子猜忌我父亲呢？我父亲完全不构成威胁啊。他去台湾的时候讲明了是向历史交代，跟台湾共存亡，而且是蒋介石要他去的。怎么到了那边要受特务监控，还步步设防？我想其中最大的原因是，我父亲在台湾民间的声望太高，这是大忌。上世纪50年代初，他去台湾乡下，那些民众跑出来敲锣打鼓，夹道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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