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孝堂:
<font size="3">关于城市化问题的若干理论思考<br/><br/>摘要：城市，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已有数千年的发展历史；城市化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不断演进的过程，它给我们带来不尽的繁荣和梦想，同时也带来了不少困惑。面对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等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如何寻求城市化战略的进一步提升，在城市化发展速度、动力机制、产业聚集、城市经营、发展定位等方面，作出了理性的思考和阐释。<br/><br/>]关键词：城市化 问题 理论思考<br/><br/>21世纪是城市化的世纪。我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未来的城市化进程不仅关系整个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而且还将对全球经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许多中外学者都把“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并列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大力推进城市化，尤其是寻求城市化战略的进一步提升，既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又是有效解决我国经济社会约束“瓶颈”，保障经济社会快速、持续和健康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本文拟对我国当前的城市化战略形态，以及城市化进程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等问题，谈几点认识。<br/>一、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内涵和基本特征<br/>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明显加快，各种称谓繁多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不断涌现。许多区域性中心城市在推动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表现出极其旺盛的生机和活力，成为各地集聚产业优势、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但就其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在学术界尚有不同的认识，目前比较趋于一致的认为：区域性中心城市就是相对于一定区域而言的，是该区域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其中经济中心的功能又是最重要的。其职责是以履行中心的职责为主，即以组织、指挥与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为主要功能的城市。<br/>基本内涵：可以界定为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对构成区域经济的各种经济活动具有中心组织作用的一定规模的城市。实质上就是通过中心城市的经济组织功能，在其经济辐射和吸引的地域范围建立的一种稳定的空间经济网络体系。其划分标准既要从中心城市的概念出发又要有定量分析的方法提供一定的数量标准。现在理论界比较公认的，主要是以人口规模等来确定。在我国一般中心城市的人口规模要达到50万人以上，城市规模（半径）可在100公里左右，人均建成区占地面积应在80－100平方米之间。1995年，我国2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一般人均建成区占地面积在65平方米左右；20－50万人口以下的中等城市，人均建成区占地面积105.69平方米；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人均建成区占地面积151.69平方米。<br/>基本特征：⑴经济集中度高，规模大，实力强。中心城市是区域经济活动的聚集点和经济交流的枢纽，经济势能、经济总量占比、人均发展水平高于周边城市；⑵社会分工发达，产业结构优化。中心城市社会化大生产程度高，是专业化分工协作最强的地方，不仅发生在城市内部，而且延伸到周围地区，乃至经济触角延伸到的更远地方；⑶科教力量雄厚，人口素质高。中心城市生产要素集约化程度最高，是先进生产力的聚集地，是培养人才、开发智力资源、广泛交流和传播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的重要基地；⑷具有较强的综合服务能力和较完备的基础设施。具有便捷的交通运输网络，包括城市内部及其与外部的联系；有快捷的通讯设施；有良好的人居环境；有方便的公共服务；文化生活丰富；⑸区域经济网络的核心。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构成开放型的经济循环系统，是经济区内空间流转集中系数最高的首位城市。<br/>中共重庆市委，2003年和2005年通过二届三次全委会和二届八次全委会先后决定，把万州、涪陵、江津、合川、永川、黔江确定为区域性中心城市并享受“地级市待遇”来建设发展。近年来，各区域性中心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经济迅速发展，最近6个区域性中心城市已完成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各市的中长期发展规模基本确定。重庆作为西部惟一的直辖市、主城区现有人口近700万人的特大城市，在不久的将来其特大城市及其周边的大城市群必将成为西部城市化发展的一大新亮点。<br/>重庆市6个区域性心城市现状及2020年规划<br/>市（区） 2005年地区生产总值 2005年地方财政收入 2005年城市人口<br/>（万人） 2005年建成区面积（km2） 2020年规划城市人口<br/>（万人） 2020年规划建设用地面积<br/>（km2）<br/>万州 <br/>133.4 6.9 50 40 90 81<br/>涪陵 <br/>135.08 6.8 35 25 70 65<br/>江津 <br/>133.3 6.1 26 25 68 61<br/>合 川 <br/>130.5 5.3 27 28 66 62<br/>永 川 <br/>106 4.6 35 29 56 53<br/>黔江 <br/>36.54 2.36 10 8 20 17<br/><br/>二、城市化战略的形态及新选择<br/>所谓城市化，就是指由于工业化、现代化而引起的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是经济发展各种要素空间集聚与重新分布的过程。纵观我国近50多年的城市化发展历史，应当承认我们长期固有的“积极推进工业化，相对抑制城市化”的主导思想，加上长期“恐城症”的制约，在城市化战略形态的选择上经历了许多反复，整个城镇人口呈现：持续上升－大幅下降－平稳发展－急剧上升的不稳定发展态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小城镇的发展出现了“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乡镇企业发展格局，加之“农村城市化”和农民“离土不离乡”等一系列政策因素影响，虽然在这个时期农村人口暂时实现了大量的产业转换，但是由于缺乏正确的政策引导和规划控制，城镇建设呈简单的平面式拓展，产业结构等级低，土地资源浪费大，基础设施配套差，环境质量每况愈下，结果是导致了许多地方“到处是城镇、镇镇似农村”的低水平城市化状况，成为日益严重的“小城镇病”问题。<br/>90年代末以来，随着组团式城市群和较为集中的城市化模式替代分散的乡村工业发展模式的推进，城市化战略出现新的形态和新的选择。对此，有学者作出了如下总结和展望：“中国城市化新的发展模式，证明了80年代小城镇一枝独秀的发展态势只是城市化总进程的一个阶段。随着中国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城市化必然会进入更高级的发展阶段。”面对城市化进程的新变化，尤其是作为我们西部地区的城市化道路应当做出怎样的选择?一种观点认为，实施小城镇战略是实施西部城市化的切入点和启动点，理由有三：①小城镇是西部地区农村增长的加速器；②小城镇建设是农村经济增长的现实选择；③小城镇建设是西部地区农村城市化的突破口。另一种观点认为，西部地区要特别重视中心城市的功能性建设，迅速改变城市孤岛式发展、辐射能力低下的局面。西部地区不应和东部地区一样，走发展中小城市为主的道路，应该走集中发展大中城市，合理发展小城市，不断完善城镇体系的较为集中的城市化发展道路。<br/>笔者认为，随着我国城市化动力的多元化，我们的城市化进程应当从两个层面考虑。在宏观策略层面， 西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首先需要充分发展大中城市，以增强大中城市的带动作用为核心，集中有限的资金重点建设一批凝聚力、辐射力强的骨架型城市，并在基础上积极推进组团式城市群发展模式。特别是我们成渝地区，按照国家“十一五”规划与长三角、珠三角、津京冀等纳入跨省区经济发展的国家层次规划，列入“政策关照区”的城镇。2004年，成渝两地在西部12个省市国内生产总值的27536.74亿元中，占到了33.49%；在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8902.97亿元中，占到37.5%。组团式城市群是大中小城市“结构有序、整体优化、共建共享”的镶嵌体系。体现出以城乡互动、区域一体为特征的城市发展的高级演替形态。在水平尺度上是不同规模、不同类型、不同结构之间相互联系的城市平面集群；在垂直尺度上是不同等级、不同分工、不同功能之间相互补充的城市立体网络。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使得规模效应、集聚效应、辐射效应和联动效应达到最大化，从而分享尽可能高的“发展红利”，完整实现“区域发展动力、区域发展质量和区域发展公平”三者在内涵上的统一。在微观操作层面，由于西部地区本身发展的不平衡，小城镇建设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可以借鉴东部地区现阶段重点建设“中心镇”的模式，有所侧重地发展小城镇，将乡镇企业建设于工业小区，进而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真正转移，并在空间分布上相对集中。其选择重点，一般应在县一级小城市或中心城镇，切忌 “遍地开花”。因为按照城镇发展规律，只有在城镇人口达到10万人左右的规模时，其聚集效益才能真正发挥出来。<br/>城市集群的发展，既是中国城市化战略进程的跃升，最终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也是世界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所证明的成功之路。据世界银行统计，目前我国三大城市群对于全国经济的贡献率与美国、日本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美国大纽约区、大洛杉机区、五大湖区三大城市群的GDP达到6.7亿美元，约占全美国GDP的67%；日本大东京区、大坂神户区、大名古屋区三大城市群的GDP总量达到2.86亿美元，约占日本全国GDP总量的69%。我国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GDP，约占全国GDP的10%，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GDP，约占全国GDP的18%，京津环渤海湾城市群的GDP，约占全国GDP的9%，三大城市群对全国GDP总量的贡献率只占37%，分别比美国、日本低30和32个百分点。<br/>组团式城市群和较为集中的城市化战略模式，已经发展成为替代过去分散的乡村工业发展模式的城市化道路。今后，随着我国三城市群的加速发展，城市的功能将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都与重庆未来的密切合作，将使成渝地区成为中国第四大城市集群。<br/>三、城市化战略理应跟进形势适当超前<br/>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化、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决定城市发展的根本因素，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状况。根据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1975年提出的城市化曲线类似于S型曲线：第一阶段为城市化的初期阶段，城市人口增长缓慢，只有当城市人口的比重超过10%以后，城市化进程才能逐渐加快；第二阶段是城市化的加速阶段，当城市人口的比重超过30%，城市化的进程出现加快趋势，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城市人口比重超过70%；第三阶段是城市化成熟阶段，出现停滞或略有下降趋势。按照这一分类，我国是从1949年开始进入城市化的初期，1952年城市化率达到12.5%，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进入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城市化率达到30%。其间在长达近50年的城市化进程中，我国城市发展水平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进程相比明显滞后。1952－1990年，全国非农就业比率提高达23.5个百分点，但同期城镇人口比率只增加了 14个百分点。<br/>而许多西方国家，当城市化水平达到30%以上时，城市化水平明显加快。如日本1949年到1957年城市化水平由28%上升到57%，年均增长3.6%；韩国1960年到1981年城市化水平从20%上升到56%，年均增长1.8%；我国1978年到1997年城市化水平从17.92%上升到29.37%，年均增长0.63%。从世界经验看，当人均GDP近1000美元时，城市化水平应为50%，当人均GDP为2000美元时，城市化水平则应稳定在70%左右。而我国2001年GDP人均达到900美元时，城市化水平仅为37.66%，只占GDP15.2%的农业产业之中却有全国人数60%以上的农业人口。<br/>此外，根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现有农村劳动力4.7亿，耕地面积19亿亩，若按农村每个劳动力耕种10亩地计算，仅需农业劳动力为1.9亿，加上在乡镇企业、民营经济就业的劳动力1.5亿，大约有3.4亿劳动力能够充分就业，尚有1.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另寻出路。根据《中国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状况》白皮书，2001年底，我国从业人员为7.3亿人，其中城镇为2.4亿人，占32.8%；农村4.9亿人，占67.2%。因此计算的中国失业率：城镇为10.2%、农村为30.6%、全社会从业人员失业率为23.8%。而我国的城市化率要从现在的水平，在本世纪的头20年提高到65%左右。这意味着平均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以上，即每年约1000－1200万人口从乡下转移到城镇。专家分析认为，我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解决，也只有当农村人口数量减少到70%左右，农村土地的价值才能达到市场化要求的成本阈值，此时农业土地的集约化生产、规模化生产和专业生产才能达到理想的水平，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整体素质才能有大幅度的提高。因此，适当加快城市战略的步伐，既是我国经济发展现有水平的需要，也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迫切需求。<br/>在具体方式上，笔者认为：一是要切实转变过去“农村包围城市”的发展思路，明确提出让城市化领跑西部经济。既要切忌乱铺摊子、搞遍地开花式的城市化，更要本着对社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充分结合各地城镇体系的基本情况和新农村建设实际，以现有的大、中城市和县城为基础，集中有限资金重点建设一批凝聚力、辐射力强的骨架型城市，以更大气魄、更大力度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城市化战略。二是既要立足本地优势，又要具有动态的超前的意识，做好城市的规划和发展定位。现在不少城市只习惯于按行政区划来看待城市所处的节点，谋划城市发展定位，不善于从大的经济区域结构中寻找城市所处的节点，寻找城市的比较优势，科学确定城市的发展定位。今后地区之间的竞争不再是单个城市的比拼，而是城市区域与区域之间的较量。对同一个地区范围的城市来说，彼此之间的竞争固然是在所难免的，但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好城市的分工与协作问题。特别是对一般的中小城市而言，应充分根据城市区域经济的特点，如地域上的宏观性、经济性上的协作性、组织上系统性等，认清自己与区域中心的关系，各归其位，重新研究、调整自身的发展定位，尤其是产业定位，找到自己在产业集群中的恰当位置。三是要按照以“产”立城，以“市”兴市的方针，大力推进“工业园区化、城市三产化”发展模式。城市地域的显著特点，就是具有各种要素、产业与职能的空间聚集优势，产业发展外部经济性强，产业结构层次高。我们在新一轮城市化发展战略中，不仅是要建设既符合自身特色的城市单元，吸引市民入住，更主要的是要认真贯彻以“产”立城、以“市”兴市的方针，在重点发展主城三产的同时，大力拓展工业园区和城乡结合部的城市吸引区，迅速做大做强城市规模和城市经济实力。<br/>四、城市化实质上就是加速农民转移的过程<br/>从理论上讲，城市化所表征的人口聚居，是城市“拉力”和农村“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把城市化作为一个经济的、市场的过程，那么城市“拉力”表现为二、三产业对劳动力需求的扩大后高报酬的吸引，而农村“推力”则表现为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释放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需要加速转移的客观要求。哈里斯－托达罗的收入预期理论为我们分析这一现象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主要动力取决于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比较，其公式表现为：<br/>Mt = f（Wu-Wr） 公式中：Mt代表在t时间内农村向城市转移的数量，f代表反应的函数；<br/>Wu代表城市工资收入，Wr代表农村工资收入。<br/>此公式表明，当预期的城市工资收入超过农村的工资收入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不可避免地持续下去，从而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只有当农民转移的数量多到迫使城市失业规模增大、工资收入下降，足以使城市的预期工资收入与农村工资收入基本相等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才会停下来；当城市预期工资收入小于农村工资收入时，会诱使劳动力由城市向农村转移。据统计资料反映，我国农村每个家庭输出1个劳动力就能致富一家，每个家庭都有劳动力输出就能致富一方；全国每1%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将会使GDP增加0.5－0.85个百分点，每1%的乡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就能使全社会居民消费总额提高0.19－0.34个百分点。大力推进农村劳动力的产业转换和人口的空间转移，不仅是亿万农民脱贫致富的迫切需要，同时也国家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br/>从转移途径上分析，异地转移出来的农民工，大部分是奔向大中城市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都市带地区。但现在多数地方的入城门槛仍然太高，他们很难在这些地方入住，光是购买一套房子就不是许多农民工能够承受的。因此，要加速城市化进程，各地必须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要求，取消对农民进城的一切限制，以实际居住地和职业确定户口属性，让进入城镇的农民，与当地居民一样在子女入托、上学、就业、参军、社会保障、计划生育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鼓励农民离乡进城，将原承包地的土地使用权实行有偿转让，允许农村以土地折股，经营股份制农业和参与城镇开发建设；完善城镇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对失地农民给予公正合理补偿，使其能够顺利转化为市民。同时，应从减免税费入手，鼓励农民进城购房建房，并以银行长期按揭和经济适用房等小套廉价售房来留住他们。廉价住宅既节省了政府的大量资金，又及时解决了新移民的住房问题，使城市因为有源源不断的新人入住而充满活力，有了人口才能保持城市的税收和城市的繁荣。实质上，目前农民工已经有不少成为企业骨干、有的已经当上服务行业的小老板，只要给政策、让他们能够落户，他们已经具备购房或按揭购房的能力，摇身一变便可成为城市居民；能力弱的，则可选择定居在城市圈、城市群、城市带的交通便捷的小城镇，那里的入住门槛更应该低。大城市应尽量留住“精英”，小城镇应尽量创造条件变“候鸟式”的民工成为定居下来新市民，以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来确保我国农民转移速度和转移质量的提高。<br/>五、城市的形成是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的必然选择<br/>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透视城市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产业是立城之本，产业是兴市之基。如果从工业化前与工业化后两个阶段加以考察和分析，现代的城市是逐渐从“政治城市”向“经济城市”演进。从工业化前的发展阶段看，城市发展主要取决于一国的政治、军事或市场交易的需要。而进入工业化阶段后，那些区位优势明显、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投资环境较好，产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从最简单的手工业到现代高科技产业，从实物产业到虚拟产业，从物品产业到服务产业，特别是工业的发展和推动，带动就业岗位的持续增长，形成人流、物流、资金流的集中和扩张， 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对各层次劳动力的需求也会增加，因而城市人口总规模必然扩大，产生了建立城市和扩张城市规模的内在需求，与此相应的公共设施和配套设施逐步完善，并按不同产业经济技术特点对产业布局的要求，形成相应的具有显著特征的工业城市、商贸城市、旅游城市或综合性城市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成为新崛起的制造业基地，只有6万人的广东东莞长安镇，由于制造业人口的日益增加，已成为拥有50万人口以上的现代化城市。江苏省昆山只有几万人的小县城，由于吸引外资发展工业成功，如今城市人口已超过60万。浙江义乌因小商品而繁荣，从一个建成区面积仅2.8平方公里的普通集镇到如今建成区面积已超过50平方公里的国际化现代城市。<br/>近些年来，我们在推进“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中，各地在鼓励和吸引农民进城，以及“农转非”等问题上，却出人意料，农民偏偏放弃了用地、建房、户口等特别优惠的城镇，把目光集中到县城以上或已具备相当产业规模的城镇。不少城镇虽有“城”之框架，但无“市”之兴旺，究其原因：一是立城产业缺失。没有产业支撑，城镇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城镇产业缺失，创业机会和就业岗位少，劳动工资收入低，农民即使进了城，也难以得留住。二是产业布局分散。近些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形成的产业布局分散，致使许多处于城镇边缘的企业，缺乏资金、技术、信息、产品开发、产品优势，产业链条过短、联结点少、关联性差，始终不能形成对人口和劳动力的有效集聚，一些曾经效益很不错的企业也逐渐被边缘化。<br/>加速城市化的目的并不在于建造一批现代化的城市，也不只是让农民居住到城市之中，而更主要的是要通过城市化的发展聚集资本和人口，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乡关系，形成各种要素的聚集优势。如果城市化的结果只是建了一批城市，而没有解决就业问题，那必然加剧农业人口和资源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只能积淀在城市社会底层，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要实现城市化，让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就必须考虑到转移的途径，不仅要让他们进得来、住得下，而且还要让他们把老婆孩子都能带进来。要实现这个目标，除了我们应彻底废除政策壁垒、给农民工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外，更重要的就是要依靠产业集聚，把产业聚集到城镇。只有把产业集聚到城镇，才能增加创业机会和就业机会，大量的农村人口才能随之进到城里面来。没有产业的集聚城市，入住的人口就很难充分就业，没有充分的就业就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源，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源就很难刺激消费，而没有消费就没有再生产，这样的城市必然是一个缺乏造血功能、没有发展动力的城市，甚至是渐趋衰落的城市。产业的集聚和人口的集聚，是农村城市化的两翼，构成了城镇发展的基础，而城市的形成必然是产业集聚和经济发达的结果。<br/>六、城市经营重点在于垄断土地市场和用活民间资本<br/>据《中国城市发展报告》预测，到2020年我国城市人口总量将达到10－11亿，依据城市化“成本－收益”模型分析，每进入城市1人，需要“个人支付成本”1.45万元，“公共支付成本”1.05万元，总计每转变一个农民成为城市居民平均需要支付社会总成本2.5万元（2000年不变价）。也就是说在现有人口基础上，未来15年间全国将要增加6－7亿城市人口，城市化所需要的社会总成本将达到15－17万亿人民币，这个数字相当于2004年全国GDP的总和。<br/>另据资料显示，在我国30多万亿的国有资产总量中，国有土地约占七成半的份额。2003年，在全社会总资产占有中，个人资产为231975亿元，国有资产为98859亿元，集体企业资产为33576亿元，法人财产为33610亿元，外资为32259亿元。全社会资本占有比例为：个人54%、国家23%、集体和法人都为8%、外资7%；在资本收益中，个人6817亿元，国家2965亿元、集体和法人分别为3516亿元和2729亿元、外资249亿元。全体资本收益占有比例为：个人37%、国家16%、集体和法人分别为19%和15%、外资13%。据此，从国有资产要素的构成和资本收益角度看，国有土地和个人占有部分对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已经起到了举足轻重作用。<br/>城市建设和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转移，政府如何打好土地资本和民间资金这两张牌，既是我国推进城市化问题的核心，也是考验我们执政能力的关键。<br/>首先，必须垄断土地资本市场。垄断土地资本市场，就是要真正做到五个统一：统一征用、统一规划、统一开发、统一供应、统一监管的高度集中土地的管理制度，达到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确保土地资产保值增值，实现国土效益最大化。具体是要通过建立土地收购储备制度，为政府垄断城市土地供应提供体制和机制保障，坚持“一个渠道进水、一个池子蓄水、一个龙头放水”：一个渠道进水，就是使分散在各个企业手上土地回到政府的一个口袋里，可进行土地的批前、批中、批后的全程管理；一个池子蓄水，进入储备的土地，并不是被简单的囤积起来，而是经过整理，根据规划的要求，进行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使“生地”变成“熟地”，提升土地价值，提高政府收益，扩大政府招商引资的吸引力；一个龙头放水，就是政府拥有土地的垄断权，收放自如，能够根据市场的变化情况、用地的需要求情况，有计划地把土地投入市场，走出过去“有地没有用，有人没地用”的怪圈。促进土地资源向土地资本转变，解决城市化成本的基本出路。<br/>政府垄断土地市场后，将土地纳入到城市组团，使其原有的功能形态和使用价值发生根本性变化，即从原先以生产农用物为主转变为高附加价值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形态。一是让土地资源作为母体，使其所有权始终保持在国家规定的范围之内，通过土地流转制度，将承包权、经营权分离出来，并通过市场运作方式，依照级差地租随时间的变化，服从城市规划定位，形成资本经营的动作模式。二是保证原有土地的承包者－－农民，获得永久性的利益保障，切实转变过去一次性买断的方式，将农民变为非农民；采取变换农民利益方式的形式，让土地承包权作为股权保有形式，随着土地的升值而分享发展利益。三是促进农民、政府、投资者三方的“共赢”，可以采用虚拟资本的形式，让投资者以低成本进入，让农民参与投资者的利润分成，让政府获得宏观管理（如规划）和全程服务的收益，三者的责权通过非直接交易的方式，由银行体系依照共同拟定的规则合同进行成本交易、利益分割和居中操作，其结果既不是农民直接面对企业，也不是农民直接面对政府；企业既不是与农民直接兑现，也不与政府实行利益挂钩。这样既避免了现存的用地弊病，又能较好地实现市场化、透明化、公开化操作。具体做法，一是设立农民的“转制资本”（相当于从乡村转变为城市的成本，大体为土地出让金的20%），包括农民安居费，社会保障费、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用于保障农民在城乡转制过程中变成城镇居民身份的各种支出。二是农民的土地补偿金余额和政府的土地出让金余额，以“虚拟资本”（相当于进入市场运作的原始股本，大体为土地出让金总额的80%）的形式参与企业开发，并与企业分享经营成果，使农民和政府能够在长远的发展中获得土地出让金的保值和增值。<br/>其次，积极探索和推进共同基金的建立。共同基金，是一种集合投资制度，具有收益高、风险低、流动性大的特点。其通过发行基金券，将投资者的资金集中，交由基金托管人托管，主要从事证券投资等金融工具投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共同基金也叫投资基金，在外国已有了相当长的历史，特别是在二战后全球普及，但目前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其具体形态，根据各国的法律依据或组织形态有所不同，可以划分为公司型和契约型；根据基金的收益凭证变现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开放型和封闭型两种，这两种类型实际上是公司型共同基金的子类。目前，开放式基金已成为国际基金市场的主流品种，英国、美国、我国的香港、台湾的基金市场均有90%的开放式基金。<br/>产业经营与资本经营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两条腿，缺一不可。目前，面对庞大的民间资本市场和境外资金纷纷看好大陆市场的历史契机，我们应尽快熟悉资本市场，学会资本经营，大胆尝试共同基金这一行之有效的资本运作方式。发展和使用共同基金：一是可以扩大利用外资的途径。过去人们多是利用外商针对某一个项目进行较大规模的直接投资。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和社会经济形势的复杂性，要想满足地区性社会经济发展，能产生产业升级和集群建设效益的外资的规模利用是有很大难度的。共同基金这种方式，可以使我们利外资的规模，甚至是散户的资金，做到全球资金资源的最大限度最广范围的利用。二是可以为本地区人民手中的闲散资金找到一种保值增值的有效途径。现在城市居民中的存款在低息的情况下靠个人创业投资无法找到有效出路，如果这些资金只通过经商和股票交易而逐步被市场风云和各种机构吞食掉的话，不仅这些人遭受损失，而且还会进一扩展或影响到社会稳定。因此，通过共同基金建设，把社会游资集中起来，由专家进行科学理财，将这笔资金用于本地区社会经济建设中有稳定回报的项目，或投向外地都会产生造福一方的效果。三是可以促使金融服务功能建设和完善。现在，一些地区的金融机构种类繁多，但是主要业务范围是存贷款和保险业务。如果能够通过发展共同基金，激活本地区金融机构其他职能，让商业银行充分发挥作为共同基金管理人的作用，发挥在投资项目评估、行业分析、风险评估、投资选择等方面的优势，同时进行配套的社会服务体系建设，那将对城市化建设无疑会起到推进器的作用。建设共同基金，有利于高新科技产业的培育和发展，有利于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有利于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如果我们在已有的工业经济基础上，借助共同基金的特有功能并进行适当的金融创新，将产业经营与资本结合起来，这对城市化发展来说无疑是插上一双腾飞翅膀。<br/>七、城市竞争力关键是找准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定位<br/>城市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生态环境的大系统，只有各个系统都发展好了，才能提升整个城市的竞争力。在发展目标上，至少应做到“六高”：经济上的高效益；基础设施上的高效能；环境生态上的高质量；文化上的高品位；人口素质上的高素质；管理上的高水平。如何才能使我们各具特色的城市实现“六高”，全面有效地提高城市竞争力。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打开思路：<br/>首先，要走出城市发展的三大误区。（1）认为城市的发展必然引发“城市病”。必须建立以发展克服“城市病”、以规划减少“城市病”、以管理医治“城市病”的全新观念；（2）认为必须严格控制大城市的发展。不同规模的城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城市规模结构是一个具有等级、共生、互补、高效和严格“生态位”的开放系统，大、中、小城市都应当在统一规范下合理的发展，相对集中规模发展大中小城市是西部城市化战略的必然选择；（3）认为城市化的结果是均衡发展，遍地开花。必须考虑到自然基础的差异、地理位置的差异、发展阶段的差异和生态的差异对于城市格局与结构的影响。应充分认识到城市宏观布局在三维模型中（时间、空间、速度）必然是非均衡的、非对称的和非线性的。必须认识“以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不均衡，换取社会公平程度实现的相对均衡”这个基本原则。目前在城市用地上有个误区，严格的土地制度使城市用地动弹不得，反而是偏僻的小城镇倒无用地之忧。其实就人均占地而言，城市比小镇要节约得多、经济得多。笔者认为，对需要发展的城市，应在严格控制之下适当放宽用地限制，让它们有充分的发展空间。专家估计，农村真正走出一个人，至少可以腾出一分土地，对城市则需要增加2.5万元以上的投入。在当前的新农村建设中，不宜过多的鼓励农村都去盖新房，把辛苦挣来的钱过多地投入农村新房的建设，应更多地鼓励和引导这些农民工走出去，成为城里人。以免将来农村出现更多无人居住的空房，既浪费资源又损害农民的利益。<br/>其次,运用战略思维，创新城市发展模式。一是突出生态环境。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根据城市不同地区的功能以及生态环境容量，对城市建设规模、发展形态和开发方式进行宏观调控。因地制宜、合理规划和布局地区范围内绿化空间，切实保护天然水面、自然山水、不断完善城镇绿地系统，增加城镇绿色空间，积极创建生态园林城市。二是建设节约型城市。坚持资源开发与节约并重，把节约放在突出位置的方针，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积极推进技术创新。三是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技术范式，一种新的生产力发展方式，为新型城市化开辟了新的渠道。因此，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要不断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生产、建设过程的资源和能源消耗；延长和拓展生产技术链，将污染尽可能在生产企业内、城市范围内进行处理；对城市生产和生活用过的废旧产品进行回收，可以重复利用的废弃物通过技术处理无限次的循环利用等，从而走出一条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的新型城市化发展路子。<br/>第三，以城市文明，全面提升城市魅力。美国著名城市建筑和城市历史学家刘易斯•曼弗德曾提出一个重要的思想：城市的贡献和作用在于它能保存、留传和发展社会历史文化。城市文明包含比较宽泛，当前重点是加强城市形象、城市秩序、城市市民等方面问题的解决。一是塑造城市形象。城市形象的塑造，有赖于自然造化、历史积淀、专家研究、规划引导、政府推进、重点建设、精心打造、人人爱护。我国绝大多数城市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应十分注重发挥不同城市固有的历史文脉，打造既有传统文化思想又能满足现代人需要的建筑，开发代表良好的城市形象，营造新城市文化品位的人居环境，完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历史文化街区的保障体系，实现历史文化景观的永续利用。二是注重城市安全。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人员往来日趋频繁，城乡、地区、阶层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自然灾害频发的现代社会中，危机是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的，尤其人口集中的大中城市。必须在坚持依法管理、长效管理的前提下，尽快建立健全城市生产生活各个方面的应急预警管理机制，提高快速处理各种突发性公共事件的能力；三是培养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一种享有独立人格和自然平等权力的个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与整合形态，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高度协调发展的社会。必须加强教育、文化、科技发展，提升市民的思想、品德、素质。强化人文关怀，增强城市亲和力。按照市场要素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行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br/>总而言之，全面提升城市竞争力，就是要牢固树立科学发展和以人为本的理念，找准城市的发展定位，创新城市发展模式、增强城市魅力，让人真切地感受到“城市之美”，让人们真正喜欢这座城市、热爱这座城市、爱护这座城市、宣传这座城市、共建这座城市，从而达到城市经济实力和综合竞争力的全面提升。<br/><br/>作者单位：重庆江津市委办公室 助理调研员<br/>通联电话：02347557374 <br/>邮箱：jjswdiaoxt@163.com<br/><br/>参考文献：<br/>1．《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02－2003）－商务印书馆；<br/>2．严正，小城镇还是大城市－论中国城市化战略的选择《东南学术》（2004.1.60）；<br/>3．白南生，中国的城市化《管理世界》（2003.11.78）；；<br/>4．刘家强、唐代盛等，城乡一体化战略模式实证研究《经济学家》（2003.5.56）<br/>5．刘学敏，走出城市化研究的认识误区《财经问题研究》（2004.1.62）<br/>6．陈鹏，城市经营的制度缺陷及其演进《城市规划》（2004.5.51）；<br/>7．许金勇、黄爱东，统筹城乡发展的理性思考《湖湘论坛》（2004.4.26）；<br/>8．胡鞍钢，城市化是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中国人口科学》（2003.6.1）。</font> 有些东西不一定有道理，像这句：“在我国一般中心城市的人口规模要达到50万人以上，城市规模（半径）可在100公里左右，”这城市太大了吧？ 是，同意金丝的说法。这篇文章似乎有不少计量单位有问题，读起来让人有些迷糊，有伤文章的水准。但仍不失是有内容的好文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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