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时代，诗人何为——《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
极权时代，诗人何为书评廖伟棠 2014年01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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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展开了前苏联斯大林时代的历史与精神图卷。
Margaret Bourke-White/Time & Life Pictures — Getty Images (circa 1931)
过去一个月，我走到哪里随身都带着这本厚厚的《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压得身心疲痛。它的物质重量大约是一千克；它的精神重量，大约等于前苏联斯大林时代被迫害致死的所有知识分子的尸体的总和。
“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Nadezhda Mandelstam)活了八十一岁，其中有十九年是作为俄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Osip Mandelstam)的妻子度过的，还有四十二年是他的遗孀，其余的便是她的青少年时代。” 书中收录苏裔美籍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Brodsky)撰写的序言这样总结曼德施塔姆夫人。她与丈夫相识于1910年代，经历了1920年代中后期的短暂平静之后，娜杰日达不得不面对丈夫的两次被捕，她被称为“黑暗岁月的同志”。1960年代娜杰日达开始撰写关于丈夫、关于那个恐怖时代的 “回忆录三部曲”《回忆录》、《第二本书》和《第三本书》。《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即《回忆录》的中文版，2013年9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引进中文版。
回忆录展示的是苏联黑暗时代的精神图卷，让人牢记个体存在是怎样泯灭在极权和集体的铁腕之中，也牢记他们曾如何抗争，即使是以最低限度的生之渴求，即使是以最“无用”的诗篇。同时这不只是诗人、也不只是知识分子的存在难题，也揭示着普通人何以为人的底线是怎样被宏大的国家幻象所吞噬。
这个宏大梦魇般回忆录的沉重或许只有卡夫卡的《城堡》与《诉讼》可以比拟，那些专制官僚与庞杂精密的杀人噤声机器的运作，也直接媲美了卡夫卡的想像力。更难能可贵的是，娜杰日达就像缪斯之母记忆女神，在记下那个时代（或者说，这个时代，因为它远远未有终结）其荒诞与残酷的各种面孔之余，始终以一个诗人的战友的姿势审视时代与诗，论辩它们的冲突与共生，始终以高贵的理性去道出这个尘世的悲剧的内涵，而不只是评判与控诉。
回忆录从最初因诗获罪说起（当然，对于曼德施塔姆这样真诚的人，他的存在对于虚伪的政府早已是一种罪）。1933年曼德施塔姆因为一首《斯大林讽刺诗》被捕，他们开始一次次躲藏、流放、被逐、幸存，其中在沃罗涅日的那次流放实际上是诗人生命中最后一次春天，因为在那短暂的喘息里曼德施塔姆写出了他最伟大的诗篇，娜杰日达把那段日子视为“附加的一天”、视为奇迹——奇迹在那个时代未必是荣誉，因为这也意味着加害者的恩赐或者庞大死亡机器的一次失常。曼德施塔姆和娜杰日达都清晰地知道这一点。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
最后一次回到莫斯科，是“附加的一天”的延宕，娜杰日达的行文也像他们当时的心愿，一再延伸、拖缓第二次逮捕之日的到来。随着大清洗运动开始，1937年，俄国文坛开始对曼尔施塔姆进行批判，1938年5月5日，他再次被捕，并被以从事反革命活动起诉。生命就是缓刑，没有哪一个人的命运比曼德施塔姆更贴切。在娜杰日达极其细致的回忆中，每一天都是所谓的“永恒的一天”。她一再低回、眷恋她们共同度过的每一秒钟，追溯它的意义，让人常常热泪盈眶。甚至自杀的可能也成为宝贵的记忆，“如果我们能够预知命运之所有可能的版本，我们或许不会放过那个正常死亡的最后机会，即莫斯科城富尔曼诺夫胡同作家公寓五层楼上我们家里那扇敞开的窗户。”自杀是对自由的最后一次申明，而曼德施塔姆被剥夺了这最后的自由。直至1987年，曼德施塔姆的反革命罪名才被彻底平反。
令人感慨的不止是曼德施塔姆夫妇的厄运。回忆录里出现的那些人，无论是政客还是作家，无论是意气风发的弄潮儿还是负隅顽抗的孤傲者，无论是出卖别人的可怜虫还是被出卖的无辜者，在注释里，他们最后大都死于非命——“被镇压”。只是这庞大的虚无没有压倒娜杰日达，她就如她所描述的集中营幸存者一样：“存在着这样一些人，他们自一开始便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即不仅要保住性命，而且还要成为见证人。他们是真理的无情捍卫者，他们被无数的苦役犯所淹没，但是坚忍不拔。”在叙述曼德施塔姆被送进集中营后，娜杰日达的声音越来越雄辩，明明是失去了曼德施塔姆的所有音讯，却倒像曼德施塔姆的声音加进了娜杰日达的声音之中，一同辨别、一同申命。
彼时莫斯科“鄙视世上的一切价值，更遑论诗歌”，但人性在最低限度下犹存，总有一些作家或者爱诗的人偷偷地接济曼德施塔姆，请他吃饭甚至在单位里偷偷给他口袋里塞钱，有的是那些吃得开的作家们的赎罪卷，但这一切是莫斯科无法想像的，因为它相信自己无所不能，能够取代良心。 “我可以作证说，我的熟人没有一个人进行过斗争，人们只不过是在竭尽全力躲藏起来。那些没有失去良心的人正是这么做的。要想这么做，也需真正的勇气。” 娜杰日达写。
比如曾被冤枉为没有尽力拯救曼德施塔姆的帕斯捷尔纳克，他是唯一一位在得知曼德施塔姆死讯之后敢赶来看望娜杰日达的人。比如在曼德施塔姆落难期借钱给他们的人，很多是被他们定义为“隐在知识分子”的。还有沦为罪犯家属之后的娜杰日达，竟然还得到许多在苏联被定位为先进阶级的工人们的帮助，包括有一次娜杰日达在她工作的棉织厂里被工人们保护逃亡，这是严酷的阶级国家里人性未泯、最让人动容的一幕。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也点破在那尘世的悲剧中，诗人或者说真话的人，只呼唤三个权利。
第一个是哭的权利。我们时代如鱼得水的中国作家莫言先生，在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演讲词中讲了一个关于不哭的权利的故事，来讽刺那些为现实痛哭的人，他实际上通过偷换概念为自己的怯懦辩护：把为现实残酷一哭与小时候被洗脑教育而哭相提并论。但在这人民“被幸福”的时代，争取哭的权利，比不哭的权利更难。
娜杰日达受尽生离死别，但她全书只有一处提到哭泣，其他时刻她都隐忍自己的悲痛与恐惧，力求准确细致地观察暴政的面目。但有一处，她提到了哀嚎，哀嚎的权利：“我认定，还是应该发出哀嚎……这哀嚎声中就凝聚着人类尊严和生活信念的最后残存。一个人就是用这哀嚎在大地上留下痕迹，用这哀嚎告诉人们他的生与死。他在用哀嚎捍卫自己生的权利，向外界传导信息，他渴望获得帮助，他在呼吁进行抵抗。如果身边再也没有剩下任何东西，那就应该发出哀嚎。沉默，则是真正的反人类罪行。”这段话，使我想起被软禁的刘某之妻，她几乎拥有了近乎娜杰日达一样的命运，去年她唯一一次被公开的视频中，她也发出了这样的哀嚎。
另一权利，是在思想划一的时代，知识分子发笑的权利。在同代人的回忆，尤其是娜杰日达的回忆中，她的丈夫曼德施塔姆坦率真诚得近乎孩子气。他写下讽刺极权的诗并读给很多朋友听，不怕因此获罪，他并非勇气过人，他只不过没有接受那个时代的潜规则，坚持做一个有血有肉的正常人。1938年，曼德施塔姆“甚至想制造一个预防笑话的装置，因为笑话是个危险的东西……他无声地嚅动嘴唇，然后用手势表示，那个装置已经位于他的喉头。不过，这项发明毫无用处，他并未停止开玩笑。”这本身就是一个残酷的笑话，因为就在这一年，曼德施塔姆第二次被捕，再也没有回到娜杰日达身边。
最后近乎奢望的，是愤怒的权利。曼德施塔姆是一个始终对荒谬保持义愤的人，有一次他听闻路人说起五个老人无辜被捕甚至可能判死刑，待罪之身的他竟“违背不介入他人案件的通行规则，他跑遍莫斯科，要救这几位老人的命。”传说中更著名的一次，是他目睹特务头子在醉意中胡乱在处决犯人的名单上打勾时，他大怒把名单夺来撕成碎片。正是这义愤，令曼德施塔姆博得了包括敌人和骑墙者的尊敬，更在死后多年，成为包括布罗茨基等一代代俄罗斯异议知识分子的精神典范。“要知道，诗人无法无动于衷地面对善和恶，他们从来都不会说：存在即合理。”娜杰日达这句话，也堪说给中国的犬儒们听。
曼德施塔姆被作家布罗茨基誉为“文明的孩子”，他的诗与人格，是漠视极权时代那些用来维护自己的所有潜规则的一个例外，而娜杰日达的记忆，是捍卫这个例外的力量。他们一起证明了“死亡不能统领一切”（迪伦·托马斯［Dylan Thomas］的诗），专政与潜规则不能让所有人噤声。在写到曼德施塔姆最后的挣扎之时，娜杰日达从容道出：“当人民大众全都走上我们的道路，他们就会明白，自由就是一种被意识到的必然性。”
贯穿回忆录的的精神线索，实际是诗人与知识分子何谓与何为的问题。“诗歌在我们这里扮演一个特殊角色。诗歌唤醒人们，塑造他们的意识。知识分子阶层的生成，如今就伴随着对诗歌的空前爱好。这就是我们价值体系的黄金储备。诗歌唤起人民的生活热情，唤醒了良心和思想。”书中写道。曼德施塔姆的诗歌与其他俄罗斯诗歌，在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坚守与重生中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绝非偶然，因为诗人贵真，始终藐视说假话的人，诗人贵想像力，始终反抗一切压制自由思想的铁板。
娜杰日达，在俄语里意为希望，她也曾苦笑这一寓意的现实反讽，因为它并没有给她和他带来希望。但这本书本身就是极权社会无法抹杀人类记忆的一个证据，记忆存在，公义才会如滔滔回流，记忆存在，人方能重获人之为人的高贵本质。娜杰日达以仅存之躯，辗转于赤贫、战火、迫害与隔膜之间，时刻不忘反复背诵曼德施塔姆的诗，这一行为，也是一个象征：诗歌索求着记忆女神的存在，提醒着记忆，去回溯独裁者试图抹杀的一切价值。此为希望。
廖伟棠是香港作家，诗人和摄影师。 还没认真读，直觉回答是，真实地生活，让存在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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