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 关心挥洒 处之泰然
<div class="item-content"><p><font size="3">经济顾问工作不易做。一九七六年,美国通胀两位数字,三岁多的女儿进了幼儿班几个月,不知从小友或老师中听到些什么,回家问我有没有替她准备大学钱(college money)。她当时不可能知道何谓大学。听得心酸,于是把心一横,接了两件反托拉斯大案的顾问工作,赚点外快。</font></p><p><font size="3">还好,雇主知道我的灵魂价高,同意我的职责限于作客观分析。话虽如此,受君之禄,担君之忧,不容易睡得着。可惜的是,为其中一案写下的两吋厚报告,艾智仁读后说是他见过的最高档次的实证研究,雇主买断了,不能发表。</font></p><p><font size="3">有钱收的政府顾问工作也做过,一次很不幸。我反对他们推出租金管制,怎样也不写赞同文字,他们竟然欠钱不付!此后我推却所有政府顾问工作,钱再多也不干。回港任职后遇到新上任的财政司彭励治,一见如故,他说我是他最信任的顾问,没有钱收的,就是经常一起吃午餐也是梅花间竹,一人出一次。没有酬报的闲谈建议算不算是顾问工作很难说,但与彭老相交的日子我是愉快的。</font></p><p><font size="3">是这样的一个人。自一九七九发表《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起,关于中国经济的分析与政策建议,我竟然写过不下百万字!教学生只教经济解释;评审学术文章,见有政策建议那部分,无论自己如何同意,永远打个零分。不是说经济学者不可以提出建议,而是建议任何人都可以做。经济学的本质是解释现象,或解释某项政策会有怎样的效果,至于效果是好是坏,可说可不说,与科学无关。</font></p><p><font size="3">没有作过中国的经济顾问。好几次,国内朋友给我提供资料与协助调查的方便,使我觉得他们也想知道我怎样说。事实上,二十多年来,没有一次我要求国内朋友提供文件或资料而受到推却,而这些朋友都读我的文章。这样看,在某意义上,我对中国的经济研究有点顾问的味道。</font></p><p><font size="3">中国的经济改革风雷急剧,紧张刺激,而有关制度运作的精彩话题实在多。我只用英语发表过五篇关于中国经改的文章,中文下笔的则无数。不是没有外地学报收容,而是我希望中国朋友读,为他们下笔。求文的外地学报不少,但每次英文完稿后,我必亲自翻成中语,很麻烦。高斯最近来信要求我把中国地区竞争制度的分析用英文写出来,但我提不起劲。有些人见我回港任职后少用英文动笔,说我从前有贡献,回港后不中用了。这些无能之辈自己没有说过半句可以传世的话,不知学问何物。另一方面,赫舒拉发、德姆塞茨、巴赛尔、诺斯、科斯等大师从来自香港或国内的学生听到我写下那么多中语文章,纷纷要求我翻成英语。</font></p><p><font size="3">不容易明白为什么在学术上,中文那样不值钱。一个足以传世的思想,写了下来,不管用何方文字,总有一天会传世。以中文下笔当然是为了中国同胞,但在中国经济的话题上写了过百万字,主要起自一点关心。二战期间有两年多在广西捱饥抵饿,小朋友每几天死一个,我觉得有责任替中国的青年做点事。</font></p><p><font size="3">没有奢望改造社会,但一九六九年巴赛尔认为我是产权及交易费用分析的行内第一把手,而高斯一九八○年劝我回港任职,以中文下笔介绍新制度经济学,也说过类似的话。究竟自己是否那么厉害不重要,但知道关于制度的话题不由自己以中文动笔,天下没有第二人。话虽如此,跟踪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二十多年,我学得的实在多。说大器晚成很老土,但今天我对制度运作的理解,比巴赛尔一九六九说的与高斯一九八○说的高得多了。科学中,经济学的独特头痛之处,是世事知得不够多理解就不够全面,而自己的经验,知得够多要在六十岁之后。</font></p><p><font size="3">关心有代价。有哪一个父母不曾经因为关心自己的儿女而睡不着呢?关心中国的青年,自己的经历有决定性。广西的不堪回首,佛山华英三年的罚企时间多于吃饭的,湾仔与皇仁书院的留留升升,太宁街的吵吵闹闹,多伦多没有大学收容,作职业摄影师去也,总之一事无成。但当近二十四岁美国有大学收容,知道是机会,一发劲,学问的增长势如破竹。</font></p><p><font size="3">是的,自己的经验说,一个青年看不到机会,看不到前途,不会大博一手。当年一起游玩的年轻朋友,好些智力不比我差,但没有机会,或看不到,没有打上去。一九六八年,后来是林毅夫的老师基尔·庄逊在芝加哥大学举办一个重要的亚洲农业研讨会议,请我作首位讲者。我准备了文稿,在讲台下望,见到名家云集,有所感慨,于是把文稿推开,说:「今天我站在这里作为首位讲者是荣幸的。但你们可能不知道,你们在亚洲农村见到烂泥地上打滚的孩子,我曾经是其中一个。如果有我的机会,他们今天也可能站在这讲台上。」</font></p><p><font size="3">是简单的哲理吧。如果一个青年有机会而不打上去,自己放弃,自甘堕落,我们管不。但如果政府扼杀了一个青年的机会,政府要负责。多年以来,凡是见到政府不需要负担费用而扼杀了青年打上去的机会,我一定反对,动笔指责没有手软过。扼杀了年轻人力争上游的机会,说什么扶贫,什么福利,什么补贴,什么教育,都很无稽。</font></p><p><font size="3">改革制度无疑是增加青年图强机会的最佳法门。这方面,二十多年来中国做得好,非常好。抚心自问,我没有这样的本领。然而,写过无数次,今天的中国还有很多扼杀青年机会的政策。骂过不少次,还会继续骂下去的。有人说共产党不是好东西,不可能作出什么好事来。这些人的智商在我之下,而我则同意邓主任的黑猫白猫说。高斯定律高举私产与市场,是史德拉认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经济思维。高斯本人呢?他支持共产党!这是真学问了。有人说今天的中国是五千年来最可悲的,给我痛骂了几句,不知所终。任何人左右了中国青年的机会,我不会笔下留情。</font></p><p><font size="3">关心有代价,而如果关心得认为自己可以改造社会,或担心北京会否接受自己的建议,我不可能活到今天。我是个学者,千锤百炼,知道一个学者可以做到的极限是在哪里的。知道这极限,为了过瘾喜欢走到尽头,但既然千锤百炼,永远不会跑出界。有这样的本领,外人怎样批评皆可处之泰然。</font></p><p><font size="3">(「中国未来」系列之十八·完)</font></p><div class="clear"></div></div> <p>[QUOTE]是的,自己的经验说,一个青年看不到机会,看不到前途,不会大博一手。当年一起游玩的年轻朋友,好些智力不比我差,但没有机会,或看不到,没有打上去。一九六八年,后来是林毅夫的老师基尔·庄逊在芝加哥大学举办一个重要的亚洲农业研讨会议,请我作首位讲者。我准备了文稿,在讲台下望,见到名家云集,有所感慨,于是把文稿推开,说:「今天我站在这里作为首位讲者是荣幸的。但你们可能不知道,你们在亚洲农村见到烂泥地上打滚的孩子,我曾经是其中一个。如果有我的机会,他们今天也可能站在这讲台上。」[/QUOTE]</p><p>洒脱</p><p>[QUOTE]关心有代价,而如果关心得认为自己可以改造社会,或担心北京会否接受自己的建议,我不可能活到今天。我是个学者,千锤百炼,知道一个学者可以做到的极限是在哪里的。知道这极限,为了过瘾喜欢走到尽头,但既然千锤百炼,永远不会跑出界。有这样的本领,外人怎样批评皆可处之泰然。[/QUOTE]</p><p>独有风骨</p><p>学问看不懂,做人很敬佩</p> <p><font size="61">有钱收的政府顾问工作也做过,一次很不幸。我反对他们推出租金管制,怎样也不写赞同文字,他们竟然欠钱不付!//</font></p><p>哈!美国也来这一套。</p> 哪个政府都是一样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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