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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蒂莲 发表于 2006-9-27 00:06

[转帖]他的问题，我无法作答

他的问题，我无法作答 他一定认为做名医生是美好、幸福的事。 但这时的我，经过现实洗礼，已快成为一名悲观主义的医学生了。 只是在快要放弃之前，遇上了这样的老人， 我近距离接触了最初向往的理想生活，有时，还是难免触动。 他经常指着我对别人骄傲地说：“我们是爷儿俩。” 讴歌/文宋朝/图1991年，我17岁，是莫名其妙涨满心脏的理想主义，加上一部“协和名医”林巧稚的纪录片，让我选择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但其实，在报志愿前，我从没想到会成为医学生。一位朋友这么对我说：“我看过一部纪录片，说的是协和妇产科名医林巧稚，她是协和医科大学毕业的，中国最早的教会医学院，学制最长的医学院。那里的建筑全是文物，琉璃瓦的屋顶。那些医生，看上去很不俗。这种地方才是你应该去的！” 这几句话，在一刹那击中了我：一种特别的生活环境，远离世俗，远离物质，借科学的力量修炼，用精纯手艺给别人以关怀。那时我读尼采很激动：“谁终将声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这一去就是8年。8年后我毕业，并没有做医生。我去了美国，去找其他职业的可能。出国前，我的导师胡天圣，第一次问我：“念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不做医生？”面对他的问题，我无法作答。这时的我，仍然会有莫名其妙涨满心脏的理想主义，仍然向往某种特别的生活方式。只不过，它们在一瞬间汹涌，又在另一瞬间被现实击败。那年夏天，我穿着博士服，导师则打着印有“YALE”字样的领带。那条耶鲁大学领带，在他看来，象征着某种学术意义，也提示着他某段成长历史。在我们那座被列入文物的琉璃瓦建筑的学校门口、解剖室旁、走廊里.我和导师微笑、靠近，一张张合影，然后说再见。他看着我，还是忍不住说：“你不做医生，很可惜。” 其实，这位叫胡天圣的眼科名医，并不是我真正的导师。真正的导师，其时身在美国，但因为科里的派系斗争，无法在我准备论文时现场指导，也无法在我论文答辩时出现在中国。现实就是这么复杂，我一人在地下室昏天黑地做实验，拿丰江舟的歌劝自己：“生活教育了我，生活又一次教育了我。” 在一次科室的聚会上，我碰到了一位个子不高、慈祥风趣的老教授。他热情地问起我正在做的课题，并和我认真地讨论了起来。就这样，这位叫做胡天圣的退休老教授，成了我的替代导师。在《协和名医》里，他的简历是这样的：解放前就读于由耶鲁大学资助的湖南一教会中学，清华大学化学系本科毕业，后考入协和医学院医学系，最后成为眼科名医，博士生导师。曾在美国NIH（国立卫生研究院）进修多年，曾任世界卫生组织防盲委员会顾问。除此之外，他能用流利的英文，和国际航班的空姐据理力争对中国人的尊重，他写得一手好字，常常吟诗赋词怡情养性，现八十高龄。当然，后面这段是我接触他之后，加上去的话。我的导师胡天圣，属于大家传说的那群“老协和” ，一群不可复制的“老协和” ，渐渐成为历史和传奇的“老协和”——也是17岁时，触动我报考协和医大的“老协和” ，某种精神境界和生活方式的化身。关于“老协和” ，似乎已被归类。在上学时常会听到老师讲这群人的故事。讲内科的必提名医张孝骞。张老面对每个病例时的八字原则：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给病人查体时，每个细节都不放过。据说，一个曾经大家都诊断不了的疑难病人，他通过查体发现病人右侧腹股沟有一个小肿物，而确诊了一种极罕见的病，是世界第８例。讲妇产科的必提妇产科名医林巧稚。据说，她的办公室总是很晚才熄灯，她能守在产妇床前，握着病人的手，直至病人度过危险期。就在她去世前一天，她还在医院接生了6个婴儿。但我近距离地、真切地接触“老协和” ，却是从导师胡天圣开始。他年轻时在美国做科研，会为了尽早做出成果，晚上经常和衣躺在实验室的椅子上。在医院，他会为了给穷病人节省医药费，跑数趟去争取减免的可能。而每到除夕，他家接二连三的拜年电话，都是病人打来的。在毕业前的一年中，我除了在实验室昏天黑地做论文，还跟着导师出门诊。每个星期，他都会穿戴整齐，系上领带，从南城赶到协和，看两个半天的门诊。我坐在导师身边，看到了千百张不同的面孔，千百种不同的生活，不同的眼疾，提着不同的问题，但他总是想办法达到相同的目标：花最少的钱，开最少的药，用最通俗、风趣的话向病人解释病情，治好病。这种医疗风格，和隔壁的那些现代年轻医生们比，已是两重天。偶尔闲下来，他会给我讲年轻时学医的故事，讲他如何在美国科研时斗智斗勇，改变了老板对中国学者的落后看法，讲他一生随时代变迁、正义压倒邪恶的经历，还讲他怎么狠追漂亮姑娘到手后来成了他的夫人。他说，年轻时最幸福的就是一天住院医生做完了，洗刷完毕，夫人在一旁陪着读书，常常挑灯到深夜一两点。说到开心处，他会拿张餐巾纸，掏出灌水的小毛笔，竖着写首七言诗，兴奋地说赠送给我。他一定认为做名医生是美好、幸福的事。但这时的我，经过现实洗礼，已快成为一名悲观主义的医学生了。只是在快要放弃之前，遇上了这样的老人，我近距离接触到了最初向往的理想生活，有时，还是难免触动。他经常指着我对别人骄傲地说：“我们是爷儿俩。” 导师的办公室就在图书馆旁边，有时我们一起去图书馆看最新的学术期刊，然后讨论问题。图书馆像片海洋，在那里我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宁静，身外世界似乎已不存在。导师一直希望我留在眼科，甚至他都没问过我，以为我铁定会留在眼科，当医生。但眼科名额本来就少，再加上人际纷争，很难留下。况且，我感到做一个现代医生远没想象的那么纯粹，这个职业要面对太多的一地鸡毛和保守官僚。但我不愿跟导师说太多，也不忍说。因为，这些理由都太琐碎，也太残酷太平庸。他一直很乐天，也很单纯，年岁已高的他也早没有了任何行政权力。终于有一天，导师对我说：“听说科里名额紧张，已经有人用掉了。现在有些事是很乱，不过，我想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我的科研经费还有差不多三万美元，我可以去游说院长，要求你留在眼科。我用科研经费来付你工资，我会带你看门诊。这样，以后咱们爷儿俩每周可以抽两个半天去图书馆，一起讨论问题，把我会的全教给你。我相信你会是个很有前途的医生。” 他描述的生活，像极了我8年前报志愿时的理想。有一刻，我很向往和动心，但很快又被另一波现实淹没了。我避开导师的眼神，不忍心告诉他：其实，我已经不打算做医生了。为什么不做医生？我不忍告诉他。导师一生思想那么单纯，心态那么乐观。他能知道身处在这个年代，我有着精神和物质分裂的矛盾吗？他会认为现代医生需要的不仅仅是技术和知识，还要面临其他许多的琐碎问题和人际纷争吗？他能接受张孝骞、林巧稚时代已经像一个纯真的童话年代，会一去不返吗？他能告诉我一个敏感、宿命、同时又追求个性释放、丰富多样生活的年轻人，怎么在以医学为职业的一生中得到内心的幸福吗？ 8年中，我不是没有像我的同学们一样，为学习医学知识付出艰辛，几次深夜自修下楼瞌睡得差点从楼梯上滚下来。8年中，除了选修课之外，大大小小总共59科，我藏头掖尾地跟着大家苦读，最后也按部就班地顺利毕了业，但其实更向往有个性的、远离清贫的生活。8年中，不是没有过接触纯粹医学的幸福时刻，但是这艰辛这幸福，最后在渺小个人、商品社会、科学主义、复杂哲学……的杂烩汤里稀释，一一蒸发。一位美国外科医生，曾在随笔的扉页写：医学：一门不完美的科学。一年前，我写了本书，名叫《医事：关于医的隐情和智慧》，试图以一种更人性化的鲜活方式，谈和医有关的事。毕业后的这几年，我意识到虽然自己中途离开了医学现场，但其实已被打上了医学的烙印。编辑建议，找一些医学人士，做一个“医事之痛”的访谈。我第一个想到的对话者，就是导师胡天圣。如能把自己的这本书放在他面前，也许，我当年离开的愧疚会少一点。去门诊找他的那天中午，他热情地带着我，穿过医院繁复的走廊，就像当年一样。他给我讲上午看的一堆病人的情况，最后还是说：“你没做医生，真可惜。” 而我，到现在都没回答他“为什么不做医生”的问题。我在想，也许自己当年并没有确切的做医生的理想，更多的，是寻找一种类似做医生的生活方式，一种精神境界。它们碰巧因为林巧稚纪录片，以白大褂、以“老协和”的形象出现。它们又碰巧在1991年高考前夕，击中了一颗年轻的理想主义的心。只是，在进入大学后的8年中，环境在变，我在变。曾经向往的生活方式、精神境界，在一点点接近现实的路途中，在自己的妥协和折中里，最终成为了不可能。不过，起码在离开医生这行之前，认识了导师胡天圣，接近了即将成为历史的“老协和” 。起码，我被某种纯粹的东西触动过。日后回忆起来，这种纯粹会有具体的内容。起码，在他身上，我曾向往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境界，真切地存在过。这些，对世上某些人来说，已经足够重要了。（本文为《生活》9月专题“传承·导师”系列文章之一）————————————————————MENTOR ：胡天圣，世界知名眼科学教授，1926年生于湖南桃源，中学就读于湖南著名教会学校。195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同年考进北京协和医学院，于1955年毕业。博士研究生导师。曾任世界卫生组织防盲委员会顾问，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编委，国际眼部炎症学会执委等职。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擅长书法、吟诗作词。PUPIL ：讴歌，医学博士，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8年制医学系。后赴美读博士后，于俄亥俄州立大学从事抗结核药物课题研究一年，于宾夕法尼亚大学从事血友病的基因治疗研究两年。2002年回国，投入抗肿瘤生物一类新药的临床开发。现居北京，任职某著名跨国制药公司。著有《医事：关于医的隐情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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