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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高地厚 发表于 2006-11-22 05:56

[转帖]陈志武：正视我们的不幸福

记者尼克、陈海／他的思考已经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有些年轻人甚至有了这样的习惯，当他们面对现象困惑不解时，会打开陈志武的博客，或者在搜索这位思想导师的言论，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1983年获中南矿冶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86年获国防科技大学硕士学位， 1990年获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金融学和金融资产定价领域最具创造力和最活跃的学者之一，顶级经济学和金融学杂志撰稿人，多次获得美国重大学术奖项。 上个月，旅行中的耶鲁大学终身教授，温和理性的陈志武，发了一次火。内蒙古呼和浩特饭店门口，他和爱人、两个女儿的座车刚刚停下，车后响起持续的警笛和高音喇叭，让开、让开。他以为是饭店着了火，或者是什么特别追捕行动。等他们让道下车后才发现，什么都没发生，警车需要一个更好的停靠车位，仅此而已。 陈教授压制住怒火，掏出随身相机，拍了车牌号，找他们的头头去了──凭什么呀。头头的回答很直接：不凭什么，这是中国！教授更火了，无法接受这理直气壮的羞辱，一定要为这别人习以为常、浑然不觉的侵犯论个理，最后差点打起来。 陈志武1962年出生于湖南茶陵的一个小山村，父母没什么文化，家中兄弟6个，他排行第5。后来，六兄弟中，离家最远的，到了湘潭，还有两个在茶陵县城，四哥和弟弟仍在老家务农。漂洋过海的老五，成了耶鲁的正教授。 1979年，陈志武考取中南矿冶大学计算机系。第一次到了长沙，世界算是打开了。但他随即发现了差别。他的同学，已经开始侃政治、侃文化，甚至已经有了口头上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了，而他除了正规的教科书外，没有任何课外书刊，借不到，也没钱买。 宿舍同学的父亲，是中科院长沙某研究所的翻译，陈志武从他那儿借到了《中国日报》。《中国日报》8个版，他每天至少看完6个版。有了这段经历，他和英文之间便是直接、紧密的了，不再被中文挡在中间。还听美国之音。大学毕业时，英文阅读和听力都已经没有问题。 研究生二年级，与崔之元合作在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主办的《政治学研究》上发了两篇文章，其中之一，谈的是民主政治理论，从数理上分析民主的规则与设计，根据的则是经济学大师阿罗的理论。不是说民主要有一些基本的要求吗，他们便试图从数理上看清楚这基本的要求到底是什么。还和崔之元翻译了阿罗的《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列入“走向未来”丛书。 这时候，他才发现他学的“系统工程”专业其实挺空的，无非是工科上的输入量、输出量，还有它们之间的函数关系。工科有那么多人研究，却没有多少人研究政治制度，他觉得这种失衡是危险的。他的好奇和疑问却是典型的工科式的：为什么同样的呱呱坠地，在不同的制度中，就会有不同的人生输出呢？什么是决定人生精彩与否的最重要变量？ 他也开始理性思考自己身上时常的愤怒。“愤怒是敏感在粗砺现实前的正当防卫”，但“仅有愤怒是不够的”，要先搞清楚，这个粗砺的现实到底是怎么样的，为什么是这样的。他希望自己看问题时能“击中要害”。1986年初，拿到硕士学位后，他不想再学工科了，但是学校不让他走，要他留校任教，分配到政治教研室。他是进入政治教研室的第一个工科生。半年后，申请留学。 陈志武并没有参加托福或GRE考试，因为考试需要美元，而当时外汇管制严，他一美元都搞不到。没办法，直接给耶鲁负责招生的教授写信，说明缘由。他很幸运地被录取了，而且有奖学金。按当时政策，一有工作，二有奖学金，算自费公派出国，国家只允许换取80美元外汇。1986年8月，身揣70美元的陈志武，从北京坐上了去往美国的飞机。在中转站上海的休息厅里，认识了一位回耶鲁的同学，他有个朋友开车到机场接他，这趟顺风车为陈志武节省了40多美元。 4年后，博士毕业，先在威斯康星大学工作5年，又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工作4年，1999年回到耶鲁大学管理学院。超脱、富足的中产学者生活开始了。他的研究方向是“股票定价、期权定价模型和套期保值”，学术成果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金融学期刊》、《金融研究评论》等世界顶尖经济学和金融学期刊上。他已经在美国生活13年，用中文写文章有点困难了，也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他要从高深的象牙塔里走出来，掉过头来研究中国的制度变迁和现实问题。 但关注还是一如既往。1990年代初，经常读到的国内出版物，是《人民日报》海外版，免费派发给留学生的。一段时间后，痛苦地发现，国内讨论问题的角度让他很难理解。上个月，从内蒙回到耶鲁后，最深的感触，是“中国其实还是在世界主流之外”。在内蒙牧民家里，他听到了祖辈流传下来的成吉思汗的故事，和他在教科书、成吉思汗王陵碑文上看到的不一样，这随意组装、拼接的历史又让他愤怒了。 又和耶鲁的同事辩论开了。同事的观点，“**带来效率”，让他气不打一处来，“有个善良、没有私心的君主当然是好的，他不需要花费时间考虑国会的意见、老百姓的立场，不需要照顾方方面面的不同看法，效率肯定高得多，但这么长的人类历史，并没有出现过一位这样的君主，你还在指望他的出现吗？” 总之，2001年开始，这位永不知足的学者，已经成了一名坚定的“厚脸皮的思想推销员”了，非议和辱骂已经不能让他停下来。从证券市场，到财富创造，“什么妨碍我们创业”、“财富是怎样产生的”、“过时的‘地大物博’财富观”、“‘新重农主义’大可不必”，无所不谈。他一踏进公共领域，便引来围观。他的思考已经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有些年轻人甚至有了这样的习惯，当他们面对现象困惑不解时，会打开陈志武的博客，或者在百度搜索这位思想导师的言论，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确切地说，5年前，他已经转入自己的第二职业，那个在象牙塔里搭建模型、建构理论的陈志武已经隐退了。这让他又能每天都有新认识、新发现。现在，再让他去做纯学术的金融研究、发表纯学术的金融学文章，虽然很容易，但已经缺少了冲动和兴趣。他的幸福感，已经多半来自自己思想契合中国现实的深与浅了。现在，这位整个青春期都在摇晃的中国长大的中年学者的最大担心，是现实中国缺少对社会情绪的消化能力。 陈志武的情绪极少写到他的文章里，这是长时间阅读历史和理性思考得来的习惯，他把尖锐、沉稳的思想，理性、从容地写在他的文章里，驳斥自以为是的“真理”。脸上却总是笑眯眯，平和、不动声色。他已经在美国生活了20年，“再过4年，在美国的生活时间就和中国的一样长了”。每年，他都要带他的爱人、女儿在中国旅游一次，隔年，带他们回一次老家，他的老母亲还生活在湖南茶陵乡下。 还乡之旅最温馨、最苦涩的，是13岁和11岁的两个女儿围着老母亲说个不停，这两个个体意识极强的美国公民会和他年迈的老母亲说些什么呢？这些时候，这个中年学者总是安安静静地站在旁边，总在担心，他们身边的一些人还在“自我陶醉、自圆其说”之中。国内能提出真命题、在历史里找真素材的学者，太少了。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您在中国历史里有些什么重要发现？ 陈志武：我对万历十五年某月某日发生了什么不感兴趣。我不喜欢攀爬史料之山。我的分析方式是经济学和金融学，史料便是在这一视角下为我所用。要有的放矢，让历史回答我们自己的问题。不论史料证明了还是证伪了我的观点，都是让人欣喜的，一个学者能体验到的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此。国内能提出真命题、在历史里找真素材的学者，真是太少了。 我反感的一个说法是：中国儒家文化维系了几千年，它该有强大的生命力，它该有多强的战胜各种挑战的能力。这个看法是荒唐的、蒙昧的。持这种看法的人不理解两百多年前开始的工业革命，和四五百年前开始的跨洲、跨地区贸易，对人类社会的结构、制度和人际关系带来的根本性的冲击。 人物周刊：您认为从四书五经里我们能学到什么？ 陈志武：儒学研究者说，中国社会强调中庸，以和为贵，不声张利润，不主张暴力。如果他们稍微去了解一下社会现实，包括历史的和当下的，就会发现，现实中并没有他们臆想的祥和、以和为贵。他们不做实地调查，不收集数据，不派发问卷，没有向真实世界发问的传统，也丧失了向真实世界发问的能力。从四书五经里看到的中国，像是从《圣经》里看到的西方，不是真实世界。 不能忽视人的本性去虚构你的学术。一个有趣的现象，武打在中国大众文化里分量非常重，小说、电影、电视、民间传说里比比皆是。这大概能说明中国人的现实世界并没有那么温情脉脉吧。在中国人的印象里，美国人是非常暴力的，但实际上，暴力在他们的大众文化中占有的比例非常小。 儒学研究者总是强调，人要怎么样，人应该怎么样，并武断地认为真实世界里的人就应该是这样的。这是可怕的推理。在明白人应该怎样之前，是不是要先了解真实世界的人可能是怎样的，他们受到什么样的真实局限约束，局限约束下又有什么样的行为选择呢？通过了解“是什么样的”，再调整那个一厢情愿的“应该是什么样的”。当然，我也理解他们的美好愿望。 人物周刊：您和儒学学者的根本区别是什么？ 陈志武：我把他们称为传统的学者，坐在社科院或者北大的办公室里，看看报纸喝喝茶，说儒学要变成显学、儒教要变成国教。他们的学问是许愿式的学问。做学问不是参加朋友的生日Party，谁许下的愿望最美，谁的学问就最高。中国文化对真理的热情不如西方人。19世纪末期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人开始反思自己的学术传统，发现我们既没有实证传统，也没有逻辑传统。中国的学术传统和中国的现实社会脱节得太厉害了。 文化不是自上而下、凭空而来的。举例说，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没有股票，没有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也没有退休金和住房按揭贷款，他们是怎么去规避未来风险、安排不同年龄时的生活需要的呢？他们靠的是后代，靠的是家族、宗族。或者说，后代就是他们的股票、退休金、保险和信贷，后代是这些金融证券的具体替代。后代作为父母养老金、保险金、信贷的替身，是隐形的金融合约，它们的执行机制不是靠法官、检察院、警察，也不靠县太爷，而是靠文化。就是说，社会与家庭文化的内容必须作相应的发展，来保证这些隐形金融合约的执行。 人物周刊：如何理解你说的“从金融角度看，一个典型的中国人的一辈子是不幸福的”？ 陈志武：小时候必须无条件地听父母亲的话；年轻时最能花钱却没钱花；等到真正有钱的中年，又四世同堂，要负担父母、孩子的生活；老了以后也是很不幸的，如果有两三个孩子，在赡养父母上，可能会互相推诿。做父母的，可能会想：我怎么还不死？我怎么要靠他们的施舍来生存呢？觉得自己是累赘，是负担，更不幸福。我不是说所有的中国人、所有的中国家庭都不幸福，而是说，要有勇气正视并非小面积的不幸福，然后再探究不幸福的原因何在。也不是说不鼓励孝敬，孝敬应该是一种自愿的选择，是一种美德，但不应该是老年人的惟一养老途径。 一个有意思的对比：在很多美国家庭里，父母和孩子往往是一个平等交流的关系，是一种以感情交流为主线的关系。因为，美国的父母亲自己已经有了很多的经济保障，他们不需要把孩子看作他们未来的保障，他们已经通过金融产品的组合安排好了自己未来的方方面面，没必要把孩子培养得对自己言听计从。中国的一些传统家庭观念，是由于金融市场发展的不完善而逼出来的。 当初倡导和今天继续研究、推进新文化运动的学者，一直没有意识到，没有外部发达的保险、证券、借贷这些金融品种，他们再大声呼吁打倒“孔家店”，寻求国人个性，保障国人权利，结果也是难以实现的。道理很简单，没有了“孔家店”维系的那些隐形的金融合约，他们的未来怎么办呢？他们如何规避未来的风险呢？之所以那么多的传统社会都推崇集体主义文化，是没得选择之举。 只有推崇集体主义文化让每个人都忘了自我，才能让那些人格化了的隐形金融合约有得以实现的基础。发展发达的金融品种，可能是打倒“孔家店”的更好途径。我想强调的是，文化不是你想提倡什么、你要倡导什么，而是要搞清楚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文化，而不是那样的文化。 人物周刊：为什么伪善是普遍的？ 陈志武：如果把学术世界里的中国和现实世界的中国做个比较，我们会发现哪个更离谱，哪个更伪善。从时间上看，学术的虚伪造成了现实中国的虚伪，最后没有人站出来捅破它，告诉人们真正的虚伪何在。大众识别能力的不足实际上也和此有关系。 我绝对反对，国内有些学者，以研究受到某个领导的赞成、批示为最高学术成就。参加学术活动时，在大屏幕上打出某某领导做了何批示，真是好笑。都是好消息，都是好现象，都是乐观的、积极的、向上的。这是对当下、对未来可笑的虚荣感。不愿意承认事实、面对问题。不愿意告诉大家到底出了什么事，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事，下次如何避免出这样的事。引用一句话，谁愿意生活在小康的猪圈里呢？ 人物周刊：国有大企业上市是否是合格的创业故事？ 陈志武：本来，这些大公司的上市应该给我们带来许多传奇式的个人创业故事、个人或团队的创新精神，带来一个个活生生的财富故事，然后通过媒体激发整个中国的创新激情和创业文化。但是，中行、工行、中石化的上市不会带来这些。相比之下，盛大、分众传媒、百度等这些私人起家的上市企业，不只是一些成功的非人格化的公司法人，而且是代表中国未来的真实个人。 当国内股市主要针对国有企业开放时，中石化、中行、工行上市当然也轰动，但背后没有一个活生生的创业故事，不会带动任何创业精神、或是创新精神。有意思的是，中国股市产生的不是像分众传媒、百度这样的民营财富故事，更多是靠坐庄致富的故事。 人物周刊：西部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他们的希望何在？他们如何从改革中受益？ 陈志武：上个礼拜，我去了内蒙，跟草原上的一些孩子聊天。他们没受什么教育，他们所追求的，和他们的父辈、祖父辈没有任何区别，他们的目标，不是今天到北京，明天去海外，而是今天能吃饱，明天还能吃饱。这些循环的、周期化的悲剧，一代又一代。他们的出路在哪里？我的两个小孩，在美国，一个礼拜看两三本书，一年大概看100本。可以预期，他们和内蒙草原上的那些小孩有完全两样的未来。为什么有这样的不平等？ 在人类文明史上，哪个国家是靠政府管制做起来的？几乎没有。政府管制和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是贫富差距恶化的根本原因。举例说，国家银行、总部设在北京的各种商业银行、发改委，把老百姓的存款从各地集中到北京，再集中调配。就像我们看到的，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发展得前所未有地好，但在更多的农村，农民辛辛苦苦节省下来的金融存款，却不能用于本地的经济发展，而是相当程度地被调配到那些大城市。长远地看，每个中国人都能从民营经济发展中受益。 人物周刊：当下中国的危机何在？ 陈志武：我们的教科书，和二三十年前相比，基本上没有变化。我们脑袋里分析问题的框架，还是政治经济学里的劳动价值、剥削这些理论。最后发现，用这些理论分析出来的结论和实际看到的完全两回事。我的看法是，如果教科书不从根本上改变，危险便是中国社会的常态。我们要勇于承认，我们经常被教科书上的那些错误分析框架、错误理论蒙蔽了。 在美国生活20年，越来越发现，人的本质都是一样的，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都受到利益的驱动。说东方人和西方人本质上不一样是不负责的。美国人也不喜欢什么事都到法院里去，但他们知道这是没办法的。我们不能以“国情”为借口来拒绝其他国家的经验和知识。

西宁宝贝 发表于 2006-11-22 06:47

他的BOLG用中文还是英文哪,甚念......

章启晔 发表于 2006-11-22 08:07

[QUOTE]他也开始理性思考自己身上时常的愤怒。[/QUOTE]没他那么成功的小儿科先生都认识到自己常在自卑与狂傲之间摇摆呢。陈大师可真有出息。他的博客要是英文的，只怕大多数外国人看不懂，大多数中国人看不了。

金丝铁线 发表于 2006-11-22 16:45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章启晔在2006-11-22 0:07:00的发言： <div class="quote">他也开始理性思考自己身上时常的愤怒。</div>没他那么成功的小儿科先生都认识到自己常在自卑与狂傲之间摇摆呢。陈大师可真有出息。他的博客要是英文的，只怕大多数外国人看不懂，大多数中国人看不了。</div>要是英语写作，大多数中国人看不懂是一定的，大多数外国人看不懂----那也是肯定的：虽然英语很流行，毕竟大多数外国人是不懂英语的呀，严谨，章先生行文很严谨。

天马行空 发表于 2006-11-22 16:59

<div style="LINE-HEIGHT: 22px; HEIGHT: 22px;"><div style="FLOAT: left;"><img alt="发贴心情" src="http://www.zmw.cn/bbs/skins/Default/topicface/face1.gif"/></div></div><div style="PADDING-RIGHT: 0px; MARGIN-TOP: 10px; FONT-SIZE: 12pt; OVERFLOW-X: hidden; WIDTH: 97%; WORD-BREAK: break-all; TEXT-INDENT: 24px; LINE-HEIGHT: normal; HEIGHT: 200px; WORD-WRAP: break-word;"><div class="quote">他也开始理性思考自己身上时常的愤怒。</div>没他那么成功的小儿科先生都认识到自己常在自卑与狂傲之间摇摆呢。陈大师可真有出息。</div>章老师不是影射自己吧,有意无意的把孜孜不倦做一下对比的,呵呵

天马行空 发表于 2006-11-22 17:00

<div style="PADDING-RIGHT: 0px; MARGIN-TOP: 10px; FONT-SIZE: 12pt; OVERFLOW-X: hidden; WIDTH: 97%; WORD-BREAK: break-all; TEXT-INDENT: 24px; LINE-HEIGHT: normal; HEIGHT: 200px; WORD-WRAP: break-word;"><div class="quote">他也开始理性思考自己身上时常的愤怒。</div>没他那么成功的小儿科先生都认识到自己常在自卑与狂傲之间摇摆呢。陈大师可真有出息。</div>章老师不是影射自己吧,有意无意的把自己做一下对比的,呵呵

何立明 发表于 2006-11-22 17:43

好文章。转来另一篇，可以跟吴洪森谈经济的帖子对看。 再谈西方的兴起 陈志武 /文 本文刊登在2006年9月4日《证券市场周刊》 到16世纪末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从美洲大举运回金银的时候，其他西方国家的证券金融技术发展得如何？为什么掠夺了许多金银财宝的西班牙从17世纪初之后就开始没落，而17世纪初才开始介入美洲大陆的英国却越来越强盛？ 上月本栏《西方的兴起真如〈白银资本〉所言吗？》（网络版名《西方的兴起，不靠掠夺靠制度》）一文刊出之后，引发一些反响。没想到的是有这么多人自然认定西方的兴起靠的是掠夺，认为是掠夺给他们带来了第一桶金，然后才有金融市场的发达，才有科学技术进步，才有他们的现代化，才有他们的文化进步，等等。总之，是掠夺在先，发展在后。这样的结论下起来当然简单直接，爽快过瘾，也符合我们以往和今天教科书的逻辑。只不过这种结论经不起仔细推敲，如果西方的兴起或崛起靠的是掠夺，为什么成吉思汗的蒙古掠夺之后没有留下任何东西？最早征服美洲大陆并从拉美掠夺了大量金银的西班牙后来没有成为西方、更没有成为世界长久强盛的国家呢？以当今的中东国家为例，为什么它们藏在地下的“意外”石油财富没让它们成为世界实力之强呢？其实，道理可能很简单，掠夺来的意外财富除了挥霍之外，不会有人珍惜，不会给人带来积极改进的压力，反而使人、使社会变懒。 关于西方兴起的原因，当然是一个大题目，几千字无法讲清。如果西方的兴起真如《白银资本》所说是由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的白银所致，那么16世纪之前的西方应该还没什么发展。还是以笔者上两次（请参见本刊7月8日和8月5日文章《论资本》和《西方的兴起真如〈白银资本〉所言吗？》）谈到的金融发展题目为核心，这就是说，将未来收入流、将死财富证券化成钱等等这样的证券金融技术的发展应该是16世纪之后的事。当然，在逻辑上，这种推断难以站住脚，因为如果在16世纪之前西方还没有胜过世界的发展，为什么他们有能力从16世纪开始征服这么多其他国家呢？  我这里没有任何意图为任何国家过去对他国的侵略辩护。只是觉得在中国今天探讨长久持续发展道路之时，有必要对过去大国兴衰的起因有尽可能客观的认知。下面我们从两方面探讨本文的主题，首先看证券金融技术到16世纪末的发展状况及它们对西欧国家的影响，然后我们再谈英国跟西班牙的差别，为什么掠夺了许多金银财宝的西班牙从17世纪初之后就开始没落，而17世纪初才开始介入美洲大陆的英国却越来越强盛？ 金融技术推动了西欧文艺复兴 以前我们谈到，美国有着让任何资产、任何未来收入流提前变现的证券化、资本化体系。它的这种金融与制度体系当然不是过去一、两个世纪才发明创造出来的。金融技术革命早于工业革命，但受到1780年开始的工业革命的进一步推动。将未来收入提前变现的证券化技术最早出现在1262年的威尼斯，后在西欧国家逐渐发展。 在金融品种方面，12世纪之前的西欧跟当时的中国一样，以某种有价物或收入流为抵押的私人借贷是主要的金融交易，这种债据往往没有流动性。跟中国不一样的是，从那时开始，意大利的城邦国家由于战争开支的不断上升，它们必须拿未来的政府税收做抵押向民间借债，当时的这种政府公债往往是强行分摊到个人，是他们必须购买的短期“爱国债”。这种公债的期限一般很短。 可是，到13世纪中期，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热那亚这三个城邦国已发行太多短期政府公债，靠简单的到期再借、一次接一次地把短期债务续接下去的做法已经难以奏效，它们必须推出长期债，把利息和本金的支付压力平摊到未来许多年，逐年支付。换言之，此时的城邦国政府必须找到把未来许多年的税收提前变现的办法，必须做长期融资。按照Geoffrey Poitras 于2000年出版的《The Early History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478-1776》一书的介绍，1262年，威尼斯政府是第一个把众多短期债合到一起，由一只意大利文称为“Mons”的长期债券基金持有，然后再把该基金的份额按股份证券的形式分售给投资者，这种股份的意大利文名称“Prestiti”，它可以在公众市场上随便转手交易。这算是现代资产证券化、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及公众基金的前身。当时的意大利人当然没想到这一创新的意义所在。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发行的Prestiti从1309年至1502年的年度价格序列，是世界至今能找到的最早证券价格时间序列。 起初，威尼斯的Prestiti只有威尼斯人可以买卖。到14世纪中期，外国人也可买卖这些债权基金股份，并很快成为特别受西欧人欢迎的投资品种。 由城邦政府以未来税收做质押向大众发行公债这项证券技术，在13、14世纪从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热那亚往西欧其他国家传开。出于公共设施建设和战争的融资需要，法国的赛力散、荷兰的弗里敦城邦政府于13世纪末发行人寿年金债券，法国国王也偏好通过出售年金债为战争融资。到16世纪中叶，意大利、法国、荷兰、德国已发展出有相当规模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公债市场。以法国为例，到1576年，其国债总额达1亿法郎，到1595年为3亿法郎。在当时，这种债券市场规模已是非常大。英国的公债市场起步最晚，那是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的事。 随着债券市场在16世纪的进一步发展，期货和期权交易于1550年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证券交易所、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出现，进一步推动证券市场在西欧发展。 因此，到16世纪末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从美洲大举运回金银的时候，意大利、法国、荷兰、德国、比利时等西方国家将未来收入、将资产证券化的能力已非常强，他们已有能力把未来的收入变成那时的钱，有很强的“生钱”的能力。按照上两次本栏的话说，他们已经比世界其他国家更有“钱”了。 公众证券市场那么早在西欧发展，而不是在中国或其他国家出现，其根本原因是当时西欧城邦国家要不断为战争融资。由于到13世纪这些城邦国家的王权已受到公民一定的约束，不能随意向老百姓加税，所以公债差不多是他们唯一可行的资金来源。相比之下，像当时中国这样的专制王朝就没有受到这种约束，也就不必采用国债融资，结果，证券市场那时就不会出现在中国。 有一种说法是，16、17世纪从美洲掠夺过来的白银给西方国家提供了大量通货，这种通货使西方的跨国贸易能更顺当地进行，我们等会再回到这个问题。但，我们首先需要看看在美洲白银到来之前西欧国家的商业信票发展情况，特别是跨国贸易是靠什么结算的，这种发展的历史意义也非常大，因为证券解决的是不同时间之间的价值交换问题，而商业信用票据解决的是不同空间地点之间的价值交换问题，是两类不同的金融技术。 随着中世纪后期西欧商业的快速发展，跨地区贸易规模上升极快。到11世纪左右，中国宋朝发明了纸币，但欧洲还没有。由于西欧城邦国家极多，金属货币繁多，如果每笔交易都用硬币支付，而且要求当面点清，这对于规模越来越大的跨地区贸易会是一个大的挑战，硬币结账不仅会太重，并且运输也太危险。从12世纪开始，西欧的城邦定期在法国里昂和香槟、意大利佛罗伦萨、瑞士日内瓦、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商业中心举办交易会，这些交易会不仅每次交易量大，而且也进一步促进跨地区贸易的提升，这些商业发展当然推动了商业银行业务的增长。  商业银行信用票据就是在那时问世的2，也是现代银行的起源，这些金融技术归功于佛罗伦萨的意大利银行家。他们的商业汇票跟19世纪初出现的中国山西票号的作用是一样的，只不过在时间上早700年。其运作方式大致是这样，如果在里昂的张三向威尼斯的李四买进一万件衣服，而威尼斯的王五要向里昂的宋六买5000千张油画，在没有银行的情况下，这两笔交易不仅难做（到底先付钱还是先发货的问题，双方可能都难以相信对方），而且即使双方愿意做，张三要把硬币从里昂运到威尼斯，而王五又要把硬币从威尼斯运到里昂。相比之下，如果由美第奇银行（Medici Bank）为他们提供信用证或汇票，张三和王五可能谁都不用运了，并且法国和意大利各自可以有自己的货币。实际的情况可以比这复杂得多，只要美第奇银行在西欧各商业中心设有分行，这些商业交易可以是多边、多国之间的。  从13世纪到16世纪，意大利银行和犹太人钱铺基本垄断了西欧商业银行业务。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整个中世纪，基督教禁止有息借贷，但这一点并没妨碍意大利人，特别是没妨碍意大利的伦巴第人（Lombard）去从事放贷和商业银行业务，以至于从那时开始欧洲人把“伦巴第人”和“商业银行”用成同义词，连英文中的“银行”Bank 一词都来自意大利文的“banco”（意思是“板凳”，因为银行业者最初是坐在板凳上提供经营钱币业务的）。当然，在犹太教中没有禁止有息放贷，所以犹太人也是欧洲中世纪主要的银行家群体。 因此，在16世纪西班牙从美洲掠夺金银之前，西欧商业银行的发达程度已非常高，也足以解决跨国贸易的货币支付问题。当然，有更多的白银能帮助他们与其他洲做贸易，但是，这些白银对西欧外贸的进一步发展不是决定性的。 一个佛罗伦萨家族的故事就能帮助我们理解西欧商业银行到16世纪的发达程度。美第奇家族从13世纪开始在罗马、佛罗伦萨办银行，当时欧洲商业是这么发达，以至于到1420年美第奇已是意大利、甚至欧洲最富的家族。这个家族的财力这么强，在14世纪之后，它的子孙不仅多次成为佛罗伦萨的首脑（gonfaliere），还出过三个罗马天主教教皇。美第奇家族对意大利文艺复兴、对欧洲走出中世纪、对现代科学有着根本性的贡献。考细摩·美第奇在15世纪投入大量财力收藏、翻译、出版被遗忘两千年的古希腊著作，建立欧洲最大的图书馆，帮助欧洲走出黑暗的中世纪。出资培养了许多大画家与雕塑家，包括米开朗基罗、弗拉·安其里柯、布鲁勒斯基、丹勒特罗、乌切罗、建筑家阿尔贝蒂等，这些大师都是文艺复兴的象征。科学史上的伽利略（1564-1642）是美第奇家族的家庭教师，在美第奇家族的资助下做出了关于地球与太阳的关系及其他天文和物理学的发现。 如果没有美洲的白银，西方国家在17世纪后会怎样？这种历史假设当然无法做。但是，如果说西方的兴起或崛起靠的是从美洲掠夺过来的白银，或者说现代金融证券技术也是发生在西方掠夺白银之后，那显然忽视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1330 — 1530年）在商业、金融、文化、科技及相关制度方面的发展，也没有领会到古罗马留在西方的民主法治思想，那些发展给了西欧以超前的制度资本和实力。在几何、数学、天文、物理、希腊哲学等研究和教育方面，巴黎大学早在1200年、牛津大学在1214年、剑桥大学在1231年、皮萨大学在1338年成立，这些发展是在美洲大发现之前，但为西方后来的科技发明培养了必要的人力资本。 一个国家的货币化能力或者说“钱”的多少是其制度资本的具体表现，它的“钱”能否成为“国际货币”也决定于其制度资本。没有哪个国家天生就掌握“国际货币”的发行权，而是哪个国家有着世人公认最可靠的制度，它的“钱”就值钱。 西班牙与英国：西方国家中不同的故事 说到“西方”，我们（包括笔者）通常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英国等所有国家都包含其中，好像它们都一样且同为一体似的，所以如果是西班牙掠夺了美洲金银，那就是“所有西方国家都掠夺了金银，并且都得到同样一份好处”。这显然很荒唐。 事实上，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并没参与掠夺中美洲的金银，主要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做。但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得到这些财富以后怎样呢？我们不妨看看。 葡萄牙的亨利王子一辈子致力于航海探险，从1418年开始每年带领船队出海。到1480年，葡萄牙已成功地与印度、中国做过数次海运贸易。为了与葡萄牙竞争，西班牙王室于1484年之后开始出资支持哥伦布从大西洋往西航行能更快到达中国的设想。当然，西班牙同意出资有一个前提：所有这些都是以王室的名义，任何利益也由王室所有。换言之，这种海洋贸易只能是“国营”。1492年8月3日，哥伦布带着三只船从西班牙由大西洋向西航行。海上颠簸两个多月后，于10月12日到达中美洲的巴哈马岛。后来人们发现哥伦布找到的不是中国，而是一个新大陆。哥伦布回到西班牙后，王室惊喜万分。这是西班牙帝国迈开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接下来的数年里，西班牙占领了众多的中、南美洲土地，并很快从殖民地运回大量金银财宝，供王室挥霍。同时，大西洋贸易的权利由王室和权贵阶层垄断，其他社会阶层的人没有机会参与海外发财，限制了不同社会阶层间的流动性。 但，无论如何，这些金银使西班牙从16世纪中到1640年成为世界之最强，于1580年征服葡萄牙。在1640年之前，西班牙帝国的版图包含了墨西哥等中南美洲多数领地、葡萄牙、德国、荷兰、意大利南部、西西里、以及包括菲律宾在内的部分亚洲国家。但是，就像蒙古统治的元朝一样，好景不长，1640年葡萄牙首先独立，西班牙帝国开始衰败，一直到最后一个独裁者——佛朗哥将军在1975年去世之后，才结束长达三个多世纪的专制和连续不断的战争。西班牙是最后一个走出专制的西欧国家。 1215年即通过了《自由大宪章》的英国的经历则不同，它是由民间自发参与大西洋贸易，而不是王室出资靠“国营”。到十六世纪中叶，英国的冒险家看到葡萄牙与西班牙的海洋贸易成功，也开始蠢蠢欲动。但在当时，民间冒险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所需要的资本从哪里来？既然从民间融资，而每次航行又需要大量资金，那么有什么办法可吸引众多投资者参股呢？一种办法是把贸易公司的股份分细，让众多人可认购。第二个问题是：这种航海贸易的风险太大。根据当时的技术和西葡两国的经验，航行一趟中国、印度需两年以上的时间，等回到欧洲时不仅一些船只沉没，而且有时会有一半以上的船员沿途死去（因为病毒、海浪等）。那么，如果由众多个人共同参股集资，股东们的责任必须是有限的，也就是，每位股东的责任最多是损失掉所投入的股金，不承担更多的风险（亦即，即使有船员在途中死去，股东的责任也是有限的）。这种高风险海洋贸易为现代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出现创造了环境，这种融资模式是英国海洋贸易的主要企业组织形式。当时没想到，“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这一制度创新居然为随后几百年的股市发展埋下了种子。通过细化后的股份交易，不仅帮助探险创业者融到大量资本，而且以一种高效率的方式把海洋贸易风险分摊到众多投资者身上，达到“人均风险小，总体风险大”的经济效果。 第一个在英国批准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是1555年的“莫斯科公司”（The Muscovy Company），其目的是组建船队，探索从大西洋往北穿过俄罗斯、然后走向中国与印度的航线。但，到1630年莫斯科公司便消失。 1584年成立的“弗吉尼亚公司”（The Virginia Company）从七百多名股东手中融到大量资金，其招股书（可能是世界史上第一份招股书）声称，公司的目的是开发北美洲，展开横跨欧洲、亚洲、非洲与北美洲间的贸易。该公司后来确实于1607年到达今天美国的“弗吉尼亚”州，成功地占领了今天美国的弗吉尼亚州等殖民地，在美国的建设中唱主角。 其他诸如“麻省公司”（The Massachusetts Company）、“非洲公司”等也都在那个期间相应成立，虽然这些早期英国公司在商业上基本都不成功，但它们都创造后来的世界历史。这也说明，作为大西洋、印度洋贸易“学徒工”的英国在整个16世纪只是处在尝试阶段。 真正成功的是1599年成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The East India Company）。该公司的创始股东有80人，他们选举产生了15人的董事会。1601年2月，东印度公司第一次由五只船组成的贸易船队驶向印度。该公司后来成为英国跨国贸易、经济扩张的主力军，一直运营到1873年才关闭。 这种“以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从民间融资，然后由民间经营外贸”的模式不仅保证商人有其独立经营海洋贸易的空间，也为英国后来的工业革命做好了公司组织形式上的准备（工业规模化创新与生产也是风险大，需要的资本也多），而且还带来了另一种意外的效果：既然大西洋贸易给这些股份公司带来利润，而这些公司的利益又由众多股东共享，于是，海洋贸易以及由此引发的相关服务与制造业务创造了一批非贵族出身的有产阶层。这些新的富有商人自然对他们靠冒险挣来的财富很看重，不希望王室通过随意征税或其他方式来剥夺、侵占他们的私有财产。 由于英国自1215年后就有了一个初步的代议政治制度架构，虽然这些新的富有商人们多数并无贵族背景，但他们可依赖代议制下的议会对国家立法与管治产生影响。新商人阶层对议会的影响逐渐转变为他们与王室间的利益和权力上的冲突。1629年，当时的查理一世国王一气之下解散议会，由他在无议会的约束下统治英国。随即，他开始大举征税，导致民间不满。他的专制好景不长，1642年发生英国大革命。接下来的国王——查理二世又开始复辟，试图恢复王室的各种专制特权，包括授予各类贸易垄断权。但他的复辟随后引发了1688年的光荣革命。革命之后又恢复议会制，并由新的议会从荷兰请来客籍国王——威廉三世（其妻为英国公主）。这实际上在英国建成了虚君共和制，限制了王权。 两次革命的结果是英国王权被大大削弱，但议会的权力大大增加，为一系列保护私有产权、保证公民平等贸易及经商机会等的立法创造了条件。两次革命之后，王室的财政与国家的财政开始分离，政党不能从事营利事业（不与民争利），人人都有权从事跨国贸易，确保致富机会人人平等。任何人都可以创业，可从海洋贸易致富，好处不被国家独享，贸易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英国当时的政治势力格局，新兴的富有商人成为十七世纪进一步制度变革的主力军。 国家持久繁荣靠制度，不靠掠夺 在王权受到制约的民主法治制度下，1688年后的英国债券市场、股票市场、银行业、保险业都迅速发展，使之在18世纪很快赶上并超过法国，成为世界最强的帝国。那时，英国的人口才1000万，只是当时清朝中国3亿人口的零头，但这并没阻止它主宰世界长达两个世纪。 我们看到，等英国人开始进入西欧海外扩张队伍并于1607年抵达北美时，他们能得到的是西班牙人不想要、气候相对恶劣、没有金银储藏的北美地带。他们没有像西班牙人那样掠夺美洲金银，但他们反倒持久繁荣，社会稳定。 一些同仁说，虽然是西班牙而不是英国在直接掠夺白银，但西班牙的白银最终还是流入西欧市场，有一些进入英国，那么英国也是因美洲白银起家的。——这种逻辑当然不能成立，只要英国是通过公平贸易让西班牙把白银支付过去的，那么英国还是靠国际贸易崛起的。否则，由此推下去，我们中国今天的崛起也是起因于西班牙从美洲掠夺来的白银了。 英国的“民营”跟西班牙的“国营”海外扩张方式所带来的结果差别还表现在其它方面。比如说，当年西班牙的殖民地国家（比如拉美和菲律宾）今天多数还贫困落后，社会到现在还不稳定，而英国过去的殖民地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到新加坡和香港，到南非，它们都在世界富国或地区之列，原来印度落后，但印度也因其制度加英语优势正在快速增长。英国和西班牙的经历差别说明了什么呢？—— 当初的美洲白银如果真是资本，那只能是“负资本”。注释：1 参见Geoffrey Poitras，2000年，《The Early History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478-1776》和Charles Kindleberger, 1993年，《A Financial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

西宁宝贝 发表于 2006-11-22 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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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宝贝 发表于 2006-11-22 21:33

陈志武：什么是美国资本主义的核心精神？ 提要：正是由于“投机”，美国股价不断上涨，股市交易兴旺。美国历史中出现过连续不断的股票泡沫，恰恰是这些股票“投机热”为每次大的科技创新提供了大量低成本的资本，使美国过去150多年中有千千万万个“百度”故事成为可能。       “投机”是所有资本主义的精神，也是财富创造的必要动力，美国的不同在于：其资本主义的核心精神不仅包括投机，还有活跃的股票文化。当年英国的百万富翁家族需要很多年才能积累起财富，而在美国，股市这个折现机器加快了财富的实现速度，股票的高流通性使美国的创业文化、创新文化以最快的速度发展，催生了美国式的快速技术变革。       如果美国社会不认同投机的价值，它也就不可能有发达的股票文化，也就不会有美国过去150多年的科技发明史。如果想把中国社会的创新能力激励得像美国的那样，正在进行的股权分置改革当然是必要的一步。            “百度” 公司股票于2005年8月5日在美国上市，其股价当天就从27美元的发行价上挑到120美元左右，使百度创始人李彦宏一下成为9亿美元富翁。当然，这故事还不止如此，百度上市的那天共诞生７名亿万美元富翁、上百名千万富翁与数量更多的百万富翁，他们中多数６年前还是学生。这太令人激动了！       这个故事的意义包括许多方面，我们不妨从它的示范效应来看，其核心是激发更多的投机动力，引发更多的创新。第一，看到股价在一天内可涨这么多，会有更多人愿意去股市投机，增加股市的交易量和流动性，为更多“百度”上市创造条件。第二，在股市上炒股并不是唯一的投机方式，毕竟靠炒股难以致富，而更能赚大钱的“投机”是去模仿百度的创业者，自己也去开一个新技术公司，做成后也像百度那样去上市。这是最大的投机，当然不一定成功，但看到百度的经历，谁不想去试试呢？连笔者自己也有点手痒痒的！第三，看到百度的成功，更多的风险投资基金会去找未来的“百度”们，把钱投给他们，由他们去花、去创造下一个“百度”或者几十个“百度”，风险投资者当然也是在投机。       由此，我们看到，“投机”是人之常情，也是各种技术创新的原动力，正因为科技创新是在“创新”，所以就有风险，去做有高风险的事就要有投机精神。我们中国人总喜欢把“投机”看成是非常负面的东西，谈到股市我们就想到要“抑制投机”，其实，如果没有投机，就可能只有“股”但不会有“市”。谈到房产市场，我们也想到要“抑制投机”，同样地，如果没有投机，也会只有“房”但不会有“市”，房子就没有“资产”价值。谈到人民币外汇市场，我们也说要“抑制投机”，等等。总之，说“你喜欢投机”意思是“你不务正业”、“你破坏这个那个”。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如果美国社会不认同投机的价值，它也就不可能有发达的股票文化，没有发达的股票文化也就不会有美国过去150多年的科技发明历史。正是由于“投机”，在美国历史中就出现过连续不断的股票泡沫，恰恰是这些股票“投机热”为每次大的科技创新提供了大量低成本的资本，鼓励了进一步的技术创新。正是投机者的买卖才使股价不断上涨，使股市交易兴旺，这才使美国过去150多年中的千千万万个“百度”故事成为可能。           美国市场经济与英国的核心差别           当然，“投机”不只是美国资本主义的精神，而是所有资本主义的精神，也是财富创造的必要动力。不同的地方在于：美国资本主义的核心精神不仅包括投机，还有它活跃的股票文化。       还是以百度上市为例。我们试想一下，如果百度的股票没有上市或者根本就像中国的法人股那样不能交易，其创始人李彦宏的百度那怕再成功，他的成功果实 —— 财富也只能靠未来许多年的利润一年一年地实现，那是一种极慢的成功果实的实现过程。那种极慢的财富实现过程不容易产生强的社会示范效应，不能鼓励更多的人去创业、创新，也就会放慢整个社会的科技创新速度。但是，有了美国这样充满活力的股市，由于股票的市场价反映的是其未来收入流的总折现值，通过把百度股票以今天的股价卖出，百度的创业者今天就可把未来多年的收入流提前兑现，股市为创业者提供了一种提前兑现财富的机器。如果这些创业者愿意，通过提前兑现已建成的企业，他们还可继续其它的创业和创新，加快了各尽所能的速度，加深了各尽所能的深度。因此，股票的高流通性就是这样使美国的创业文化、创新文化以最快的速度发展，大大加快财富的创造速度。       这也是为什么当年英国的百万富翁家族需要很多年、甚至几代人才能富起来，传统社会的财富实现都需要漫长的岁月，但，最近成为9亿美元富翁的李彦宏才37岁，百度的其他亿万、千万富翁甚至大学毕业才几年，美国的盖茨、戴尔等都是30岁不到就成为亿万富翁。正是股市这个折现机器加快了财富的实现速度。这些榜样当然也鼓励人们去发奋创新，是股市催生了美国式的快速技术变革。 ( <a href="http://www./" target="_blank">http://www.</a>* )     在今天看来，美国跟其它国家比有着最快、最深的财富兑现机器，但当年的英国比任何国家更具备条件发展出这样的兑现机器，为什么英国没能做到这一点呢？美国的“股市”机器又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           英国是如何错过股市发展机会的？           随着英国在16世纪后半叶加入海洋贸易的行列，它的金融业得到极大的推动，到18、19世纪其金融发达程度领先世界，只不过其重点集中在银行、保险和债券市场上，而不在股票市场上，尽管股票交易在同期也有不小的进展。从需求角度讲，从17 世纪一直到19世纪末，英国主要是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简单的商品贸易。原因很简单，在英国本土人口少，特别是18世纪末在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又偏偏使他们具有大规模的生产能力，他们生产太多的东西在本国没法消费完，就必须运到国外、找海外市场。正因为英国在海外扩张仅仅是伴随与商品有关的简单外贸商业，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英国当时对金融的需求主要停留在保险和信贷业，而且短期交易的很多。       之所以英国当年的债券市场能够非常发达，是因为17世纪至19世纪英国政府需要大举国债，为其海军建设融资，这种因扩军而产生的政府融资需求促使债券市场最先在英国、荷兰等西欧国家发展，以至于伦敦证交所到1843年时超过90%的上市证券是债券，包括公债、公司债和外国政府债，股票交易只占不到10%的第二位。换句话说，在18、19世纪英国盛世时期，其金融的特色主要是以银行、保险和债券市场而定义的。     实际上，英国当年有机会实现美国式的股市资本主义。在那里，股票交易从1555年左右就开始，17世纪末期股票交易在伦敦越来越火，到1720年的“南海股票泡沫”（South Sea Bubble）达到顶峰。但，那次股票泡沫使英国议会通过一项严格限制股份有限公司的法案（The Bubble Act），要求所有新公司上市前必须得到议会的通过，就像今天中国公司上市要先得到证监会批准一样。该法案从根本上厄杀了英国股市的进一步发展，使伦敦股票交易沉闷130余年，直到1850年后才重新复苏。从某种意义上，那项法案把以股权文化为中心的创新经济留给了后来的美国。           美国股权文化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1776年美国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中独立出来，从那时一直到1850年左右，其早期金融发展基本是复制英国和荷兰的金融，也就是侧重发展银行、保险和债券市场，同时也开始股票交易。从19世纪初开始，美国将英国工业革命初期中推出的新技术很快地学过来，更确切的说，先是把英国的纺织机械化技术学过来。       最初，股市发展缓慢，1800年时美国共有335个股份有限公司，除了6个跟生产制造有关以外，其它公司全都是桥梁、土木工程和水利工程公司（占245个）以及银行与保险公司（67个），股票投资者也很少。第一个现代纺织业公司是成立于1813年的“波士顿制造公司”，但该公司到1850年也不过有123位股东。因此，到那时美国股市的发达程度也非常有限，跟英国的证券市场类似，美国的证券市场也主要以政府公债和公司债为主。     英国金融是受海洋贸易而激发起来的，而以股市为特色的美国金融则是围绕科技创新而起的。最初的起点是交通运输技术。1820年代在世界上开始出现蒸汽轮船，远洋运输从帆船改成汽轮，在运输技术上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人们发现蒸汽船再强大也没办法上陆地，这样一来外贸以及国内贸易就基本上围绕着有水、有海的地方发生，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经济最初是在东海岸崛起，比如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原因就是这些城市挨着大西洋。     现代火车大约于1804年在英国发明，第一条实用火车线于1825年建于英国。火车的实用对当时的世界带来全新的希望，使最热的科技题目由海运转向铁路。人们发现，有了火车技术，只要把铁路在全美国各地修遍，经济发展就不再只局限在沿海地区了，可以向内地的很多地方扩张。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显然是个新时代的开端。我们现在都谈互联网技术可以改变世界，那个时候人们则认为火车可以改变世界。     在铁路技术概念的刺激下，19 世纪中期大量美国铁路公司在新英格兰、芝加哥等地方相继成立，大家认为应该修很多的铁路把美国各地都串通起来，每个人都觉得铁路是新世界到来的象征。所以，那时在纽约和波士顿掀起了购买铁路股票的热潮。于是，1860年后美国交易的多数是铁路公司股票。从另一个角度讲，正因为当时这么多人非理性的对铁路股票狂热，才使美国的证券市场开始从过去的债券市场变成真正的股票市场。如果没有那一次股票热的冲击，美国的证券市场可能还要等很多年才能转变。再者，那次铁路股票泡沫把股价炒得很高，使不少铁路股票像今天的“百度”一样成为广泛关注的故事，不仅催生创业文化，而且为当时愿意冒险创业的人提供非常便宜的资本。     接下来的新概念就是1875年由美国人贝尔发明的电话，随后贝尔创立“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的前身——“贝尔电话公司”，在美国推广电话的使用，AT&T 于1891年上市，其股票很快被炒得火热。同期间，另一位大发明家——爱迪生于1878年成立他的“爱迪生电气照明公司”，并于次年发明电灯泡，随后发明发电机以及商业供电厂。他的公司在1892年与另一家电力公司合并成立今天美国最大的“通用电气公司”（GE），该公司的股票于1902年在纽约上市交易。       19世纪末期围绕着电话和电力技术的创新，使人们的关注目标由原来的铁路转到电话与电力概念股上来。这期间，还有石油和钢铁股票也是股市炒作的热点。当然，除了这些令人激动的观念股推动着美国股票文化的快速发展外，这里还不得不提到JP摩根，在他于1870至1905年间改变美国证券业之前，华尔街证券公司都规模很小，往往只有几位合伙人的资金组成，能销售的证券发行量很小。但是，JP摩根于1871加入投行公司——Drexel, Morgan and Company之后，随即对各类大大小小的铁路公司进行整合，通过一系列并购把它们组合成几个实力较强的大公司。他的技能是如此的高超，1895年他把其就职的Drexel, Morgan and Company重组为他自己的公司—— JP Morgan and Company。之后，他成功整合“通用电气公司”并把其股票推向股市。他最大成名作之一是于1905年左右，他找到足够多的资本将众多美国钢铁公司合并，成立“全美钢铁公司”(US Steel Corporation)，创造美国历史上第一个10亿美元公司。     JP摩根把美国证券公司的销售能力和投行理念提高到新的层次，他的最大贡献是把证券公司的业务从简单的证券经纪上升到包括行业、企业整合的策划与融资全套服务，他创新了现代投资银行的理念。从这个意义上，JP摩根对美国股市文化在更广泛社会中的推动有着关键性的贡献。     1910年以后又出现了新的投机概念——汽车，例如福特汽车就是此时期炒出来的。不幸的是，1910到1929年间的汽车股票泡沫最终以著名的1929年大股灾结束，接下来的经济危机使美国股市沉闷多年。到了1980年代，才又出现了大家熟悉的电脑股票热，因特尔、微软等公司是这时期的代表作。到1990年代则是互联网股票热，等等。过去150年里，美国股市几乎是一部连续不断的股市热潮史，这背后当然是一部部财富创造的故事，同时也一波一波地把美国股市推向成熟，使它的定价和融资能力达到多方位的深化。           对中国的启示           1978年以前计划经济下的中国不存在真正的金融。经过过去20几年的恢复，到今天也谈不上中国的金融到底是更像当年的英国还是今天的美国金融，因为中国银行体系有它固有的问题，股票市场也有它自己的问题。所以，改革的路还很远.     就以时下讨论得比较热的股权分置问题来说，从上面谈的百度故事以及美国金融的特点中我们看到，股票的可流通性是股票生命的根。如果股票不能流通，股票因此没有“市”，那么正如上面所说的，中国的股票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股票”了，既不能像美国股市那样加快财富的实现速度，也不能催化创新文化的发展。当初出于抑制“投机”的考虑，让法人股和国有股不能流通。那时没想到鼓励有能力“投机”的人去“投机”是股市深化的必要条件，也没想到16世纪荷兰人和英国人推出“股份有限公司”的用意之一正是为了便于人们去投机。如果想在中国培养更强的创新、创业精神，把中国社会的创新能力激励得像美国的那样，那么正在进行的股权分置改革当然是必要的一步。     在我们发展自己的股市的同时，中国有创新精神的年轻人今天还不妨继续享受金融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先创业，成功后去美国上市，利用美国现成的未来收入流折现机器提前兑现你的创业成果！——看到李彦宏的故事，笔者也狠不得自己再年轻15岁，谁不想试试！     当年英国盛世靠的是它的海外商业贸易，而美国盛世靠的是它的科技创新。这两种特色所需要的金融支持也不同：前者需要的是债务、银行和保险，而后者需要的是以股票为代表的风险资本。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比当年的英国更需要一个活跃、发达的股票交易和股权融资市场。那么，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金融？           作者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作者感谢周程对此文提供的帮助。 本文刊登于《新财富》2005年9月号

周熙发表于 2006-11-23 00:56

说出诚恳的话，这些年我读些网络好文章，感觉自己比读几年大学硕士博士的还经济．
[align=right][color=#000066][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1-22 17:01:30编辑过][/color][/align]

章启晔 发表于 2006-11-23 05:19

[QUOTE]毕竟大多数外国人是不懂英语的呀，严谨，章先生行文很严谨。[/QUOTE]如果再严谨一些，你可以直接说美国人看不懂，不信你把他的中文大作译成英语寄给耶鲁申请教职。

章启晔 发表于 2006-11-23 05:20

[QUOTE]章老师不是影射自己吧,有意无意的把孜孜不倦做一下对比的,呵呵[/QUOTE]中国人身上都有，我当然也有，只不过比你早认识到并采取措施加以控制而已。因此，对你来说，我只有狂傲，绝不会自卑，你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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