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要紧的是界定权利
<p><table align="left"><tbody><tr><td style="PADDING-RIGHT: 10px; PADDING-LEFT: 0px; PADDING-BOTTOM: 5px; PADDING-TOP: 0px;"><!--Element not supported - Type: 8 Name: #comment--></td></tr></tbody></table><font face="Verdana"> 说基尼系数不重要，在于划下了两条线。其一是以现金收入为基础的收入测度，离实际的收入和分配状况尚有不小的距离；其二，即使得到公认准确的度量，“收入差距”与“分配不公”也不是一回事——基尼系数高，不一定收入分配不公就严重；基尼系数低，也不一定分配不公就不严重；即便收入差距的程度恰好反映了分配不公的程度，基尼系数本身也并不能指证分配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合并起来，我们没有理由把基尼系数作为研究分配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br/> 那么，什么才是收入分配问题的关键？见仁见智，本文的看法，最要紧的还是财产权利的界定。讲过了，不能离开财产来谈收入，否则我们的注意力就被引向无源之水。财产问题的重点又何在？也讲过，在于关于财产权利，即人的经济行为的许可和限制。是的，人们获得收入总有所依凭，这依凭不是别的，正是关于财产的行为权利。观察到收入分配方面出了问题，不妨单刀直入，到财产权利的厘定方面去寻找原因。<br/> 从“以权谋私”说起吧。没有谁否认这是当下我国收入分配方面的一个严重问题，无论全国的顶级大案，还是各地方公开披露的“级别不高”的以权谋私案，都是执掌公权力的机构和个人以权力谋得数额特别巨大的不义之财。那些谋私所得，数目动辄以百万、千万、数千万人民币计，是普通人穷其一生也赚不到的钱财。<br/> 这个现象逼人思考：凭一点公权在手，就能够谋得数额如此巨大的私利？问题不浅。本文的答案是，转型经济里相当数量的资源，因为供求形势而在市场上值大价钱，可是这些资源的权利谁属，界线十分模糊，于是很容易就成为公权掌控者的囊中之物。<br/> 结合一些实例来谈。胡长青案给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是一件“小事”：一位经营运输业的民营企业家欲在南昌市得到一个停车场，无法从市场得到，却发现可以通过向胡长青挥毫泼墨的“书法作品”支付巨额的“润笔”费，来交换批地的权力。据说胡副省长的字真的有点看头，不过要是停车场的土地可以在公开市场上竞价而得，其“墨宝”绝不可能如此昂贵——最后连性命都搭了进去！<br/> 事理简单不过。经济有苗头，停车场就是稀缺程度很高的经济资源。甲要乙也要，鹿死谁手？这就取决于权利界定——人们争夺稀缺资源的行为边界和行为准则究竟是怎样的。就算南昌城中的那块土地真是什么“无主财产”——谁也没有排他性的行为权利——甲乙之间也一定要争出一条产权边界来：谁跑得快就是谁的，或者谁武力强就是谁的，或谁的年资深就是谁的。争、争、争，就能把无主财产争成有主财产。<br/> 资源一旦名花有主，再争者非出价不可。横竖土地是张三李四的，要是王五不出一个合适的价，人家不让就是了。“市场”就是这样来的。大名鼎鼎的科斯定理，按五常教授阐释的正版，不过就是指明“清楚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br/> 比较麻烦的是，资源产权在名义上有归属，而实际上又含糊不清。很不幸，这正是胡长青掉脑袋的产权制度背景。是时，南昌城中的那幅土地——以及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范围以内的土地——在法律上属于国家所有。“国有”者，全体人民所有也。从这一点看，说那幅土地“产权不清”似乎没有道理。明明属于全国人民嘛，怎么说产权不清？<br/> 真的是全国人民拥有、全国人民享用——所谓“肉烂在锅里”——倒也罢了。问题是人民和人民之间也存在资源利用的竞争。回到南昌城里那幅地，张三要停车场，李四要开酒店，哪个不是“人民”了？究竟哪一位人民可以如愿以偿呢？要是权利清楚，他们只好凭出价高低定输赢。可事情偏偏还有另外一面：对于“国土”而言，到底把土地资源配置给谁，由政府和官员看得见的手来决定！<br/> 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全民”的城市土地百分之百由行政之手无偿划拨。公元1987年以降，城市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可以由政府向市场批租——是重要的改革和历史性进步。无奈改革的步伐不均衡，时至今日，城市国土的供给方式还是“多轨制”：公开拍卖有之（包括“仿佛是公开拍卖”）；关门划拨有之；私下授受亦有之。结果，正因为胡副省长有权低价向私人老板批出土地，私人老板才“愿意”按高价向胡副省长支付润笔费。<br/> 很清楚，如果城市土地——财产是也——的处置权利得到清楚的界定，胡长青想打主意也无从下手。推下去，他的“润笔”收入不可能离谱，更谈不到最后要丢掉性命。应该没有人不同意胡长青的这部分收入实属“不公”。追根寻源，真正的祸根就是“国土”在事实上的产权不清。祸根不除，要私人老板不寻租，官员不贪污，怎么普遍行得通？<br/> 本专栏研究过的汉口火车站站长刘志祥案，问题也如出一辙。据法院判决，刘站长任职九年期间共获取非法所得5000万人民币，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火车票差价。何谓“差价”？就是政府管制的票价与乘客在市场上愿意出手的票价之差。不少论者认为政府人为压低票价就可以帮助学生、打工者和其他低收入人群。不过仔细研读刘案，我们不难看到，“差价”犹如“公共资源”一样，究竟谁属未经清楚界定。刘站长拥有的低价车票的控制权，使他在抢夺权利不清资源的“竞争”中胜出。<br/> 举一反三，当下最刺激人的分配不公，首先来自财产权利界定的模糊。无论煤矿开采权的取得，农地非农转用权的确认，还是仍然蔚为壮观的差价资源的分配，传统的权利边界已经失效，新的权利边界又尚未形成。你争我夺之际，公权力总是占尽了上风。部分由于需要明确产权的资源数额依然十分巨大，部分由于行政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我们这个转型社会，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的效率尚低，引发公权私用、以权谋私现象的泛滥成灾。<br/> 小结一下，收入分配方面最严重的问题，根源在于权利界定不清。要解决这个难题吗？治标之策不需要我来谈，治本的办法惟有产权界定。</font> </p> <font face="Verdana">根源在于权利界定不清。——权利界定不清，是不是因为“是非不清”？请大家指正！</font> <p>又说胡话了! 什么张三李四是人民,分子能说成分母.</p><p>生产队一百人,养了头猪,吃的是公粮, 猪权属于队里.属于全体队员.这是清楚的. 猪养大了.杀了一百斤肉,一人一斤肥瘦配抓阄分了,这也是很清楚很公平的.</p><p>队员不想吃肉想拿现钱.一种方法是在有人监督的情况下委托队里的屠夫去市场卖.卖了一百,一人一块,卖了八十,一人八毛.还怀疑监督者和屠夫合伙搞猫腻一百卖了说八十. 第二种方法是公开招标.谁出钱多谁得猪的销售经营权. 拍了一百,一人一块,拍了八十,一人八毛.这也很清楚很公平.</p><p>问题是这个生产队权利都归于队长.队长是公社任命.公社是有枪杆子的.队员没有选举罢免说三道四的权利.队长愿意把头猪送给社员甲就社员甲.愿意十块钱卖给队员乙就队员乙.不服送你去公社蹲号子. 你界定出这个猪属于生产队属于全体队员有什么鸟用?</p> <p>问题的症结不是要不要界定,而是应当界定给谁? 比如,南昌的那块土地直接界定给胡长青不行吗? 如此何苦润笔?又何来违法? 其收入可是"总有依归"的啊! 对该界定给谁，张五常的说法是谁都可以，只要可以转让。周其仁可有什么高见？</p><p>科斯定理就是“<font face="Verdana">清楚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font>”？ 马克思可是也说过，“他们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p><p>兄弟两个分祖上财产，按照张也许周的意思分给谁都可以只要产权清晰。这有什么实际意义？两兄弟同意吗？孩子有人管比没人管强，这算什么伟大发现？</p><p></p> <p>ruoyan：从人大经济论坛转战到这里了？</p><p>本以为你的经济学素养犹如我的武侠小说素养呢，看来你比周其仁还要多些科学精神，在中国真该给你评个一级经济学教授。</p><p>不知道芸芸众生该哭还是该笑。</p>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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