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何苦和吴敬琏过不去？
中新网8月11日电 据中国政府网的消息，国务院办公厅近日下发了关于调整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同意樊纲为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免去余永定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职务。 <p> 国务院办公厅的通知中称，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的有关规定，经国务院领导同意，现就调整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人员通知如下：同意樊纲为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免去余永定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职务。</p><p> 樊纲简历</p><p> 樊纲，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1992年被破格晋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3年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界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之一。近年来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p>[align=right][color=#000066][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8-11 12:04:25编辑过][/color][/align]
<p>樊纲：不存在什么“好市场” “坏市场” <br/><br/><br/>时间：2006年08月09日16:48 <br/> <br/>【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樊纲】 </p><p> 现在很多人批评市场化改革，或者认为现在的市场经济是“坏的市场经济”。其实对市场的批判由来已久，几百年前就有人批判市场经济，当年之所以建立计划经济，就是因为市场经济是有问题的。从根本上来讲，人类迄今为止没有找到一个十全十美的制度。 </p><p> 市场经济要是十全十美没有问题的话，第一，就不会有计划经济这场人类历史上的大运动、大尝试；第二，也不会有后来市场经济国家对市场经济所做的各种各样的校正，包括各种社会福利制度、收入分配政策，以及很多……改革等等。</p><p> 正是因为市场是有缺陷的，因此我们要建立一些市场外的制度来弥补市场的不足，比如社会福利、公共政策等。这些制度是在我们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当中要逐步来建立的，而这些制度的建立，需要有一个跟市场经济发展相匹配、能够同我国现在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过程，而不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有40%多农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直接照搬美国、欧洲的福利制度和社会制度。</p><p> 在这个意义上，笔者不太同意所谓“好市场”、“坏市场”的观点。市场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在市场的前提下，一个较好的经济与不好的经济的差别，其实是在于社会是不是在市场之外又建立了一些其他的制度来校正市场的问题。比如法制，比如以机会平等以至收入均等为目的的社会福利制度。</p><p> 市场机制从其基本功能来说是把对人们有用的东西当作“私人物品”进行交易的体制；而人类社会的进步，往往体现在把一些私人物品转化为公共物品来进行提供，或者通过创造出一些有利于大家的公共物品，来克服私人交易中产生的诸如差距过大、竞争过度的问题。原来计划经济的设想是要把所有的物品都当成公共物品来提供，连物理属性非常“私人”的东西都不例外，结果证明是行不通的。而以前人们所理解的完全私人的、自由的市场经济，效果也不好。</p><p> 经过多年实践和理论的探索，现在世界上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其实都进行了许多修正，用一系列的公共物品和政府政策(制度和政策本身也是一种公共物品)，来校正市场的问题，所谓的“混合经济”，就是这一类，这是人类进步的体现。但是要明确，人类的经验与智慧，也都反复证明了，配置资源、激励效率的基本机制，仍然是市场经济。</p><p> 总之，我们对市场经济要有一个现实的态度。一是要认识市场本身会带来新的问题，二是要认识到在向市场体制过渡的过程中，还会有过渡性的问题。不要指望实现了市场机制，大家就过上天堂般的生活。人类一直都在寻找完美的体制，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p> <p>樊纲何苦和吴敬琏过不去？ <br/><br/><br/>时间：2006年08月10日09:39 <br/> <br/>【人民网-江南时报】 【郭松民】 </p><p> 民间有一条约定俗成的处世原则：骂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脸。意思是说一个人做人不要逼人太甚。但“京城四少”之一的少壮派主流经济学家樊纲(樊纲新闻,樊纲说吧)，日前却犯了这条大忌。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腐败是造成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源”的说法颇不以为然，认为“即使把贪污腐败都消除了，中国的个人收入拉开差距在我们的这个发展与改革阶段也是不可避免的”（见８月９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br/><br/> 我们稍一思索就会明白，樊纲此言确实是有所指的。因为就在一个多月以前，正是吴敬琏先生在“长安论坛”发言时用斩钉截铁的口气说，“贫富分化背后的因素，一是腐败，二是垄断”，引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轰动。没想到言犹在耳，就被来自同一营垒的后生晚辈用同样斩钉截铁的口气给顶了回去。以吴敬琏在中国主流经济学界的“辈分”，这次确实遇到了一个“面子往哪儿搁”的问题。</p><p> 这两个针锋相对的说法哪个更接近事实我们暂且不论，先看看从各自的判断出发，能够推导出什么样的结论来。按樊纲的说法，贫富分化显然是和“我们的这个发展与改革阶段”有着必然联系的，考虑到中国在这个阶段所做的最主要工作就是推进“市场化”，这也就是说，樊纲实际上是承认了“市场化”造成了贫富分化，只不过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也就是“合理”的，不值得大惊小怪。</p><p> 而如果从吴敬琏先生的判断出发，我们得出的结论却是贫富分化和“市场化”无关，需要做的仅仅是反腐败和反垄断。这两位共同的立场是捍卫“市场化”，从是不是有利于达成这一目标的角度来看，吴敬琏先生显然是棋高一着，深谋远虑；而樊纲则有些年少气盛，快人快语，明显嫩了一点。我相信吴敬琏先生在听了樊纲的反驳之后，一定会像《天下无贼》中的黎叔那样感叹：“我本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p><p> 为什么说樊纲嫩了一点呢？这是因为，你承认“市场化”造成了贫富分化是容易的，论证其“不可避免”也是容易的，但要继续论证它是“合理”的并要求社会公众接受，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虽然贫富分化是“不可避免”的，但却是“市场化”的一种不合理的“负外部性”，需要政府和社会通过各种“非市场化”的手段来加以抑制，而不是放任不管。民众因此要求政府制定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就有了合理性；因此要求政府对富人征收比较高的累进税，并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也有了合理性，等等。</p><p> 更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只要承认了“市场化”会造成贫富分化，“市场化”在公众心中就从此“脱魅”，失去了包医百病的神奇功效。如果有人再出来说，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如贫富差距和其他社会弊病，不是“市场化”造成的，而是“市场化”不彻底造成的，就会显得非常“反智”，那些原本不明就里而追随他们的社会公众就会哈哈大笑，一哄而散。</p><p> 不过，虽然樊纲这个娄子捅得不小，但天地良心，其实他的判断比吴敬琏的判断更接近真相。因为市场经济的分配原则是按生产要素分配而不是按劳分配，这就必然会导致贫富分化。比如你有了一个煤矿，那你和矿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迅速拉大，这在理论和经验上都是常识。樊纲的问题在于，他只顾自己逞一时口舌之快，却无意当中把已经被搅浑的水给澄清了，这固然会让吴敬琏先生感到有点难堪，但从长远来看，损害的却是主流经济学家的权威和整体利益。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来说，樊纲这又何苦呢？</p> 同样是贫富分化，也有不同的分配结果，公正和公平是两码事，樊纲逻辑上漏洞太明显了。 <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罗拉快跑</i>在2006-8-11 13:14:00的发言：</b><br/>同样是贫富分化，也有不同的分配结果，<font color="#ff0033">公正和公平是两码事</font>，樊纲逻辑上漏洞太明显了。</div><p>这倒是很想听到展开谈谈的。</p> <p>好像两人所指的“市场经济”有点细微的区别，吴敬琏说的市场经济似乎范围更宽泛，包含一整套的与“狭义市场经济”配套的制度在内，也即吴敬琏说的“市场经济”是无法（或形式上未能）和“政治”明确分开的；而樊纲的“市场经济”似乎更狭义，好像仅指一种狭义的经济制度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也即它所指的“市场经济”本身似乎是和“政治制度”区分了的。</p><p>我倒不觉得他们两位的说法有什么矛盾，意思似乎都是指向“市场经济要有一个好的制度配合”，当然，樊纲的区分使问题本身显得更清晰了，或许可以说，他把吴敬琏的意思进一步明确、细化了，学生发展、细化了老师的思想，很正常的事吧？我看不出有什么尴尬的地方。呵呵。</p> 樊纲的角度好像确实更利于问题的厘清（切入点更好，更便于研究，更利于求解），也即更接近于钉是钉铆是铆哈？呵呵。^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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