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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耻辱与无耻之间的巷战-梁鸿《出梁庄记》（余杰）[size=2][color=#6b6b6b]2014-08-07[/color][/size][url=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wenyitiandi-cite/yj-08072014115417.html/m0805-yj1e.mp3/download.html][img]http://www.rfa.org/rfa_resources/graphics/icon-download.png[/img][/url]
[img=500,500]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wenyitiandi-cite/yj-08072014115417.html/124656142_11n.jpg/image[/img] 图片：梁鸿的《出梁庄记》。（封面照）
六四屠杀之后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在中共当局的胡萝卜加大棒的知识分子政策之下，中国的知识精英阶层全面溃败，尤其是学院和文坛，基本沦为帮闲、帮忙乃至帮凶。一个没有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社会，能够生产出什么样的学术和文艺呢？那些在所谓的“核心期刊”发表的、满坑满谷的学术论文，究竟有多少跟国计民生息息相关呢？
农村、农民、农民工，更是被中国学术界有意忘却和屏蔽。在此背景下，学者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两本以农民和农民工爲主人公的“非虚构文学”，宛如稀有动物，引人瞩目。前者写留守在梁庄的梁庄人的故事，后者写离开梁庄的梁庄人的故事——离开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能够卑微地生存下去。作家阎连科评论说：“一个村庄遍布在一个国家，其足迹是一个民族命运的当代画影，其诉说的眼泪，是今日中国澎湃的浊浪。”
作为极少数依靠读书改变命运、定居北京并成为大学教授的梁庄人，梁鸿没有像其他知识精英那样刻意撇清与农村和农民的关系，她念念不忘的主题是：“中国有两亿五千万农民和梁庄打工者一样，他们是中国特色的农民，长期远离土地，长期寄居城市，他们对故乡已经陌生，对城市尚未熟悉。然而，他们构成完整的农村与城市，构成完整的中国。他们是一个共同体的存在样态，我们如何思考并以什么样的姿态参与了他们的生态发展？”于是，梁鸿也风尘仆仆地上路了：她从梁庄出发，足迹遍布西安、南阳、内蒙古、北京、郑州、广东、青岛等地，与五十一位背井离乡、命运迥异的乡亲相遇。
[b]那些让人不屑和让人不齿的职业[/b]
如果说梁庄是河南的缩影，河南就是中国的缩影。作为历史文化沉淀最深厚、地理上又处于中原地带的第一人口大省，河南昔日拥有过的荣耀，并不足以掩盖今日的颓败与衰微。如同河南的千千万万个村庄一样，梁庄如同母亲干瘪的乳房，已经不能为孩子提供充足的乳汁了。即便迁徙自由并不受宪法保障，梁庄人还是争先恐后地“出梁庄”：在将近三十年中，其足迹几乎遍布大江南北。西边最远到新疆的阿克苏、阿勒泰，西南到西藏的日喀则、云南曲靖、临越南边境的一些城市，南边到广州、深圳等地，北边到内蒙古呼和浩特。他们在城市待的时间最长有将近三十年，最短的才刚刚踏上漂泊之旅。河南有超过一亿的人口基数，其外出打工的农民不少于三千万，这差不多就是一个欧洲中等国家的人口总数。
在梁鸿访问的这群乡亲中，多半从事最脏、最累、最苦的工作，比如三轮车夫、菜贩子、保姆、建筑工人、保安以及服装厂、镀金厂、玻璃厂等各种劳动密集型工厂的工人。有些所谓的幸运者，进了富士康之类的跨国公司，等待他们的是怎样的生存环境呢？“一个年轻的工人，必须每天在厂里待十个小时以上，才能够离开车间，回到宿舍。工作是沉默的、枯燥的、机械的、没有任何生机的。”少年人梁平说：“富士康走的就是军事化管理。保安队就相当于特务连，要是逮住工人违规或偷东西，可以随时打工人。一般是拉到没有视频监视的地儿，狠揍一顿，拍拍屁股就走了。”在央视美轮美奂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里面，富士康工人的生活被描述成像天堂一样美好。黑心的台湾资本家与以铁腕控制社会的共产党政权，共同奴役不可能组织起来反抗的农民工，这是号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马克思做梦也想不到的奇观。
还有一些让人不齿的职业。比如，买造假的食品，梁正容揭露说，很多老乡都做黑心食品买，他不愿这样做，生意反倒维持不下去。他说：“假牛肉你知道咋做的？买来死老母猪肉，一煮，一上色，就变成牛肉了。熟肉那花样可多了。都是工业用盐，火硝、火碱，这是发的，发大、注水，可以加大重量。用的化学原料是石红，做肉都兑有福尔马林。像肠子一类的，买来的时候是黑的，用硫酸、双氧水一泡，就变白了。”还有已经成为河南人的标志的“校油泵”，即清洗、修理汽车的油泵。这是一个暴利的行业，梁恒文说：“有的上车摸一下，再换个零件，说这坏那坏，就三千多。”梁恒武也说：“校油泵是利润大，也是背良心钱。人啊，不背良心不发财，光靠出死力不行。但是，也不算是背良心。”传统的伦理道德在残酷的现实生活面前，一步步地退却，乃至烟消云散。
还有一种特殊的职业就是传销。作家慕容雪村曾经溷进了一个传销团伙，在其中生活了一段时间，发现传销团伙几乎就是中国社会的缩影。一位中国学者曾经对此做过精准的论述，把这种社会称为“前现代社会”，主要有三种人构成：骗子、傻子和哑巴。而慕容雪村感叹说：“不过令人高兴的是，中国已经发展到了后现代社会，情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那就是：骗子越来越多，傻子和哑巴都快不够用了。”
梁鸿也采访到几位深陷传销中难以自拔的乡亲。为什么最重视血缘、地缘和亲情和乡情的河南农民，会奋不顾身地投入传销之中，甚至不惜诱骗家人和同乡，不怕在家乡失去面子、声名狼藉？梁鸿发现，传销吸引人的内在逻辑：成功、实现价值、家的感觉、平等。这四点恰是普通民众，尤其是一个农民在日常生活中匮乏的。它们似乎让农民窥到了一个不可触摸的空间：成功、富裕、高雅、平等，可以拥有除了存活外更高的价值和意义。于是，纯净与邪恶、简单与欺骗没有隔墙，他们面前展开的是无边无际的金钱梦，不只是是愚昧和无知，不只是贪婪和妄想。它承载着贫苦人的发财门前，而这个发财梦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梦想。由此，梁鸿得出结论：“传销在中国的生机勃勃恰恰显示出我们生活内部一种惊人的发育不全：过于丰盈的肢体和不断萎缩的内心。”
[b]贱民的耻辱，不仅仅属于贱民[/b]
孙文和蒋介石是城市流氓无产者，所以国民党是一个由城市流氓无产者组成的政党；而毛泽东和邓小平是农村流氓无产者，所以共产党是一个由农村流氓无产者组成的政党。两党都是现代文明的反面与负数。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建立中共王朝的这群农民，一旦进了中南海，坐了金銮殿，对农民的残酷和却超过任何一个王朝。朱元璋和毛泽东都是流民，他们建立的王朝偏偏最残暴。毛泽东从秦始皇、朱元璋、希特勒、斯大林那里汲取无穷的智慧，打造出严密到举世无双地步城乡二元对立结构，让数亿农民沦为比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黑人更为卑贱的贱民。
梁鸿的哥哥梁毅志曾想在北京讨生活。当他抵达北京的第一天，看到马路两边随处可见“北京欢迎你”的巨幅标语。可是第二天，他就因为没有暂住证，“让派出所的先生们给请到了公安局，旋于下午送至昌平收容所。四周全是高墙，高墙之上更有电网横于其上……”
在这个国家，农民是耻辱的标志，农民是劣等人种，农民并不享有充分的公民权。梁鸿写到了河南硅肺工人张海超的故事：张海超不得不开胸验肺，虽然现代医学早已能够通过化验来证明硅肺。可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投诉失败，使他明白，为了得到自己的权利，他必须选择羞耻的方式，必须如此羞辱、破坏、贬损自己的身体。否则，他得不到公正。而梁鸿儿时的玩伴小柱的命运，甚至比张海超还要悲惨：小柱在青岛电镀厂工作了将近六年，有一天去工厂的路上忽然倒地，重病，送回南阳。短短一个月时间就已经到了后期，“咳嗽一下，血都喷得很高”。与张海超不同的是，他至死，也没能为自己讨回属于自己的权益。而他死后，类似的故事也一直在继续。
无论是已经成为大老板的成功人士，还是重点大学毕业的在外资企业工作的白领，当然更不用说那些仍然在最底层为一日三餐打拼的人们，梁鸿采访过的每一个农民工，都没有最基本的安全感和幸福感，而是被耻辱感所折磨、所笼罩。因为今天中国的社会依然不是一个契约社会，而是一个身份主导型社会。农民是一个无法摆脱的宿命：官员的儿子、孙子依然做官，农民工二代、农民工三代依然是农民工。慕容雪村指出：“到今天，中国社会已经成了一个以身份为主导的板结型社会，每一种权力、每一门生意、每一项资源都被彻底垄断，平民子弟几乎没有希望，他绝对没机会能成为奥巴马，更不可能成为比尔•盖茨或乔布斯，即使他只想过正常的生活，那也将无比艰难。”
[b]忧伤、愤怒与救赎[/b]
这是一本通篇充满忧伤的情感的书，正如作者所说：“忧伤，当奔波于大地上各个城市和城市当阴暗角落时，当看到那一个个人时，我当心充满忧伤，不是因为个体孤独或疲惫而产生的忧伤，而是因为那数千万人共同的命运、共同的场景和共同的凝视而产生的忧伤。”
面对悲剧，面对死亡，面对耻辱者和无耻者以及两者之间的犬牙交错，作者和读者无法不感到忧伤。但是，仅有忧伤又是不够的。作者记载了乡亲们的焦虑、愤怒乃至绝望，比如那些在城乡结合部讨生活的三轮车夫们对黑狗子的痛恨。所谓“黑狗子”，就是那些不是警察、却被警察僱来行使警察职责的人，协警、城管、治安员、拆迁队员，都是类似身份和职能的人。“抢劫，这是三轮车夫对抓他们的警察行为的总结。”其实，岂止是黑狗子在抢劫三轮车夫，上层的中国不正在抢劫下层的中国、城市的中国不正在抢劫乡村的中国吗？抢劫，就是这个社会的本质。
梁鸿忍不住发出了最为激愤的批判：“在当代叙述中，我们听得最多的也是‘盛世’、‘大国崛起’之类的词，看到的多是锣鼓喧天的升平歌舞。但是，经济的发展、贸易的繁荣、城市的大规模建设并不意味着一个普通老百姓就可以致富，同时，即使致富，也并不意味着他就可以更幸福、更安全，也不意味着他的生存空间更大，反而可能面临着环境更为恶劣、生存压力更大和安全感丧失的境况。而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低下更是折射出社会结构的不稳定和精神意识的不健全。”也许囿于作者温柔的女性特质、体制内的身份以及出版的审查与禁忌，她而只能以忧伤取代愤怒，在那些本该怒发冲冠之处点到为止。“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共产党这个绑匪集团”，这个事实和这个常识，不可能出现在中国的公开出版物之中。
忧伤与愤怒之后，还应当有救赎。“出梁庄”的人们，仍然在中国这个大洪水之前的国度，惊惧万分地等待大灾难的降临。“出梁庄”绝不不意味着“出埃及”。 梁鸿在书中写到一个名叫贤义的算命者，甚至不惜给他若干赞誉：“他在试图对自己的生活、精神和存在进行解释，这使得他能够保持一种与现代精神并行的独立姿态，并拥有某种尊严。”但在我看来，这显然是一种知识分子对民间社会的“过度阐释”和一厢情愿的想像。这个算命者的堂屋的正中间，挂着巨大的四周散发着金光的毛泽东像，旁边才是小得多释迦牟尼、观音、财神爷和关公的画像和塑像。偶像崇拜带不来真正平安，拜偶像的算命先生的精神境界并不比拜金主义的芸芸众生高。
在青岛，梁鸿遇到了远房舅妈等几位中年妇女，她们都是基督徒，她们一起唱赞美诗。“这应该是中国人自己谱的曲子，旋律熟悉，有点民歌的味道，充满对苦难的倾诉和某种世俗的喜悦。……这几位中年农村妇女拍着手，在暗澹的灯光下，专注地看着歌词，唱着歌，向上帝祈求安慰和体贴，希望忧愁便喜乐，患难得安宁。”比起自欺欺人的算命先生来，这几位农村妇女的信仰才是通往幸福的窄门。可惜，这一场景在《出梁庄记》中只是惊鸿一瞥。或许，作者以后会写一本关于基督信仰在河南传播的书，那将是一段光如何照在黑暗中的曲折而美好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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