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孙立平博客：大学校门如何开？
近几年来，受教育机会不公平的问题开始引起社会的重视。这个问题涉及教育资源的配置，教育体制等诸多因素。而受教育机会的不公这几年又突出地表现在高等教育的招生上，其中，高校收费的不断上涨，又成为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因素。因为在不断上涨的学费面前，社会中的贫困阶层，特别是农民的子女，已经在接受高等教育上面临着越来越不利的局面。而在中国历史上，甚至包括新中国这几十年，接受高等教育一直是下层社会，特别是农民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重要途径。<br/>高等教育收费的急速上升，既有高等教育发展本身需求的因素，也有实现教育产业化，从而拉动内需的考虑在里面。有人曾经进行过粗略的计算，结果是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我国大学收取的费用几乎上涨了100倍。在90年代初，大学基本还是义务教育，学生每年缴纳的费用只有几十元。到90年代中期，开始收取的学费加上宿舍费，大约500元左右。而到最近几年，仅学费大部分学校都在5000元左右，加上宿舍费和其他杂费，往往要到6、7千元。再加上其他的生活费用，一个大学生的开销，每年要在万元上下。中国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最近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内的146个城市、80个县城和72个镇的17万户城镇居民家庭的大规模抽样调查显示，每年大学以上的学生每学期每人支出为4838元，每年不到一万元；大专生支出每学期3971元，每年也将近8千元。<br/>在全部大学收费当中，学费已经成为主要的部分。根据教育部门制定的标准：“从2000年9月新学年起，对北京地区高校年度学费标准进行上调，最高上限上浮20%，一般专业一般高校为每年4200元，重点院校为5000元；理工科专业一般高校为4600元，重点院校为5500元；外语、医科类专业一般高校为5000元，重点院校为6000元”。如果将这些数字与我国居民收入的状况做一对比，就可以看出问题之所在。中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996年为4839元，1997年为5160元，1998年为5425元，1999年为5854元，2000年为6280元，2001年为6860元，2002年大约为7500元。再看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996年为1926元，1997年为2090元，1998年为2162，1999年为2210元，2000年为2253元。如果城市家庭规模以3人计算，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费将占到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4, 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全部花费将占到家庭可支配收入的一半。而农民，则需要5个人的纯收入，才能供养一个大学生。而按照有人进行的考证，在30年代的我国，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大约5—10%，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两个月的平均工资。而贵族化的“教会大学”的学费占平民家庭生活费的份额为35%，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年工资的2/3。如果按可比价格计算，30年代国立大学每年约22银圆的学费相当于今天人民币660元；私立大学每年约90银圆的学费，相当于今天人民币2700元；“贵族大学 ”每年约160银圆的学费，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币4800元。<br/>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昂贵的大学学费（包括学习期间的生活费用）已经令许多家庭不堪重负。在这当中，有两个事实是我们特别需要加以关注的。第一，在每年高等学校录取的新生中，农村生源所占的比例，已经由原来的30%多，下降到15%左右。尽管由于高校的扩招，农村孩子上大学的绝对人数没有减少，但绝对数处于停滞状态，向对数在急剧下降。这意味着农村居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正在恶化。第二，根据笔者接触到的事实，在一些中小城市中，已经出现了高考分数达到录取线，但因为经济原因而放弃升学机会的现象。这样的情况可以说在近些年来是没有先例的。而且，我们都知道，在去年曾经发生宝鸡市一学生小丁考上上海一所重点大学，其父亲却因为无力筹措儿子的学费而自杀的事件。类似的事件可能还不止一起。<br/>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话题被无数次地反复提出来：如何看待和对待高等教育的收费？如何使家庭贫困的孩子不至于因经济因素而丧失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一个更尖锐的提问方式是：大学的校门为谁而开？且不说现代文明公认的人人有接受教育的平等权利（这种权利不应当因为经济的原因而受到损害），就是从功利的角度来说，高等教育也是一个社会将本社会中的英才选拔出来，进行更好的培养，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机制。一个素质很好的孩子如果因为经济的因素而丧失进入大学的机会，我们不应仅仅看作是他个人的悲剧，同时也应当看作是整个社会的损失。而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这种社会选拔机制，同时也是人们接受教育的平等权利，却正在受到高等教育高收费的损害。<br/>但这只是一个方面的道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不仅高校收费是必然的，甚至低收费都是不现实的。首先我们来看高等教育收费甚至是高收费的理由。人们论证高等教育收费的理由主要是：高等教育不是义务教育，高等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在毕业之后是有回报的，因而受益者个人的投入是应当的。但其实这样的论证并不充分，因为从初级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整个过程中，很难从哪里截然划开哪段是人力资本的生产哪段不是。一个更现实的原因是，在现在的阶段上，仅仅靠社会的公共开支不足以维持高等教育的存在和发展。这个问题在我国显得尤为突出。目前我国教育人口（大中小学在校生）有2亿多，占全世界教育人口的25%。而我国的教育经费却只占全世界教育经费的1%。而根据90年代的统计，人均教育经费，世界平均为215美元，其中北美国家为1000美元，亚洲为84美元，发展中国家平均为42美元，非洲国家为30美元，而我国仅为8-10美元。另外的一组数字是，按人均受教育程度，欧盟国家平均为17年，而我国只有6年。每10万人中大学生人数，美国是500人，日本是200人，发展中国家平均是55人，而我国是20人。从这些数字中，我们可以得出几个基本的结论。第一，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处在很低的发展水平上，大学的大门还太窄；第二，高等教育不发达的一个直接原因是教育经费的制约。而要增加教育包括高等教育的经费，除了政府的投入要进一步增加之外，一个现实的途径就是高等教育的收费。问题很清楚，如果没有高等教育经费的增加，大学的校门就会变得更窄，就会有更多的人没有进入大学的机会。<br/>现在摆在我们目前的问题已经很清楚：一方面，不收取相当的费用高等教育就难以发展，另一方面，高收费又确实会使得一些优秀的青年由于经济的原因而难以进入大学。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经常陷入两难困境。近些年来，也出台了一些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措施，如奖学金和贷学金制度等，但所起的作用都非常有限。我们还能经常见到的提议是，增加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一般地说，这是不错的，因为现在的投入仍然较低。但问题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投入的增加是有限的。对于解决上面所讨论的问题，仍然是杯水车薪。其实有一个可供探讨的思路是，应该改变持续了几十年的统一的高等院校办学模式和体制，在我国目前现有的正规高等院校中，划出一部分，比如200所到300所，增加国家对其财政的投入，而对学生则实行低收费甚至不收费。其他的学校则保持目前较高的收费水平。假如每个省市有10来所这样低收费的大学，就大体可以保证那些素质好但家庭经济贫困的孩子能够走进大学的校门。<br/>当然，这只是一个设想。但这个设想至少促使我们将讨论的话题，从大学校门为谁开的问题转换为大学校门如何开。<br/>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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