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一年高考一年题
<p><br/> </p><p> 最近参加了一次凤凰卫视“鲁豫有约”的访谈节目,谈1977年的高考。栏目编导事先从网上搜索并下载了1977年以来全国高考作文命题的资料,我拿到手发现,这份东西有史料价值,用来反映最近30年意识形态如何从社会生活撤离,很有意思。 <br/> “文革”是必须结束的,但“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的,这就出现此后多年在“文革”的阴影中徘徊不前。如1977年作文命题,当时还不是全国统一,各省市自理,且看下面选题:<br/> 一字不差,完全巧合的有陕西、山东和宁夏:“难忘的一天”。这是大陆学生从小学到中学做过无数遍乃至做滥了的题目,想不到会被三个省的“学政”同时看中,再次命题。可怜1977年插队落户那一辈多半三十开外,有些人拖儿带女,更多人满脸皱纹,为了争取上大学的机会,只能重返童年,再一次“装嫩”。<br/> 与此类似的命题还有:“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上海)、“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北京)、“伟大的胜利——难忘的一九七六年十月”(吉林)、“在沸腾的日子里” (辽宁)、“难忘的时刻”(江西,理科),以及“难忘的日子”(广西)。 重复率最高的是关于雷锋叔叔的命题。这份资料收集1977年的试题并不完全,只有25个省市。但以雷锋命题的就有3个省市:天津,“他像雷锋同志那样”;江西,“当我想起雷锋的时候”(文科);湖北,“学雷锋的故事”。 继续鼓吹个人崇拜的有两个省份,一个是黑龙江:“每当我唱起东方红”,另一个是河南:“我的心飞向毛主席纪念堂”,其肉麻程度创全国之最。顺便说一句,我当时在河南,不幸拿到的就是后一份试卷,可以想象猛然看到这一题目是什么心情。此后我离开河南,对来自河南的新闻总是多一份关心,既痛心又痛恨。“祖国山河处处好,贫下中农个个亲”,老百姓没什么两样,但是那里的官场与文场却分外虚假,一个信阳事件会饿死20万人。 <br/> 1978年始,全国统一试卷,情况发生变化。这一年不是命题作文,而是缩写,将一段将近2000字的会议讲话,缩写为500至600字的短文。那份材料显然是一个中央级首长讲话,题目为“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通篇乃“文革”遗风,却也反映当时的决策水准:一是要快,越快越好;二是意识形态领先,即使谈经济,也要提高到政台层面,这一讲话,到了经济学家手里,也可以当经济史史料来读。<br/> 但有一个新的因素出现了:材料是政治性的,对考生的要求却是技术性的,而且是以技术性手段给前者缩水,缩回三分之一。你可以呆留对这一类假话、空话、套话乃至傻话的反对,甚至蔑视,只要你宿写合格,缩小到600字以内,客观归纳,也不妨碍你得高分。 <br/> 我不认为当时的出卷者有什么微言大义,估计是顺着当时的普遍思路走,也没有看出那一段首长井话有多么愚蠢。但是无意中留下了一段史料材料是旧的,手法是新约,以技术手段缩水政治话语。如比新旧杂陈,恰好反映那一年整个吐会面临转折的集体无意识。此后 17年一波三折,影响最大的是“左”的意识形态,但是撤离得最多、最快的也是它。它是怎么撤离的?撤离时不知不觉,惊回首,才发现那一片乌云已经离得那么远。可以从这份史料看出端倪。 <br/> 此后1980到1999年的作文命题就养眼多了。有“父辈”、有“街头小店”、还有“机遇”、“尝试”等,剔出了意识形态,开始有了正形——如1999年的全国卷,材料作文:请以“假如记忆可以移植”为作文内容的范围,写一篇文章,题目自拟。这样的题目能调动学生多么丰富的想象?大陆学生缺少的就是想象。<br/> 1993年的全国卷也很“民主”:有说明文和记叙文任选。说明文指定对象是“圆规”,写出其功能、构造和使用方法。通常高考作文只对文科学生有利:感情丰盛、词藻丰沛,但缺少更为重要的逻辑思维。那一次以圆规命题,不仅使理工科学生感到亲切,而且能使他们的作文从弱项变为强项:层次分明,逻辑清晰,没有一句废话。 <br/> 转眼间1996年,又是一代人,儿子要上考场。他作文不错,数学也不错,我苦口婆心,劝他选理弃文,怎么也劝不回头。最后急不择言,以台湾新儒家徐复观为例:徐有4个儿女,全是选理弃文,原因在于为父者对他们说得沉痛:“选择文科不是受罪,就是犯罪!” <br/> 不料儿子劝不回头,坚持报文科,而且还是哲学系。那一年上海市作文命题是“我的财富”,他居然把为父者言写进了作文,就把这个算作“我的财富”!第一场就考作文,我一听他这么写,心里暗叫不好,却又不能说,怕影响他后面几场考试。发榜后,作文成绩比我预想的好,居然高中。再一打听,原来那一年是复旦等高校教师下来批卷,不定撞上了哪位校友,见此儿少不更事,动了恻隐之心,也就含笑放过?总之,社会在进步,意识形态在撤离,他还算幸运。比比20年前我遭遇河南试卷那份呕心,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得好: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p>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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